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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神舟九号飞船预定驶向太空的前一天，空军指挥学院大校军官萧邦振在北京空军指挥学校内对《中国新闻周刊》笑言：“不是我眼光好，而是她们确实优秀。”
2009年，萧邦振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第一批至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书，名为《飞上天的花儿》，在第七批飞行员中，他选择了两个人：刘洋和王亚平。
三年后，这两位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代表，恰好正是中国的第一批两名女宇航员，而第一批女宇航员候选名单的15位成员，也全部来自第七批女飞行员。
6月16日18时37分，随着神舟九号发射成功，刘洋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也在全球57位女性组成的女航天员队伍中添上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几乎全部出生于1978年。在一篇自述里，刘洋这样定义自己出生的年份：“我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这批女飞行员，是中国空军在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三批女飞行员，也是第一批清一色独生女的飞行员。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在选择成为飞行员时，仅是一时心动。
刘洋也不例外。
1997年，她在准备高考时听了一场航空公司的招飞动员报告，该公司列出了优厚的工作待遇和极期苛刻的条件，在中国读完大学后还会由公司送到澳洲接受培训。刘洋十分神往。无奈，这家航空公司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她有点不服气：“凭什么认为女的就不行！”
没多久，空军招收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消息传来，由于刘洋的身高、视力等都初步符合条件，刘洋的班主任立即帮她报了名。空军女飞行员每隔八年才招收一次，其选择标准较航空公司也更加严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济南选拔中心（以下简称济空中心）负责这次招飞工作中山东和河南地区的选拔。6月12日，计划科科长连毅飞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济空1997年山东省女生心理选拔测试》分数登记表，刘洋和王亚平两人的总评一栏都是：“优秀”。
时隔15年，当年的济空中心主任、全程参与招飞工作的程学哲还对刘洋和王亚平二人印象深刻。
程学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飞行员的体检极其严格，包括眼科、外科、耳鼻喉科、内科、血压、心脏等主要几项。此外，由于飞机驾驶舱空间有限，对身高和体重也要进行筛选。一些平常感觉不到的问题，都可能会对飞行任务的执行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比如耳鼻喉，在高速飞行的高空，机舱内会产生巨大的重力压迫，会对耳鼻产生很大的承受力。”
初选的一万名学生，第一轮筛选后，只留下一千名左右，其中，女生只有200名。1997年春天，他们汇集在济南接受第二轮筛选，共有136至141个项目，除了对此前的项目复查外，还增加了心电图、脑电图、转椅测试、心理测试、飞行模拟器操作测试等。
程学哲介绍，这一轮其实是与飞行员相关素质的测试，也称为职业选拔，要测试年轻人的心理素质、复杂情况快速判断的能力、双手协调能力、抗眩晕力、模仿能力以及瞬间记忆能力等。
程学哲还清晰地记得，那次心理检测分两组，一组是动作操练，一组是面试，满分均为6分，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在4分左右，好一点的有一个6分，或者两个5分，而刘洋和王亚平都是双6。这也是程学哲印象深刻的原因，“得双6的孩子很少很少”。
测试现场的王亚平黑黑瘦瘦，程学哲听说她会武术，就笑着对她说：“耍耍看嘛，别光说不练。”王亚平不含糊，当即作了几个武术动作，有板有眼，动作麻利，人显得很泼辣；刘洋则“走起路来就像个小运动员，脚尖一踮一踮的，敏捷、灵活”。
