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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诗歌史学家、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姜红伟编著的长篇诗歌史料书稿《大学生诗歌家谱：《飞天·大学生诗苑》创办史（1981-2014）》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伊始，在《飞天》文学月刊编辑张书绅的主持下，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以发表大学生诗作、培养大学生诗人为宗旨的诗歌栏目《大学生诗苑》。该栏目自1981年2月创始至2014年2月，历时33年，先后经历4位主编、4位责任编辑，编发212辑，发表462所高等院校2003名大学生诗歌作者创作的诗歌作品4338首，读者超过100万人以上。
《大学生诗苑》的创办，是中国新时期诗歌史、期刊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但引领了大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潮流，推动了“大学生诗派”的形成，而且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展输送了骨干力量，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了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形成了一种空前绝后的“诗苑现象”。
历时十年编撰完成的《大学生诗歌家谱》，共分四章。著名诗人叶延滨在序言中写道：“据我了解，《大学生诗歌家谱》这部书稿是目前海内外图书市场上唯一一部类似题材的诗歌史料书籍，堪称‘孤本’，更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当代大学生诗歌史的重要文本，填补了中国当代大学生诗歌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感和揭秘性。”
时至今天，我们还不大习惯使用“先生”的称呼，尤其是在北方，它似乎已被划入令人生厌的“鸟语”的范畴。于是，“老师”一词便被用滥了，我们已无法记起它的本意。此刻当我想写定“张老师”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似乎是清理语义……
不是出于晚辈对长者的客套，或是百姓对于权贵的崇拜，我们才称其为“师”的，张老师与这些无关。而在另一方面，对他的众多学生而言，这位“老师”又是不具体的，他从未给我们上过一节课……
在散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诗人圈子里，“张老师”似乎永远是个话题。这是一个让最气势汹汹的诗人也会肃然起敬、深情谈论的话题。一位普通的诗歌编辑，被如此众多的人们长久地谈论着，这在今天应该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
“张老师”名为张书绅，《飞天》文学月刊的诗歌编辑，创办了《大学生诗苑》这一栏目并担任了它最初10年的编辑，后来，在他退休前曾升任“副主编”。关于张老师的履历，我所知道的仅就这些。我至今没有见过他，只在《大学生诗苑》合订本的扉页上见过他的一张照片：穿中山装，略微有点谢顶，目光中带着亲切……我最熟悉的是他的笔体，10年前，用铅笔写在我的退稿上的那些字，最终被我用橡皮擦掉了，并将稿子转投他处——这正是张老师为我们提供的某种方便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各刊已不再退稿，在启事中明确写着“三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云云，而张老师的《大学生诗苑》还保持着每稿必复的习惯，而且时限在一个月之内。迄今为止，《飞天》仍是我投稿最多的刊物，当年最密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要寄稿一次，也就是说，我大学时代的所有诗作都曾被张老师筛选和批阅……
继“朦胧诗”之后成为诗坛中坚力量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是当年在《大学生诗苑》上崭露头角的：从徐敬亚、叶延滨，到于坚、王寅、周伦佑、尚仲敏、柯平、张小波。《大学生诗苑》对现代诗在民间的发展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学生诗派”就是在《大学生诗苑》的基础上创立的——诗人孟浪曾在那本著名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指出过这一点。
我第一次在《诗苑》上发表的是张老师删改后的一首4行的小诗，那是我大学时代所发表的第一首诗，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张老师的改动使我服气，那大概是唯一一次我对别人动我的诗感到满意。我在对“朦胧诗”的模仿中徘徊了两三年之后，在1988年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子，那批诗寄给张老师之后很快便得到了他的回信，于是在当年10月号的《诗苑》上以《伊沙诗抄》为总题刊出了我10首诗，近400行，占了当期《诗苑》一半的页码——那是《诗苑》有史以来个人一次性发诗的最高纪录，而以《XX诗抄》的形式刊出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开玩笑说：“这完全是烈士的待遇！”这样的发表对一位中文系的大学生刺激有多大是不言自明的，这使我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变得异乎寻常的勤奋，好像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时刻保持工作状态的人。
