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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俗话报》由陈独秀创办于1904年，是我国近代重要的白话报刊之一。由于陈独秀不仅是该报的创办人，还是该报的主编兼主笔，他的思想无疑会对该报的宗旨和宣传内容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考察陈独秀早年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演变的轨迹，对《安徽俗话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反之，研究陈独秀，也不能不研究《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少时曾受大哥引导学习《昭明文选》，并由此成为“选学妖孽”。后接触到宣传维新思想的《时务报》并深受影响，逐渐转变成维新派。
但陈独秀作为维新派的时间并不长。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订立，促使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1901年11月，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参加了“旅日中国学生的最早一个进步团体”——“励志会”，接触了包括《清议报》在内的一批宣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意图唤起国人救亡意识的报刊，思想变得更加激进。1903年5月，陈独秀因在家乡安庆发起拒俄演说会而遭到清政府通缉，从而使他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这时的陈独秀抛弃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到1904年《安徽俗话报》创办时，他已完成了由“康党”（维新派）到“乱党”（革命派）的彻底转化，成为一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而《安徽俗话报》也成为他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创办《安徽俗话报》之前，陈独秀曾多次参与报刊的创办与编辑，这为日后《安徽俗话报》的创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陈独秀年轻时就很看重印刷品的宣传鼓动作用，早在他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不久，就有过印发作品来宣扬自己思想主张的举动。1897年底，陈独秀写成了一篇约7000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将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自费刻印散发，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唤起国人爱国救亡意识，当时的他只有18岁。可以说，陈独秀后来利用报刊作为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觉悟的工具，并成为一名成绩卓著的报刊活动家，与他年纪轻轻就已经看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不无关系。无怪乎有论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到此时。”
参与《国民日日报》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是陈独秀真正意义上的报刊实践活动的开始。但在此之前，他就有过在安徽办报的梦想。在1902年第一次安庆藏书楼演说会之后，陈独秀就曾提出创办《爱国新报》。1903年，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时，再次筹办《爱国新报》。遗憾的是，由于遭到通缉而被迫离开安庆，陈独秀最初的两次办报计划都未能付诸实施。
如果把拟办《爱国新报》看作是陈独秀报人生涯的开场序曲，那么参与创办和主编《国民日日报》则代表其报人生涯的正式开始。该报主创人章士钊曾回忆：“《苏报》被封后，余与陈独秀继办《国民日日报》，以善其败。”在《国民日日报》工作的这段经历，对陈独秀来说意义不凡。这是他第一次把报刊作为宣传工具来唤醒民众、启蒙民众。作为《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陈独秀由此积累了办报的各方面经验，为他日后的办刊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对稍后《安徽俗话报》的创办影响更为直接，不仅办报的操作过程可供其参考，而且办报的理念也为其所借鉴，甚至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黑天国》的创作手法，也与他和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上合译的《惨社会》极为相似。而承印《安徽俗话报》的上海东大陆书局，也是主办《国民日日报》的章士钊开办的。正是因为有了在《国民日日报》的这段经历，才使得陈独秀能够在该报因多种原因停刊后，很快在家乡安庆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安徽俗话报》，实现了他自办报刊的夙愿。
《安徽俗话报》创刊于1904年3月31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由陈独秀发起，与房秩五、吴守一共同创办。陈独秀自上海回到安庆后，就决心把革命种子播种到安徽内地，促使皖人觉醒。他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和吴守一商议创办《安徽俗话报》。房秩五曾回忆：“仲甫（陈独秀）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本来是要办一份《爱国新报》，为何又更名为《安徽俗话报》呢？“这与20世纪初‘省际意识’的上升和白话报的涌现有关。”陈独秀自己的话就是很好的证明：“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得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这样说起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种：上海有《中国白话报》，杭州有《杭州白话报》，绍兴有《绍兴白话报》，宁波有《宁波白话报》，潮州有《潮州白话报》，苏州有《苏州白话报》，我都看见过。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我因为这个缘故，就约了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在我们安徽省，来开办这种俗话报。”可能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陈独秀把原先计划的《爱国新报》改为《安徽俗话报》了。可以说，报纸的更名是陈独秀审时度势，顺应环境和时代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