体检考官的那些老飞行员当时评价说，这批孩子中有七八个颇具灵气，“能飞出来”，在空军中，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其中就有刘洋和王亚平”。
在这一轮筛选中，1000人里通过的约有400人。
1997年高考结束，文化课成绩达标的通过第二轮筛选的学生，还要接受第三次体检。这次体检之后，济空中心的正式录取结果是：13人。
刘洋和王亚平，正在其中。
开学后，程学哲还特地去了一次飞行学校看这批孩子，当时看到刘洋和王亚平腰杆笔直地站在队列里，“已经有点军人的模样了”。
航校里的“文艺女青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共有37名学员，全部在长春飞行学院学习，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航空大学里的飞行员训练不分性别。除了要学习和其他大学一样的文化课程，航空大学为训练飞行员，还设置有军事课，包括理论、技能、战术、野外综合训练、实弹射击、器械体操等。军体课平均每周要上三至五次，这些此前柔弱的女生，从此要练习引体向上、旋梯、固定滚轮、单杠、篮球……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她们从一名普通青年，转变为军人、飞行员。”第七批女飞行学员当年的队长王贵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贵全还记得，王亚平的长项是中长跑，有一次与男学员一起训练，得了女生第一、全体第三名的好成绩。老师们对她的评价是，“朴实、能吃苦。”
王亚平还有个特点让当年的老师们赞叹不已。
“同学里谁生了病，王亚平总会第一个过去倒上一杯开水，”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教导员张春说，“她总是乐呵呵的，让人感到轻松。”王亚平因此被选入学校的“精神委员会”。
刘洋的高考成绩在37名学员里排在前5名，于是，她在入学之初就当了三班的代理班长。张春印象中，刘洋的外语成绩特别好，经常帮助其他同学补习外语，大家都叫她“小教员”。
入学一个月后，刘洋就“升官”了，从代理班长升为学校军人委员会的主任，原因是，“这个孩子特别爱思考，经常提些合理化建议，说话也很有条理，很稳重。”
刘洋也有短板。她的身体素质并不拔尖，后来刘洋自己也说过：“飞行员是一个精神、意志、脑力和体力并重的职业……与同期入伍的体育生相比，我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这也使得刘洋对最初的航校生活感到迷茫。“到处都是规矩、纪律，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一不小心就得受到批评，每天的生活单调而枯燥，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齐步，正步，跑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为了一个摆臂，在烈日下一站几个钟头，奔跑、跳跃、单杠、吊环，累到手发软，腿发抖，冬天一身冰霜，夏天满身泥汗，手上的茧子掉了又起，起了又掉，这就是我曾经千百次设想过的军校吗？”
刘洋将这些想法写信给她的朋友。得到的回复是：“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羡慕你吗？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玫瑰园，当我们还在苦苦寻找自己的玫瑰园时，你却早早地拥了一片沃土。你只需努力浇灌它就能满园芬芳……快打开那扇遮住你双眼的窗户吧！”
友人的来信给了刘洋莫大的鼓励，她开始努力改变自己并接受军营的生活。“我不吝惜用汗水浸湿跑道，在每一次气喘如牛、步履踉跄时，都咬紧牙关决不放弃。在每一个酷暑的傍晚，在每一个寒冬的清晨，我一圈一圈地奔跑，决不放弃哪怕半米的距离，我努力去理解这苛刻而单调生活的内涵，慢慢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并渐渐爱上了这身绿色的军装……”后来，在航校组织的英语演讲比赛中，刘洋把这些感受写成文章，题目就是《寻找生命中的玫瑰园》。
事实上，刘洋最初的迷茫没有经历多久，以至于他们当年的军事教员龚恩洪如今回忆起来，对刘洋的印象只有“能吃苦”“闷头练”。
在业余时间里，刘洋还是个“文艺女青年”，她喜爱阅读、写文章，还爱看书法书。
若说第七批女飞员与之前几批最大的不同，就是她们都很活泼，不时还会有些调皮的点子。比如，为了调剂单调的军营生活，她们每周末会在宿舍里举办自己的时装秀，宿舍走道就是她们的T台，观众就是自己，一群梳着短发假小子，你穿我的裙子，我穿你的大衣，春夏秋冬，四季交错，都利用这段难得的自由时光尽情地释放平时被约束的个性。突然，“观众”们齐声拍手大笑起来，原来，一个模特身穿摩登的小短裙，脚上却还套着一双黄胶鞋。
