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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嘀”，尖锐的哨子声穿透了青山绿野，散早工了，爷爷挥动着长竹竿赶着“嘎嘎嘎”叫嚷着的鸭子们回家。浓烟从瓦缝里飘出来，弥漫在樟树、毛竹、水桐树、梨树和李子树之间。我赶紧跑向茅屋，厕所安在弄子里，必须盖住，要不鸭子就掉进去了。可我还是跑慢了，爷爷提起屎尿淋漓的鸭子，愤怒地甩了我一记耳光。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只打过我这一次。
我将全部委屈都记在父亲的头上。茅屋是他主持砌的，设计很不合理，厕所安在鸭栏的门边，鸭子们簇拥着直往厕所冲闯。厕所极其简陋，在地上挖个坑，放个陶缸，搭两块可以任意移动的木板，小孩如果不站稳，可能会掉进粪缸去。此刻，父亲仍旧躺在床上，爷爷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顾不上洗手，操起阶基里的一根扁担闯进去。
红薯和米饭的香气飘起来了，一把南瓜藤搁在挂凳上，二个青辣椒和一坨生姜摆在砧板上，母亲等着父亲起来炒菜。父亲的手艺好，哪怕炒南瓜藤也有滋有味，烂米不烂糠他总有一桩，我这样评价我的父亲。太阳光从瓦缝里射进来，落下一个又一个圆圆的光圈，母亲将砧板敲得“咚咚”响，她在提醒父亲阎王老子来了。爷爷喊了句“太公”（指不听话的下辈），扁担沉闷地响了一下，父亲用被子挡着，爬起来从后门口逃出去。我站在碗柜旁，看着他狼狈而逃的样子，心里像打破了五味瓶。
那时我对父亲没有半点同情，巴不得他挨打挨骂。生为农民就应该起早贪黑，没有睡懒觉的资格。我责怪父亲，为什么不多赚点工分以改善我们仨兄弟的生活呢？父亲是主劳，如果全勤，每天有一个工分。早工0.2个工分，上午下午各0.4个工分。而母亲是半劳，全勤只算0.75个工分。
我们仨兄弟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红薯上蒸一碗饭，大半碗归父亲，其余的我们仨兄弟分。菜呢，往往是一坨霉豆腐，或者倒芥菜。很多时候连霉豆腐和倒芥菜也没有，我就用筷子沾点猪油拌着饭吃。鱼和肉要过年过节才有得吃，且因为父母老实，往往分到的是汽泡子肉或者小鲢鱼子。
春天屋后的山里满是黄丝茅草，抽出长长的穗，我就扯了满嘴地嚼着。山里多枞树，针上常结着晶莹的蜂蜜，捏了送入嘴，原汁原味地甜。但针上也结树浆，颜色形状与蜂蜜差不多，但又粘又苦，吐尽了口水也漱不干净嘴巴。因为吃得差，我的体质不好，和同龄人打起架来我总吃亏。打输了我就往别人家的屋顶上扔石子，打坏了瓦会漏雨的，但别人更厉害，我家的屋顶更是“嘣嘣嘣”响个不停。父亲抡起蒲扇大的手掌惩罚我，这让我对他的怨气腾得更高。都怪他不下田地，工分比母亲还少。这样的后果很明显，别人家有米饭吃，我家经常吃红薯，吃了红薯喜欢打屁，将元气全放掉了。
爷爷年轻时从屋上踣下来，踣断了骨头，所以干不了重活，养鸭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一年后生产队不准他养了，因为鸭子嗟了稻穗、踩死了禾苗。他外出找副业，去陶器厂煮饭守厂，也给担白土的过秤，给做瓦货的记数。
突然有个晚上，我们兄弟被叫醒。窗户用盘箕遮住了，也不点煤油灯，月光从瓦缝和窗缝里射进来，能看清几个西瓜搁在椿凳上。西瓜熟空了心，切成一片片，屋里立即响起“咔嚓咔嚓”的啃瓜声。
我摸着滚圆的肚子，问瓜是哪里来的。这时才知道父亲是个贼牯子，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出早工。大队没有几个青壮年不偷东西，除了四肢不全五体不健的瞎子、跛子、病壳子之类。他们主要偷树，菜碗粗的松树斫了枝削了皮，背到公社煤炭山，可以做撑子。
娶了母亲后，父亲开始做贼。那时我家没有茅屋，厕所安在土坎边。依着土坎埋个粪缸，砌两堵半人高的土砖墙，在土坎上挖两个洞，插入两根竹棍，搭上稻草，厕所就成啦。父亲几岁时，奶奶带着小叔逃荒去了攸县，家里就只两个男人，厕所随处都可以安。母亲嫁到我家后不敢上那厕所，父亲就用第一笔赃款砌了茅屋，将厕所安在屋内。
原来那间让我挨了屎耳光的茅屋就是父亲用赃款砌起来的！
很快生活有些改变，间七间八可以打牙祭了。有时鱼的荤香和紫苏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房子，那是父亲偷了鱼，汆了再加点紫苏。地坪西角长满了野生的紫苏，可以现用现摘。每人分了一饭碗鱼肉，母亲告诫我们慢点吃，不要让刺卡住喉咙了。如果有剩饭，那日子简直是神仙才有得过的，鱼汤淘在饭里，油腻腻的香甜甜的，回味无穷啊。大多时候没有剩饭吃，只有一块烧锅巴。哎，记忆里的锅巴总是黑乎乎的。有首儿歌就是唱吃锅巴的，大意是煮了一把米，结果鸡要吃，鸭要吃，自己只能吃块烧锅巴。
父亲坐在厨房的门坎上，抽着纸烟眯着眼睛。他最幸福的时刻，恐怕是看着三个儿子狼吞虎咽吧？童年、少年的我和父亲有很深的隔膜，对他的好记忆寥寥无几，最悠远的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半夜起来吃西瓜和鱼。这些廖廖无几的好记忆就像竹子的根，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底。春雨一来，就从地底下钻出来，经春风一吹，长成一大片大片的竹林来，并将所有怨恨遮盖、践踏、掩埋。
