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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情是构建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是人际关系交往中情感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维系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重要纽带。然而，在转型背景下，人情的情感性表达逐步削弱，以赢利为目的的工具性逐步增强，人情的功能出现异化。笔者通过对渝北C村的考察发现，在人情功能逐步被异化的背景下，人们依靠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不断重构人情交往的规则，并在人情交往中衍生出相应的策略来维护家庭利益最大化，以此来维系农村社会关系的运行与发展。
关键词：人情；规则；策略；农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63-06
一、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情是对于礼物流动和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惯有的称呼，是构建熟人社会中的一种礼仪性和感情性的表达。在关于人情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礼物范式”来进行研究。马塞尔·莫斯（M·Mauss）在结合多个原始社会民族志的二手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社会交往是如何可能的，并进一步阐述建构社会机理的方式，他回答了关于个人和社会通过礼物交换是如何可能的基本性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明通过礼物交换所建构起来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戈里高利（Gregory，C.A）在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中指出，物品的交换呈现为商品异化的形式，而礼物交换则确立了主体间个人化的社会关系[2]。显然，戈里高利将商品交换与礼物交换在本质上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认为社会关系的确立跟礼物交换密切关联。萨林斯（Sahlins·M）对礼物交换进行了分类，他认为礼物交换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并进一步指出决定礼物馈赠与交换之一般属性的三个变量，即：亲属关系、合群度与慷慨度[3]。可见，萨林斯从礼物交换的功能上进行了阐述，这对于研究礼物交换的学者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科林·约翰逊（Colleen·Johnson）认为礼物交换有助于缩小社会流动造成的日益分化，而且礼物受授的义务巩固了人际关系，否则这些关系就可能由于同化于更大的社会中而消失[4]。显然，西方学者在人情研究中的“礼物范式”研究为国内学者研究人情提供了巨大帮助和有益的借鉴，这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中西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承中所形成的社会基础的差异性。然而，人情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与意义有别于西方社会中的“礼物交往”，但它们又具有人与人之间情感表达的共性。
在国内关于人情的研究中，费孝通采用了人类学比较法，先描述出一个“他”者，即西方的社会结构呈现出的“团体格局”，然后再以这个“他”者为鉴，反照中国社会结构的镜像，指出与西方社会存在差别的是中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他认为“差序格局”的概念必须放在中西方对比或比较的框架下才能呈现其全部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稳定的农村社区中，“差序格局”是人们自我认同的社会交往规范，在这个社会交往的规范中，人情交往具有维系熟人社会关系稳定与社会关系延续的基本作用，并在熟人社会关系构建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交往的秩序[5]。在此基础上，阎云翔汲取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从“礼物范式”视角来研究中国的人情交往，他认为礼物在流动中具有互惠原则，而农民的礼物流动在实践中呈现了表达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性质，他研究的立意在于形成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礼物模式来理解中国的人情交往[6]。此外，黄光国则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指出人情和面子是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他分别从个人生活情境、社会交易和社会规范来进行解释，认为在中国传统习俗中，人们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的回报存在着明显的预期[7]。同时，金耀基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进一步分析，指出在中国社会交往中，人情的本质就是一种得到文化价值所支持的社会规范[8]。显然，上述研究主要从功能主义视角对中国人情进行解读，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作为支撑。而人情交往在中国社会关系建构中，其视野容易被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形成的习惯所遮蔽，无法深入洞察和理解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中人情的异化。
为此，贺雪峰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广泛调查后，从熟人社会视角入手对人情异化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认为人情异化的程度与方式跟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指出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农村熟人社会甚至会因此解体[9]。宋丽娜在贺雪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人情交往做了拓展性研究，她立足于农村的社会基础，从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入手，指出：在团结型村庄中，人情是依附性的；在分裂型村庄中，人情充当着“黏合剂”的作用；在分散型村庄中，人情则是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10]。同时，她在对人情交往的深入研究后发现，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仪式性人情，并指出仪式性人情是镶嵌在血缘关系所组织的社会秩序中的，人情背后是道德伦理规范及其秩序状态，而人情也在不断表达和再造着这种规范和秩序[11]。显然，贺雪峰和宋丽娜的研究不仅对农村社会中人情交往的功能和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释，而且还洞察到了转型期农村社会中人情正在经历着蜕变，即人情的功能和意义正经历着剧烈的异化，这对认识和理解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即欠缺对农村社会中人情交往异化过程中自我规则重构的微观机制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社会中人情异化趋势下的自我规则重构的微观机制做进一步拓展性研究，以此来认识和理解转型期农村人情交往变化的内在逻辑。
