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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峰，又名林焕芝（1911-1969），广西苍梧县夏郢乡（今梧州市万秀区夏郢镇）德安村人。林秀峰爱国爱乡，任民治乡小学校长期问，逢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乡村自卫队，多次抗击来犯日军，深受乡亲拥戴，因抗日有功，抗战胜利后受地方当局嘉奖。
林秀峰出生于一个家底殷实的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考入岭南大学。大学期问，富有爱国思想的林秀峰积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抗议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地方当局列入逮捕镇压对象，当警察进入校同实施抓捕行动时，机敏的他带着同学从下水道逃出避难。
大学毕业时，正值日本侵华加剧，困难当头，林秀峰没有找到国作。他从事盐业买卖的父亲林敬堂要求他在梧州助其从商，但他不听。无奈，林敬堂只好求在困民革命军广东某部队当网长的四弟林武相助，招林秀峰入伍从军。见林秀峰气宇不凡、知识渊博，林武把林秀峰送到当地军校受训，结束归队后让他当副官。
1935年秋冬，林秀峰因不满当局消极抗日，辞官退伍返回梧州。他既不投靠当局军政，也不帮父亲从商，而是问到自己生长之地夏郢民治乡，当一名小学老师，并任校长。他努力为家乡办事，想方设法改善办学环境：广泛动员各方力量捐钱出力、献砖献瓦，把学校从庙宇祠堂整体搬迁到思婆山（现德安小学），既解决教室紧缺的问题，又避免学校常年受水淹之患。此举得到乡民的支持拥护和信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秀峰从报刊和电台听到大片国土沦陷、国家危难、人民遭殃的消息，愤慨焦虑，彻夜难眠，萌生组织乡民保家御敌的强烈念头。他常对乡亲说：“天下者，黎民之天下;国家者，困民之国家;地方者，我们的地方，我们不保谁保，我们不干谁干！”
民治乡地处桂江河边，位于夏郢西南7公里。除儒岩村在夏郢桂江东边与梧州富民村紧连，其余的3个村在桂江的西面，无船不通，乃天然屏障，是易守难攻之地。全乡总面积30多平方公里，从宦家湾码头至旺坡村，河流呈“7”字形弯弓状，全长16公里。西面崇山峻岭，东面丘陵平阔。大部分民众务农为主，少部分人从事经商、捕鱼打猎、小手工业造船修艇和打铁制钉等，生活水平在当时较其他地方高些。但该乡有4个甲（村）20多个电（自然村）10多个姓，生活水平不一，田山纠纷多发，宗派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复杂，多有械斗、群殴发生。怎样才能把全乡700多户4000多人团结、统一起来安内攘外，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林秀峰的心头。
当时梧州地方政府贯彻实施“军、政、教三位一体制”，各乡设中心校，由乡长兼校长并兼后备队大队长。林秀峰授命于危难，三职于一身。他凭着白己岭南大学毕业、在军队当过军官的声誉，同夏郢乡陈况乡长沟通，建议充实夏郢民团，为只有12人、缺乏枪械的队伍配足枪支弹药。此外，他鼓动各个小乡白建自卫队，既为维护地方治安也为武装抗日。
1939年，林秀峰率先在民治乡成立一支43人的白卫队，并亲任队长。他进村人屯，走家人户，与村长、甲长、族长、教头（各村姓武馆教头）商量，为抗日筹粮筹钱。他在第一次村长、甲长、族长、教头会议上说：“我们民治乡，地处桂江河边，俗话说‘街边仔’‘步头鱼’，我们不是‘街边仔’，但我们是‘江边仔’。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随船而上随艇而流，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受欺负。今天，日本人侵略中国来犯我们，很快就会殃及大家，抓夫拉丁抢财物，大家是听到了，也知道了。如果他们侵犯我们，我们能容忍得了吗？”大家纷纷表示决不容忍，加入自卫队。很快，自卫队粮食的筹集和银圆的补助得到落实，至于枪支弹药，林秀峰则暗示白有办法解决。