《安徽俗话报》在安庆编辑，由房秩五“任教育，守一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每期稿件均由陈独秀汇齐，寄至芜湖科学图书社，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工作，《安徽俗话报》的社址便设在该社。由于芜湖当时还没有印刷厂，所以，每期由科学图书社寄至上海，由章士钊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后再寄回芜湖。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移回桐城，房秩五“赴日本学师范，守一亦回桐城授课，仲甫乃将俗话报全部迁至芜湖”。科学图书社又坚持了约一年时间。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曾回忆说：“1940年，他（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不久，这个25岁的青年背了一个包袱，带了一把雨伞，就住到科学图书社的楼上来办报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了23期。每期出版后陈独秀都是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勤勤恳恳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努力工作。”陈独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曾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安徽俗话报》为半月刊，朔望发行，32开本，每期约40页。主要栏目有：“论说”、“紧要新闻”、“本省新闻”、“历史”、“地理”、“实业”、“教育”、“小说”、“诗词”、“兵事”、“格致”等。除上面提到汪原放曾回忆出了23期外，汪孟邹也回忆说：“我们办《安徽俗话报》，一共办了23期。”“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24期，就是足一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汪孟邹的回忆如此清晰，语气如此肯定，可见他对此事印象深刻。如此看来，《安徽俗话报》应当是出了23期的。可惜现在见到的只有22期，其中21、22两期合刊。
《安徽俗话报》设定的读者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该报的办刊宗旨是救亡图存和开通民智，它的宣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揭露列强侵略、抨击清廷腐败。《安徽俗话报》通过大量报道列强侵华的事实，尤其是日俄战争和英国进攻西藏的战况，将瓜分豆剖的危局呈现在国人眼前，以促使国人觉醒。《安徽俗话报》还报道了清政府面对外来侵略，软弱无能，以及官场黑暗、军纪不整、官员腐败堕落、无力保护百姓等事实，对清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抨击。二是主张维护利权，发展实业。《安徽俗话报》把铁路、矿产和货物三方面利权的丧失，看作最重要的灭亡现象，呼吁把被外国人夺去的利权收回自办。同时大力提倡振兴实业，认为发展近代工矿业是收回利权的重要举措，而且可使社会前进、国家富强。三是倡办新式教育。《安徽俗话报》把教育改良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举措，主张普及国民教育。该报尤其重视蒙学改良和女子教育，提倡创办新式学堂，实行德、智、体并重的办学方针，教授学生新的科学知识，并启迪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四是批判封建恶俗、倡导文明新风。首先批判了封建包办婚姻中的许多不合理的规矩，提倡婚姻自由。其次批判了女子缠足的恶习，竭力劝诫缠足。此外，该报还对国人信风水、敬菩萨等恶习进行了批判，并大力推介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以破除迷信。除揭批封建恶俗外，《安徽俗话报》还对中国民气怯弱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并激励同胞养成尚武风气来振兴国家。
《安徽俗话报》由同人集资所办。《安徽俗话报》的章程明确指出：“本报的本钱，全靠各处同乡捐助。如有关心乡谊的官绅，捐钱帮助本报，凡捐钱过洋五元的，敬送本报一年，并将捐助诸公姓氏写在报后，作为收据。”办报的资金全靠捐助，且“同人财力绵薄”，加之“创报本意在开通风气，与寻常谋利者不同”，因而经费十分紧张，“全恃收回报资，以资周转，且定价极廉，若报费一亏，则报务立蹶”。所以，为了避免因资金匮乏而导致停刊，《安徽俗话报》一面提出赠报等奖励措施吸引乡绅捐助，一面对以往欠费者实行停寄。第七期末页的《本社紧要告白》中这样说道：“本报发行以来以届七期，按期惠费者固本社所深感，但至今报邮二费不清或分文不缴者，颇不乏人。惟东京所出杂志如《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固学界所欢迎，奈上海代派诸人不肯缴费，积欠印费过多，因之势将停办。我中国人公法堕落一至于此，思之可畏寒心。本报经费支绌，尤当为诸君所矜谅。同人鉴于东京各杂志之覆辙，不敢滥寄，以节印费。请以本期为限，所有以前报费邮费不清者，八期一概停寄。特先奉告，以免唐突……”对于旨在开通风气，非以营利为目的的《安徽俗话报》来说，采取如其强硬的措施，实在也是逼不得已的。
《安徽俗话报》在省内外设有多处“代派处”负责发行。创刊时只有1000份，但仅及半载，每期“增至3000份，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冠”。房秩五称其“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垺”，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刚刚揭开序幕的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安徽俗话报》于1905年9月停刊，停刊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据房秩五回忆是因为“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安徽俗话报》刊载了大量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野心，显然易为列强所嫉恨。在第十九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说：“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笔者以为这次中断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而造成的。另一个停刊的原因，就是汪孟邹所说的，是陈独秀要到安徽公学教书，但“其实是去搞革命工作”了。第二十期以后，《安徽俗话报》又有3个月的间隙，这正是陈独秀参与密谋行刺五大臣，同时为组织岳王会而偕柏文蔚等访游淮上，联络革命力量的时期。1905年，安徽和全国的革命形势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使得陈独秀急于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实践，汇入革命洪流中去，他已经无暇再顾及进行思想启蒙工作的《安徽俗话报》了。主办人工作重点的转移，或许是《安徽俗话报》停刊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陈独秀少时曾受大哥引导学习《昭明文选》，并由此成为“选学妖孽”。后接触到宣传维新思想的《时务报》并深受影响，逐渐转变成维新派。