毕业之后，从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口中我听到了更多张老师的故事，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回望自己的青春岁月。听说王寅的那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是兰州的一帮大学生抄给张老师的，起初张老师并不喜欢，但看到大家喜爱就把它编发了，发表后王寅还获了奖，那首诗日后还成为“第三代诗歌”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之一。叶舟与张老师的儿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常去张老师家做客，他曾有过一番感叹：进张老师家易，上《诗苑》难。于坚的口语诗，最初连他同住“尚义街6号”的朋友都认为没什么前途，后来他便遇上了张老师，不但连获发表还得了奖，后来于坚的这路诗一度成为诗坛主流。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对“朦胧诗”的模仿状态中写诗的，张老师和他的《大学生诗苑》为他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为“第三代”——“后朦胧”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张老师之于中国现代诗发展的重大贡献。能以一名普通编辑的身份，仅通过一份刊物6个页码的一个栏目，便做出如此重大贡献者，偌大诗坛，誰为第二？关于这一点，光天化日之下，有如此众多的见证者，可除了尚仲敏和孟浪早年片言只语之外，再未有人提及，更甭提专文或专论。骆一禾生前曾为昌耀打抱不平，不无夸张地说：“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竟不认识”。原因是他曾到图书馆查找昌耀的专论，竟没有找到一篇。同样的遭遇，却无人为张老师说句话。这位一代新诗潮的奠基者，中国诗坛唯一的“黄埔教官”，只在我们用嘴去诉说各自的青春岁月时才被提及，这是见识的悲哀呢？还是良知的悲哀？也许，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玩法，更愿于给铜像镀金的活计，而不屑于掸去石像上的尘灰！
我的《饿死诗人》出版后，想寄一本给他，让老师看看我后来的发展……可好不容易从一位朋友那儿打探到他的新址，又被我搞丢了……也许，和我一样，很多人就是这样与张老师中断了联系的；在今天，很多过去的朋友也就是这样中断了联系的，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可当我看到一位在当年曾受过张老师大力扶植的中年诗人，在一篇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访谈录中，提到张老师时竟然把名字弄错了，错得有根有据，错写成另一位专写官样文章、对汪国真也颇有赞词的“诗评家”的名字，一瞬间，我又恢复了对人性的悲观看法……
我从未到过的兰州城，灯火通明。是我最好的朋友唐欣居住的城，也是我最好的老师张书绅先生的城……这篇早该完成的小文，被我视为功课——一门个人德行的必修课！
啊！我又想起张老师用铅笔留在我们诗稿上的字迹来了，有多少真知灼见被我们记取，然后——用橡皮擦掉……
（本文首发于1996年5月号《阳关》杂志，收入《大学生诗歌家谱》。张书绅，编辑家、《飞天》原副主编，2017年8月14日因病去世。）
20世纪80年代伊始，在《飞天》文学月刊编辑张书绅的主持下，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以发表大学生诗作、培养大学生诗人为宗旨的诗歌栏目《大学生诗苑》。该栏目自1981年2月创始至2014年2月，历时33年，先后经历4位主编、4位责任编辑，编发212辑，发表462所高等院校2003名大学生诗歌作者创作的诗歌作品4338首，读者超过100万人以上。
《大学生诗苑》的创办，是中国新时期诗歌史、期刊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但引领了大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潮流，推动了“大学生诗派”的形成，而且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展输送了骨干力量，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了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形成了一种空前绝后的“诗苑现象”。
历时十年编撰完成的《大学生诗歌家谱》，共分四章。著名诗人叶延滨在序言中写道：“据我了解，《大学生诗歌家谱》这部书稿是目前海内外图书市场上唯一一部类似题材的诗歌史料书籍，堪称‘孤本’，更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当代大学生诗歌史的重要文本，填补了中国当代大学生诗歌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感和揭秘性。”
时至今天，我们还不大习惯使用“先生”的称呼，尤其是在北方，它似乎已被划入令人生厌的“鸟语”的范畴。于是，“老师”一词便被用滥了，我们已无法记起它的本意。此刻当我想写定“张老师”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似乎是清理语义……
不是出于晚辈对长者的客套，或是百姓对于权贵的崇拜，我们才称其为“师”的，张老师与这些无关。而在另一方面，对他的众多学生而言，这位“老师”又是不具体的，他从未给我们上过一节课……
在散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诗人圈子里，“张老师”似乎永远是个话题。这是一个让最气势汹汹的诗人也会肃然起敬、深情谈论的话题。一位普通的诗歌编辑，被如此众多的人们长久地谈论着，这在今天应该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