2
饥饿在继续，可打牙祭的机会很快没有了——父亲栽了。他去曾家大山偷树，刚将树放倒，几个守山的悄无声息围过来。他不要命地窜出山来，又有几个围捕者晃着手电筒，呐喊着抄上来。父亲跑过农凼，踩死了不少禾苗；一条河挡住去路，他不假思索跳下去。当他爬上岸，看着对岸几个追赶者，正要庆幸又一次逃脱时，几条扁担压在他脖子上，原来大队干部布下了天罗地网。
父亲被关在大队部，干部们轮番审讯。他内向老实，平时麦子屁都放不出几个，这时更不知道为自己辩护。广播里说，抓到了一个惯偷，是XX生产队的XXX，要罚工分还要游行。母亲挺身而出，说：“罚得打不得，打得罚不得”。大队干部不买她的帐，偏要罚，偏要打。本来只要罚五个工分，母亲一掺和，罚了十个。
大队干部押着父亲游行。民兵营长敲着锣走在最前面，父亲背着树（赃物）走在中间，打着花伞的妇女主任走在最后。民兵营长敲一下锣，就喊一句：“我是泽石XXX，不作田来不种地，偷鱼偷树又赌宝，大家莫学我的样。”父亲就跟着喊一句。我在放学路上撞上了游行队伍，脸上火烧火燎的。我发誓，长大了要参军，带挺机关枪回来，将大队干部一扫而光。我对着大队干部的背影撒了尿，我将他们当成鬼魅啦，传说童子尿能钉死鬼魅。 母亲去大队部闹了一次，质问为什么别的人偷树抓到了不游行，而只处分他这打死田螺是块死肉的老实人？大队干部说：“你含泡狗屎拜天！”在干部说了算的年代，老实人只能含泡狗屎拜天。
我恨透了生产队。那时肉价七毛六，一个工分大概可买一两半，“双抢”时节我拼命地捡禾线子，累得红汗水滴，个把月才能积累一二个工分。我还看了一条水牯，那水牯经常杵我的屁股，将我揿下田坎去。可我要过年才能吃一餐肉，糖果等零食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也盼不到。
而生产队的队长、保管、记工员、会计等干部（共六名），都是贪污分子，他们的儿女们从不捡禾线子、不养牛，却吃得白白胖胖，口袋里经常装着肉丸子、红薯片子、面灰饼、干花生，甚至糖粒子。我特别羡慕他们吃糍粑，他们用火烤得金黄，膨胀得像个包子，再夹上黄糖，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嘴巴“吧吧吧”地咂着。
终于，集体制在我家的诅咒声中寿终正寝了，一九八一年责任到户。父亲的田地似乎要出现新面貌了。他育秧有一手，经常有人来咨询他。他治虫有一手，认得是起了稻飞虱还是发了瘟。他眼力好，秧苗才寸把高时，就能分辨出稗子来。
新面貌的希望很快泡汤了，父亲的田地依旧不怎么兴旺。家乡少有洪涝 ，但干旱年年有。灌溉主要靠池塘，但池塘的水似乎特别不经用，一到禾苗抽穗急需水时就见底了。第一年特别干旱，禾苗渴得快蔫了，得从二里远的河里担水泼禾苗。田里热气腾腾，一勺水泼下去，很快就不见影子。
稻田旁有条坝管子，里面积了些水，是从田里漏下去的。聪明的父亲鼓捣了一阵，“发明”了新式灌溉工具——“扯水机”，在一根铁管里加上橡胶垫，靠吸力将水扯上来。父亲提着“扯水机”，摸黑来到坝田边，“吱呀吱呀”地偷水。坝管子已经分给邻组的一名村干部，人家跑过来打倒我父亲，抢走了扯水机。
母亲护着父亲上门去舍死。在老家，打架吃了亏的一方会爬到赢的一方的床上躺下，赢的一方不赔礼道歉甚至赔钱，输的一方就不起来，这叫舍死。舍死也得不到公平时，就杀鸡叫天。捉一只公鸡对天杀了，并且诅咒——如果我做了亏心事，我就不得昌顺；如果他做了亏心事，他要绝子灭孙！据说这诅咒很灵的。
人家不怕舍死，但怕杀鸡叫天，所以请来了大队干部，并答应赔点钱。父亲倏地跳下床，说：“没有什么伤，不用赔了。”事后母亲骂他太蠢，他解释：“承认错误就算了，擦破点皮算什么！”
第二年人家用踩田棍将我家田塍戳了个洞，放光了田里的水，父亲带着我赶去。人家狡辩说是黄鳝拱的眼，并几下将他掼倒在地，他不还手，说：“你打吧，打死我你们煮骨头汤吃。”我不敢拢去，因为人家的儿子在一旁，比我年纪大，又强壮。我只能喊：“救命啦”。后来母亲与对方理论了一场，却不了了之。
父亲又铤而走险偷了次东西，月夜他从外婆家回来，见路边有架木质龙骨水车，就不假思索搬回来了。因为丢水车的人家四处寻找，水车搁在屋桁上，不敢拿出来用。若干年后，水车烂了，就敲了做柴烧，杉木板“呼呼”地燃烧着。
第三年的时候，生产队有了柴油机。一眨眼干旱的时节来了，就请人家来抽水。先得将水抽到别人的田里，再转抽一次，经过七八丘田才能将水放进我家田里。有些人很刁，不准将水放光，要留半指深。这时就得理论。父亲多少次被掀倒在地？多少次苦苦哀求？为了灌溉而打架的事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还发生过命案呢。父亲没有被人砍伤、砍死，已经是万幸啦。
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为灌溉而发愁。山顶有座雷公殿，大家凑钱买了三牲，请了道士，祭拜雷祖大帝。并守着雷公殿，拜呀祭呀，但雷公往往只刮风不下雨。政府也没有什么作为，实在不行了，就放几个催雨弹。盼着盼着云来了，天阴了，可狗日的云很快飘走了，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下雨的消息。
我盼望着父亲努力作田种地，可是，每次插田、双抢、秋收，父亲总说：“不行了，做不得了。”每次吃鲢鱼，他总是说：“我知道对身体不好，吃了就会发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吃。”
