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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修正，确定了污染环境罪。在经济高速发展，却各种环境问题不断凸显，当民法与行政法无力全面保障环境及生态的情况下，力求在刑法领域探求更好的环境保护措施，充分发挥刑法的后盾机能，以更好地保护环境。
关键词：污染环境；主客观形态；归责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环境污染问题也越加严重。革开放以后，国家各方面迅速发展，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导致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环境问题反过来对人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97《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保护环境、完善刑事立法、惩治相应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罪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诸多争议，例如，主观上应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主体到底应该是单位还是个人等。历时十几载的研讨，《修八》将此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且将法条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入罪门槛，有利于保护环境，但其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污染环境罪法条简析
《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对于“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等量化字句，两高司法解释有了说明和列举，但这些解释仅仅是停留在浅层次面：
第一，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土地、水体、大气”删除。这一修订说明立法者有扩大该罪名适用范围的意向，污染环境已不局限于向土地、水体和大气中排放、倾倒易致环境污染的物质。这样的规定扩大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具有科学性，有利于更好地遏制污染环境的行为。
第二，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保护的法益侧重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即以保护公私财产和人身为要点，对该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便成立该罪。而污染环境罪要求的是“严重污染环境”，未提及公私财产与人身概念，其实立法者在此已经将该罪的法益转变成了环境本身。说到底，“自然本位主义从根本上来看，也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类利益”，①这存在合理之处。
该法条的修改具有进步性，对于保护当今社会急速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仍然存在问题。例如，修订以前该法条是典型的结果犯，改过的污染环境罪中虽然定义为“严重污染环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结果犯的“阴影”，仍然要求造成重大损失、污染严重才给予归罪处罚。
二、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形态
过失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通说，“行为人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②很多学者均采用这一观点。对于污染环境罪，同样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故意特别是间接故意。行为人对于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是有所认识的，但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是不希望的，因为结果严重、危害了社会很可能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通常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另一观点则认为是过失，认为污染环境罪在罪名的结构上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无本质区别，只是在用词上有一定区别，所以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特征应该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同，也为过失。③有人认为应视情况而定，修订后将“事故”一词去掉，该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在理论界的研究中，污染环境罪作为类罪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以上类似不同观点，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付立忠教授则认为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那么，作为具体的个罪，有如上观念的争议也理在其中。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一，从认识因素来说，赞成故意罪过观点的学者主要指的是间接故意，所以我们需要区分间接故意和过失的界线。不难想到，如果说既然明知可能发生结果还放任其发生，那么就是一种故意的心态，但是，没有人是愿意犯罪的，行为人向环境倾倒、排放污染物质时是有预见危害结果的义务或可能的，但是他更可能多的是侥幸地相信可以避免，而且，“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④“修八”之所以将原条文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颇有不要求结果一定要发生才处以刑法之嫌。第二，从意志因素来说，行为人污染环境通常是建立在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基础上的，获取利益也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客观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有可能是建立在明知或者故意的基础上，但是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必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适用故意，即便是间接故意，在现有的刑法框架下，大可按照相应法条规定的罪名给予定罪惩处，而不再是污染环境罪。所以笔者认为采用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更为适宜。
三、污染环境罪的归责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长久而宽泛的研究，但是当前污染环境罪的归责上任然有分歧。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发展现状，仅以过错为依据已经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相反观点则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刑事责任扩大化的趋势，不利于司法人员在审理危害环境罪案件时准确划分罪与非罪”。笔者认为，在污染环境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至少存在以下弊端：
1.我国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而严格责任更多的是一种考虑结果而不过问行为人主观态度的归责原则，这显然与当前的刑法体系是相背离的。2.刑法具有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功效，要达此作用，其必然要具有人权保障性、社会道德性等内涵，如果采用严格责任，是否太过于严苛，阻碍了刑法功能的发挥。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行为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犯多大的罪承担多大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刑罚。之前，我们提及环境污染危害的滞后性，所以危害很可能是长期或者多个行为累积的结果，短期内未得以凸显。所以，在污染环境犯罪中采用严格责任很可能导致罪责不相匹配的状况，这显然是与刑法的原则相背离的。
总之，当前中国现代城镇工业、科技、经济、化工等都处于高速发展期，污染环境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从城市到农村的蔓延加剧，跨区域污染的情况不在少数，不管是从立法、行政监督、还是企事业发展理念上都应该引起重视，切勿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否则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着实在所经历过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得到了很多血与泪的深刻教训。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了人类自身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中，我们必然要对环境污染方面的犯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切勿重蹈“自毁前程”的覆辙。（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2013J067）
注解：
① 何宏福：《污染环境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第6页。
② 付卓：《污染环境罪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年。
③ 同②。