曾是该自卫队员的蒙水泉后来忆述：这支队伍初建时，有2支驳壳枪，41条“七九”枪，手榴弹子弹若干。当时枪支弹药解决办法有3个：一是从夏郢乡里领10支枪，二是向相邻的平浪乡借8支枪，其余的由林秀峰通过其叔父林武等解决。
通过林秀峰的劝导和协调，各方消除成见和隔阂，打消各白为主、自立山头的念头，各村屯、各姓氏、各武馆协会空前统一和网结，民治乡一盘散沙、矛盾多发、纠纷不断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
有了人员、组织、装备，接着就要解决队伍能打能战的问题。林秀峰把过去当副官的经验和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全面应用到自卫队组织和训练上来。开训的第一天，他一个个问话，一个个谈心，问怕不怕死，怕死的可以不参加，可以回去。他说，今天我们是守住自己的大门口，保卫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吃的可以保障，每人每月45斤大米，这是我和村长、甲长定的;钱不多，目前只能每人每月发6块银圆。结果，40多名队员无一退缩。紧接着，他组织队员开展40多天的集训，把步兵操典、技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等知识结合现实传授给每一位队员，主要是练习射击、刺杀、投弹和防御，掌握步枪、手枪、手榴弹的本领，其次是请各武馆教头施教，练习拳脚、散打和飞镖，并加强纪律性训练。林秀峰还带领队伍发动群众到江边构筑工事、挖防空洞。
1937年9月，侵華日军军机第一次轰炸梧州高旺机场，此后又多次入侵梧州狂轰滥炸，造成梧州大量平民伤亡，财产损失惨重。许多人纷纷涌向郊区、农村、山区投靠亲友，躲避轰炸，当时仅林村就有138人到民治乡避难。林秀峰看在眼里，痛在心头，说：“你们到我们这地方避难，说明你们对我的信任，我们决不会让你们在这里被鬼子欺负。”
1944年9月，敌军侵入梧州后，到处抓丁拉夫，抢粮、抢物、杀掠牲畜，多次进犯夏郢民治，受到夏郢自卫队的坚决抵抗。敌军把这支民问抵抗武装视为眼中钉。
1944年11月上句，敌军派出4艘机动艇沿江而上，另派80余名日本兵从鱼岐岭爬山进入儒岩。在龙门社（德安林村对岸）炮击居民，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林村江岸上的蔗林、榕树、房屋。防守在江边以大榕树、防洪堤、竹根下作掩体的自卫队，派人回村转移村民和难民到德心冲（又名豹咬冲）一带隐蔽，同时，由林秀峰率领队伍与敌军激战。自卫队同守在江边，发现敌军企图渡江，就以密集火力打击，数次阻击敌军过江，为村民转移赢得时问，双方激战几个小时。终因敌强我弱，加上林秀峰被敌军炸弹炸伤左脚，自卫队被迫撤离回德心冲。敌军乘虚而入，渡船过江，进村抢粮、抢物后返梧州。
1944年11月下旬，敌军再次进犯民治，派出两艘机动艇共30多人沿江而上。当敌军进入民治乡所辖的宦家湾码头，被自卫队岗哨发现，哨兵向天鸣枪报警。敌军以为是自卫队向其开枪，即在船上往哨兵方向扫射。3公里外的自卫队听到枪声后，林秀峰一面派出10人小分队回各村屯转移群众，一面集合余下队员到林村所构筑的工事。当敌艇进入有效射程后，自卫队所有火力集中开火，将1艘敌艇打坏。激战中，受创敌艇逐渐沉入水中，艇上敌军慌忙弃艇向对岸游去。另一艘敌艇见势不妙，转头逃跑。林秀峰发出冲锋号并率领队伍冲下江边，队员凭着自己熟悉水性，三下五除二地在水里活捉2名日军，把他们押到林村伽蓝庙审问。懂日语的林秀峰经过审讯得知一人叫片山三郎，另一人叫铃正三郎，两人供认此次来犯目的主要是消灭林村自卫队、抢粮食等财物。审问结束后，林秀峰把这两名俘虏送到苍梧县府处理。
这一消息很快就在梧州传开，得到梧州各阶层人士的赞誉。民治乡民众无比兴奋，拍手称快，有拿酒送肉来奖励的，更有送小伙子加入自卫队的，很快，自卫队发展到83人。
