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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50周年纪念日，他的亲人刘松林、毛岸青、邵华、李敏、李讷、王景清、毛新宇与他生前的战友赵南起、杨凤安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闻讯而来，大家回忆毛岸英，观看着新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许多人禁不住流下泪来。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南起说：“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我们当初这些普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
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厂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避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两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带他俩到苏联的莫斯科，并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并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出版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苏联卫国战争正打得残酷而激烈。虽然他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他先人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全力做着父亲对儿子的教诲。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月，他23岁时，回到了祖国，见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父亲。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又似得到了其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毛岸英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位重权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后来，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
对毛岸英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领导人和熟悉他的同志均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1948年，周恩来对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现及他总结的有关土改工作经验，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毛岸英是怎样入朝参战的
关于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参战的?有说是李克农让去的；有说是军委作战部的李涛选定的……事实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儿子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躇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岸英当时跟主席很亲近，发生的这一切情景他当然都看在了眼里。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父亲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的，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 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的，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要上战场。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的翻译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了朝鲜。”
毛岸英牺牲时的实情实景
1951年10月25日，志愿军刚入朝后，就在仓促的情况下与敌人接上了火，所以后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定在这一天。第一次战役的时间也是从这一天算起直到11月7日结束。彭德怀这才抽出时间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首长们一起研究并宣布了志司总部处、部级干部的正式任命，成立了一个直属彭德怀领导的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作战指挥和来往电文处理，大家习惯称之为“彭总作战室”。组成人员有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总参来的成普是朝鲜族人，当时在总部是彭德怀的朝鲜语翻译，毛岸英是俄语翻译，被任命为作战参谋和机要秘书。原来的党小组扩大成党支部，毛岸英从原来的小组长继续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第二次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的。这之前，毛岸英在彭总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时担任翻译，随后又连夜整理会议纪要，熬到很晚才睡觉。当时敌人似乎已经发现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所以飞机来得很勤。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司在朝鲜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司也决定：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
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那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劝到了防空洞。
有文章说毛岸英是从防空洞里跟出去又返回木板房内热饭吃时才遇上轰炸的，这不确切。当时他与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值班人员。敌机这次袭击来得隐蔽又突然。当时，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平飞而来，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因为毛岸英与高瑞欣所处的位置离门较远，他们又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站起跑出来的动作迟缓了些，还没等跨出房门，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爆发的高温吞噬掉了。
为什么人们对毛岸英知之甚少
毛岸英牺牲在朝鲜，遗骨没有迁移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想法是崇高的，电是一致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的损失都很重大。据志愿军司令部1953年9月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减)38．6万，两项合计74．6万。朝鲜人民军伤亡26万。美伪军被我军毙伤、俘虏为109万。我军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不可能把尸骨全部运回国。但中华民族又讲究“落叶归根”、“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所以毛主席又必须带这个头。他的内心也万分痛苦。这就是他为什么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句古诗作为对刘松林请求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14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在朝鲜各地近百处陵园和墓地中没有迁回来。
毛主席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他在世时，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健在，他当然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会同意别人去宣传他。自古以来，人命是关天的大事，但是作为像毛泽东这样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于长子的为国捐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近年来，虽然有些文章和作品反映过毛岸英，但是由于毛岸英去世早，留下的资料少，与他接触的当事人少等原因，加上有些干部子弟的行为，使人们群众不满，所以，毛岸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们缺少完整的了解。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看到了毛岸英1949年10月写给表舅父向三立的信，当即叫人复印了一份，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他还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这为全党干部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作出了榜样，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
3月17日，江总书记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在谈到干部廉政建设时，拿出复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几段给与会者听。他说：我看 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能兴旺，我们的党一定能为群众所拥护……
这是党和人民对毛岸英的最高评价和赞赏。毛岸英不愧为“志愿军里第一人”。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4天，他没有作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东西，以及他和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在硝烟散去，在今天中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给人民留下的许多思考，弥足珍贵。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曾为他们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任何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毛岸英生前最关爱的人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的亲弟弟毛岸青。1950年10月14日，毛岸英最后告别的亲人是他的岳母。他向张文秋鞠了4次躬，拜托了4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请求她给岸青每月一点儿零花钱并照顾好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希望岳母促成“岸青与少华妹妹的婚事”。如今已是解放军中将的毛岸青和少将的邵华夫妇谈到这些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
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对丈夫永远地离她而去，总以为是梦。在她守寡12年还坚持不再嫁时，毛主席无奈之中，便让邵华去劝她。谁想到，儿媳妇道出的“心结”让毛泽东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为了这对夫妻的情深意笃，也是为了自己的“疏忽”，毛主席的双眼淌下了不多见的泪水。刘松林说：“岸英瞒着我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看到，连他的墓地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后来，中办来人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已安排秘书沈同陪她去朝鲜为岸英和长眠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们扫墓。
临行时，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嘱咐说：“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