“张老师”名为张书绅，《飞天》文学月刊的诗歌编辑，创办了《大学生诗苑》这一栏目并担任了它最初10年的编辑，后来，在他退休前曾升任“副主编”。关于张老师的履历，我所知道的仅就这些。我至今没有见过他，只在《大学生诗苑》合订本的扉页上见过他的一张照片：穿中山装，略微有点谢顶，目光中带着亲切……我最熟悉的是他的笔体，10年前，用铅笔写在我的退稿上的那些字，最终被我用橡皮擦掉了，并将稿子转投他处——这正是张老师为我们提供的某种方便吧。
我记得那个时候，各刊已不再退稿，在启事中明确写着“三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云云，而张老师的《大学生诗苑》还保持着每稿必复的习惯，而且时限在一个月之内。迄今为止，《飞天》仍是我投稿最多的刊物，当年最密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要寄稿一次，也就是说，我大学时代的所有诗作都曾被张老师筛选和批阅……
继“朦胧诗”之后成为诗坛中坚力量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是当年在《大学生诗苑》上崭露头角的：从徐敬亚、叶延滨，到于坚、王寅、周伦佑、尚仲敏、柯平、张小波。《大学生诗苑》对现代诗在民间的发展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学生诗派”就是在《大学生诗苑》的基础上创立的——诗人孟浪曾在那本著名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指出过这一点。
我第一次在《诗苑》上发表的是张老师删改后的一首4行的小诗，那是我大学时代所发表的第一首诗，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舞！张老师的改动使我服气，那大概是唯一一次我对别人动我的诗感到满意。我在对“朦胧诗”的模仿中徘徊了两三年之后，在1988年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子，那批诗寄给张老师之后很快便得到了他的回信，于是在当年10月号的《诗苑》上以《伊沙诗抄》为总题刊出了我10首诗，近400行，占了当期《诗苑》一半的页码——那是《诗苑》有史以来个人一次性发诗的最高纪录，而以《XX诗抄》的形式刊出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开玩笑说：“这完全是烈士的待遇！”这样的发表对一位中文系的大学生刺激有多大是不言自明的，这使我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变得异乎寻常的勤奋，好像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时刻保持工作状态的人。
毕业之后，从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口中我听到了更多张老师的故事，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回望自己的青春岁月。听说王寅的那首《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是兰州的一帮大学生抄给张老师的，起初张老师并不喜欢，但看到大家喜爱就把它编发了，发表后王寅还获了奖，那首诗日后还成为“第三代诗歌”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之一。叶舟与张老师的儿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常去张老师家做客，他曾有过一番感叹：进张老师家易，上《诗苑》难。于坚的口语诗，最初连他同住“尚义街6号”的朋友都认为没什么前途，后来他便遇上了张老师，不但连获发表还得了奖，后来于坚的这路诗一度成为诗坛主流。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对“朦胧诗”的模仿状态中写诗的，张老师和他的《大学生诗苑》为他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为“第三代”——“后朦胧”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张老师之于中国现代诗发展的重大贡献。能以一名普通编辑的身份，仅通过一份刊物6个页码的一个栏目，便做出如此重大贡献者，偌大诗坛，誰为第二？关于这一点，光天化日之下，有如此众多的见证者，可除了尚仲敏和孟浪早年片言只语之外，再未有人提及，更甭提专文或专论。骆一禾生前曾为昌耀打抱不平，不无夸张地说：“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竟不认识”。原因是他曾到图书馆查找昌耀的专论，竟没有找到一篇。同样的遭遇，却无人为张老师说句话。这位一代新诗潮的奠基者，中国诗坛唯一的“黄埔教官”，只在我们用嘴去诉说各自的青春岁月时才被提及，这是见识的悲哀呢？还是良知的悲哀？也许，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玩法，更愿于给铜像镀金的活计，而不屑于掸去石像上的尘灰！
我的《饿死诗人》出版后，想寄一本给他，让老师看看我后来的发展……可好不容易从一位朋友那儿打探到他的新址，又被我搞丢了……也许，和我一样，很多人就是这样与张老师中断了联系的；在今天，很多过去的朋友也就是这样中断了联系的，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可当我看到一位在当年曾受过张老师大力扶植的中年诗人，在一篇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访谈录中，提到张老师时竟然把名字弄错了，错得有根有据，错写成另一位专写官样文章、对汪国真也颇有赞词的“诗评家”的名字，一瞬间，我又恢复了对人性的悲观看法……
我从未到过的兰州城，灯火通明。是我最好的朋友唐欣居住的城，也是我最好的老师张书绅先生的城……这篇早该完成的小文，被我视为功课——一门个人德行的必修课！
啊！我又想起张老师用铅笔留在我们诗稿上的字迹来了，有多少真知灼见被我们记取，然后——用橡皮擦掉……
（本文首发于1996年5月号《阳关》杂志，收入《大学生诗歌家谱》。张书绅，编辑家、《飞天》原副主编，2017年8月14日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