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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胡适校长讲话，是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1946）金秋十月的北大开学典礼上，地点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全校近四千学生都参加了。这天的大会在北大校史或胡适校长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因为它是抗战胜利后举行的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惟一的一次“团结大会”。从西南复员来的北大师生和经过“临大”补习的原在北平的北大学生第一次见面会，真是热情洋溢，一片欢腾。有同学回忆说那天胡先生长袍马褂，我只记得后来几次见胡先生，除夏天白衣西裤，都是穿长袍，未见西装革履的时候。这天胡先生精神抖擞，比他这年实际56岁的年纪年轻得多。讲话沉稳有力，目光环视全场，有时稍作手势。他回顾了北大四十八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可分为五期：一是从清末戊戌年（1898）创办到“中华民国”四年，所谓京师大学堂时代，有人称为“官僚养成所”，其实也是革命思想的中心。二是“中华民国”五年蔡孑民先生到校主持，至“中华民国”十一年止，为革新时代，“五四运动”即于此时产生。三是过渡时期，不做政治工具，至“中华民国”十七年暂时停办。四是“中华民国”二十年蒋梦麟主持，其时内忧外患，乱世中的北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堪称北大的中兴时期。五是艰苦奋斗共同吃苦的抗战时期，在学术上、教育上都获得很大的成就。接下来，胡适先生表述了他的理想。他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这不算个太大的梦想罢。”欲达此目的，他指出：“一、提倡独立的、创造的学术研究；二、对于学生要培养利用工具的本领，作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他又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奴隶。学校当然要给你们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接着他环顾全场，声音响亮地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信仰自由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学校是学校。我们没有政治的歧见，但是先生与学生要知道，学校是做人做事的机关，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最后他说，我56岁了，才知道“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不了”这句话的深刻。将结束时，他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上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八个字来赠送大家，勉励大家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胡适校长那天讲话雍容随和，和后来他多次讲话或讲课一样，似有个简单的提纲，显然有所发挥。那天迎门贴着“热烈欢迎胡校长”，也有“要求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大标语。那时对胡先生的声望，办学的热忱，执教多年的丰富经验，奕奕焕发的精神，大家都很钦佩，以至几千人的大会场，却十分肃静。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位校长才和北大的招牌相配，是引以为傲的。
但是，胡适主持北京大学开学盛典对学生勖勉有加仅七十五天后，1946年12月24日夜，美国兵皮尔逊在东单操场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25日下午1时许，北平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数千人集中沙滩红楼后的广场，高呼“严惩美国凶手”“美国兵滚出中国”的响亮口号走上街头游行，这是从十一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以来沉寂许久的古城第一次发出青年人的怒吼声!此时的胡适正在南京。12月30日他匆匆赶回来，和在南京他会见记者时一样，对美国兵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但对学生罢课，不表赞同；对学生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认为是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皮尔逊事件，“不可并为一谈”。后来在国民党政府施压和教育部长朱家骅一再强调“纯属法律案件”以及外交部长王土杰的劝诫下，1月16日上午，胡适仍驱车去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司令部听取美军事法庭开审皮尔逊；18日又同沈崇父女再到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军事法庭聆听。事隔多年后，我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2期1993年9月)上，看到程树德校友有篇生动的记述：
