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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夏志清发表于一九五七年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首开重评张爱玲并肯定她在文學史上地位之先河，以后的若干年里，其影响一直在发酵中，而只有到水晶评论张爱玲小说的文章在七十年代初期陆续出来，才可以说是将“张爱玲热”真正点燃。
水晶原名杨沂，他自己就是作家，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学养，又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学批评训练。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细读、熟读张爱玲作品，运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发人之所未发，并以文采流美的笔致道出，令人耳目一新，如《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泛论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镜子意象》《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潜望镜下一男性——我读〈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篇，都颇受一些读者的激赏。如果说张爱玲的作品曾是一个废园，夏志清把人们引进去，接下来就是水晶对主要景观做了更细致、深入的讲解，从而逗起观众的浓厚兴趣，蜂拥而入，引发了下一波阅读与研究张爱玲作品的高潮。
水晶与夏志清并无师生关系，但在评论观点与方法上，前者对后者却有所承续，无怪乎夏志清要亲自操刀，为他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作序，称其评论“也是奠定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水晶这本书于一九七三年出版，之前，夏序即已在报刊揭载。水晶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拿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长篇《仕女图》做比较，在“序”中，夏志清就此谈了他的看法，认为“至少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这与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提法已有了很大改变，张爱玲较早即已从报上看到夏志清这篇“序”，当时写信给他，说“你写的序我看了感奋”，这里，“感奋”二字，多少别有一种意味，夏志清是感受得到的。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谈到《谈读书》，关于詹姆斯写了一长段，看上去有些突兀，却正是不吐不快。几十年之后，夏志清在为她的这封信做笺注时，还没有忘记他当时的体会：
爱玲信上写了詹姆斯一长段，直陈自己对其四篇小说之个别看法。
她眼光非常之准，看后牢记不忘或“非常喜欢”的那两篇——the Beastin in the Jungle （爱玲把in字误记成of，因为手边无书的关系）、Washington Square——也是评者一致叫好的杰作。但此段文字的主旨我想不在评论而在于告诉我和水晶：谢谢你们把我同詹姆斯相提并论，其实“西方名著我看得太少，美国作家以前更不熟悉”，即如詹姆斯的作品，看后有印象的只不过四五篇，长篇巨著一本也没有看过。假如你们把《谈看书》仔细看了，一定知道我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其代表作为《红楼梦》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说大师相比可能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179页）
最近出版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书不尽言》（台湾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二0二0年版），终于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揭开—其实，早在一九五七年，《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在《文学杂志》六月号发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中评论张爱玲的一章，由其兄夏济安译成中文），张爱玲读后，一方面为夏的“知遇”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对其评论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尽赞同。她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给邝文美的信中说：“《文学杂志》上那篇关于我的文章，太夸奖了，看了觉得无话可说，把内容讲了点给Ferd（按：其夫赖雅）听，同时向他发了一通牢骚。”（《张爱玲私语录》，156页）既然“发了一通牢骚”，当然并非“无话可说”，可是这话要到她与夏志清见面时才有机会说。六十年代中期，她有一段时间在纽约小住，与夏志清有几次见面机会，一九六七年，张爱玲还在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时，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就说：“跟志清在纽约见面几次，谈得格格不入，他对我的热心帮忙大概也到此为止了，过天仔细讲给你们听。”（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157页）现在看来，这个谈得“格格不入”的问题，即她与西方现代文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不应该把她拿来与西方作家相比较。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论，开了一个头，即开了用西方批评理论与方法评论她的作品，将她与西方现代作家做比较的头。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关于张爱玲的论述中，不只一开始就列出一串西方现代女作家的名单，以与之论高下，还处处可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等等的评判。虽然也说了“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却还是宣称：“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