那时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十把岁的我，拼命地弥补着他的不足。我甚至悲哀地想过，老牛死了，小牛也要拉犁呢。双抢时节，十二三岁的我就当主劳使用了。那时的打稻机得用脚踩，双手拿着禾线子，往滚子上压，谷子就脱下来。如果站不稳，手会带进去，大队有一个小孩就打掉了二根指头。而且眼睛要眯着，如果谷子溅进去，轻则痛半天，重则钻穿瞳仁变成边瞎子。
3
石猫咪碰上铁老鼠，父母关系僵，一天三小吵，三天一大吵。他们吵架的主要原因，那时我总结为父亲懒惰，让田地荒芜了。举例说，干旱的时候要从河里抽水，晚上得守着抽水机，这等男人干的活，他说身体不好怕着露水怕着风。母亲不得不干，但心不甘情不愿，就骂骂咧咧。父亲嘴拙但力气大，打起来总占上风。我常常站在旁边，瞪眼横眉，恨不得将他揿倒。
如果吵得厉害，外婆家会来人，我就叫大队干部来调解。后来我搞企业管理二十多年，别的能力不突出，但协调的能力绝对超强，还不是从小锻炼出来的？！调解时，大家的矛头一致对准父亲，他还写过保证书呢。
当父母关系崩溃，我旗帜鲜明地站在母亲那边。田里总长稗子，而且生命力极强，往往高禾苗一头。而我就是稗子，继承了父母的缺点——父亲的暴躁；母亲的偏执。父亲骂了我，我一定会还嘴，或者鼓眼，或者嘟嘴。他就威胁我：“要打得你摸不到门框子！”他一巴掌甩过来，我立马像柴块子一样倒在地上，我眼冒金星，哪里还摸得到门框子呀。
门楣上用粉笔标了高度，当标到大半个门楣高时，我不标了，我认为我长大了。他骂我丑种，我就反问：“我是丑种，那你是什么？”他来打我，我就跑，他追一阵，终究追不上。好几次我想和他打一架，万幸，我有这心没这胆，要不这一辈子就背上了打父亲的罪名。
肩扛家庭的重担，又得不到家庭温暖的父亲对生活一度失去信心，好几次搓了草绳上吊。家里有二个地方可以上吊：茅屋和厨房。父亲吊在屋桁上晃来晃去，像一截高梁杆子。母亲拿起菜刀，将绳子砍断，他“咚”地掉下来，摔在地上揉着脖子。 那时，我不理解父亲的苦恼，只觉得好笑。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那一年出生的人似乎都不信宗教。母亲是迷信蔸根，年年都要往朝南岳。每次烧香，父母必定大吵一架，父亲的逻辑是穷算八字富烧香，而母亲绝不让步。读初二那年我得了眼病，吃了很多药不见效，就辅给南岳圣帝做“干儿子”。父亲不准我们烧启程香，结果呢？他背着喷雾器下田时被蛇咬了，而且是二口。
父亲用水洗了洗，也不看医生，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喊道：“我要称肉，我要杀鸡，我要吃鱼！”一人烧香，全家得吃斋，要不卦就打不灵。
那时我很卑鄙地快乐着，认为是报应，菩萨显灵啰。回来时他竟然没事，跷着二郎腿，嗑着南瓜子，锅里煮着猪肉，他果然没有吃斋。我带回一根精美的大理石的铭条，内容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父亲认为我乱花了钱，将石条砸成几截。我将石条搁在神龛上，请列祖列宗满堂神像看一看，保佑他恶有恶报。
幸亏家仙们不偏信。
4
十六岁我出门远行，竹根在春雨春风的催化下，破土而出势不可挡。
我听着费翔的《爸爸不要说》，眼泪涟涟地给他写信。他没有回信，因为舍不得那八分钱的邮票。放假回家，他指责我没大没小，书读到屁眼里了。为啥？信封上对收信人的称呼，我写着“XXX同志收”，而他认为应该写“父亲”两字。
我中专毕业那年，父母成了仇敌，进行了“决斗”并分居了。那年爷爷七十二岁，只能回家休养了，父亲和他住在老屋里，母亲外出打工。几年后砌了新屋，母亲就带着二个弟弟住在新屋里。
正当壮年的父亲加速衰老了，他作着二个人的田，显得特别吃力。他是村里最早种一季稻的。别人的秧下田时，他的种谷才下水；别人的晚稻沉甸甸挂着谷子时，他的田里长出了倒荪子。
与之截然不同，母亲的田地一片欣欣向荣。男孩能多分一个人的田，所以母亲耕了五个人的田。母亲插田、双抢、秋收时，有大弟（小弟外出打工）和舅舅们的支持，母亲也经常和别人换些工。而父亲呢，经常一个人劳作，打稻机很大且不规则，他一个人扛着。一个堂哥看着他可怜，就帮他扛桶。
谷子在晒谷坪时，父亲就开始卖了。这时，我完全理解了父亲，并深深地同情他。我很着急，谷子收到冬天就贵啦。我要他别卖，我买了存到他的仓里。可他照卖，往往冬天未到，仓里就差不多空了。
我开始接济父亲。不知“接济”这个词中肯否？在我老家，农民六七十岁还要干活。所以我认为，父亲四十刚出头就要我的支持，算得上是接济，而不是赡养。
我的钱不能放父亲手里，只能给爷爷。爷爷会称点肉，买点肥肉或板油煎了，剩下的钱放在内衣口袋里，防止被他偷走。钱放爷爷手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高爷爷的地位，逼父亲对他孝顺一点。父亲经常骂爷爷“没有良心”，为何？因为他偷了树睡懒觉时，爷爷用扁担打了他。
浑浑噩噩的父亲就这样过着，他曾说过不了三十岁；满了三十岁，又说过不了四十岁。过了四十岁，他不说过不了五十岁啦，因为他没有什么负担了——三个儿子都长大了，而且有了我的支持。
每次我回家，爷爷不说自己辛苦，总说父亲可怜。这世界上最关心父亲的，还是爷爷，爷爷恨不得切下心头肉来给他。可怜天下父母心！爷爷不简单，没有进过学堂门，却读得懂《三国》、《封神》；并且是远近闻名的歌手，被尊称为“老师”。爷爷忠孝仁义样样全，对老板从无二心，为了治奶奶的病将二儿子送人，省下口粮养外甥女，对亲戚邻朋一诺千金，等等，他被当成道德的典范。一代岩鹰一代鸡，我很为父亲可惜。