初夏晚间，我和贾蔚文同学来到胡校长住宅。这是坐落在北平东城一个被分割得不完整的四合院。贸然登门，门房通禀居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正值学运高潮，一般官员很怕招惹我们这样的学生）。我们被引进北屋，一明两暗，入东间屋就是会客室了。靠北墙列有三张沙发，呈品字形，靠南窗是一个大写字台。就在这里，我们两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学生会见了名闻国内外的胡适大师。胡适总习惯坐在靠东侧的小沙发上，我们则分坐在他的对面和侧面。他身穿淡黄近白色的长衫，黑色皮鞋。初次会面时，他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和来意，说这是他“第一次会见工学院的学生代表”，他很高兴，很愿意听听同学们的想法，了解同学们的处境。他的平易坦诚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我俩便慷慨陈词……我们告别出来，胡送到廊下……看到的胡适先生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没有什么名人高官的架子和排场。这间小会客室，人们总是出出进进，比较随便，没有森严之感。著名的胡夫人，也时常在我们谈话中径直走进来和胡适商量些什么事情，胡适对夫人总是和蔼有礼。有一位男仆人给我们端茶，端给胡时他必称“谢谢”。这在当时中国家庭中是很少见的。……一次也是在晚间，我们正在和胡谈话。电话铃响，胡起身接过电话用英语和对方讲话，最后他用英语说：“那么我保留我抗议的权利。”随后，他坐下来对我们说，刚才是美国的通讯社驻北平记者告诉他，沈崇事件的犯人回美国受审，现在可能要宣布无罪释放。看来胡适有些气愤。
在我的感受中，由于胡适校长当时的政治态度，虽有些同学不满、指责，但一般学生对他是尊崇爱戴的。如上述的做人风格，那时或亲见或耳闻，大家都感觉他与当时的高官、学阀很是不相同，可说对我们这些学生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我第二次听胡适校长向全校师生讲话是在次年（1947）的“五四”前夕，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借游艺室前面的大操场举行的历史晚会上，讲题是《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他在演讲中指出，科学与民主是当年《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而新思潮的意义，也就是一种批评、批判的态度与精神，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指出：28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应当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光荣批判精神，来研究一切问题，改造中国的文明。第二天举行五四28周年纪念大会。虽然仅仅半年多一点时间，但政治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学运风起云涌，借纪念五四的契机，在“五四筹备会”的主持下，从5月1日起举办“纪念周”，由各系学生自治会、社团组办了一系列的进步文艺晚会，全校学生几乎都参加了活动。“五四”这天，胡适校长出席纪念会并讲了话。他回顾“五四运动”的发生和28年来的发展，引述孙中山对“五四”的评论，作了一番发挥。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纪念论文《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他指出：“五四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与的新文艺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运动。”胡适校长最后进一步强调“五四运动”造成“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不过在这次会上唱主角的是许德珩教授，他以亲历的身份，讲了当年风云激荡如火如荼的情景，当说到当年北大学生到警察局自首愿意坐监牢的情形时，指出：“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他大声疾呼青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是没有出路的”。并要学生做时代的主人，面对现实。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