刘松林探望丈夫毛岸英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她抚摸着那冰凉的水泥坟冢，望着“毛岸英同志之墓”的竖碑，心都碎了，她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现实。到如今，她还经常叹道：“普通人家，每年清明或忌日时，都可以到亲人的墓前寄托哀思，可岸英离开我有50年了，我一共才有4次机会为他扫墓，我的心呀……痛啊……”尽管她后来听从毛主席的劝说，与一位空军干部结婚并生育了三个子女，但她对毛岸英的缅怀之情延续至今。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
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厂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避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两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带他俩到苏联的莫斯科，并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并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出版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苏联卫国战争正打得残酷而激烈。虽然他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他先人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全力做着父亲对儿子的教诲。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月，他23岁时，回到了祖国，见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父亲。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又似得到了其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毛岸英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位重权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后来，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
对毛岸英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领导人和熟悉他的同志均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1948年，周恩来对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现及他总结的有关土改工作经验，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毛岸英是怎样入朝参战的
关于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参战的?有说是李克农让去的；有说是军委作战部的李涛选定的……事实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儿子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躇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岸英当时跟主席很亲近，发生的这一切情景他当然都看在了眼里。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父亲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的，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 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的，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要上战场。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的翻译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了朝鲜。”
毛岸英牺牲时的实情实景
1951年10月25日，志愿军刚入朝后，就在仓促的情况下与敌人接上了火，所以后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定在这一天。第一次战役的时间也是从这一天算起直到11月7日结束。彭德怀这才抽出时间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首长们一起研究并宣布了志司总部处、部级干部的正式任命，成立了一个直属彭德怀领导的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作战指挥和来往电文处理，大家习惯称之为“彭总作战室”。组成人员有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总参来的成普是朝鲜族人，当时在总部是彭德怀的朝鲜语翻译，毛岸英是俄语翻译，被任命为作战参谋和机要秘书。原来的党小组扩大成党支部，毛岸英从原来的小组长继续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第二次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的。这之前，毛岸英在彭总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时担任翻译，随后又连夜整理会议纪要，熬到很晚才睡觉。当时敌人似乎已经发现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所以飞机来得很勤。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司在朝鲜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司也决定：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
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那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劝到了防空洞。
有文章说毛岸英是从防空洞里跟出去又返回木板房内热饭吃时才遇上轰炸的，这不确切。当时他与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值班人员。敌机这次袭击来得隐蔽又突然。当时，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平飞而来，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因为毛岸英与高瑞欣所处的位置离门较远，他们又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站起跑出来的动作迟缓了些，还没等跨出房门，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爆发的高温吞噬掉了。
为什么人们对毛岸英知之甚少
毛岸英牺牲在朝鲜，遗骨没有迁移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想法是崇高的，电是一致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的损失都很重大。据志愿军司令部1953年9月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减)38．6万，两项合计74．6万。朝鲜人民军伤亡26万。美伪军被我军毙伤、俘虏为109万。我军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不可能把尸骨全部运回国。但中华民族又讲究“落叶归根”、“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所以毛主席又必须带这个头。他的内心也万分痛苦。这就是他为什么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句古诗作为对刘松林请求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14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在朝鲜各地近百处陵园和墓地中没有迁回来。
毛主席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他在世时，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健在，他当然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会同意别人去宣传他。自古以来，人命是关天的大事，但是作为像毛泽东这样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于长子的为国捐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近年来，虽然有些文章和作品反映过毛岸英，但是由于毛岸英去世早，留下的资料少，与他接触的当事人少等原因，加上有些干部子弟的行为，使人们群众不满，所以，毛岸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们缺少完整的了解。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看到了毛岸英1949年10月写给表舅父向三立的信，当即叫人复印了一份，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他还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这为全党干部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作出了榜样，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
3月17日，江总书记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在谈到干部廉政建设时，拿出复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几段给与会者听。他说：我看 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能兴旺，我们的党一定能为群众所拥护……
这是党和人民对毛岸英的最高评价和赞赏。毛岸英不愧为“志愿军里第一人”。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4天，他没有作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东西，以及他和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在硝烟散去，在今天中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给人民留下的许多思考，弥足珍贵。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曾为他们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任何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毛岸英生前最关爱的人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的亲弟弟毛岸青。1950年10月14日，毛岸英最后告别的亲人是他的岳母。他向张文秋鞠了4次躬，拜托了4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请求她给岸青每月一点儿零花钱并照顾好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希望岳母促成“岸青与少华妹妹的婚事”。如今已是解放军中将的毛岸青和少将的邵华夫妇谈到这些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
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对丈夫永远地离她而去，总以为是梦。在她守寡12年还坚持不再嫁时，毛主席无奈之中，便让邵华去劝她。谁想到，儿媳妇道出的“心结”让毛泽东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为了这对夫妻的情深意笃，也是为了自己的“疏忽”，毛主席的双眼淌下了不多见的泪水。刘松林说：“岸英瞒着我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看到，连他的墓地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后来，中办来人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已安排秘书沈同陪她去朝鲜为岸英和长眠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们扫墓。
临行时，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嘱咐说：“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
刘松林探望丈夫毛岸英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她抚摸着那冰凉的水泥坟冢，望着“毛岸英同志之墓”的竖碑，心都碎了，她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现实。到如今，她还经常叹道：“普通人家，每年清明或忌日时，都可以到亲人的墓前寄托哀思，可岸英离开我有50年了，我一共才有4次机会为他扫墓，我的心呀……痛啊……”尽管她后来听从毛主席的劝说，与一位空军干部结婚并生育了三个子女，但她对毛岸英的缅怀之情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