万幸，时代在进步，作田种地不那么困难了。脚踩的打稻机淘汰了，变成了电动的；后来竟然变成了收割机。谷子也不用肩膀挑了，马路修到了农凼，叫辆手扶拖拉机拖到晒谷坪里。更不用犁耙啦，有机耕田、机滚田等机械。
不只父亲的，别人家的田地也开始荒芜了。以前强制作田，闲了要罚款，所以没有荒的田。后来不罚款了，反而有奖金，田闲了也没干部管了，那些灌溉不方便的排上的田就无一例外地荒了。
我看过那些荒芜了的田地，嗟叹不已。田塍已经破败，早就蓄不了水啦；禾蔸已经腐烂，再也长不出倒荪子了；土壤结块了，不知名的野草长得很茂盛。自古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当荒芜了田地，如何面朝黄土，背朝天空？
我黯然，茕茕而行。老天给了我灵感，给了我电脑，给了我空闲时间，所以我要写文章；如果不写就是愧对老天。可是田地与文章，农民与知识分子，农村与城市，是牛角马角各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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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积谷防饥”的父亲最困难的事是收埋爷爷。老家有句俗话：“一代管一代”，也就是说，收埋爷爷的责任是他的。父亲意识到这困难，就三番五次地征求我的意见，他的意思很简单——爷爷死后叫几个人抬出去，不请和尚也不叫乐队。我反问他：“你死了也这样么？”他回答：“随便，塞到沟凼里沃粪都可以。”
说得轻巧，真的将他塞在沟凼里沃粪，我的背身会被乡邻们指烂，我的良心也不知道往哪里搁。
九十岁的爷爷闭眼闭嘴去了，我给父亲争了气，扛过了他肩上万斤的担子，父亲也长吁了一口气。很多老人羡慕我父亲，我们兄弟成家、砌屋、收埋爷爷，都不要他劳心费力，他真的有福气。其实，父亲的福气还远不只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一蔸露水草，父亲的那一蔸来得迟，但终究来了。
他开始有余粮了。有次他收了一蛇皮袋倒荪子米，喜滋滋地送给我，他一定感到很荣耀，很有成就感，住在城里的大儿子吃他的米呢。倒荪子米很甜，可太碎，又多糠皮。老婆皱着眉头，毫不犹豫地送给邻居去喂鸡。这让我心疼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愿意嚼那些碎米煮成的饭，愿意被糠扎坏舌头。
父亲开始受到尊重了。生产队有套中乐，红白喜事用得着（免费的喔）。乐器有木制牛皮鼓、铜锣、铜钹、唢呐等几样。父亲是鼓手，鼓手不敲，其他乐器不得响。父亲将苎麻带子套在脖子上，一面鼓就挺在胸前，他双手拿着木槌，昂首挺胸特别神气。“准备”，父亲喊一声，连敲三下，其他乐器“咚咚嚓”、“咚咚嚓”响一阵。手的荣耀谁也抢不走，好多后生试过，比我父亲差了十万八千里。父亲哼着“上工尺，上乙工上尺，尺六尺乙上。”我没有音乐细胞，将“尺六尺乙上”记成“死也死得上。”
父亲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全面更深刻了。两个弟弟基本不赡养他，可他并不埋怨。为啥？老二崽女多（三个），白天在铁厂里干重活，晚上打麻拐捉蛇（农民很少有生态保护的意识），辛苦。老三带着妻女在外，一个人的工资供四个人用，生活紧巴巴。他和爷爷一样，疼着并不孝顺他的儿子们。
父亲的境界提高了，开始反省对爷爷的不孝。将烧香烧纸当迷信活动的他，主动买青挂在爷爷的坟上。过年过节他总自言自语：“要是爷老倌（指父亲）在就好。”我说：“爷爷死了你才想起他的好，是不是太迟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对他不好，要是在旧社会就会被绑到楼梯上，丢到池塘里浸死。”
父亲开始有些余钱了，政府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几十块，他做零工子（如挖树）能赚一点，我再给他一点。每次我给他钱，他总是说：“又给我钱啦。”我希望他推辞一番，表现出“高风亮节”来。谁知他边说边接过钱，一眨眼就不见了。
原来父亲迷上了煨胡子（字牌），其实在农村里老人不打煨胡子又有什么消遗呢？有次打煨胡子输光了，他说：“我的钱你们找不烂。”他在口袋里掏着，大家以为他会掏出张红票子来。谁知他“啪”地将手掌拍在桌子上，是一枚一毛的硬币！谁能找烂一毛钱？他创造的这个经典笑话，据说让乡邻们喷掉了不少白米饭。父亲的煨胡子打得不错，不过强中更有强中手，故赢的少输的多。
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善了，能在一个厨房里吃饭了，也经常两个人打煨胡子（这叫“挖对款”）。母亲想赢父亲的钱，可她技术不佳运气不好，想耍点名堂又经常被抓住。母亲无奈地说：“他在我面前总是做营长（赢），而在别人面前总是当书记（输）。”父亲嘿嘿笑二声说：“我从来只赢不输，不信？打几个百胡看看！”他很快摆起“公案”，一副已经磨烂的字牌，在他手里顺溜溜的，呜呜地响着。
据说老年人打牌不得老年痴呆症。父亲啊，只要你身体健康，不管是做“营长”还是做“书记”，都是你的福气！
