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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荚之威，而马之死者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马蹄》）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这两段文字的意思是说：马的本性是以蹄践踏霜雪，以毛抵御风寒；渴则饮水，饥则吃草，怒则奔跃。这就是它本来的生活状态。即使有豪华的庭院它也不愿意去居住。可是，伯乐却说：“我会训练马。”怎样训练呢？在马身上用烧红的烙铁烙上印记，剪掉人们认为不好看的马毛，削马蹄；然后带上马勒和绊马索，牵到马棚里，拴在马槽前。经过这番修理，马差不多被折磨死了十分之三二。接着再用各种方法训练它们的技能，用渴它和饿它的方法使它听从命令，逼迫它们飞驰和快跑，训练它们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马的前边有马嚼子的控制，后边有鞭子的威胁。经这一番训练，马几乎已经死掉一半了。工匠说：“我善于用黏土制造陶器。”他能够使圆形的陶器符合标准的圆形，使方的陶器方方正正。木匠说：“我善于用木头制造器具。”他可让弯的符合标准的弧线，直的符合标准的直线。然而，黏土和木头的本性哪里是要符合什么标准的图形和线段呢？可是，人们却世世代代称赞伯乐会训马，制陶工匠和木匠善于整理黏土和木头。治理天下的人之过错与此没有什么不同。
适应事物的发展，自然而然，无心而为，则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
为什么要无为呢？是因为人的有为会破坏事物和人的本性。马本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原野上，无所拘束，根本不懂得什么“规矩”。经过伯乐这样训练以后，马的确成了有才能的马、有用的马，但也成为人的玩物和工具，这种种规矩不是束缚它的镣铐又是什么呢？木头原本是有生命的，依其本性而生长，随着境域而伸展，绝对不会、也不可能长成符合什么“标准”的木材。经过木匠的整治，有用倒是有用了，但其生命也就终结了。那些治理天下的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老百姓也与马一样，有着自然的本性。“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百姓的生活，不过是织布而衣，耕种而食，这就是他们的共同本性。这时他们没有什么偏爱，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庄子把这个时代称之为“至德之世”。那个时候，老百姓悠闲而质朴，山里没有凿开的通路，河上也没有架起桥梁；大地上没有人为划分的界线，还没有被区分为你的、我的。万物一起生长，土地连成一片；禽兽成群，草木茂盛；人和禽兽生活在一起，不必相互害怕。人们可以拴着野兽游玩，鸟窝可以任由人们爬上去窥视。人们哪里知道什么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这时的百姓由于没有知识，所以没有失去本性，由于没有欲望，因而保持着原始的淳朴。
那么，百姓是怎样失去了这种自然状态，而进入了混乱的状况呢？是由于仁义礼乐的提倡。圣人（即治理天下的人）用礼乐来匡正天下人的行为，倡导仁义以安慰人心。于是人们的疑惑也就产生了，不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天下的分化也就出现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欲望、知识，人人都开始为自己。人们开始费尽心机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至于不可遏止。所以说：“残朴以为器，工匠之过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劈开木头而制造器具，是木匠的过错；而破坏原始的道德降而为仁义，则是圣人的过错。
因此庄子大声疾呼：“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马蹄》）如果完整的木头不被破开，如何会制造出酒器来！白玉要是不被打破，怎能雕琢出玉器来！假如道德没有丧失，怎么用得着仁义！如果本性真情没有丢失，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假如没有被破坏，怎么会有图画文采！五声要是不被搞乱，哪里用得着去应和六律！
总之，人类的各种灾难都是统治者和圣人积极有为的结果——他们的本意是善良的，但结果却是恶的。
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昭示了这一过程：既然道德已经丧失，就只能退其次而推行仁义；既然仁义已经丧失，也只能退而次之推行刑罚；而当刑罚不奏效的时候，就只有暴政了。所以庄子说：“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天地》）治，是乱的根源，不治不乱，越治越乱。
这里所讲的是无为的道理。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干，而是要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不要人为地进行干预，用自己的私见以偏概全。