二、社会结构离散下的人情异化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庄社会的稳定主要来自于行政嵌入和内生性[12]。行政嵌入主要功能体现在维护村庄社会的非礼节性规范。村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维持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礼节性规范，它依赖于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构成了人情交往的社会基础，是人情交往的行为准则。因此，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情交往是基于人们情感联系与情感表达的一种体现，它承接着村庄内生性的不断延续与传承，即人情交往与村庄的内生性互构，以此来维系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交往。 （一）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
渝北C村（以下简称C村）位于重庆市区北部，村庄历史为150余年，共有24个村民组，916户，2737人，土地贫瘠，交通闭塞，2012年人均纯收入为6816元。C村的打工潮形成于2000年左右，它的形成逐步改变了以农业为家庭经营的单一模式，以“半工半农”的家庭代际分工模式逐步形成。在村庄社会结构关系中，C村是一个移民型村落，历史相对短暂，血缘性纽带较弱。因此，在村庄场域中，人们主要以地缘为基础，以人情交往为纽带来建立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圈，从而立足于村庄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C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并经历了集体化大生产的改造。在国家行政权力的嵌入下，村庄内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群体性械斗事件得到遏制，大家共同劳动生产，互助合作的氛围在集体化时代一直延续。分田到户以来，随着集体化的瓦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于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以地缘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村庄内部社会结构，以此来维系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村庄社会秩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增多，村庄的封闭性逐步被打破，传统的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发生了改变，在家庭中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留守在家务农的代际分工模式逐步形成，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以来，随着大规模的打工潮逐步形成，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因素的渗透下，村庄的社会结构和村民们的行动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日常生活的货币化程度提高，传统的“帮工助劳”现象逐步减少，以货币来计酬的劳动交换逐步增多，亲朋好友之间的免费帮工现象越来越少。在生活消费货币化的冲击下，“金钱”逐步冲淡了人们传统的交往方式，导致了村民的利益算计逐步增强，行动逻辑逐步走向理性化。同时，受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村庄内的血缘关系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个体行为原子化加强，导致村庄内部的凝聚力逐步下降，其社会结构性因素逐步呈现出离散化状态。人情的功能也随之开始异化，从传统的情感表达向工具性转变，人们以操办红白喜事为目的的赚钱方式逐步形成。
（二）人情功能异化
人情是农村社会中建立人际交往的一种普遍现象，具有重要表达性或仪式性功能。但随着现代性的侵蚀，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13]。人情异化的程度和方式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而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是被人们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并在熟人社会中逐步演化为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从而逐步失去维系人际关系润滑剂的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农村熟人社会的解体。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C村的村庄社会结构逐步离散化，受市场经济冲击，人们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情逐步异化，明目繁多的操办酒席现象逐步出现，以操办酒席来达到收人情的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村庄内人们心照不宣的常态。笔者对C村第十四村民组近几年来的人情交往进行了统计，见表1。
表1 C村第十四村民组人情交往统计表
常规性酒席
（次数） 非常规性酒席
（次数）
合计
（次数）
丧事 婚事 祝寿 散生 学酒 满月酒 其他
2001年 0 2 0 9 0 1 0 12
2003年 1 1 0 13 1 1 0 17
2005年 2 3 1 15 2 3 0 26
2007年 0 3 1 21 3 4 3 35
2009年 1 1 2 26 4 2 3 39
2011年 2 3 1 25 2 2 5 40
2012年 1 0 3 27 3 2 5 41
注：在C村，祝寿：指满60岁、70岁、80岁等，散生又叫旬生：指每个人每年的生日（但在一个家庭中操办散生每年一般不会超过3次）。
从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C村十四村民小组2001年以来红白喜事操办的情况，常规性红白喜事的操办基本持平，但非常规性酒席的操办却越来越多，2012年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是2001年的3.7倍。在送礼的金额标准上（2012年为例），常规性酒席通常送100元，散生通常送50元，学酒（学生考上大学）通常送200元，满月酒通常送100元。可以看出C村因受操办常规性酒席增多和送礼的金额不低的影响，人情的功能出现了异化。该村村民方某受访时说：“不该办的酒席，现在越办越多，就是为了收点礼嘛！”在方某看来，不该操办的酒席增多其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人情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追逐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方式逐步形成。
