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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熟知的一位优秀记者，我毫不怀疑贺延光在投入采访按下快门那一瞬间的真诚和追求，但同样因为这种熟知，我才深信，妨碍他的，实际上是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不足。
在中国新闻摄影界有这样一个人—30年前他没有进入摄影圈的时候已经为摄影界所关注。30年来，他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像他的作品一样，他对新闻摄影的议论和批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一些人不一定喜欢他的尖锐议论却不能不对他抱以尊重；在摄影界里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摄影，更在摄影之外—这个人就是贺延光！
这代人……
1951年出生的贺延光是中国摄影界的“前代英雄”。
问起对贺延光的印象，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面旗帜。”的确，在过去30年里，无论是在1976年“四五运动”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在天安门前游行的人流旁；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在抗洪抢险最危险的地方；在SARS肆虐的病房里，乃至在国共领袖会谈的大会堂，贺延光都给历史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影像。
他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的人。是的，“革命激情”—这是贺延光成为他这一个人的特质，更是他这一代人的特质。
贺延光的父亲是延安干部，这或许也是他的名字的来历。他的姥爷是黄埔学生，加入共产党以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牺牲，姥爷的遗书在家里传了两代，一直传到贺延光手中。革命者的直系传人，“优越”也罢，“盲从”也罢，上一代的血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基因。
遗传？并不尽然。“文革”中那些自命“优越”鄙睨天下的干部子弟如今多数都已无声无嗅了，这里有个人的修为造化，也有偶然的命运因素。
“文革”初期，正上初三的贺延光在北京南城一所普通中学上学，尽管他也当了红卫兵的小干部，但是并没有狂热和张扬的机会。说来好笑，这时的贺延光竟然有些典型的青春期抑郁的痕迹：因为是外地转学来的，口音不对，年纪又小，功课还比较差，所以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加上在一个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里，没有“干部子弟”扎堆的环境，你也“狂”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贺延光没有什么“旗帜性”的业绩，倒是父亲做宣传工作的潜在影响，他参加了当时首都红卫兵组织的《长征组歌》合唱团。几十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还清晰流畅地记得当年的许多老歌，这也算后来的摄影家贺延光一段重要的文化渊源。
因为政审没合格，贺延光没能当兵，于是和那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样，上山下乡来到东北建设兵团。从这个时候起，他的人生轨迹开始进入加速过程。从1968年到1973年，短短5年中，贺延光经历了冰天雪地中艰苦的劳动，1969年珍宝岛作战后紧张的战备时期，他的身份也几番变化，从兵团战士，到拖拉机手，到武装值班团的基干民兵，当到基层连队的一个小干部。
整个60年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子宫。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精神的极度亢奋；是处皆有的“阶级敌人”与助人为乐的雷锋叔叔；极度跌宕的岁月与宗教般辉煌的“未来”；于是，极度的尊从与极度的叛逆构成了这一代精神频谱的震荡两极。
1973年，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贺延光“病退”回到北京，到一个街道小工厂，从一个青年工人迅速成为厂里的青年干部。那是“文革”后期中国政治中最微妙复杂的一个时期，各种各样正道和小道的消息和言说，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四人帮”的关系，捕捉着未来中国政治的风吹草动。人们在思考，那批在未来中国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当时还年轻的人们开始了有目的的追求。
于是，1976年的四月清明，这些人不约而同走向天安门，在中国政治发展的那个最重要也最险要的关头，以那种最激情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那一年的4月1日，贺延光带着厂里80多团员青年做了个花圈—“都是手工做的花圈，剪的松枝，做的纸花，我写的悼词—第一批送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那是这一代人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以最激情的方式把“江山社稷为己任”的理想化作行动，哪怕被捕坐牢。正是在这一段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的历史中，贺延光从一个被捕的案犯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四五英雄”，团中央委员，《北京青年报》记者。
只有了解这一代人，才能理解贺延光。1976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是这一代人和他的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是新一段历史的开始。
这拨人……
当邓小平开启这段历史的那一瞬间，王文澜刚刚从部队转业来到《中国日报》；邓维刚从山西来到北京上大学；刚拍了《上访者》的李小斌还是个勤奋的摄影发烧友；贺延光放弃了可能的仕途，来到《北京青年报》开始他的专业摄影生涯。总之，一切刚刚开始。
贺延光在1976年“四五事件”中是带着照相机的，而且拍了四个胶卷。不过在他被捕以后的特殊经历中，这些影像未能保存下来。是在1982年，我对贺延光的摄影作品留下印象的，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编辑“星期天”副刊，贺延光的一幅表现建筑工地的照片被“星期刊”选用，那是一个很昂扬的画面，很劲朗的情绪。当时同样富于激情的我一定是对这张照片表示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鼓励，以至延光后来总打趣地跟我说：“杨浪那时根本不懂照片，居然跟我说，那张片子上要是添一块云就好了。”
我当时会这样说的。那是一个放言无忌的时候，更有一个放言无忌的环境。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报》是当时新闻界一面无可争议的旗帜，在思想解放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青年报》引领了1980年代报纸改革的潮流。贺延光正是在这个时刻的1983年调入《中国青年报》的。