一个懂得无为艺术的人看起来很愚钝，然而在这愚钝中却蕴藏着大聪明。《达生》篇中呆若木鸡的故事就揭示了这个道理，呆头呆脑的木鸡看起来没有丝毫战胜之心，然而最终它却能战无不胜：
纪渻子为周宣王饲养用于比赛的鸡。过了十天国王问：“斗鸡训练成了没有？”纪渻子回答说：“没有，它正处于内心空虚而外表骄横，凭着一时意气而用事的状态。”过了十天后国王又问，纪渻子说：“还没有，它听到别的鸡的叫声或影子还是有反应。”十天后国王又问，纪渻子说：“还是不行，它见了别的鸡依然怒目而视，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又过了十天，国王再问此事，纪渻子回答说：“差不多了，它听到别的鸡叫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看上去像只木头鸡，它的德性可以说完备了。其他鸡没有敢应战的，看见它就逃跑了。”这就是无为的效果，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人们常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一个人的蠢笨，但完全用反了，因为在庄子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木鸡才达到了大道无为的境界，唯有如此方可避免通达自由之境。
我们还可以想到老子所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人往往呆若木鸡，他们不太懂得世俗的做法，甚至确实很傻。因为别人很在乎的事情他们觉得无足轻重；而那些普通人却很聪明，追名逐利，不亦乐乎。他们在日常的琐事上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因此得到很多便宜；但那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一旦遇到大是大非他们就糊涂了。这怎么算得上聪明呢？人们的种种“有为”大多是这样一些小聪明。
“不争”，看起来是软弱的，但在这软弱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狂风来临之时，粗壮的大树常常被摧折，而柔弱的小草却依然故我，毫发无损。这就是柔弱中的刚强。一个“不争”的人，谁会与他争呢？没有什么可与他争的东西。事实证明，那些争来争去的人虽然得到了很多利益，但到头来却往往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自由或生命；而那些不争的人的确失掉了一些东西，但能够全生保命，与此相比，失掉的利益再大，也只能算得蝇头小利。保住人生最珍贵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聪明吗？
责任编辑 王海珍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
这两段文字的意思是说：马的本性是以蹄践踏霜雪，以毛抵御风寒；渴则饮水，饥则吃草，怒则奔跃。这就是它本来的生活状态。即使有豪华的庭院它也不愿意去居住。可是，伯乐却说：“我会训练马。”怎样训练呢？在马身上用烧红的烙铁烙上印记，剪掉人们认为不好看的马毛，削马蹄；然后带上马勒和绊马索，牵到马棚里，拴在马槽前。经过这番修理，马差不多被折磨死了十分之三二。接着再用各种方法训练它们的技能，用渴它和饿它的方法使它听从命令，逼迫它们飞驰和快跑，训练它们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马的前边有马嚼子的控制，后边有鞭子的威胁。经这一番训练，马几乎已经死掉一半了。工匠说：“我善于用黏土制造陶器。”他能够使圆形的陶器符合标准的圆形，使方的陶器方方正正。木匠说：“我善于用木头制造器具。”他可让弯的符合标准的弧线，直的符合标准的直线。然而，黏土和木头的本性哪里是要符合什么标准的图形和线段呢？可是，人们却世世代代称赞伯乐会训马，制陶工匠和木匠善于整理黏土和木头。治理天下的人之过错与此没有什么不同。
适应事物的发展，自然而然，无心而为，则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
为什么要无为呢？是因为人的有为会破坏事物和人的本性。马本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原野上，无所拘束，根本不懂得什么“规矩”。经过伯乐这样训练以后，马的确成了有才能的马、有用的马，但也成为人的玩物和工具，这种种规矩不是束缚它的镣铐又是什么呢？木头原本是有生命的，依其本性而生长，随着境域而伸展，绝对不会、也不可能长成符合什么“标准”的木材。经过木匠的整治，有用倒是有用了，但其生命也就终结了。那些治理天下的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老百姓也与马一样，有着自然的本性。“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百姓的生活，不过是织布而衣，耕种而食，这就是他们的共同本性。这时他们没有什么偏爱，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庄子把这个时代称之为“至德之世”。那个时候，老百姓悠闲而质朴，山里没有凿开的通路，河上也没有架起桥梁；大地上没有人为划分的界线，还没有被区分为你的、我的。万物一起生长，土地连成一片；禽兽成群，草木茂盛；人和禽兽生活在一起，不必相互害怕。人们可以拴着野兽游玩，鸟窝可以任由人们爬上去窥视。人们哪里知道什么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这时的百姓由于没有知识，所以没有失去本性，由于没有欲望，因而保持着原始的淳朴。