在非常规性人情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下，C村人情的表达方式也逐步发生变化，在2000年左右以前，人情主要以物质形式的支出较多，如：在丧事中送布匹和香纸，在红喜事中送衣物、大米、鸡蛋等。但是，在最近几年中，C村人情的表达基本上是以货币来表达，尤其是在丧事中基本不再送布匹和香纸，送货币的方式逐步取代了传统上送香纸的习惯，这无疑为人们的人情交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有村民坦言，越来越无法承受人情交往了。
表2 C村第十四村民组人情支出统计表
每年支出的人情金额 户 数
第一阶层 6000元及以上 3
第二阶层 4000-6000元 13
第三阶层 2000-4000元 11
第四阶层 2000元及以下 4
从表2可以看出，C村村民每年在人情的支出上大多数家庭集中在2000-6000元之间，相对于年收入6816元的C村村民来说，人情负担成为每年家庭支出较大的部分。在以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回收人情的驱使下，人情沙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陷入恶性循环。当然，从人情交往盈亏上考察看，它基本持平，按照当地村民的话说：“你送来，我送去，亏损不大”。也就是说，人情交往并不创造财富，其实质是通过操办酒席来让它流动转移，导致的后果是人情在流动转移过程中被大吃大喝浪费掉了。显然，在村庄社会中，当大多数人每年都会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达到收回人情时，若少数人不操办非常规性酒席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每年人情交往中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人们每年就不得不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了，而那些不想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但又不得不以此来回收人情的家庭，就只有叫苦连天了，甚至怨气四起，这为人情沙漠化下的规则自我重构提供了条件。 三、人情沙漠化下的规则自我重构
随着村庄中非常规性酒席的操办越来越多，C村的人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异化现象。从人情异化的工具上看，它主要向“利”这个方向转移，即人们通过人情获利来达到赚钱的目的，而并非向“名”这个方向转移，即在操办酒席及收人情的过程中，人们并不注重面子观，而是注重礼物的轻重。当然，在常规性酒席操办过程中，近些年来C村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常规性酒席的操办过程中的人情具有互助性，如：操办丧事的家庭，在获得亲朋好友一笔人情支助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压力。人情负担加重主要来源于人情频次的高低与随礼的金额，在C村非常规性酒席操办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随礼的金额仍然保持上升，这就只会导致人情的负担不断加重，很多人在人情交往中充满怨言，甚至出现人情往来中断的现象。
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且村庄中再无自己人认同的再生机制，农村熟人社会的基本润滑剂失去了[14]。显然，C村的人情异化现象是在市场化冲击和现代性因素全面渗透下的一种表现，是在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背景下所演变出来的一种现象，但是，当面对不堪重负的人情，人们逐步形成一系列策略来对人情沙漠化现象进行相应的遏制，并逐步重构一套规则来维系人情在人际交往中的稳定，从而维系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正常交往。
（一）人情交往规则的形成
从C村人情功能异化与村庄的社会基础和人们的理性化紧密关联，受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和个体行为理性化的影响，村庄内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不断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以此来达到收礼的目的。同时，人情表达中逐步形成以货币代替传统的实物表达，随着人们生活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传统的实物作为礼物来表达人情的方式逐步被人们扬弃，以货币的方式表达更为便捷和实用，为人们所青睐，以及送礼的金额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一种不可逆的状态。这就导致了以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收回人情礼金的乱象，也使得人们在人情交往的过程中相应的规则逐步形成。
在农村社会关系的场域中，人情规则的形成是具有相应约束力的，它客观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若因有人不遵守规则或有意破坏规则，那他可能会引来众人的谴责，甚至在村庄社会中被大家边缘化，这不仅可能会使他在村庄中处于孤立状况，而且还可能无法在村庄顺利完成操办红白喜事。因此，作为生活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他不仅需要遵守村庄内的规则，而且还需要融入到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去才能立足村庄。事实上，在C村人情交往规则形成过程中，人们通过操办各种非常规性酒席的初衷之一是为大家提供娱乐活动场所，以此达到亲朋好友及邻居聚会的目的，从而消遣农闲时间，建立人际关系圈，而这种人际关系圈的形成无疑为村庄内留守人群提供互助合作的基础。显然，在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背景下，村庄内的红白事需要大家合作才可以顺利完成，而非常规性酒席的操办无疑强化了人们的往来，如老人逝世后的葬礼就需要较多人手才能顺利操办，也就是说，在操办红白事中送礼表达人情可以维系其社会关系，若没有人情的频繁交往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圈，单家独户是很难在村庄内完成红白喜事操办的，而人情交往正切合了人际关系建立的需求，并逐步形成了人际交往的评判标准，成为了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互助合作的规则与行为标准，它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随着这种规则的形成，操办非常规性酒席逐步膨胀，其频次逐步增多，人情的功能就走向异化，并在日常的人情交往中逐步体现出来，正如当地人所言“年轻人的婚礼可以简化，但酒席不得不办”。当然，因C村常驻人群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精神匮乏，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也可以为大家提供精神娱乐，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要找个机会供大家摆摆龙门阵（聊天的意思）”，这无疑为非常规性酒席的兴盛提供了保障。因此，那些操办酒席的人家还必须把酒席办好，若酒席办得太差的话，则会被人笑话。在这种潜规则下，人情的礼金在流动中被大家吃喝玩乐消耗掉了，虽然为大家提供了娱乐聚会的机会，达到了加强情感交流的目的，但剩下的是苦不堪言的负担。