演讲会外的活动丰富多彩，从5月1日开始，由各系会、社团举办了一系列晚会，按性质分有：科学、文艺、营火、经济、体育表演等，但最受欢迎的还是一连三晚的戏剧演出。北大剧艺社演出的话剧《凯旋》《开锣以前》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和乡村百姓遭受的苦难，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一些人来扰乱会场。第三天同学们组织了有300人参加的纠察队，保卫演出。当时还有短剧、活报剧、卡通剧、剪报短剧、歌舞剧、化装朗诵等。这些多数出于自编、自刻（写）、自导。内容大则反内战、反饥饿；小则反映学生运动，全是活生生的现实。到5月7日晚结束，置身事外的人是很少的。
出乎多数同学的意料，5月8日，清华大学讲师助教280人上书校长梅贻琦，申述生活困难，要求加薪。北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师生响应。各社团在校内刷出大量标语、海报：“我们的大米哪里去了？”“白面哪里去了？”“向饥饿宣战！”“向制造内战的人宣战！”5月11日，北大各膳食团带领200多同学到训导处请愿。最后，酝酿成从5月19日起罢课三天，并于5月20日举行了北平一万余名学生空前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大游行。
在上述这段时间之前的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在这之后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北大校内，原来全校性学生组织是“院系学生联合会”，1947年暑假后成立了一个选举委员会，经民主普选于11月16日产生首届“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
总之1947年后，当学生运动被赋予“第二条战线”的重大历史使命时，北大更成了“龙头”，从这年6月1日起校园便被命名为“民主广场”。许多社团壁报上的文字火药味越来越浓，以致本年11月6、7日为抗议浙大学生被杀事件和1948年的多次罢课游行，形势显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迫。作为著称于世界的学者、北京大学校长、“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理所当然地被卷进了汹涌澎湃的巨浪。这时，他真是“无地自由”，上下不讨好，左右不逢源，处境十分尴尬。在一次与学生争辩中，他万般无奈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我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话虽如此说，从后来许多事情看，他始终没有抛弃学生。我个人由做学生的时候至今日，始终认为：如果心平气和从总的方面说，我们的校长胡适之先生他还是？惜学生保护学生的，以他的声望在动辄得咎的环境，维系北大的尊严，无违一位哲人的良知！假如另换一位校长，未必会给学生运动带来什么好处。
在此前后我还见过胡校长两次，都是去旁听他讲课。两次的情景是相同的。只记得我赶到时，不仅室内已“人满为患”，座位后面还站着两排人，门口两旁的走廊上也站满了人，但秩序很好，无人讲话。挤进一点看，只望见胡先生侃侃而谈，神情闲雅，手中有几张卡片。那时北大好多教师，并不写详细的讲稿，“照本宣科”的事更未见过。
我在北大求学期间，胡适校长一直住在离他上班不远的东厂胡同一号。看到孑民纪念堂前停有小轿车，我们知道他今天来了。他虽地位高，是声名远扬的大学者，但不讲“派头”，衣着一般。他没有“架子”，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张中行学长描述20世纪30年代初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胡博士”时说：“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他听过胡博士的中国哲学史课后说：“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讲话很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20世纪40年代末，我见到的胡适也仍是这个样子。两年多的时间，我只在去北大北楼（文学院）的路上遇到过他，向他点头，他凝望一下，从年龄上判断我是学生，他微笑着颔首示意。同学们如果登门去找他，一般说谈“公事”，他也乐于接见。
事隔多年之后，我从《胡适研究丛录》中读到，说胡适当年在南京知道北大女生被强奸的事，曾经怒不可遏，说：“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并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说到激动处，还敲着桌子。一位记者遂问：“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吧？”胡适余怒未息地说：“可以。”至于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治，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的身上。回溯历史，汉、宋、明、清、辛亥革命如此。在国外一千年前，伦敦、巴黎大学即有学生干预政治的事。