但陈独秀作为维新派的时间并不长。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订立，促使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1901年11月，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参加了“旅日中国学生的最早一个进步团体”——“励志会”，接触了包括《清议报》在内的一批宣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意图唤起国人救亡意识的报刊，思想变得更加激进。1903年5月，陈独秀因在家乡安庆发起拒俄演说会而遭到清政府通缉，从而使他对清政府彻底失望。这时的陈独秀抛弃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到1904年《安徽俗话报》创办时，他已完成了由“康党”（维新派）到“乱党”（革命派）的彻底转化，成为一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而《安徽俗话报》也成为他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创办《安徽俗话报》之前，陈独秀曾多次参与报刊的创办与编辑，这为日后《安徽俗话报》的创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陈独秀年轻时就很看重印刷品的宣传鼓动作用，早在他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不久，就有过印发作品来宣扬自己思想主张的举动。1897年底，陈独秀写成了一篇约7000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将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自费刻印散发，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唤起国人爱国救亡意识，当时的他只有18岁。可以说，陈独秀后来利用报刊作为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觉悟的工具，并成为一名成绩卓著的报刊活动家，与他年纪轻轻就已经看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不无关系。无怪乎有论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到此时。”
参与《国民日日报》的创办和编辑工作，是陈独秀真正意义上的报刊实践活动的开始。但在此之前，他就有过在安徽办报的梦想。在1902年第一次安庆藏书楼演说会之后，陈独秀就曾提出创办《爱国新报》。1903年，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时，再次筹办《爱国新报》。遗憾的是，由于遭到通缉而被迫离开安庆，陈独秀最初的两次办报计划都未能付诸实施。
如果把拟办《爱国新报》看作是陈独秀报人生涯的开场序曲，那么参与创办和主编《国民日日报》则代表其报人生涯的正式开始。该报主创人章士钊曾回忆：“《苏报》被封后，余与陈独秀继办《国民日日报》，以善其败。”在《国民日日报》工作的这段经历，对陈独秀来说意义不凡。这是他第一次把报刊作为宣传工具来唤醒民众、启蒙民众。作为《国民日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兼撰稿人，可以说，陈独秀由此积累了办报的各方面经验，为他日后的办刊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对稍后《安徽俗话报》的创办影响更为直接，不仅办报的操作过程可供其参考，而且办报的理念也为其所借鉴，甚至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黑天国》的创作手法，也与他和苏曼殊在《国民日日报》上合译的《惨社会》极为相似。而承印《安徽俗话报》的上海东大陆书局，也是主办《国民日日报》的章士钊开办的。正是因为有了在《国民日日报》的这段经历，才使得陈独秀能够在该报因多种原因停刊后，很快在家乡安庆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安徽俗话报》，实现了他自办报刊的夙愿。
《安徽俗话报》创刊于1904年3月31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五日），由陈独秀发起，与房秩五、吴守一共同创办。陈独秀自上海回到安庆后，就决心把革命种子播种到安徽内地，促使皖人觉醒。他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和吴守一商议创办《安徽俗话报》。房秩五曾回忆：“仲甫（陈独秀）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
陈独秀本来是要办一份《爱国新报》，为何又更名为《安徽俗话报》呢？“这与20世纪初‘省际意识’的上升和白话报的涌现有关。”陈独秀自己的话就是很好的证明：“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得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这样说起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语，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种：上海有《中国白话报》，杭州有《杭州白话报》，绍兴有《绍兴白话报》，宁波有《宁波白话报》，潮州有《潮州白话报》，苏州有《苏州白话报》，我都看见过。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我因为这个缘故，就约了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在我们安徽省，来开办这种俗话报。”可能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陈独秀把原先计划的《爱国新报》改为《安徽俗话报》了。可以说，报纸的更名是陈独秀审时度势，顺应环境和时代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