（二）人情交往策略的运用
在农村社会中，人们彼此比较了解，个体的行动逻辑与理性行为是比较透明的，而人情交往的规则形成正源于对村庄社会中的个体认同。因此，人情规则一旦形成，它在村庄内部不仅具有相应的约束力，而且在实践中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从C村的人情规则实践考察来看，随着人情频次增高和礼金逐步增大，逐步成为人们苦不堪言的负担，但基于人情交往的规则，人们又不得不遵守，这就逐步演化出一种自洽的策略来化解人情交往规则的约束，从而维护自己在村庄社会中的利益最大化。如李某与刘某是第六村民组村民，两人平时交往不多，2012年刘某家操办喜事宴请李某时，李某并没有立即回应，而是先观望村民组内其他人的行动后再作决定。其原因是因为刘某平时在村庄中也不善与人交往，为人处事的口碑比较差。按李某的话说：“刘某平时在村民组内为人处事并不好，如果有40%的人不去的话，正好说明刘某在村民组内不招人喜欢，若我不去参加他家喜事（送礼），别人不会说我不对，而只能说刘某在村庄内不会为人；假如有80%的人都去了而我没有去，那么村民们就不会说刘某为人处事差，而是说我吝啬，其做法不对”。
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的人情交往中，个体必须遵守已形成的人情规则，但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非常讲究策略，并通过巧妙地运用相应的策略来维护自己在人情交往中的信誉与利益，从而立足于村庄社会中。在村庄场域中，人情交往是人们情感表达和整合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其规则无疑是维系村庄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行的重要纽带，谁也不会主动去打破规则，但在规则的背后是可以用相应的策略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规则、讲策略”人情交往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本身是人们开始对人情功能异化的一种抵御，它客观上呼吁大家重构新的规则来维系人情的交往。 显然，在人情交往的规则中合理运用策略是源于操办酒席，而在操办酒席的规则过程中，那些应该操办酒席的当事人，若不想劳累而想放弃操办酒席时，也需要讲究策略才能顺利避开既有的规则。如第八村民组的田某，因在外从事经商，家庭较为富裕，2011年是他父亲满70大寿，但田某嫌麻烦而决定不办酒席，但他明白在村庄中老人70大寿不办酒席可能会招来非议，在他看来：“村庄中已经是以操办酒席来收礼成风了，那些经济条件较差或处于中等的人家苦不堪言，但又不得不借各种机会操办酒席来收回已支出的人情，即大家被捆绑在操办酒席中，若老人满70大寿不办理酒席的话，无疑是给村庄中操办酒席收礼的规则狠狠地打一耳光，不仅可能会遭到大家的非议，甚至会遭到大家的排斥，因此需要慎重对待”。田某最终选择的策略：一是提前几个月放风说因经商中遇到纠纷（借口）而没有精力来为父亲办祝寿酒；二是给亲朋好友诉苦以求理解。事实上田某选择的提前放风不办的策略是投石问路，以试探亲朋好友的态度，在他看来：“若在亲朋好友中有70%或以上的人要求他操办的话，他还必须办理，否则会受到大家非议；而向亲朋好友诉苦则是为放话的理由加码，以此来达到不办理酒席的目的”。显然，在田某提前放话和诉苦下获得了成功，他没有操办父亲的祝寿酒席宴，也并没有遭到大家非议和排斥，反而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与支持。当然，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田某的做法对于人情支出的主体来说，无疑是减轻了负担，按照田某的话说：“其实很多人并不希望我办酒，因为我办酒他们就得来还礼，但是，村里都形成那股风了（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收礼），但谁都不愿把这层意思捅破，要讲面子”。
从李某和田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人情沙漠化背景下，人们在既有规则下滋生出相应的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不仅是对人情功能异化的抵制，更是对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背景下传统内生秩序的重构，而这种重构是村庄内生秩序与市场经济理性行为的冲击和现代性因素的全面渗透所遭遇的结果，但它又始于这种遭遇所带来的机会得以萌生，这或许正是转型期农村社会全方位快速变迁的动因之一。
四、结论
通过对渝北C村人情交往的机制研究表明，在转型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人情交往出现异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在社会结构逐步走向离散化背景下，传统的内生秩序逐步瓦解带来的后果。显然，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场域中，在祖代相传与漫长的村庄历史传承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习俗，并维系着村庄内部的稳定和制约人们的行为规范，人情交往无疑是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得以情感交流和社会关系建构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在市场经济理性行为的冲击和现代性因素全面渗透下，传统的内生秩序逐步被瓦解，人情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蜕变，导致以盈利为目的的人情交往出现，于是，在村庄的人情交往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规则与策略，从而维系着村庄社会的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关系。
当然，渝北C村是一个具有价值再生能力的村庄，从村庄的社会结构上看，它是基于地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人们互助合作的关联度高，村庄的内生性规范比较强，村庄内单家独户是无法应对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尤其是在红白事件上需要众多家庭之间互助合作。因此，它客观上需要人们通过人情的交往来建立起互助关系，以此来面对丧葬及婚礼等事件形成集体行动，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情交往秩序。而这种人情交往有别于西方社会中的礼物流动和礼物交往，也并非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下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而是在“散射格局”下[15]，通过人情交往建立的一种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圈。因此，在C村的村庄社会中人们客观上需要用人情交往的方式来维系人际间的互助合作，并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规则，而这种规则一旦形成就不会被轻易打破，但人们可以在既定的规则下寻求相应的策略来使家庭利益最大化，以此在村庄社会中安身立命。