1945年8月，梧州光复。当地政府为积极抗日的林秀峰请功，林秀峰被委任为梧州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侦查队队长，后任梧州市城南镇镇长、桂东游击队第五支队队长。
1949年9月，林秀峰随败退的国民党官员离开大陆定居香港，1969年10月病逝，享年58岁。
林秀峰出生于一个家底殷实的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考入岭南大学。大学期问，富有爱国思想的林秀峰积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抗议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地方当局列入逮捕镇压对象，当警察进入校同实施抓捕行动时，机敏的他带着同学从下水道逃出避难。
大学毕业时，正值日本侵华加剧，困难当头，林秀峰没有找到国作。他从事盐业买卖的父亲林敬堂要求他在梧州助其从商，但他不听。无奈，林敬堂只好求在困民革命军广东某部队当网长的四弟林武相助，招林秀峰入伍从军。见林秀峰气宇不凡、知识渊博，林武把林秀峰送到当地军校受训，结束归队后让他当副官。
1935年秋冬，林秀峰因不满当局消极抗日，辞官退伍返回梧州。他既不投靠当局军政，也不帮父亲从商，而是问到自己生长之地夏郢民治乡，当一名小学老师，并任校长。他努力为家乡办事，想方设法改善办学环境：广泛动员各方力量捐钱出力、献砖献瓦，把学校从庙宇祠堂整体搬迁到思婆山（现德安小学），既解决教室紧缺的问题，又避免学校常年受水淹之患。此举得到乡民的支持拥护和信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秀峰从报刊和电台听到大片国土沦陷、国家危难、人民遭殃的消息，愤慨焦虑，彻夜难眠，萌生组织乡民保家御敌的强烈念头。他常对乡亲说：“天下者，黎民之天下;国家者，困民之国家;地方者，我们的地方，我们不保谁保，我们不干谁干！”
民治乡地处桂江河边，位于夏郢西南7公里。除儒岩村在夏郢桂江东边与梧州富民村紧连，其余的3个村在桂江的西面，无船不通，乃天然屏障，是易守难攻之地。全乡总面积30多平方公里，从宦家湾码头至旺坡村，河流呈“7”字形弯弓状，全长16公里。西面崇山峻岭，东面丘陵平阔。大部分民众务农为主，少部分人从事经商、捕鱼打猎、小手工业造船修艇和打铁制钉等，生活水平在当时较其他地方高些。但该乡有4个甲（村）20多个电（自然村）10多个姓，生活水平不一，田山纠纷多发，宗派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复杂，多有械斗、群殴发生。怎样才能把全乡700多户4000多人团结、统一起来安内攘外，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林秀峰的心头。
当时梧州地方政府贯彻实施“军、政、教三位一体制”，各乡设中心校，由乡长兼校长并兼后备队大队长。林秀峰授命于危难，三职于一身。他凭着白己岭南大学毕业、在军队当过军官的声誉，同夏郢乡陈况乡长沟通，建议充实夏郢民团，为只有12人、缺乏枪械的队伍配足枪支弹药。此外，他鼓动各个小乡白建自卫队，既为维护地方治安也为武装抗日。
1939年，林秀峰率先在民治乡成立一支43人的白卫队，并亲任队长。他进村人屯，走家人户，与村长、甲长、族长、教头（各村姓武馆教头）商量，为抗日筹粮筹钱。他在第一次村长、甲长、族长、教头会议上说：“我们民治乡，地处桂江河边，俗话说‘街边仔’‘步头鱼’，我们不是‘街边仔’，但我们是‘江边仔’。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随船而上随艇而流，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受欺负。今天，日本人侵略中国来犯我们，很快就会殃及大家，抓夫拉丁抢财物，大家是听到了，也知道了。如果他们侵犯我们，我们能容忍得了吗？”大家纷纷表示决不容忍，加入自卫队。很快，自卫队粮食的筹集和银圆的补助得到落实，至于枪支弹药，林秀峰则暗示白有办法解决。
曾是该自卫队员的蒙水泉后来忆述：这支队伍初建时，有2支驳壳枪，41条“七九”枪，手榴弹子弹若干。当时枪支弹药解决办法有3个：一是从夏郢乡里领10支枪，二是向相邻的平浪乡借8支枪，其余的由林秀峰通过其叔父林武等解决。