谢瑞平，70后，原籍湖南，现居深圳，在《文学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多篇，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曹庆红
“嘀嘀嘀”，尖锐的哨子声穿透了青山绿野，散早工了，爷爷挥动着长竹竿赶着“嘎嘎嘎”叫嚷着的鸭子们回家。浓烟从瓦缝里飘出来，弥漫在樟树、毛竹、水桐树、梨树和李子树之间。我赶紧跑向茅屋，厕所安在弄子里，必须盖住，要不鸭子就掉进去了。可我还是跑慢了，爷爷提起屎尿淋漓的鸭子，愤怒地甩了我一记耳光。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只打过我这一次。
我将全部委屈都记在父亲的头上。茅屋是他主持砌的，设计很不合理，厕所安在鸭栏的门边，鸭子们簇拥着直往厕所冲闯。厕所极其简陋，在地上挖个坑，放个陶缸，搭两块可以任意移动的木板，小孩如果不站稳，可能会掉进粪缸去。此刻，父亲仍旧躺在床上，爷爷大概猜到了我的心思，顾不上洗手，操起阶基里的一根扁担闯进去。
红薯和米饭的香气飘起来了，一把南瓜藤搁在挂凳上，二个青辣椒和一坨生姜摆在砧板上，母亲等着父亲起来炒菜。父亲的手艺好，哪怕炒南瓜藤也有滋有味，烂米不烂糠他总有一桩，我这样评价我的父亲。太阳光从瓦缝里射进来，落下一个又一个圆圆的光圈，母亲将砧板敲得“咚咚”响，她在提醒父亲阎王老子来了。爷爷喊了句“太公”（指不听话的下辈），扁担沉闷地响了一下，父亲用被子挡着，爬起来从后门口逃出去。我站在碗柜旁，看着他狼狈而逃的样子，心里像打破了五味瓶。
那时我对父亲没有半点同情，巴不得他挨打挨骂。生为农民就应该起早贪黑，没有睡懒觉的资格。我责怪父亲，为什么不多赚点工分以改善我们仨兄弟的生活呢？父亲是主劳，如果全勤，每天有一个工分。早工0.2个工分，上午下午各0.4个工分。而母亲是半劳，全勤只算0.75个工分。
我们仨兄弟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红薯上蒸一碗饭，大半碗归父亲，其余的我们仨兄弟分。菜呢，往往是一坨霉豆腐，或者倒芥菜。很多时候连霉豆腐和倒芥菜也没有，我就用筷子沾点猪油拌着饭吃。鱼和肉要过年过节才有得吃，且因为父母老实，往往分到的是汽泡子肉或者小鲢鱼子。
春天屋后的山里满是黄丝茅草，抽出长长的穗，我就扯了满嘴地嚼着。山里多枞树，针上常结着晶莹的蜂蜜，捏了送入嘴，原汁原味地甜。但针上也结树浆，颜色形状与蜂蜜差不多，但又粘又苦，吐尽了口水也漱不干净嘴巴。因为吃得差，我的体质不好，和同龄人打起架来我总吃亏。打输了我就往别人家的屋顶上扔石子，打坏了瓦会漏雨的，但别人更厉害，我家的屋顶更是“嘣嘣嘣”响个不停。父亲抡起蒲扇大的手掌惩罚我，这让我对他的怨气腾得更高。都怪他不下田地，工分比母亲还少。这样的后果很明显，别人家有米饭吃，我家经常吃红薯，吃了红薯喜欢打屁，将元气全放掉了。
爷爷年轻时从屋上踣下来，踣断了骨头，所以干不了重活，养鸭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一年后生产队不准他养了，因为鸭子嗟了稻穗、踩死了禾苗。他外出找副业，去陶器厂煮饭守厂，也给担白土的过秤，给做瓦货的记数。
突然有个晚上，我们兄弟被叫醒。窗户用盘箕遮住了，也不点煤油灯，月光从瓦缝和窗缝里射进来，能看清几个西瓜搁在椿凳上。西瓜熟空了心，切成一片片，屋里立即响起“咔嚓咔嚓”的啃瓜声。
我摸着滚圆的肚子，问瓜是哪里来的。这时才知道父亲是个贼牯子，才知道父亲为什么不出早工。大队没有几个青壮年不偷东西，除了四肢不全五体不健的瞎子、跛子、病壳子之类。他们主要偷树，菜碗粗的松树斫了枝削了皮，背到公社煤炭山，可以做撑子。
娶了母亲后，父亲开始做贼。那时我家没有茅屋，厕所安在土坎边。依着土坎埋个粪缸，砌两堵半人高的土砖墙，在土坎上挖两个洞，插入两根竹棍，搭上稻草，厕所就成啦。父亲几岁时，奶奶带着小叔逃荒去了攸县，家里就只两个男人，厕所随处都可以安。母亲嫁到我家后不敢上那厕所，父亲就用第一笔赃款砌了茅屋，将厕所安在屋内。
原来那间让我挨了屎耳光的茅屋就是父亲用赃款砌起来的！
很快生活有些改变，间七间八可以打牙祭了。有时鱼的荤香和紫苏的清香弥漫了整个房子，那是父亲偷了鱼，汆了再加点紫苏。地坪西角长满了野生的紫苏，可以现用现摘。每人分了一饭碗鱼肉，母亲告诫我们慢点吃，不要让刺卡住喉咙了。如果有剩饭，那日子简直是神仙才有得过的，鱼汤淘在饭里，油腻腻的香甜甜的，回味无穷啊。大多时候没有剩饭吃，只有一块烧锅巴。哎，记忆里的锅巴总是黑乎乎的。有首儿歌就是唱吃锅巴的，大意是煮了一把米，结果鸡要吃，鸭要吃，自己只能吃块烧锅巴。
父亲坐在厨房的门坎上，抽着纸烟眯着眼睛。他最幸福的时刻，恐怕是看着三个儿子狼吞虎咽吧？童年、少年的我和父亲有很深的隔膜，对他的好记忆寥寥无几，最悠远的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半夜起来吃西瓜和鱼。这些廖廖无几的好记忆就像竹子的根，深深地扎在我的心底。春雨一来，就从地底下钻出来，经春风一吹，长成一大片大片的竹林来，并将所有怨恨遮盖、践踏、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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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在继续，可打牙祭的机会很快没有了——父亲栽了。他去曾家大山偷树，刚将树放倒，几个守山的悄无声息围过来。他不要命地窜出山来，又有几个围捕者晃着手电筒，呐喊着抄上来。父亲跑过农凼，踩死了不少禾苗；一条河挡住去路，他不假思索跳下去。当他爬上岸，看着对岸几个追赶者，正要庆幸又一次逃脱时，几条扁担压在他脖子上，原来大队干部布下了天罗地网。