1848年全欧普遍发生政治运动，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有学生参加。反而言之，如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能使人满意时，当然不会有学生干预政治的现象发生。换言之，彼时的学生对于政治也决不会感兴趣。”言及目前学生干预政治问题，他明确表示：“学生可以研究政治批评政治，或者索性走出学校去参加政治，地上或地下都可以，但不可以牺牲学业的罢课方式来干预政治。”1947年5月18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说学生运动“显受反动之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并言“扰乱治安”“干法乱纪”，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5月19日，胡适在《华北日报》发表谈话，认为蒋氏说法“不很公道”，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对于青年之过问政治，时常发表政治主张，是完全同情的。但方法很多：一、潜心研究政治科学，发表自己所认为的政治主张，以争取同情。二、退出学校直接参加政党，从事政治活动，都是好方法。但以罢课为手段，希望罢课就把复杂难解的政治问题解决，实在是不可能的。罢课是最愚笨而不易收效的武器”。仅从上引胡适对学生、对记者几次谈话就可以看出：一、他同情了解学生，而且认为他们这样做事出有因，不应受到责备。二、学校是研究、教学机关，不能在学校搞政治，尤不赞同用“罢课”的手段。其实，无论在当时或后来都清楚可见：“罢课”不是“最愚笨而不易收效的武器”；如果不用这个“武器”怎么能称为“第二条战线”呢。看来“愚笨”的是得了35个博士学位的胡适之先生。
在我的记忆里，军警始终没有冲进北大来搜捕学生。1948年8月，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学生运动采取坚决镇压措施。8月19日对北平11所大专院校250名学生宣布“传讯”“拘提”的拘传票，限名单上的人于8月20日晨7时前到“特刑庭”投案。8月20日，北平“特刑庭”又公布了第二批逮捕名单74人，其中北大22人。事隔50年后，身临其事的陈世安校友在文章中写道：
8月21日下午3时，由三百多同学组成的请愿队，从沙滩出发到东厂胡同胡适校长住宅，派代表去见胡适。胡适说，如不让军警入校，必须使名单上的学生一律离校，答应这一点，他可以出面劝阻军警进校捕人。
当天下午传来确切消息：军警先后冲入了师院、燕大、清华等校，传说当晚要冲入北大。……贺麟训导长来了，他说胡适校长已给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特刑庭’传讯的大学生，有的已赴法庭报到，有的毕业就业，有的南下，有的在外地实习，有的离校不知去向。经贺训导长亲往西斋、红楼及灰楼各宿舍察看，遍觅不得一人。”贺训导长要大家安心，说是军警当晚不会冲进来。反动军警包围北大六天，未能闯入学校。为了掩人耳目，要求校方允许他们派少数人进入学校“检查”。8月24日上午，在贺训导长陪同下，少数军警头目在北大民主广场转了一圈，匆忙走进红楼，前后约一个小时，完成了奉命进校“检查”的任务就回去交差了。（《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4期，1998年5月）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校长胡适、训导长贺麟，与学生代表“串通一气”为“特刑庭”发出拘传票的学生，解脱了困境。胡公然表示，名单上的学生离校，他可劝阻军警进校捕人。“离校”，去哪里，是童稚皆知的。在当时国共两党生死攸关的年代，恐怕也只有胡适敢这样讲。而支持他破釜沉舟妥善解除了危局，则不能不说是一代哲人的良知吧。读到近来多篇类似上引“当事人”的文章，我深深地感到盖棺不能定论，也感到人们越来越公正对待胡适先生了。这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不为一叶而障目了。
我在北大读书近四年时间，有两年多住在西斋。就在我刚住进来的那个学期，有一天听说何思源市长和学生在西斋外面的景山东街发生了冲突，还有胡适校长在场等。因为是耳听而非目睹，当时没有搞清楚。不想已届古稀之年，从《胡适来往书信选》看到胡适致何思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昨天下午承老兄到北大四周指挥在场警士拆除戒备障碍物，我对老兄爱护母校信任青年的诚意，特别要表示感谢。当时西斋的同学，因终日看着景山东街西口外的情形，免情绪愤慨，所以他们看见老兄和我走来，都忍不住要向我们申诉一肚子的冤枉，其中有极少数人出言不检点，侵及老兄，使我感觉十分不安。我们走后，又因西口外警士神经过敏，发出了不切实的警报，以至武装军警到来，几乎闹出一个乱子，当时又蒙老兄赶到西斋，亲自弹压。老兄本以满怀善意，帮同母校解除困难，不意此事反使老兄两次受误解，老兄体谅青年人，不加责怪，还写信来向母校道歉，我特别感谢老兄的雅量与好意，并且借这机会很诚恳地向老兄道歉意。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当时胡适先生夹在官方和学生中间，他虽尽其所能保护学生，却仍得不到学生谅解。壁报上的讽刺有云：“胡适？适此？适彼？”胡适的理念是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而肩负“第二条战线”的同学当然不会这样看。目的不同，南辕北辙，胡适又岂止尴尬而已！