然而，张爱玲自己并不认可这些看法。
她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很少有作家像她这样毫不掩饰地自称：“这两部书（按：《红楼梦》和《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魇·自序》）她自述：“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个不同。”（《论写作》，《流言》，82页）她并不喜欢新文学—“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184 页），倒是对传统世情小说和社会通俗小说屡屡表达她的喜欢之情—曾多次宣称：“我一直喜欢张恨水”（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105页），“也喜欢看《歇浦潮》这种小说”（见《张爱玲私语录》，60页）。外国文学方面，实在读得不多。她告诉水晶，她“只看过萧伯纳，而且不是剧本，是前面的序。还有赫胥黎（Aldous Huxley），威尔斯（H.G.Wells）。至于亨利·詹姆斯、奥斯汀、马克·吐温则从来没有看过”（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评说六十年》，153—154页）。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讲张爱玲读过的书，应该大体如实，他听张爱玲讲萧伯纳、赫胥黎、毛姆、劳伦斯，也提到她不喜欢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说：“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所以统未看过。”（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72页）到美国后，情况大抵依旧，她似乎并无什么意愿通过阅读以了解美国的文学创作潮流，选择自己的创作立场。即使是她丈夫赖雅的书，她也不看。他们坚持不买书，也不藏书，一九五八年，他们夫妇要前往亨廷顿·哈特福文艺营时，“趁这机会卖掉Ferd存在堆栈里的几千本书[大部分是American（ 有关美国的书）]”（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信，《张爱玲私语录》，163页）。往昔赖雅与西方现代文学大家如庞德、乔伊斯，戏剧文学大师布莱希特等都有来往，有的关系还甚为密切，其藏书中，当有西方文学可观的宝藏，倘若她有意漫步一下西方现代文学殿堂，这必是一条捷径，无奈她兴趣阙如。 她在美国时的一个阅读重心，还是在《红楼梦》《海上花》上，尤其是前者，她所谓“十年一觉《红楼梦》”，就是把大量时间“掼”在了《红楼梦》上。一九六八年，她到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做《海上花》的英译工作，有哈佛燕京图书馆为“近水楼台”，遂沉迷于《红楼梦》各种抄本、版本的比对与考证，也不只是利用图书馆的藏书，她还一改向来不买书的习惯，买了戚本《红楼梦》，并到处寻购甲辰本、庚辰本、甲戌本以及百二十回本等。除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有关的研究著作也是她的必读书，像赵冈《红楼梦新探》、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与红楼梦》等，也都尽搜来看，尽管意见或多相左，凡可取之处，她还很细心做笔记，甚至，霍克斯（Hawkes）翻译的《石头记》，她也以自己英汉双语的功力从阅读中挑出许多漏译和错译之处。她以十年时间精心结撰的《红楼梦魇》一书，尽管有如宋淇所言的“读者读完后始终没有捉到一个总印象”的缺点，但这位红学家也承认“书本身的价值是专为我们研究红学的人看的，不得不佩服你的熟极如流和眼光锐利”（《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371页）。她是主张《红楼梦》非自传而属创作和文学的，其由“心细如发”而得到的独特见地，在这一派的论述中，无疑也是另辟蹊径。
张爱玲对中国小说发展史有自己一套颇为成熟的看法，在她看来， “《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她由此非常重视《海上花》，在这部作品上也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先将其译为英文，又由吴语译成国语。她为国语本《海上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译后记，特别肯定《海上花》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令宋淇读后大为赞叹：“《〈海上花〉国语本译后记》已看毕，写得非常之好，是你近来的力作，大概你对此书浸淫数十年，深得其中三昧，别人没有一个写得出来，连我看后都为之convinced[确信]，对《海上花》估价提高了不少。希望此文可以令读者或多或少接受这本被遗弃的杰作。”（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书不尽言》，139页）張爱玲居美四十载，可以说大半时间都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即使是她所热衷的“社会小说”实验，其审美范式与创作原则，也基本来自中国传统写实小说。如果不是对本国文学传统始终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感和归依感，并与之保持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肯定是做不到的。由此也不难想见，对于有人将她生拉硬扯纳入西方现代文学谱系，并塞给她许多自己未曾知道的“洋货”，以充作“店招”，她会如何抵触和反感。