2009年，萧邦振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第一批至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书，名为《飞上天的花儿》，在第七批飞行员中，他选择了两个人：刘洋和王亚平。
三年后，这两位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代表，恰好正是中国的第一批两名女宇航员，而第一批女宇航员候选名单的15位成员，也全部来自第七批女飞行员。
6月16日18时37分，随着神舟九号发射成功，刘洋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也在全球57位女性组成的女航天员队伍中添上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几乎全部出生于1978年。在一篇自述里，刘洋这样定义自己出生的年份：“我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这批女飞行员，是中国空军在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三批女飞行员，也是第一批清一色独生女的飞行员。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在选择成为飞行员时，仅是一时心动。
刘洋也不例外。
1997年，她在准备高考时听了一场航空公司的招飞动员报告，该公司列出了优厚的工作待遇和极期苛刻的条件，在中国读完大学后还会由公司送到澳洲接受培训。刘洋十分神往。无奈，这家航空公司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她有点不服气：“凭什么认为女的就不行！”
没多久，空军招收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消息传来，由于刘洋的身高、视力等都初步符合条件，刘洋的班主任立即帮她报了名。空军女飞行员每隔八年才招收一次，其选择标准较航空公司也更加严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济南选拔中心（以下简称济空中心）负责这次招飞工作中山东和河南地区的选拔。6月12日，计划科科长连毅飞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济空1997年山东省女生心理选拔测试》分数登记表，刘洋和王亚平两人的总评一栏都是：“优秀”。
时隔15年，当年的济空中心主任、全程参与招飞工作的程学哲还对刘洋和王亚平二人印象深刻。
程学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飞行员的体检极其严格，包括眼科、外科、耳鼻喉科、内科、血压、心脏等主要几项。此外，由于飞机驾驶舱空间有限，对身高和体重也要进行筛选。一些平常感觉不到的问题，都可能会对飞行任务的执行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比如耳鼻喉，在高速飞行的高空，机舱内会产生巨大的重力压迫，会对耳鼻产生很大的承受力。”
初选的一万名学生，第一轮筛选后，只留下一千名左右，其中，女生只有200名。1997年春天，他们汇集在济南接受第二轮筛选，共有136至141个项目，除了对此前的项目复查外，还增加了心电图、脑电图、转椅测试、心理测试、飞行模拟器操作测试等。
程学哲介绍，这一轮其实是与飞行员相关素质的测试，也称为职业选拔，要测试年轻人的心理素质、复杂情况快速判断的能力、双手协调能力、抗眩晕力、模仿能力以及瞬间记忆能力等。
程学哲还清晰地记得，那次心理检测分两组，一组是动作操练，一组是面试，满分均为6分，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在4分左右，好一点的有一个6分，或者两个5分，而刘洋和王亚平都是双6。这也是程学哲印象深刻的原因，“得双6的孩子很少很少”。
测试现场的王亚平黑黑瘦瘦，程学哲听说她会武术，就笑着对她说：“耍耍看嘛，别光说不练。”王亚平不含糊，当即作了几个武术动作，有板有眼，动作麻利，人显得很泼辣；刘洋则“走起路来就像个小运动员，脚尖一踮一踮的，敏捷、灵活”。
体检考官的那些老飞行员当时评价说，这批孩子中有七八个颇具灵气，“能飞出来”，在空军中，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其中就有刘洋和王亚平”。
在这一轮筛选中，1000人里通过的约有400人。