胡适校长引起同学们普遍关注，是1948年12月中旬前后那几天。本来这年适逢北大校庆50周年，学校筹备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到临近正式纪念日期的12月17日，解放军已经围城。那时在同学间有种种传闻，有人说他将南行，有人说他在教授会上表示了绝不离开北大。直到几年前从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事情的曲折经过。不过胡校长一走，同学们也很快便知道了。因为17日在孑民纪念堂举行的庆祝活动，大家都没有看到他。只是《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还是他的题字。他并在纪念文章中说：“现在我们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50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叙她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她长寿康强，祝她能安全地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她渡过50年中许多危难一样！”临行前，他并给北大其他领导人留下便条云：“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这篇文章和短言，是1917年8月任北大教授，1922年4月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语系主任，最后任北大校长两年半的胡适之对北大的永远“告别辞”！
胡适校长生前留下遗嘱，将他留在北京的102箱书，均捐献给北大。近年从报上得知，这些书有的“批胡”时被分散，有的甚至不知所终。这个把一生精力绝大部分贡献给北大的全世界知名学者，他后来无论远适异域或寄身台北，始终心系北大，“绝不忘掉北大”！（来源：《山西文学》， 2006年第5期）
一切的事，
只好拜托你们几位维持，
我虽在远，
绝不忘掉北大。
但是，胡适主持北京大学开学盛典对学生勖勉有加仅七十五天后，1946年12月24日夜，美国兵皮尔逊在东单操场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25日下午1时许，北平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数千人集中沙滩红楼后的广场，高呼“严惩美国凶手”“美国兵滚出中国”的响亮口号走上街头游行，这是从十一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以来沉寂许久的古城第一次发出青年人的怒吼声!此时的胡适正在南京。12月30日他匆匆赶回来，和在南京他会见记者时一样，对美国兵的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但对学生罢课，不表赞同；对学生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认为是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皮尔逊事件，“不可并为一谈”。后来在国民党政府施压和教育部长朱家骅一再强调“纯属法律案件”以及外交部长王土杰的劝诫下，1月16日上午，胡适仍驱车去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司令部听取美军事法庭开审皮尔逊；18日又同沈崇父女再到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军事法庭聆听。事隔多年后，我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2期1993年9月)上，看到程树德校友有篇生动的记述：
初夏晚间，我和贾蔚文同学来到胡校长住宅。这是坐落在北平东城一个被分割得不完整的四合院。贸然登门，门房通禀居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正值学运高潮，一般官员很怕招惹我们这样的学生）。我们被引进北屋，一明两暗，入东间屋就是会客室了。靠北墙列有三张沙发，呈品字形，靠南窗是一个大写字台。就在这里，我们两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学生会见了名闻国内外的胡适大师。胡适总习惯坐在靠东侧的小沙发上，我们则分坐在他的对面和侧面。他身穿淡黄近白色的长衫，黑色皮鞋。初次会面时，他询问了我们的姓名和来意，说这是他“第一次会见工学院的学生代表”，他很高兴，很愿意听听同学们的想法，了解同学们的处境。他的平易坦诚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我俩便慷慨陈词……我们告别出来，胡送到廊下……看到的胡适先生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没有什么名人高官的架子和排场。这间小会客室，人们总是出出进进，比较随便，没有森严之感。著名的胡夫人，也时常在我们谈话中径直走进来和胡适商量些什么事情，胡适对夫人总是和蔼有礼。有一位男仆人给我们端茶，端给胡时他必称“谢谢”。这在当时中国家庭中是很少见的。……一次也是在晚间，我们正在和胡谈话。电话铃响，胡起身接过电话用英语和对方讲话，最后他用英语说：“那么我保留我抗议的权利。”随后，他坐下来对我们说，刚才是美国的通讯社驻北平记者告诉他，沈崇事件的犯人回美国受审，现在可能要宣布无罪释放。看来胡适有些气愤。