显然，受市场经济理性行为逻辑的冲击，C村人情异化的后果是“名”与“利”分离，走向逐“利”方向，人情在农村社会中逐步丧失了“润滑剂”的作用，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新秩序，人们更加理性地在所形成的规则下选择更加理性的策略来应对。因此，在当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制转型加快，社会变迁加速背景下，农村社会中传统的规范和习俗正经历全方位的变革，这或许正是传统与现代性遭遇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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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训生）
关键词：人情；规则；策略；农村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63-06
一、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情是对于礼物流动和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惯有的称呼，是构建熟人社会中的一种礼仪性和感情性的表达。在关于人情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礼物范式”来进行研究。马塞尔·莫斯（M·Mauss）在结合多个原始社会民族志的二手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社会交往是如何可能的，并进一步阐述建构社会机理的方式，他回答了关于个人和社会通过礼物交换是如何可能的基本性问题，但他并没有说明通过礼物交换所建构起来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戈里高利（Gregory，C.A）在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中指出，物品的交换呈现为商品异化的形式，而礼物交换则确立了主体间个人化的社会关系[2]。显然，戈里高利将商品交换与礼物交换在本质上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认为社会关系的确立跟礼物交换密切关联。萨林斯（Sahlins·M）对礼物交换进行了分类，他认为礼物交换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并进一步指出决定礼物馈赠与交换之一般属性的三个变量，即：亲属关系、合群度与慷慨度[3]。可见，萨林斯从礼物交换的功能上进行了阐述，这对于研究礼物交换的学者提供了有益借鉴。此外，科林·约翰逊（Colleen·Johnson）认为礼物交换有助于缩小社会流动造成的日益分化，而且礼物受授的义务巩固了人际关系，否则这些关系就可能由于同化于更大的社会中而消失[4]。显然，西方学者在人情研究中的“礼物范式”研究为国内学者研究人情提供了巨大帮助和有益的借鉴，这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中西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承中所形成的社会基础的差异性。然而，人情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与意义有别于西方社会中的“礼物交往”，但它们又具有人与人之间情感表达的共性。
在国内关于人情的研究中，费孝通采用了人类学比较法，先描述出一个“他”者，即西方的社会结构呈现出的“团体格局”，然后再以这个“他”者为鉴，反照中国社会结构的镜像，指出与西方社会存在差别的是中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他认为“差序格局”的概念必须放在中西方对比或比较的框架下才能呈现其全部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稳定的农村社区中，“差序格局”是人们自我认同的社会交往规范，在这个社会交往的规范中，人情交往具有维系熟人社会关系稳定与社会关系延续的基本作用，并在熟人社会关系构建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交往的秩序[5]。在此基础上，阎云翔汲取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从“礼物范式”视角来研究中国的人情交往，他认为礼物在流动中具有互惠原则，而农民的礼物流动在实践中呈现了表达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性质，他研究的立意在于形成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礼物模式来理解中国的人情交往[6]。此外，黄光国则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人的人情和面子，指出人情和面子是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他分别从个人生活情境、社会交易和社会规范来进行解释，认为在中国传统习俗中，人们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的回报存在着明显的预期[7]。同时，金耀基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进一步分析，指出在中国社会交往中，人情的本质就是一种得到文化价值所支持的社会规范[8]。显然，上述研究主要从功能主义视角对中国人情进行解读，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作为支撑。而人情交往在中国社会关系建构中，其视野容易被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形成的习惯所遮蔽，无法深入洞察和理解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中人情的异化。
为此，贺雪峰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广泛调查后，从熟人社会视角入手对人情异化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认为人情异化的程度与方式跟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指出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农村熟人社会甚至会因此解体[9]。宋丽娜在贺雪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人情交往做了拓展性研究，她立足于农村的社会基础，从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入手，指出：在团结型村庄中，人情是依附性的；在分裂型村庄中，人情充当着“黏合剂”的作用；在分散型村庄中，人情则是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10]。同时，她在对人情交往的深入研究后发现，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仪式性人情，并指出仪式性人情是镶嵌在血缘关系所组织的社会秩序中的，人情背后是道德伦理规范及其秩序状态，而人情也在不断表达和再造着这种规范和秩序[11]。显然，贺雪峰和宋丽娜的研究不仅对农村社会中人情交往的功能和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释，而且还洞察到了转型期农村社会中人情正在经历着蜕变，即人情的功能和意义正经历着剧烈的异化，这对认识和理解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即欠缺对农村社会中人情交往异化过程中自我规则重构的微观机制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社会中人情异化趋势下的自我规则重构的微观机制做进一步拓展性研究，以此来认识和理解转型期农村人情交往变化的内在逻辑。