1997年高考结束，文化课成绩达标的通过第二轮筛选的学生，还要接受第三次体检。这次体检之后，济空中心的正式录取结果是：13人。
刘洋和王亚平，正在其中。
开学后，程学哲还特地去了一次飞行学校看这批孩子，当时看到刘洋和王亚平腰杆笔直地站在队列里，“已经有点军人的模样了”。
航校里的“文艺女青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共有37名学员，全部在长春飞行学院学习，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航空大学里的飞行员训练不分性别。除了要学习和其他大学一样的文化课程，航空大学为训练飞行员，还设置有军事课，包括理论、技能、战术、野外综合训练、实弹射击、器械体操等。军体课平均每周要上三至五次，这些此前柔弱的女生，从此要练习引体向上、旋梯、固定滚轮、单杠、篮球……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她们从一名普通青年，转变为军人、飞行员。”第七批女飞行学员当年的队长王贵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贵全还记得，王亚平的长项是中长跑，有一次与男学员一起训练，得了女生第一、全体第三名的好成绩。老师们对她的评价是，“朴实、能吃苦。”
王亚平还有个特点让当年的老师们赞叹不已。
“同学里谁生了病，王亚平总会第一个过去倒上一杯开水，”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教导员张春说，“她总是乐呵呵的，让人感到轻松。”王亚平因此被选入学校的“精神委员会”。
刘洋的高考成绩在37名学员里排在前5名，于是，她在入学之初就当了三班的代理班长。张春印象中，刘洋的外语成绩特别好，经常帮助其他同学补习外语，大家都叫她“小教员”。
入学一个月后，刘洋就“升官”了，从代理班长升为学校军人委员会的主任，原因是，“这个孩子特别爱思考，经常提些合理化建议，说话也很有条理，很稳重。”
刘洋也有短板。她的身体素质并不拔尖，后来刘洋自己也说过：“飞行员是一个精神、意志、脑力和体力并重的职业……与同期入伍的体育生相比，我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这也使得刘洋对最初的航校生活感到迷茫。“到处都是规矩、纪律，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一不小心就得受到批评，每天的生活单调而枯燥，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齐步，正步，跑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为了一个摆臂，在烈日下一站几个钟头，奔跑、跳跃、单杠、吊环，累到手发软，腿发抖，冬天一身冰霜，夏天满身泥汗，手上的茧子掉了又起，起了又掉，这就是我曾经千百次设想过的军校吗？”
刘洋将这些想法写信给她的朋友。得到的回复是：“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羡慕你吗？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玫瑰园，当我们还在苦苦寻找自己的玫瑰园时，你却早早地拥了一片沃土。你只需努力浇灌它就能满园芬芳……快打开那扇遮住你双眼的窗户吧！”
友人的来信给了刘洋莫大的鼓励，她开始努力改变自己并接受军营的生活。“我不吝惜用汗水浸湿跑道，在每一次气喘如牛、步履踉跄时，都咬紧牙关决不放弃。在每一个酷暑的傍晚，在每一个寒冬的清晨，我一圈一圈地奔跑，决不放弃哪怕半米的距离，我努力去理解这苛刻而单调生活的内涵，慢慢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并渐渐爱上了这身绿色的军装……”后来，在航校组织的英语演讲比赛中，刘洋把这些感受写成文章，题目就是《寻找生命中的玫瑰园》。
事实上，刘洋最初的迷茫没有经历多久，以至于他们当年的军事教员龚恩洪如今回忆起来，对刘洋的印象只有“能吃苦”“闷头练”。
在业余时间里，刘洋还是个“文艺女青年”，她喜爱阅读、写文章，还爱看书法书。
若说第七批女飞员与之前几批最大的不同，就是她们都很活泼，不时还会有些调皮的点子。比如，为了调剂单调的军营生活，她们每周末会在宿舍里举办自己的时装秀，宿舍走道就是她们的T台，观众就是自己，一群梳着短发假小子，你穿我的裙子，我穿你的大衣，春夏秋冬，四季交错，都利用这段难得的自由时光尽情地释放平时被约束的个性。突然，“观众”们齐声拍手大笑起来，原来，一个模特身穿摩登的小短裙，脚上却还套着一双黄胶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