在我的感受中，由于胡适校长当时的政治态度，虽有些同学不满、指责，但一般学生对他是尊崇爱戴的。如上述的做人风格，那时或亲见或耳闻，大家都感觉他与当时的高官、学阀很是不相同，可说对我们这些学生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我第二次听胡适校长向全校师生讲话是在次年（1947）的“五四”前夕，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借游艺室前面的大操场举行的历史晚会上，讲题是《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他在演讲中指出，科学与民主是当年《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而新思潮的意义，也就是一种批评、批判的态度与精神，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指出：28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应当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光荣批判精神，来研究一切问题，改造中国的文明。第二天举行五四28周年纪念大会。虽然仅仅半年多一点时间，但政治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学运风起云涌，借纪念五四的契机，在“五四筹备会”的主持下，从5月1日起举办“纪念周”，由各系学生自治会、社团组办了一系列的进步文艺晚会，全校学生几乎都参加了活动。“五四”这天，胡适校长出席纪念会并讲了话。他回顾“五四运动”的发生和28年来的发展，引述孙中山对“五四”的评论，作了一番发挥。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纪念论文《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他指出：“五四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与的新文艺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运动。”胡适校长最后进一步强调“五四运动”造成“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不过在这次会上唱主角的是许德珩教授，他以亲历的身份，讲了当年风云激荡如火如荼的情景，当说到当年北大学生到警察局自首愿意坐监牢的情形时，指出：“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他大声疾呼青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是没有出路的”。并要学生做时代的主人，面对现实。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
演讲会外的活动丰富多彩，从5月1日开始，由各系会、社团举办了一系列晚会，按性质分有：科学、文艺、营火、经济、体育表演等，但最受欢迎的还是一连三晚的戏剧演出。北大剧艺社演出的话剧《凯旋》《开锣以前》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和乡村百姓遭受的苦难，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一些人来扰乱会场。第三天同学们组织了有300人参加的纠察队，保卫演出。当时还有短剧、活报剧、卡通剧、剪报短剧、歌舞剧、化装朗诵等。这些多数出于自编、自刻（写）、自导。内容大则反内战、反饥饿；小则反映学生运动，全是活生生的现实。到5月7日晚结束，置身事外的人是很少的。
出乎多数同学的意料，5月8日，清华大学讲师助教280人上书校长梅贻琦，申述生活困难，要求加薪。北大地下党组织发动师生响应。各社团在校内刷出大量标语、海报：“我们的大米哪里去了？”“白面哪里去了？”“向饥饿宣战！”“向制造内战的人宣战！”5月11日，北大各膳食团带领200多同学到训导处请愿。最后，酝酿成从5月19日起罢课三天，并于5月20日举行了北平一万余名学生空前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大游行。
在上述这段时间之前的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在这之后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北大校内，原来全校性学生组织是“院系学生联合会”，1947年暑假后成立了一个选举委员会，经民主普选于11月16日产生首届“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