二、社会结构离散下的人情异化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庄社会的稳定主要来自于行政嵌入和内生性[12]。行政嵌入主要功能体现在维护村庄社会的非礼节性规范。村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维持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礼节性规范，它依赖于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构成了人情交往的社会基础，是人情交往的行为准则。因此，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情交往是基于人们情感联系与情感表达的一种体现，它承接着村庄内生性的不断延续与传承，即人情交往与村庄的内生性互构，以此来维系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交往。 （一）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
渝北C村（以下简称C村）位于重庆市区北部，村庄历史为150余年，共有24个村民组，916户，2737人，土地贫瘠，交通闭塞，2012年人均纯收入为6816元。C村的打工潮形成于2000年左右，它的形成逐步改变了以农业为家庭经营的单一模式，以“半工半农”的家庭代际分工模式逐步形成。在村庄社会结构关系中，C村是一个移民型村落，历史相对短暂，血缘性纽带较弱。因此，在村庄场域中，人们主要以地缘为基础，以人情交往为纽带来建立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圈，从而立足于村庄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C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并经历了集体化大生产的改造。在国家行政权力的嵌入下，村庄内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群体性械斗事件得到遏制，大家共同劳动生产，互助合作的氛围在集体化时代一直延续。分田到户以来，随着集体化的瓦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于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以地缘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村庄内部社会结构，以此来维系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村庄社会秩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增多，村庄的封闭性逐步被打破，传统的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发生了改变，在家庭中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留守在家务农的代际分工模式逐步形成，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以来，随着大规模的打工潮逐步形成，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因素的渗透下，村庄的社会结构和村民们的行动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日常生活的货币化程度提高，传统的“帮工助劳”现象逐步减少，以货币来计酬的劳动交换逐步增多，亲朋好友之间的免费帮工现象越来越少。在生活消费货币化的冲击下，“金钱”逐步冲淡了人们传统的交往方式，导致了村民的利益算计逐步增强，行动逻辑逐步走向理性化。同时，受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村庄内的血缘关系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个体行为原子化加强，导致村庄内部的凝聚力逐步下降，其社会结构性因素逐步呈现出离散化状态。人情的功能也随之开始异化，从传统的情感表达向工具性转变，人们以操办红白喜事为目的的赚钱方式逐步形成。
（二）人情功能异化
人情是农村社会中建立人际交往的一种普遍现象，具有重要表达性或仪式性功能。但随着现代性的侵蚀，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13]。人情异化的程度和方式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而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是被人们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并在熟人社会中逐步演化为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从而逐步失去维系人际关系润滑剂的作用，甚至可能导致农村熟人社会的解体。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C村的村庄社会结构逐步离散化，受市场经济冲击，人们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情逐步异化，明目繁多的操办酒席现象逐步出现，以操办酒席来达到收人情的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村庄内人们心照不宣的常态。笔者对C村第十四村民组近几年来的人情交往进行了统计，见表1。
表1 C村第十四村民组人情交往统计表
常规性酒席
（次数） 非常规性酒席
（次数）
合计
（次数）
丧事 婚事 祝寿 散生 学酒 满月酒 其他
2001年 0 2 0 9 0 1 0 12
2003年 1 1 0 13 1 1 0 17
2005年 2 3 1 15 2 3 0 26
2007年 0 3 1 21 3 4 3 35
2009年 1 1 2 26 4 2 3 39
2011年 2 3 1 25 2 2 5 40
2012年 1 0 3 27 3 2 5 41
注：在C村，祝寿：指满60岁、70岁、80岁等，散生又叫旬生：指每个人每年的生日（但在一个家庭中操办散生每年一般不会超过3次）。
从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C村十四村民小组2001年以来红白喜事操办的情况，常规性红白喜事的操办基本持平，但非常规性酒席的操办却越来越多，2012年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是2001年的3.7倍。在送礼的金额标准上（2012年为例），常规性酒席通常送100元，散生通常送50元，学酒（学生考上大学）通常送200元，满月酒通常送100元。可以看出C村因受操办常规性酒席增多和送礼的金额不低的影响，人情的功能出现了异化。该村村民方某受访时说：“不该办的酒席，现在越办越多，就是为了收点礼嘛！”在方某看来，不该操办的酒席增多其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人情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追逐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方式逐步形成。