那么，百姓是怎样失去了这种自然状态，而进入了混乱的状况呢？是由于仁义礼乐的提倡。圣人（即治理天下的人）用礼乐来匡正天下人的行为，倡导仁义以安慰人心。于是人们的疑惑也就产生了，不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天下的分化也就出现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欲望、知识，人人都开始为自己。人们开始费尽心机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至于不可遏止。所以说：“残朴以为器，工匠之过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马蹄》）劈开木头而制造器具，是木匠的过错；而破坏原始的道德降而为仁义，则是圣人的过错。
因此庄子大声疾呼：“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马蹄》）如果完整的木头不被破开，如何会制造出酒器来！白玉要是不被打破，怎能雕琢出玉器来！假如道德没有丧失，怎么用得着仁义！如果本性真情没有丢失，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假如没有被破坏，怎么会有图画文采！五声要是不被搞乱，哪里用得着去应和六律！
总之，人类的各种灾难都是统治者和圣人积极有为的结果——他们的本意是善良的，但结果却是恶的。
历史的发展也确实昭示了这一过程：既然道德已经丧失，就只能退其次而推行仁义；既然仁义已经丧失，也只能退而次之推行刑罚；而当刑罚不奏效的时候，就只有暴政了。所以庄子说：“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天地》）治，是乱的根源，不治不乱，越治越乱。
这里所讲的是无为的道理。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干，而是要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不要人为地进行干预，用自己的私见以偏概全。
一个懂得无为艺术的人看起来很愚钝，然而在这愚钝中却蕴藏着大聪明。《达生》篇中呆若木鸡的故事就揭示了这个道理，呆头呆脑的木鸡看起来没有丝毫战胜之心，然而最终它却能战无不胜：
纪渻子为周宣王饲养用于比赛的鸡。过了十天国王问：“斗鸡训练成了没有？”纪渻子回答说：“没有，它正处于内心空虚而外表骄横，凭着一时意气而用事的状态。”过了十天后国王又问，纪渻子说：“还没有，它听到别的鸡的叫声或影子还是有反应。”十天后国王又问，纪渻子说：“还是不行，它见了别的鸡依然怒目而视，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又过了十天，国王再问此事，纪渻子回答说：“差不多了，它听到别的鸡叫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看上去像只木头鸡，它的德性可以说完备了。其他鸡没有敢应战的，看见它就逃跑了。”这就是无为的效果，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人们常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一个人的蠢笨，但完全用反了，因为在庄子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木鸡才达到了大道无为的境界，唯有如此方可避免通达自由之境。
我们还可以想到老子所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人往往呆若木鸡，他们不太懂得世俗的做法，甚至确实很傻。因为别人很在乎的事情他们觉得无足轻重；而那些普通人却很聪明，追名逐利，不亦乐乎。他们在日常的琐事上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因此得到很多便宜；但那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一旦遇到大是大非他们就糊涂了。这怎么算得上聪明呢？人们的种种“有为”大多是这样一些小聪明。
“不争”，看起来是软弱的，但在这软弱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狂风来临之时，粗壮的大树常常被摧折，而柔弱的小草却依然故我，毫发无损。这就是柔弱中的刚强。一个“不争”的人，谁会与他争呢？没有什么可与他争的东西。事实证明，那些争来争去的人虽然得到了很多利益，但到头来却往往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自由或生命；而那些不争的人的确失掉了一些东西，但能够全生保命，与此相比，失掉的利益再大，也只能算得蝇头小利。保住人生最珍贵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聪明吗？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