总之1947年后，当学生运动被赋予“第二条战线”的重大历史使命时，北大更成了“龙头”，从这年6月1日起校园便被命名为“民主广场”。许多社团壁报上的文字火药味越来越浓，以致本年11月6、7日为抗议浙大学生被杀事件和1948年的多次罢课游行，形势显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迫。作为著称于世界的学者、北京大学校长、“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理所当然地被卷进了汹涌澎湃的巨浪。这时，他真是“无地自由”，上下不讨好，左右不逢源，处境十分尴尬。在一次与学生争辩中，他万般无奈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我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话虽如此说，从后来许多事情看，他始终没有抛弃学生。我个人由做学生的时候至今日，始终认为：如果心平气和从总的方面说，我们的校长胡适之先生他还是？惜学生保护学生的，以他的声望在动辄得咎的环境，维系北大的尊严，无违一位哲人的良知！假如另换一位校长，未必会给学生运动带来什么好处。
在此前后我还见过胡校长两次，都是去旁听他讲课。两次的情景是相同的。只记得我赶到时，不仅室内已“人满为患”，座位后面还站着两排人，门口两旁的走廊上也站满了人，但秩序很好，无人讲话。挤进一点看，只望见胡先生侃侃而谈，神情闲雅，手中有几张卡片。那时北大好多教师，并不写详细的讲稿，“照本宣科”的事更未见过。
我在北大求学期间，胡适校长一直住在离他上班不远的东厂胡同一号。看到孑民纪念堂前停有小轿车，我们知道他今天来了。他虽地位高，是声名远扬的大学者，但不讲“派头”，衣着一般。他没有“架子”，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张中行学长描述20世纪30年代初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胡博士”时说：“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他听过胡博士的中国哲学史课后说：“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讲话很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20世纪40年代末，我见到的胡适也仍是这个样子。两年多的时间，我只在去北大北楼（文学院）的路上遇到过他，向他点头，他凝望一下，从年龄上判断我是学生，他微笑着颔首示意。同学们如果登门去找他，一般说谈“公事”，他也乐于接见。
事隔多年之后，我从《胡适研究丛录》中读到，说胡适当年在南京知道北大女生被强奸的事，曾经怒不可遏，说：“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并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说到激动处，还敲着桌子。一位记者遂问：“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吧？”胡适余怒未息地说：“可以。”至于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治，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的身上。回溯历史，汉、宋、明、清、辛亥革命如此。在国外一千年前，伦敦、巴黎大学即有学生干预政治的事。1848年全欧普遍发生政治运动，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有学生参加。反而言之，如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能使人满意时，当然不会有学生干预政治的现象发生。换言之，彼时的学生对于政治也决不会感兴趣。”言及目前学生干预政治问题，他明确表示：“学生可以研究政治批评政治，或者索性走出学校去参加政治，地上或地下都可以，但不可以牺牲学业的罢课方式来干预政治。”1947年5月18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说学生运动“显受反动之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并言“扰乱治安”“干法乱纪”，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5月19日，胡适在《华北日报》发表谈话，认为蒋氏说法“不很公道”，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对于青年之过问政治，时常发表政治主张，是完全同情的。但方法很多：一、潜心研究政治科学，发表自己所认为的政治主张，以争取同情。二、退出学校直接参加政党，从事政治活动，都是好方法。但以罢课为手段，希望罢课就把复杂难解的政治问题解决，实在是不可能的。罢课是最愚笨而不易收效的武器”。仅从上引胡适对学生、对记者几次谈话就可以看出：一、他同情了解学生，而且认为他们这样做事出有因，不应受到责备。二、学校是研究、教学机关，不能在学校搞政治，尤不赞同用“罢课”的手段。其实，无论在当时或后来都清楚可见：“罢课”不是“最愚笨而不易收效的武器”；如果不用这个“武器”怎么能称为“第二条战线”呢。看来“愚笨”的是得了35个博士学位的胡适之先生。
在我的记忆里，军警始终没有冲进北大来搜捕学生。1948年8月，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学生运动采取坚决镇压措施。8月19日对北平11所大专院校250名学生宣布“传讯”“拘提”的拘传票，限名单上的人于8月20日晨7时前到“特刑庭”投案。8月20日，北平“特刑庭”又公布了第二批逮捕名单74人，其中北大22人。事隔50年后，身临其事的陈世安校友在文章中写道：