在非常规性人情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下，C村人情的表达方式也逐步发生变化，在2000年左右以前，人情主要以物质形式的支出较多，如：在丧事中送布匹和香纸，在红喜事中送衣物、大米、鸡蛋等。但是，在最近几年中，C村人情的表达基本上是以货币来表达，尤其是在丧事中基本不再送布匹和香纸，送货币的方式逐步取代了传统上送香纸的习惯，这无疑为人们的人情交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有村民坦言，越来越无法承受人情交往了。
表2 C村第十四村民组人情支出统计表
每年支出的人情金额 户 数
第一阶层 6000元及以上 3
第二阶层 4000-6000元 13
第三阶层 2000-4000元 11
第四阶层 2000元及以下 4
从表2可以看出，C村村民每年在人情的支出上大多数家庭集中在2000-6000元之间，相对于年收入6816元的C村村民来说，人情负担成为每年家庭支出较大的部分。在以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回收人情的驱使下，人情沙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陷入恶性循环。当然，从人情交往盈亏上考察看，它基本持平，按照当地村民的话说：“你送来，我送去，亏损不大”。也就是说，人情交往并不创造财富，其实质是通过操办酒席来让它流动转移，导致的后果是人情在流动转移过程中被大吃大喝浪费掉了。显然，在村庄社会中，当大多数人每年都会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达到收回人情时，若少数人不操办非常规性酒席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每年人情交往中处于亏损状态。因此，人们每年就不得不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了，而那些不想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但又不得不以此来回收人情的家庭，就只有叫苦连天了，甚至怨气四起，这为人情沙漠化下的规则自我重构提供了条件。 三、人情沙漠化下的规则自我重构
随着村庄中非常规性酒席的操办越来越多，C村的人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异化现象。从人情异化的工具上看，它主要向“利”这个方向转移，即人们通过人情获利来达到赚钱的目的，而并非向“名”这个方向转移，即在操办酒席及收人情的过程中，人们并不注重面子观，而是注重礼物的轻重。当然，在常规性酒席操办过程中，近些年来C村一直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常规性酒席的操办过程中的人情具有互助性，如：操办丧事的家庭，在获得亲朋好友一笔人情支助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压力。人情负担加重主要来源于人情频次的高低与随礼的金额，在C村非常规性酒席操办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随礼的金额仍然保持上升，这就只会导致人情的负担不断加重，很多人在人情交往中充满怨言，甚至出现人情往来中断的现象。
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且村庄中再无自己人认同的再生机制，农村熟人社会的基本润滑剂失去了[14]。显然，C村的人情异化现象是在市场化冲击和现代性因素全面渗透下的一种表现，是在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背景下所演变出来的一种现象，但是，当面对不堪重负的人情，人们逐步形成一系列策略来对人情沙漠化现象进行相应的遏制，并逐步重构一套规则来维系人情在人际交往中的稳定，从而维系农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正常交往。
（一）人情交往规则的形成
从C村人情功能异化与村庄的社会基础和人们的理性化紧密关联，受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和个体行为理性化的影响，村庄内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不断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以此来达到收礼的目的。同时，人情表达中逐步形成以货币代替传统的实物表达，随着人们生活货币化程度逐步提高，传统的实物作为礼物来表达人情的方式逐步被人们扬弃，以货币的方式表达更为便捷和实用，为人们所青睐，以及送礼的金额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一种不可逆的状态。这就导致了以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收回人情礼金的乱象，也使得人们在人情交往的过程中相应的规则逐步形成。
在农村社会关系的场域中，人情规则的形成是具有相应约束力的，它客观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若因有人不遵守规则或有意破坏规则，那他可能会引来众人的谴责，甚至在村庄社会中被大家边缘化，这不仅可能会使他在村庄中处于孤立状况，而且还可能无法在村庄顺利完成操办红白喜事。因此，作为生活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他不仅需要遵守村庄内的规则，而且还需要融入到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去才能立足村庄。事实上，在C村人情交往规则形成过程中，人们通过操办各种非常规性酒席的初衷之一是为大家提供娱乐活动场所，以此达到亲朋好友及邻居聚会的目的，从而消遣农闲时间，建立人际关系圈，而这种人际关系圈的形成无疑为村庄内留守人群提供互助合作的基础。显然，在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背景下，村庄内的红白事需要大家合作才可以顺利完成，而非常规性酒席的操办无疑强化了人们的往来，如老人逝世后的葬礼就需要较多人手才能顺利操办，也就是说，在操办红白事中送礼表达人情可以维系其社会关系，若没有人情的频繁交往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圈，单家独户是很难在村庄内完成红白喜事操办的，而人情交往正切合了人际关系建立的需求，并逐步形成了人际交往的评判标准，成为了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互助合作的规则与行为标准，它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随着这种规则的形成，操办非常规性酒席逐步膨胀，其频次逐步增多，人情的功能就走向异化，并在日常的人情交往中逐步体现出来，正如当地人所言“年轻人的婚礼可以简化，但酒席不得不办”。当然，因C村常驻人群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精神匮乏，操办非常规性酒席也可以为大家提供精神娱乐，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要找个机会供大家摆摆龙门阵（聊天的意思）”，这无疑为非常规性酒席的兴盛提供了保障。因此，那些操办酒席的人家还必须把酒席办好，若酒席办得太差的话，则会被人笑话。在这种潜规则下，人情的礼金在流动中被大家吃喝玩乐消耗掉了，虽然为大家提供了娱乐聚会的机会，达到了加强情感交流的目的，但剩下的是苦不堪言的负担。
（二）人情交往策略的运用