《安徽俗话报》在安庆编辑，由房秩五“任教育，守一任小说，余稿悉由仲甫自任之”。每期稿件均由陈独秀汇齐，寄至芜湖科学图书社，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工作，《安徽俗话报》的社址便设在该社。由于芜湖当时还没有印刷厂，所以，每期由科学图书社寄至上海，由章士钊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后再寄回芜湖。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移回桐城，房秩五“赴日本学师范，守一亦回桐城授课，仲甫乃将俗话报全部迁至芜湖”。科学图书社又坚持了约一年时间。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曾回忆说：“1940年，他（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不久，这个25岁的青年背了一个包袱，带了一把雨伞，就住到科学图书社的楼上来办报了，在大约一年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了23期。每期出版后陈独秀都是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勤勤恳恳为传播革命思想而努力工作。”陈独秀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曾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安徽俗话报》为半月刊，朔望发行，32开本，每期约40页。主要栏目有：“论说”、“紧要新闻”、“本省新闻”、“历史”、“地理”、“实业”、“教育”、“小说”、“诗词”、“兵事”、“格致”等。除上面提到汪原放曾回忆出了23期外，汪孟邹也回忆说：“我们办《安徽俗话报》，一共办了23期。”“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24期，就是足一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汪孟邹的回忆如此清晰，语气如此肯定，可见他对此事印象深刻。如此看来，《安徽俗话报》应当是出了23期的。可惜现在见到的只有22期，其中21、22两期合刊。
《安徽俗话报》设定的读者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该报的办刊宗旨是救亡图存和开通民智，它的宣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揭露列强侵略、抨击清廷腐败。《安徽俗话报》通过大量报道列强侵华的事实，尤其是日俄战争和英国进攻西藏的战况，将瓜分豆剖的危局呈现在国人眼前，以促使国人觉醒。《安徽俗话报》还报道了清政府面对外来侵略，软弱无能，以及官场黑暗、军纪不整、官员腐败堕落、无力保护百姓等事实，对清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抨击。二是主张维护利权，发展实业。《安徽俗话报》把铁路、矿产和货物三方面利权的丧失，看作最重要的灭亡现象，呼吁把被外国人夺去的利权收回自办。同时大力提倡振兴实业，认为发展近代工矿业是收回利权的重要举措，而且可使社会前进、国家富强。三是倡办新式教育。《安徽俗话报》把教育改良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举措，主张普及国民教育。该报尤其重视蒙学改良和女子教育，提倡创办新式学堂，实行德、智、体并重的办学方针，教授学生新的科学知识，并启迪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四是批判封建恶俗、倡导文明新风。首先批判了封建包办婚姻中的许多不合理的规矩，提倡婚姻自由。其次批判了女子缠足的恶习，竭力劝诫缠足。此外，该报还对国人信风水、敬菩萨等恶习进行了批判，并大力推介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以破除迷信。除揭批封建恶俗外，《安徽俗话报》还对中国民气怯弱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并激励同胞养成尚武风气来振兴国家。
《安徽俗话报》由同人集资所办。《安徽俗话报》的章程明确指出：“本报的本钱，全靠各处同乡捐助。如有关心乡谊的官绅，捐钱帮助本报，凡捐钱过洋五元的，敬送本报一年，并将捐助诸公姓氏写在报后，作为收据。”办报的资金全靠捐助，且“同人财力绵薄”，加之“创报本意在开通风气，与寻常谋利者不同”，因而经费十分紧张，“全恃收回报资，以资周转，且定价极廉，若报费一亏，则报务立蹶”。所以，为了避免因资金匮乏而导致停刊，《安徽俗话报》一面提出赠报等奖励措施吸引乡绅捐助，一面对以往欠费者实行停寄。第七期末页的《本社紧要告白》中这样说道：“本报发行以来以届七期，按期惠费者固本社所深感，但至今报邮二费不清或分文不缴者，颇不乏人。惟东京所出杂志如《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等，固学界所欢迎，奈上海代派诸人不肯缴费，积欠印费过多，因之势将停办。我中国人公法堕落一至于此，思之可畏寒心。本报经费支绌，尤当为诸君所矜谅。同人鉴于东京各杂志之覆辙，不敢滥寄，以节印费。请以本期为限，所有以前报费邮费不清者，八期一概停寄。特先奉告，以免唐突……”对于旨在开通风气，非以营利为目的的《安徽俗话报》来说，采取如其强硬的措施，实在也是逼不得已的。
《安徽俗话报》在省内外设有多处“代派处”负责发行。创刊时只有1000份，但仅及半载，每期“增至3000份，销路之广，为海内各白话冠”。房秩五称其“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垺”，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刚刚揭开序幕的白话文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安徽俗话报》于1905年9月停刊，停刊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据房秩五回忆是因为“登载外交消息，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安徽俗话报》刊载了大量揭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野心，显然易为列强所嫉恨。在第十九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说：“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笔者以为这次中断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而造成的。另一个停刊的原因，就是汪孟邹所说的，是陈独秀要到安徽公学教书，但“其实是去搞革命工作”了。第二十期以后，《安徽俗话报》又有3个月的间隙，这正是陈独秀参与密谋行刺五大臣，同时为组织岳王会而偕柏文蔚等访游淮上，联络革命力量的时期。1905年，安徽和全国的革命形势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使得陈独秀急于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实践，汇入革命洪流中去，他已经无暇再顾及进行思想启蒙工作的《安徽俗话报》了。主办人工作重点的转移，或许是《安徽俗话报》停刊的最主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