④ 余欣容：《我国污染环境罪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年，第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1页。
关键词：污染环境；主客观形态；归责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环境污染问题也越加严重。革开放以后，国家各方面迅速发展，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导致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环境问题反过来对人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97《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保护环境、完善刑事立法、惩治相应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罪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诸多争议，例如，主观上应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主体到底应该是单位还是个人等。历时十几载的研讨，《修八》将此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且将法条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入罪门槛，有利于保护环境，但其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污染环境罪法条简析
《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对于“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等量化字句，两高司法解释有了说明和列举，但这些解释仅仅是停留在浅层次面：
第一，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土地、水体、大气”删除。这一修订说明立法者有扩大该罪名适用范围的意向，污染环境已不局限于向土地、水体和大气中排放、倾倒易致环境污染的物质。这样的规定扩大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具有科学性，有利于更好地遏制污染环境的行为。
第二，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保护的法益侧重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即以保护公私财产和人身为要点，对该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便成立该罪。而污染环境罪要求的是“严重污染环境”，未提及公私财产与人身概念，其实立法者在此已经将该罪的法益转变成了环境本身。说到底，“自然本位主义从根本上来看，也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类利益”，①这存在合理之处。
该法条的修改具有进步性，对于保护当今社会急速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仍然存在问题。例如，修订以前该法条是典型的结果犯，改过的污染环境罪中虽然定义为“严重污染环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结果犯的“阴影”，仍然要求造成重大损失、污染严重才给予归罪处罚。
二、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形态
过失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通说，“行为人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②很多学者均采用这一观点。对于污染环境罪，同样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故意特别是间接故意。行为人对于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是有所认识的，但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是不希望的，因为结果严重、危害了社会很可能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通常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另一观点则认为是过失，认为污染环境罪在罪名的结构上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无本质区别，只是在用词上有一定区别，所以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特征应该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同，也为过失。③有人认为应视情况而定，修订后将“事故”一词去掉，该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在理论界的研究中，污染环境罪作为类罪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以上类似不同观点，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付立忠教授则认为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那么，作为具体的个罪，有如上观念的争议也理在其中。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一，从认识因素来说，赞成故意罪过观点的学者主要指的是间接故意，所以我们需要区分间接故意和过失的界线。不难想到，如果说既然明知可能发生结果还放任其发生，那么就是一种故意的心态，但是，没有人是愿意犯罪的，行为人向环境倾倒、排放污染物质时是有预见危害结果的义务或可能的，但是他更可能多的是侥幸地相信可以避免，而且，“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④“修八”之所以将原条文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颇有不要求结果一定要发生才处以刑法之嫌。第二，从意志因素来说，行为人污染环境通常是建立在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基础上的，获取利益也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客观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有可能是建立在明知或者故意的基础上，但是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必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适用故意，即便是间接故意，在现有的刑法框架下，大可按照相应法条规定的罪名给予定罪惩处，而不再是污染环境罪。所以笔者认为采用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更为适宜。
三、污染环境罪的归责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长久而宽泛的研究，但是当前污染环境罪的归责上任然有分歧。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发展现状，仅以过错为依据已经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相反观点则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刑事责任扩大化的趋势，不利于司法人员在审理危害环境罪案件时准确划分罪与非罪”。笔者认为，在污染环境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至少存在以下弊端：
1.我国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而严格责任更多的是一种考虑结果而不过问行为人主观态度的归责原则，这显然与当前的刑法体系是相背离的。2.刑法具有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功效，要达此作用，其必然要具有人权保障性、社会道德性等内涵，如果采用严格责任，是否太过于严苛，阻碍了刑法功能的发挥。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行为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犯多大的罪承担多大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刑罚。之前，我们提及环境污染危害的滞后性，所以危害很可能是长期或者多个行为累积的结果，短期内未得以凸显。所以，在污染环境犯罪中采用严格责任很可能导致罪责不相匹配的状况，这显然是与刑法的原则相背离的。
总之，当前中国现代城镇工业、科技、经济、化工等都处于高速发展期，污染环境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从城市到农村的蔓延加剧，跨区域污染的情况不在少数，不管是从立法、行政监督、还是企事业发展理念上都应该引起重视，切勿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否则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着实在所经历过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得到了很多血与泪的深刻教训。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了人类自身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中，我们必然要对环境污染方面的犯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切勿重蹈“自毁前程”的覆辙。（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2013J067）
注解：
① 何宏福：《污染环境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第6页。
② 付卓：《污染环境罪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年。
③ 同②。
④ 余欣容：《我国污染环境罪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年，第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