一九七0年九月的一天，水晶拿了夏志清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张爱玲，她并未应允，但给他留了电话。水晶为此怏怏之余，还写了一篇《寻张爱玲不遇》，言下有些牢骚。而到了次年，他将一篇新刊出的《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一文寄给她，六月初，接到她的短信，同意一见。与水晶这一次见面、交谈，居然长达七小时。她的谈兴很浓，话题甚广，涉及中国古典文学、新文学和西方文学，也谈到她自己的生活与创作。
其间，她就对水晶说：“《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水晶又问她写作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特别功用，“她没有做正面答复，只说，当时我只感到故事的成分不够，想用imagery[想象]来加强故事的力量”（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151页）。
这还都是免使这位访客尴尬的“皮里阳秋”的回答，而在知友宋淇的面前，她早就是另一种说法：“水晶那篇我不觉得被解剖，因为隔靴搔痒，看了不过诧笑。”（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张爱玲致宋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180页）在后来与宋淇的通信中，她甚至表达出，她对水晶的文学批评厌弃到了这种地步：“那本书我只跳着看了两页，看不进去”，“我不让姚宜瑛出《张看》，纯粹因为不愿摆在那本书旁边，可见我对它的意见”（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318页）。而和她有相同观点的宋淇则称水晶的书是“典型的研究比较文学而走火入魔的作品”（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宋淇致张爱玲的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252页）。在谈到《小团圆》的写法时，她更明确坚拒水晶那种文学批评的影响：“《小团圆》是主观的小说，有些visionary[幻想的]的地方都是纪实，不是编造出来的imagery[想象]。就连不动感情的时候我也有些突如其来的ESP[超感官直觉]似的印象，也告诉过Mae（按：即宋淇之妻邝文美）。如果因为水晶这本书，把这些形象化了的—因为我是偏重视觉的人—强烈的印象不用进去，那才是受了他的影响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318页）后来她又说过，她对水晶印象不好，对那次接受来访，她一直感到懊悔（一九八三年八月七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书不尽言》，175页）。
也许水晶对此并无什么敏感，他仍按自己的路数评论张爱玲作品，当然还是凿枘不入。张爱玲的《相见欢》等“新作”发表，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张爱玲就此写道：“亦舒骂《相见欢》，其实水晶已经屡次来信批评《浮花浪蕊》《相见欢》《表姨细姨及其他》，虽然措辞较客气，也是恨不得我快点死掉，免得破坏image。”（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私语录》，222页）
无论水晶再说什么，张爱玲都无好言相待，这就已经失去了文学批评的氛围，而堕入了怨恨的泥沼—这实在是为水晶和他的同道始料所不及的。
（《重述张爱玲—更新传记与〈小团圆〉公案》，金宏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水晶原名杨沂，他自己就是作家，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学养，又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学批评训练。他下了很大的功夫细读、熟读张爱玲作品，运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发人之所未发，并以文采流美的笔致道出，令人耳目一新，如《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泛论张爱玲短篇小说中的镜子意象》《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潜望镜下一男性——我读〈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篇，都颇受一些读者的激赏。如果说张爱玲的作品曾是一个废园，夏志清把人们引进去，接下来就是水晶对主要景观做了更细致、深入的讲解，从而逗起观众的浓厚兴趣，蜂拥而入，引发了下一波阅读与研究张爱玲作品的高潮。
水晶与夏志清并无师生关系，但在评论观点与方法上，前者对后者却有所承续，无怪乎夏志清要亲自操刀，为他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作序，称其评论“也是奠定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水晶这本书于一九七三年出版，之前，夏序即已在报刊揭载。水晶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拿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长篇《仕女图》做比较，在“序”中，夏志清就此谈了他的看法，认为“至少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这与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提法已有了很大改变，张爱玲较早即已从报上看到夏志清这篇“序”，当时写信给他，说“你写的序我看了感奋”，这里，“感奋”二字，多少别有一种意味，夏志清是感受得到的。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谈到《谈读书》，关于詹姆斯写了一长段，看上去有些突兀，却正是不吐不快。几十年之后，夏志清在为她的这封信做笺注时，还没有忘记他当时的体会：
爱玲信上写了詹姆斯一长段，直陈自己对其四篇小说之个别看法。