通过林秀峰的劝导和协调，各方消除成见和隔阂，打消各白为主、自立山头的念头，各村屯、各姓氏、各武馆协会空前统一和网结，民治乡一盘散沙、矛盾多发、纠纷不断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
有了人员、组织、装备，接着就要解决队伍能打能战的问题。林秀峰把过去当副官的经验和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全面应用到自卫队组织和训练上来。开训的第一天，他一个个问话，一个个谈心，问怕不怕死，怕死的可以不参加，可以回去。他说，今天我们是守住自己的大门口，保卫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吃的可以保障，每人每月45斤大米，这是我和村长、甲长定的;钱不多，目前只能每人每月发6块银圆。结果，40多名队员无一退缩。紧接着，他组织队员开展40多天的集训，把步兵操典、技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等知识结合现实传授给每一位队员，主要是练习射击、刺杀、投弹和防御，掌握步枪、手枪、手榴弹的本领，其次是请各武馆教头施教，练习拳脚、散打和飞镖，并加强纪律性训练。林秀峰还带领队伍发动群众到江边构筑工事、挖防空洞。
1937年9月，侵華日军军机第一次轰炸梧州高旺机场，此后又多次入侵梧州狂轰滥炸，造成梧州大量平民伤亡，财产损失惨重。许多人纷纷涌向郊区、农村、山区投靠亲友，躲避轰炸，当时仅林村就有138人到民治乡避难。林秀峰看在眼里，痛在心头，说：“你们到我们这地方避难，说明你们对我的信任，我们决不会让你们在这里被鬼子欺负。”
1944年9月，敌军侵入梧州后，到处抓丁拉夫，抢粮、抢物、杀掠牲畜，多次进犯夏郢民治，受到夏郢自卫队的坚决抵抗。敌军把这支民问抵抗武装视为眼中钉。
1944年11月上句，敌军派出4艘机动艇沿江而上，另派80余名日本兵从鱼岐岭爬山进入儒岩。在龙门社（德安林村对岸）炮击居民，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林村江岸上的蔗林、榕树、房屋。防守在江边以大榕树、防洪堤、竹根下作掩体的自卫队，派人回村转移村民和难民到德心冲（又名豹咬冲）一带隐蔽，同时，由林秀峰率领队伍与敌军激战。自卫队同守在江边，发现敌军企图渡江，就以密集火力打击，数次阻击敌军过江，为村民转移赢得时问，双方激战几个小时。终因敌强我弱，加上林秀峰被敌军炸弹炸伤左脚，自卫队被迫撤离回德心冲。敌军乘虚而入，渡船过江，进村抢粮、抢物后返梧州。
1944年11月下旬，敌军再次进犯民治，派出两艘机动艇共30多人沿江而上。当敌军进入民治乡所辖的宦家湾码头，被自卫队岗哨发现，哨兵向天鸣枪报警。敌军以为是自卫队向其开枪，即在船上往哨兵方向扫射。3公里外的自卫队听到枪声后，林秀峰一面派出10人小分队回各村屯转移群众，一面集合余下队员到林村所构筑的工事。当敌艇进入有效射程后，自卫队所有火力集中开火，将1艘敌艇打坏。激战中，受创敌艇逐渐沉入水中，艇上敌军慌忙弃艇向对岸游去。另一艘敌艇见势不妙，转头逃跑。林秀峰发出冲锋号并率领队伍冲下江边，队员凭着自己熟悉水性，三下五除二地在水里活捉2名日军，把他们押到林村伽蓝庙审问。懂日语的林秀峰经过审讯得知一人叫片山三郎，另一人叫铃正三郎，两人供认此次来犯目的主要是消灭林村自卫队、抢粮食等财物。审问结束后，林秀峰把这两名俘虏送到苍梧县府处理。
这一消息很快就在梧州传开，得到梧州各阶层人士的赞誉。民治乡民众无比兴奋，拍手称快，有拿酒送肉来奖励的，更有送小伙子加入自卫队的，很快，自卫队发展到83人。
1945年8月，梧州光复。当地政府为积极抗日的林秀峰请功，林秀峰被委任为梧州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侦查队队长，后任梧州市城南镇镇长、桂东游击队第五支队队长。
1949年9月，林秀峰随败退的国民党官员离开大陆定居香港，1969年10月病逝，享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