在农村社会中，人们彼此比较了解，个体的行动逻辑与理性行为是比较透明的，而人情交往的规则形成正源于对村庄社会中的个体认同。因此，人情规则一旦形成，它在村庄内部不仅具有相应的约束力，而且在实践中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从C村的人情规则实践考察来看，随着人情频次增高和礼金逐步增大，逐步成为人们苦不堪言的负担，但基于人情交往的规则，人们又不得不遵守，这就逐步演化出一种自洽的策略来化解人情交往规则的约束，从而维护自己在村庄社会中的利益最大化。如李某与刘某是第六村民组村民，两人平时交往不多，2012年刘某家操办喜事宴请李某时，李某并没有立即回应，而是先观望村民组内其他人的行动后再作决定。其原因是因为刘某平时在村庄中也不善与人交往，为人处事的口碑比较差。按李某的话说：“刘某平时在村民组内为人处事并不好，如果有40%的人不去的话，正好说明刘某在村民组内不招人喜欢，若我不去参加他家喜事（送礼），别人不会说我不对，而只能说刘某在村庄内不会为人；假如有80%的人都去了而我没有去，那么村民们就不会说刘某为人处事差，而是说我吝啬，其做法不对”。
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的人情交往中，个体必须遵守已形成的人情规则，但在实践过程中人们非常讲究策略，并通过巧妙地运用相应的策略来维护自己在人情交往中的信誉与利益，从而立足于村庄社会中。在村庄场域中，人情交往是人们情感表达和整合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其规则无疑是维系村庄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行的重要纽带，谁也不会主动去打破规则，但在规则的背后是可以用相应的策略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从而形成了一套“有规则、讲策略”人情交往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本身是人们开始对人情功能异化的一种抵御，它客观上呼吁大家重构新的规则来维系人情的交往。 显然，在人情交往的规则中合理运用策略是源于操办酒席，而在操办酒席的规则过程中，那些应该操办酒席的当事人，若不想劳累而想放弃操办酒席时，也需要讲究策略才能顺利避开既有的规则。如第八村民组的田某，因在外从事经商，家庭较为富裕，2011年是他父亲满70大寿，但田某嫌麻烦而决定不办酒席，但他明白在村庄中老人70大寿不办酒席可能会招来非议，在他看来：“村庄中已经是以操办酒席来收礼成风了，那些经济条件较差或处于中等的人家苦不堪言，但又不得不借各种机会操办酒席来收回已支出的人情，即大家被捆绑在操办酒席中，若老人满70大寿不办理酒席的话，无疑是给村庄中操办酒席收礼的规则狠狠地打一耳光，不仅可能会遭到大家的非议，甚至会遭到大家的排斥，因此需要慎重对待”。田某最终选择的策略：一是提前几个月放风说因经商中遇到纠纷（借口）而没有精力来为父亲办祝寿酒；二是给亲朋好友诉苦以求理解。事实上田某选择的提前放风不办的策略是投石问路，以试探亲朋好友的态度，在他看来：“若在亲朋好友中有70%或以上的人要求他操办的话，他还必须办理，否则会受到大家非议；而向亲朋好友诉苦则是为放话的理由加码，以此来达到不办理酒席的目的”。显然，在田某提前放话和诉苦下获得了成功，他没有操办父亲的祝寿酒席宴，也并没有遭到大家非议和排斥，反而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与支持。当然，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田某的做法对于人情支出的主体来说，无疑是减轻了负担，按照田某的话说：“其实很多人并不希望我办酒，因为我办酒他们就得来还礼，但是，村里都形成那股风了（操办非常规性酒席来收礼），但谁都不愿把这层意思捅破，要讲面子”。
从李某和田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人情沙漠化背景下，人们在既有规则下滋生出相应的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不仅是对人情功能异化的抵制，更是对村庄社会结构离散化背景下传统内生秩序的重构，而这种重构是村庄内生秩序与市场经济理性行为的冲击和现代性因素的全面渗透所遭遇的结果，但它又始于这种遭遇所带来的机会得以萌生，这或许正是转型期农村社会全方位快速变迁的动因之一。
四、结论
通过对渝北C村人情交往的机制研究表明，在转型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人情交往出现异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在社会结构逐步走向离散化背景下，传统的内生秩序逐步瓦解带来的后果。显然，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场域中，在祖代相传与漫长的村庄历史传承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习俗，并维系着村庄内部的稳定和制约人们的行为规范，人情交往无疑是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得以情感交流和社会关系建构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在市场经济理性行为的冲击和现代性因素全面渗透下，传统的内生秩序逐步被瓦解，人情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蜕变，导致以盈利为目的的人情交往出现，于是，在村庄的人情交往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规则与策略，从而维系着村庄社会的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关系。
当然，渝北C村是一个具有价值再生能力的村庄，从村庄的社会结构上看，它是基于地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人们互助合作的关联度高，村庄的内生性规范比较强，村庄内单家独户是无法应对生产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尤其是在红白事件上需要众多家庭之间互助合作。因此，它客观上需要人们通过人情的交往来建立起互助关系，以此来面对丧葬及婚礼等事件形成集体行动，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情交往秩序。而这种人情交往有别于西方社会中的礼物流动和礼物交往，也并非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下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而是在“散射格局”下[15]，通过人情交往建立的一种互助合作的人际关系圈。因此，在C村的村庄社会中人们客观上需要用人情交往的方式来维系人际间的互助合作，并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规则，而这种规则一旦形成就不会被轻易打破，但人们可以在既定的规则下寻求相应的策略来使家庭利益最大化，以此在村庄社会中安身立命。
显然，受市场经济理性行为逻辑的冲击，C村人情异化的后果是“名”与“利”分离，走向逐“利”方向，人情在农村社会中逐步丧失了“润滑剂”的作用，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新秩序，人们更加理性地在所形成的规则下选择更加理性的策略来应对。因此，在当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制转型加快，社会变迁加速背景下，农村社会中传统的规范和习俗正经历全方位的变革，这或许正是传统与现代性遭遇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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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