她眼光非常之准，看后牢记不忘或“非常喜欢”的那两篇——the Beastin in the Jungle （爱玲把in字误记成of，因为手边无书的关系）、Washington Square——也是评者一致叫好的杰作。但此段文字的主旨我想不在评论而在于告诉我和水晶：谢谢你们把我同詹姆斯相提并论，其实“西方名著我看得太少，美国作家以前更不熟悉”，即如詹姆斯的作品，看后有印象的只不过四五篇，长篇巨著一本也没有看过。假如你们把《谈看书》仔细看了，一定知道我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其代表作为《红楼梦》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说大师相比可能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179页）
最近出版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书不尽言》（台湾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二0二0年版），终于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揭开—其实，早在一九五七年，《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在《文学杂志》六月号发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中评论张爱玲的一章，由其兄夏济安译成中文），张爱玲读后，一方面为夏的“知遇”感到兴奋，另一方面对其评论的角度和方式也不尽赞同。她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给邝文美的信中说：“《文学杂志》上那篇关于我的文章，太夸奖了，看了觉得无话可说，把内容讲了点给Ferd（按：其夫赖雅）听，同时向他发了一通牢骚。”（《张爱玲私语录》，156页）既然“发了一通牢骚”，当然并非“无话可说”，可是这话要到她与夏志清见面时才有机会说。六十年代中期，她有一段时间在纽约小住，与夏志清有几次见面机会，一九六七年，张爱玲还在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时，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就说：“跟志清在纽约见面几次，谈得格格不入，他对我的热心帮忙大概也到此为止了，过天仔细讲给你们听。”（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157页）现在看来，这个谈得“格格不入”的问题，即她与西方现代文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不应该把她拿来与西方作家相比较。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论，开了一个头，即开了用西方批评理论与方法评论她的作品，将她与西方现代作家做比较的头。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关于张爱玲的论述中，不只一开始就列出一串西方现代女作家的名单，以与之论高下，还处处可见“她能和简·奥斯汀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她同简·奥斯汀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等等的评判。虽然也说了“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却还是宣称：“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
然而，张爱玲自己并不认可这些看法。
她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很少有作家像她这样毫不掩饰地自称：“这两部书（按：《红楼梦》和《金瓶梅》）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楼梦魇·自序》）她自述：“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个不同。”（《论写作》，《流言》，82页）她并不喜欢新文学—“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184 页），倒是对传统世情小说和社会通俗小说屡屡表达她的喜欢之情—曾多次宣称：“我一直喜欢张恨水”（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105页），“也喜欢看《歇浦潮》这种小说”（见《张爱玲私语录》，60页）。外国文学方面，实在读得不多。她告诉水晶，她“只看过萧伯纳，而且不是剧本，是前面的序。还有赫胥黎（Aldous Huxley），威尔斯（H.G.Wells）。至于亨利·詹姆斯、奥斯汀、马克·吐温则从来没有看过”（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评说六十年》，153—154页）。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讲张爱玲读过的书，应该大体如实，他听张爱玲讲萧伯纳、赫胥黎、毛姆、劳伦斯，也提到她不喜欢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说：“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所以统未看过。”（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张爱玲给我的信件》，72页）到美国后，情况大抵依旧，她似乎并无什么意愿通过阅读以了解美国的文学创作潮流，选择自己的创作立场。即使是她丈夫赖雅的书，她也不看。他们坚持不买书，也不藏书，一九五八年，他们夫妇要前往亨廷顿·哈特福文艺营时，“趁这机会卖掉Ferd存在堆栈里的几千本书[大部分是American（ 有关美国的书）]”（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信，《张爱玲私语录》，163页）。往昔赖雅与西方现代文学大家如庞德、乔伊斯，戏剧文学大师布莱希特等都有来往，有的关系还甚为密切，其藏书中，当有西方文学可观的宝藏，倘若她有意漫步一下西方现代文学殿堂，这必是一条捷径，无奈她兴趣阙如。 她在美国时的一个阅读重心，还是在《红楼梦》《海上花》上，尤其是前者，她所谓“十年一觉《红楼梦》”，就是把大量时间“掼”在了《红楼梦》上。一九六八年，她到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做《海上花》的英译工作，有哈佛燕京图书馆为“近水楼台”，遂沉迷于《红楼梦》各种抄本、版本的比对与考证，也不只是利用图书馆的藏书，她还一改向来不买书的习惯，买了戚本《红楼梦》，并到处寻购甲辰本、庚辰本、甲戌本以及百二十回本等。除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有关的研究著作也是她的必读书，像赵冈《红楼梦新探》、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与红楼梦》等，也都尽搜来看，尽管意见或多相左，凡可取之处，她还很细心做笔记，甚至，霍克斯（Hawkes）翻译的《石头记》，她也以自己英汉双语的功力从阅读中挑出许多漏译和错译之处。她以十年时间精心结撰的《红楼梦魇》一书，尽管有如宋淇所言的“读者读完后始终没有捉到一个总印象”的缺点，但这位红学家也承认“书本身的价值是专为我们研究红学的人看的，不得不佩服你的熟极如流和眼光锐利”（《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371页）。她是主张《红楼梦》非自传而属创作和文学的，其由“心细如发”而得到的独特见地，在这一派的论述中，无疑也是另辟蹊径。