8月21日下午3时，由三百多同学组成的请愿队，从沙滩出发到东厂胡同胡适校长住宅，派代表去见胡适。胡适说，如不让军警入校，必须使名单上的学生一律离校，答应这一点，他可以出面劝阻军警进校捕人。
当天下午传来确切消息：军警先后冲入了师院、燕大、清华等校，传说当晚要冲入北大。……贺麟训导长来了，他说胡适校长已给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特刑庭’传讯的大学生，有的已赴法庭报到，有的毕业就业，有的南下，有的在外地实习，有的离校不知去向。经贺训导长亲往西斋、红楼及灰楼各宿舍察看，遍觅不得一人。”贺训导长要大家安心，说是军警当晚不会冲进来。反动军警包围北大六天，未能闯入学校。为了掩人耳目，要求校方允许他们派少数人进入学校“检查”。8月24日上午，在贺训导长陪同下，少数军警头目在北大民主广场转了一圈，匆忙走进红楼，前后约一个小时，完成了奉命进校“检查”的任务就回去交差了。（《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24期，1998年5月）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校长胡适、训导长贺麟，与学生代表“串通一气”为“特刑庭”发出拘传票的学生，解脱了困境。胡公然表示，名单上的学生离校，他可劝阻军警进校捕人。“离校”，去哪里，是童稚皆知的。在当时国共两党生死攸关的年代，恐怕也只有胡适敢这样讲。而支持他破釜沉舟妥善解除了危局，则不能不说是一代哲人的良知吧。读到近来多篇类似上引“当事人”的文章，我深深地感到盖棺不能定论，也感到人们越来越公正对待胡适先生了。这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不为一叶而障目了。
我在北大读书近四年时间，有两年多住在西斋。就在我刚住进来的那个学期，有一天听说何思源市长和学生在西斋外面的景山东街发生了冲突，还有胡适校长在场等。因为是耳听而非目睹，当时没有搞清楚。不想已届古稀之年，从《胡适来往书信选》看到胡适致何思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昨天下午承老兄到北大四周指挥在场警士拆除戒备障碍物，我对老兄爱护母校信任青年的诚意，特别要表示感谢。当时西斋的同学，因终日看着景山东街西口外的情形，免情绪愤慨，所以他们看见老兄和我走来，都忍不住要向我们申诉一肚子的冤枉，其中有极少数人出言不检点，侵及老兄，使我感觉十分不安。我们走后，又因西口外警士神经过敏，发出了不切实的警报，以至武装军警到来，几乎闹出一个乱子，当时又蒙老兄赶到西斋，亲自弹压。老兄本以满怀善意，帮同母校解除困难，不意此事反使老兄两次受误解，老兄体谅青年人，不加责怪，还写信来向母校道歉，我特别感谢老兄的雅量与好意，并且借这机会很诚恳地向老兄道歉意。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当时胡适先生夹在官方和学生中间，他虽尽其所能保护学生，却仍得不到学生谅解。壁报上的讽刺有云：“胡适？适此？适彼？”胡适的理念是学校是读书的地方，“教育为国家百年大计”；而肩负“第二条战线”的同学当然不会这样看。目的不同，南辕北辙，胡适又岂止尴尬而已！
胡适校长引起同学们普遍关注，是1948年12月中旬前后那几天。本来这年适逢北大校庆50周年，学校筹备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到临近正式纪念日期的12月17日，解放军已经围城。那时在同学间有种种传闻，有人说他将南行，有人说他在教授会上表示了绝不离开北大。直到几年前从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事情的曲折经过。不过胡校长一走，同学们也很快便知道了。因为17日在孑民纪念堂举行的庆祝活动，大家都没有看到他。只是《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还是他的题字。他并在纪念文章中说：“现在我们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50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叙她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她长寿康强，祝她能安全地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她渡过50年中许多危难一样！”临行前，他并给北大其他领导人留下便条云：“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这篇文章和短言，是1917年8月任北大教授，1922年4月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语系主任，最后任北大校长两年半的胡适之对北大的永远“告别辞”！
胡适校长生前留下遗嘱，将他留在北京的102箱书，均捐献给北大。近年从报上得知，这些书有的“批胡”时被分散，有的甚至不知所终。这个把一生精力绝大部分贡献给北大的全世界知名学者，他后来无论远适异域或寄身台北，始终心系北大，“绝不忘掉北大”！（来源：《山西文学》， 2006年第5期）
一切的事，
只好拜托你们几位维持，
我虽在远，
绝不忘掉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