父亲被关在大队部，干部们轮番审讯。他内向老实，平时麦子屁都放不出几个，这时更不知道为自己辩护。广播里说，抓到了一个惯偷，是XX生产队的XXX，要罚工分还要游行。母亲挺身而出，说：“罚得打不得，打得罚不得”。大队干部不买她的帐，偏要罚，偏要打。本来只要罚五个工分，母亲一掺和，罚了十个。
大队干部押着父亲游行。民兵营长敲着锣走在最前面，父亲背着树（赃物）走在中间，打着花伞的妇女主任走在最后。民兵营长敲一下锣，就喊一句：“我是泽石XXX，不作田来不种地，偷鱼偷树又赌宝，大家莫学我的样。”父亲就跟着喊一句。我在放学路上撞上了游行队伍，脸上火烧火燎的。我发誓，长大了要参军，带挺机关枪回来，将大队干部一扫而光。我对着大队干部的背影撒了尿，我将他们当成鬼魅啦，传说童子尿能钉死鬼魅。 母亲去大队部闹了一次，质问为什么别的人偷树抓到了不游行，而只处分他这打死田螺是块死肉的老实人？大队干部说：“你含泡狗屎拜天！”在干部说了算的年代，老实人只能含泡狗屎拜天。
我恨透了生产队。那时肉价七毛六，一个工分大概可买一两半，“双抢”时节我拼命地捡禾线子，累得红汗水滴，个把月才能积累一二个工分。我还看了一条水牯，那水牯经常杵我的屁股，将我揿下田坎去。可我要过年才能吃一餐肉，糖果等零食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也盼不到。
而生产队的队长、保管、记工员、会计等干部（共六名），都是贪污分子，他们的儿女们从不捡禾线子、不养牛，却吃得白白胖胖，口袋里经常装着肉丸子、红薯片子、面灰饼、干花生，甚至糖粒子。我特别羡慕他们吃糍粑，他们用火烤得金黄，膨胀得像个包子，再夹上黄糖，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嘴巴“吧吧吧”地咂着。
终于，集体制在我家的诅咒声中寿终正寝了，一九八一年责任到户。父亲的田地似乎要出现新面貌了。他育秧有一手，经常有人来咨询他。他治虫有一手，认得是起了稻飞虱还是发了瘟。他眼力好，秧苗才寸把高时，就能分辨出稗子来。
新面貌的希望很快泡汤了，父亲的田地依旧不怎么兴旺。家乡少有洪涝 ，但干旱年年有。灌溉主要靠池塘，但池塘的水似乎特别不经用，一到禾苗抽穗急需水时就见底了。第一年特别干旱，禾苗渴得快蔫了，得从二里远的河里担水泼禾苗。田里热气腾腾，一勺水泼下去，很快就不见影子。
稻田旁有条坝管子，里面积了些水，是从田里漏下去的。聪明的父亲鼓捣了一阵，“发明”了新式灌溉工具——“扯水机”，在一根铁管里加上橡胶垫，靠吸力将水扯上来。父亲提着“扯水机”，摸黑来到坝田边，“吱呀吱呀”地偷水。坝管子已经分给邻组的一名村干部，人家跑过来打倒我父亲，抢走了扯水机。
母亲护着父亲上门去舍死。在老家，打架吃了亏的一方会爬到赢的一方的床上躺下，赢的一方不赔礼道歉甚至赔钱，输的一方就不起来，这叫舍死。舍死也得不到公平时，就杀鸡叫天。捉一只公鸡对天杀了，并且诅咒——如果我做了亏心事，我就不得昌顺；如果他做了亏心事，他要绝子灭孙！据说这诅咒很灵的。
人家不怕舍死，但怕杀鸡叫天，所以请来了大队干部，并答应赔点钱。父亲倏地跳下床，说：“没有什么伤，不用赔了。”事后母亲骂他太蠢，他解释：“承认错误就算了，擦破点皮算什么！”
第二年人家用踩田棍将我家田塍戳了个洞，放光了田里的水，父亲带着我赶去。人家狡辩说是黄鳝拱的眼，并几下将他掼倒在地，他不还手，说：“你打吧，打死我你们煮骨头汤吃。”我不敢拢去，因为人家的儿子在一旁，比我年纪大，又强壮。我只能喊：“救命啦”。后来母亲与对方理论了一场，却不了了之。
父亲又铤而走险偷了次东西，月夜他从外婆家回来，见路边有架木质龙骨水车，就不假思索搬回来了。因为丢水车的人家四处寻找，水车搁在屋桁上，不敢拿出来用。若干年后，水车烂了，就敲了做柴烧，杉木板“呼呼”地燃烧着。
第三年的时候，生产队有了柴油机。一眨眼干旱的时节来了，就请人家来抽水。先得将水抽到别人的田里，再转抽一次，经过七八丘田才能将水放进我家田里。有些人很刁，不准将水放光，要留半指深。这时就得理论。父亲多少次被掀倒在地？多少次苦苦哀求？为了灌溉而打架的事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还发生过命案呢。父亲没有被人砍伤、砍死，已经是万幸啦。
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为灌溉而发愁。山顶有座雷公殿，大家凑钱买了三牲，请了道士，祭拜雷祖大帝。并守着雷公殿，拜呀祭呀，但雷公往往只刮风不下雨。政府也没有什么作为，实在不行了，就放几个催雨弹。盼着盼着云来了，天阴了，可狗日的云很快飘走了，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下雨的消息。
我盼望着父亲努力作田种地，可是，每次插田、双抢、秋收，父亲总说：“不行了，做不得了。”每次吃鲢鱼，他总是说：“我知道对身体不好，吃了就会发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吃。”