张爱玲对中国小说发展史有自己一套颇为成熟的看法，在她看来， “《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她由此非常重视《海上花》，在这部作品上也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先将其译为英文，又由吴语译成国语。她为国语本《海上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译后记，特别肯定《海上花》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令宋淇读后大为赞叹：“《〈海上花〉国语本译后记》已看毕，写得非常之好，是你近来的力作，大概你对此书浸淫数十年，深得其中三昧，别人没有一个写得出来，连我看后都为之convinced[确信]，对《海上花》估价提高了不少。希望此文可以令读者或多或少接受这本被遗弃的杰作。”（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书不尽言》，139页）張爱玲居美四十载，可以说大半时间都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即使是她所热衷的“社会小说”实验，其审美范式与创作原则，也基本来自中国传统写实小说。如果不是对本国文学传统始终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感和归依感，并与之保持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肯定是做不到的。由此也不难想见，对于有人将她生拉硬扯纳入西方现代文学谱系，并塞给她许多自己未曾知道的“洋货”，以充作“店招”，她会如何抵触和反感。
一九七0年九月的一天，水晶拿了夏志清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张爱玲，她并未应允，但给他留了电话。水晶为此怏怏之余，还写了一篇《寻张爱玲不遇》，言下有些牢骚。而到了次年，他将一篇新刊出的《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一文寄给她，六月初，接到她的短信，同意一见。与水晶这一次见面、交谈，居然长达七小时。她的谈兴很浓，话题甚广，涉及中国古典文学、新文学和西方文学，也谈到她自己的生活与创作。
其间，她就对水晶说：“《倾城之恋》难为你看得这样仔细，不过当年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水晶又问她写作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特别功用，“她没有做正面答复，只说，当时我只感到故事的成分不够，想用imagery[想象]来加强故事的力量”（水晶：《蝉——夜访张爱玲》，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151页）。
这还都是免使这位访客尴尬的“皮里阳秋”的回答，而在知友宋淇的面前，她早就是另一种说法：“水晶那篇我不觉得被解剖，因为隔靴搔痒，看了不过诧笑。”（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张爱玲致宋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180页）在后来与宋淇的通信中，她甚至表达出，她对水晶的文学批评厌弃到了这种地步：“那本书我只跳着看了两页，看不进去”，“我不让姚宜瑛出《张看》，纯粹因为不愿摆在那本书旁边，可见我对它的意见”（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318页）。而和她有相同观点的宋淇则称水晶的书是“典型的研究比较文学而走火入魔的作品”（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宋淇致张爱玲的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252页）。在谈到《小团圆》的写法时，她更明确坚拒水晶那种文学批评的影响：“《小团圆》是主观的小说，有些visionary[幻想的]的地方都是纪实，不是编造出来的imagery[想象]。就连不动感情的时候我也有些突如其来的ESP[超感官直觉]似的印象，也告诉过Mae（按：即宋淇之妻邝文美）。如果因为水晶这本书，把这些形象化了的—因为我是偏重视觉的人—强烈的印象不用进去，那才是受了他的影响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318页）后来她又说过，她对水晶印象不好，对那次接受来访，她一直感到懊悔（一九八三年八月七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书不尽言》，175页）。
也许水晶对此并无什么敏感，他仍按自己的路数评论张爱玲作品，当然还是凿枘不入。张爱玲的《相见欢》等“新作”发表，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张爱玲就此写道：“亦舒骂《相见欢》，其实水晶已经屡次来信批评《浮花浪蕊》《相见欢》《表姨细姨及其他》，虽然措辞较客气，也是恨不得我快点死掉，免得破坏image。”（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私语录》，222页）
无论水晶再说什么，张爱玲都无好言相待，这就已经失去了文学批评的氛围，而堕入了怨恨的泥沼—这实在是为水晶和他的同道始料所不及的。
（《重述张爱玲—更新传记与〈小团圆〉公案》，金宏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