那时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十把岁的我，拼命地弥补着他的不足。我甚至悲哀地想过，老牛死了，小牛也要拉犁呢。双抢时节，十二三岁的我就当主劳使用了。那时的打稻机得用脚踩，双手拿着禾线子，往滚子上压，谷子就脱下来。如果站不稳，手会带进去，大队有一个小孩就打掉了二根指头。而且眼睛要眯着，如果谷子溅进去，轻则痛半天，重则钻穿瞳仁变成边瞎子。
3
石猫咪碰上铁老鼠，父母关系僵，一天三小吵，三天一大吵。他们吵架的主要原因，那时我总结为父亲懒惰，让田地荒芜了。举例说，干旱的时候要从河里抽水，晚上得守着抽水机，这等男人干的活，他说身体不好怕着露水怕着风。母亲不得不干，但心不甘情不愿，就骂骂咧咧。父亲嘴拙但力气大，打起来总占上风。我常常站在旁边，瞪眼横眉，恨不得将他揿倒。
如果吵得厉害，外婆家会来人，我就叫大队干部来调解。后来我搞企业管理二十多年，别的能力不突出，但协调的能力绝对超强，还不是从小锻炼出来的？！调解时，大家的矛头一致对准父亲，他还写过保证书呢。
当父母关系崩溃，我旗帜鲜明地站在母亲那边。田里总长稗子，而且生命力极强，往往高禾苗一头。而我就是稗子，继承了父母的缺点——父亲的暴躁；母亲的偏执。父亲骂了我，我一定会还嘴，或者鼓眼，或者嘟嘴。他就威胁我：“要打得你摸不到门框子！”他一巴掌甩过来，我立马像柴块子一样倒在地上，我眼冒金星，哪里还摸得到门框子呀。
门楣上用粉笔标了高度，当标到大半个门楣高时，我不标了，我认为我长大了。他骂我丑种，我就反问：“我是丑种，那你是什么？”他来打我，我就跑，他追一阵，终究追不上。好几次我想和他打一架，万幸，我有这心没这胆，要不这一辈子就背上了打父亲的罪名。
肩扛家庭的重担，又得不到家庭温暖的父亲对生活一度失去信心，好几次搓了草绳上吊。家里有二个地方可以上吊：茅屋和厨房。父亲吊在屋桁上晃来晃去，像一截高梁杆子。母亲拿起菜刀，将绳子砍断，他“咚”地掉下来，摔在地上揉着脖子。 那时，我不理解父亲的苦恼，只觉得好笑。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那一年出生的人似乎都不信宗教。母亲是迷信蔸根，年年都要往朝南岳。每次烧香，父母必定大吵一架，父亲的逻辑是穷算八字富烧香，而母亲绝不让步。读初二那年我得了眼病，吃了很多药不见效，就辅给南岳圣帝做“干儿子”。父亲不准我们烧启程香，结果呢？他背着喷雾器下田时被蛇咬了，而且是二口。
父亲用水洗了洗，也不看医生，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喊道：“我要称肉，我要杀鸡，我要吃鱼！”一人烧香，全家得吃斋，要不卦就打不灵。
那时我很卑鄙地快乐着，认为是报应，菩萨显灵啰。回来时他竟然没事，跷着二郎腿，嗑着南瓜子，锅里煮着猪肉，他果然没有吃斋。我带回一根精美的大理石的铭条，内容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父亲认为我乱花了钱，将石条砸成几截。我将石条搁在神龛上，请列祖列宗满堂神像看一看，保佑他恶有恶报。
幸亏家仙们不偏信。
4
十六岁我出门远行，竹根在春雨春风的催化下，破土而出势不可挡。
我听着费翔的《爸爸不要说》，眼泪涟涟地给他写信。他没有回信，因为舍不得那八分钱的邮票。放假回家，他指责我没大没小，书读到屁眼里了。为啥？信封上对收信人的称呼，我写着“XXX同志收”，而他认为应该写“父亲”两字。
我中专毕业那年，父母成了仇敌，进行了“决斗”并分居了。那年爷爷七十二岁，只能回家休养了，父亲和他住在老屋里，母亲外出打工。几年后砌了新屋，母亲就带着二个弟弟住在新屋里。
正当壮年的父亲加速衰老了，他作着二个人的田，显得特别吃力。他是村里最早种一季稻的。别人的秧下田时，他的种谷才下水；别人的晚稻沉甸甸挂着谷子时，他的田里长出了倒荪子。
与之截然不同，母亲的田地一片欣欣向荣。男孩能多分一个人的田，所以母亲耕了五个人的田。母亲插田、双抢、秋收时，有大弟（小弟外出打工）和舅舅们的支持，母亲也经常和别人换些工。而父亲呢，经常一个人劳作，打稻机很大且不规则，他一个人扛着。一个堂哥看着他可怜，就帮他扛桶。
谷子在晒谷坪时，父亲就开始卖了。这时，我完全理解了父亲，并深深地同情他。我很着急，谷子收到冬天就贵啦。我要他别卖，我买了存到他的仓里。可他照卖，往往冬天未到，仓里就差不多空了。
我开始接济父亲。不知“接济”这个词中肯否？在我老家，农民六七十岁还要干活。所以我认为，父亲四十刚出头就要我的支持，算得上是接济，而不是赡养。
我的钱不能放父亲手里，只能给爷爷。爷爷会称点肉，买点肥肉或板油煎了，剩下的钱放在内衣口袋里，防止被他偷走。钱放爷爷手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高爷爷的地位，逼父亲对他孝顺一点。父亲经常骂爷爷“没有良心”，为何？因为他偷了树睡懒觉时，爷爷用扁担打了他。
浑浑噩噩的父亲就这样过着，他曾说过不了三十岁；满了三十岁，又说过不了四十岁。过了四十岁，他不说过不了五十岁啦，因为他没有什么负担了——三个儿子都长大了，而且有了我的支持。
每次我回家，爷爷不说自己辛苦，总说父亲可怜。这世界上最关心父亲的，还是爷爷，爷爷恨不得切下心头肉来给他。可怜天下父母心！爷爷不简单，没有进过学堂门，却读得懂《三国》、《封神》；并且是远近闻名的歌手，被尊称为“老师”。爷爷忠孝仁义样样全，对老板从无二心，为了治奶奶的病将二儿子送人，省下口粮养外甥女，对亲戚邻朋一诺千金，等等，他被当成道德的典范。一代岩鹰一代鸡，我很为父亲可惜。
万幸，时代在进步，作田种地不那么困难了。脚踩的打稻机淘汰了，变成了电动的；后来竟然变成了收割机。谷子也不用肩膀挑了，马路修到了农凼，叫辆手扶拖拉机拖到晒谷坪里。更不用犁耙啦，有机耕田、机滚田等机械。
不只父亲的，别人家的田地也开始荒芜了。以前强制作田，闲了要罚款，所以没有荒的田。后来不罚款了，反而有奖金，田闲了也没干部管了，那些灌溉不方便的排上的田就无一例外地荒了。
我看过那些荒芜了的田地，嗟叹不已。田塍已经破败，早就蓄不了水啦；禾蔸已经腐烂，再也长不出倒荪子了；土壤结块了，不知名的野草长得很茂盛。自古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当荒芜了田地，如何面朝黄土，背朝天空？
我黯然，茕茕而行。老天给了我灵感，给了我电脑，给了我空闲时间，所以我要写文章；如果不写就是愧对老天。可是田地与文章，农民与知识分子，农村与城市，是牛角马角各是各。
5
不懂“积谷防饥”的父亲最困难的事是收埋爷爷。老家有句俗话：“一代管一代”，也就是说，收埋爷爷的责任是他的。父亲意识到这困难，就三番五次地征求我的意见，他的意思很简单——爷爷死后叫几个人抬出去，不请和尚也不叫乐队。我反问他：“你死了也这样么？”他回答：“随便，塞到沟凼里沃粪都可以。”
说得轻巧，真的将他塞在沟凼里沃粪，我的背身会被乡邻们指烂，我的良心也不知道往哪里搁。
九十岁的爷爷闭眼闭嘴去了，我给父亲争了气，扛过了他肩上万斤的担子，父亲也长吁了一口气。很多老人羡慕我父亲，我们兄弟成家、砌屋、收埋爷爷，都不要他劳心费力，他真的有福气。其实，父亲的福气还远不只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一蔸露水草，父亲的那一蔸来得迟，但终究来了。
他开始有余粮了。有次他收了一蛇皮袋倒荪子米，喜滋滋地送给我，他一定感到很荣耀，很有成就感，住在城里的大儿子吃他的米呢。倒荪子米很甜，可太碎，又多糠皮。老婆皱着眉头，毫不犹豫地送给邻居去喂鸡。这让我心疼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愿意嚼那些碎米煮成的饭，愿意被糠扎坏舌头。
父亲开始受到尊重了。生产队有套中乐，红白喜事用得着（免费的喔）。乐器有木制牛皮鼓、铜锣、铜钹、唢呐等几样。父亲是鼓手，鼓手不敲，其他乐器不得响。父亲将苎麻带子套在脖子上，一面鼓就挺在胸前，他双手拿着木槌，昂首挺胸特别神气。“准备”，父亲喊一声，连敲三下，其他乐器“咚咚嚓”、“咚咚嚓”响一阵。手的荣耀谁也抢不走，好多后生试过，比我父亲差了十万八千里。父亲哼着“上工尺，上乙工上尺，尺六尺乙上。”我没有音乐细胞，将“尺六尺乙上”记成“死也死得上。”
父亲对人生的认识也更全面更深刻了。两个弟弟基本不赡养他，可他并不埋怨。为啥？老二崽女多（三个），白天在铁厂里干重活，晚上打麻拐捉蛇（农民很少有生态保护的意识），辛苦。老三带着妻女在外，一个人的工资供四个人用，生活紧巴巴。他和爷爷一样，疼着并不孝顺他的儿子们。
父亲的境界提高了，开始反省对爷爷的不孝。将烧香烧纸当迷信活动的他，主动买青挂在爷爷的坟上。过年过节他总自言自语：“要是爷老倌（指父亲）在就好。”我说：“爷爷死了你才想起他的好，是不是太迟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对他不好，要是在旧社会就会被绑到楼梯上，丢到池塘里浸死。”
父亲开始有些余钱了，政府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几十块，他做零工子（如挖树）能赚一点，我再给他一点。每次我给他钱，他总是说：“又给我钱啦。”我希望他推辞一番，表现出“高风亮节”来。谁知他边说边接过钱，一眨眼就不见了。
原来父亲迷上了煨胡子（字牌），其实在农村里老人不打煨胡子又有什么消遗呢？有次打煨胡子输光了，他说：“我的钱你们找不烂。”他在口袋里掏着，大家以为他会掏出张红票子来。谁知他“啪”地将手掌拍在桌子上，是一枚一毛的硬币！谁能找烂一毛钱？他创造的这个经典笑话，据说让乡邻们喷掉了不少白米饭。父亲的煨胡子打得不错，不过强中更有强中手，故赢的少输的多。
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善了，能在一个厨房里吃饭了，也经常两个人打煨胡子（这叫“挖对款”）。母亲想赢父亲的钱，可她技术不佳运气不好，想耍点名堂又经常被抓住。母亲无奈地说：“他在我面前总是做营长（赢），而在别人面前总是当书记（输）。”父亲嘿嘿笑二声说：“我从来只赢不输，不信？打几个百胡看看！”他很快摆起“公案”，一副已经磨烂的字牌，在他手里顺溜溜的，呜呜地响着。
据说老年人打牌不得老年痴呆症。父亲啊，只要你身体健康，不管是做“营长”还是做“书记”，都是你的福气！
谢瑞平，70后，原籍湖南，现居深圳，在《文学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评论多篇，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曹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