延光说：“在中青报的20多年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我不再认为记者是喉舌，我不能去鹦鹉学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谁的工具。道理很简单，工具是不需要思想的，但是媒体恰恰是人们最需要去展示思想的地方。” 正是在《中国青年报》这个新老传承、薪火相递，青年人才相互砥砺、相互影响的事业平台上，贺延光成为一个现代新闻理想和摄影理念的实践者。
作为1980年代乃至此后《中国青年报》新闻摄影工作的主要组织者，贺延光竭力呼吁强化新闻摄影在报纸中的地位，一时，中青报摄影图片刊发体量之大，摄影版面之多，质量之精彩为各报瞩目。他还直承老一辈摄影家衣钵，对新闻摄影中的虚假现象进行无情痛斥和批驳。在摄影活动的组织上，贺延光积极推动《中国青年报》主导的连续几届“青年新闻摄影十佳”评选，为青年摄影群体阵容的兴盛和现代新闻摄影理念的形成推波助澜。
当然，这一切，始终以他持续勤奋的新闻摄影实践为依托。
这个人……
一个时代成就一批人。
他是那一代人里最早“出道”的，也是在新时期最早获得主流社会承认的年轻人，有句套话，叫做“是那一代人里的出色代表”。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代人的某些局限，也体现在贺延光身上。
还是在1991年，《中国摄影报》提出活跃摄影批评的氛围，希望能够有人写一些“尖锐”的文章。于是，我便拿自己的朋友贺延光“祭”了“旗”。当时发表文章的题目叫《贺延光，你还缺什么？》。迄今，我依然执意于当时的判断。
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作为我熟知的一位优秀记者，我毫不怀疑贺延光在投入采访按下快门那一瞬间的真诚和追求，但同样因为这种熟知，我才深信，妨碍他的，实际上是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不足。这种不足，又是新闻摄影界早已存在的现象。因为新闻摄影比较的容易‘速效’，比较的容易得到肯定（不要说这些年到处都搞的各种‘大奖赛’），所以摄影记者们更容易得到某种局部的成就感，之所以是‘局部’的，是因为比较文学界、电影界的同龄人，这种‘成就’，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都是不成比例的。当我们看到新时期文学艺术取得的一些明显成绩，看到他们对文化整体与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也包括对自身所受文化限制的内省时，同样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摄影的滞后，便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相对于十年前（思想解放运动中）摄影界曾经起到的作用，这种差距便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还说：“理论准备的不足，客观上是由于摄影术发展历史的年轻，主观上也有新闻摄影队伍先天不足的原因。包括贺延光在内的一批新闻摄影界目前最活跃的记者，有许多是在这十年中自己努力闯荡出来的，在前期，丰富的阅历和人生体验是他们最宝贵的动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动能便逐步衰竭（我们看到相当一批摄影评论实际上是对美术诗歌理论的借鉴），再加上大多数摄影记者的外语水平有限，这就妨碍了他们对国外理论成果的借鉴，正是在这个时候，文学界、美术界，特别是电影界的一批年轻人迅速崛起，一样有丰富的阅历，一样有对事业的热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滞后，使得摄影队伍在总体上落后了，至少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摆在中国新闻摄影界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
这些话是二十多年前说的，这些年被我激赏的有些“界”的名人们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迹象，而摄影界的总体水准有了必然的提升，特别是中国摄影的国际化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就贺延光和他周围的从那一代走来的摄影师而言，这些局限是有共性的。
指出这种局限毫不妨碍我对贺延光的喜爱和评价，事实上也只有贺延光和王文澜等少数的几个人我才会这样对他们放言批评。
在我眼中，贺延光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如果说老山前线的摄影经历是不少勇敢的摄影师们都曾有过的光荣历史的话，像贺延光那样随时准备闻警而动的记者依然是不多的，他冲在洪水决堤的现场；紧跟在排雷战士的身边；生活在SAER最猖獗之时的传染病院……可以说，他是一个用生命在拍摄的人。
他是一个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因而对于“历史反动”时刻保持警觉的人。这种警觉或有偏激，或有“不合时宜”，或有“叛逆”，但却不失其崇高与正义；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思想感召和精神底色。
他是一个以记录历史为己任的人。关于摄影与历史记录的关系，许多人说过许多的话。事实上，在摄影器材空前普及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影像记录是没有风险的。与那种几无风险的“记录”实践比起来，贺延光的实践是更富勇气的！这种纪录不但需要历史感，需要能力，更需要一种清晰的价值观。就我对他作品的观照而言，他的最好的照片是那些迄今无法发表的照片！只有经历过那些历史遮蔽的过程，并且对历史和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会着意地从事那些只有在未来才能体现其巨大价值的摄影。
他是一个因为磊落以致放言无忌并因此具有了特殊凝聚力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贺延光视作“异数”，不过我们经常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后，期待着听到他的不同凡响的声音。而且我们的期待多半不会落空。多年以来，贺延光对于摄影界中的某些现象某些作品乃至具体的人物多有尖锐的批评和指摘，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人因此对其本人有过恶语甚或恶评的报复。可以举出许多事情证明他的坦荡，他的透明，他对友朋乃至新人的至诚。你不必对他“设防”，或者对他的言论深文勾纳。这样的磊落人格正是他臧否人事最重要的依托。
贺延光对民生有着深切地关心。即使拍摄领袖，他也要把他们还原为普通人；对生活中的草根，他更以大量的摄影实践，表达了他深切的关注。
他是一个坚韧同时也有如缕情怀的人。许多人都读过他的那幅《半夜“鸡”叫》，或许作为朋友，我更能读懂贺延光对家庭、亲情的那份如缕情怀。在他那次痛苦的婚变和同样曲折的情感经历中，我们有过男人对男人式的倾心交谈。因为理解他的致情致爱，所以理解他为人的坚忍不拔。
因为经历，因为言行，因为作品，他经常与文澜一起被称为摄影界的旗帜。不过我不希望他成为“楷模”，更不希望他们那么长时间地被视作“旗帜”。这不仅因为经历是不可模仿和重复的，而且因为年轻人必须要超越他们！
在中国新闻摄影界有这样一个人—30年前他没有进入摄影圈的时候已经为摄影界所关注。30年来，他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像他的作品一样，他对新闻摄影的议论和批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一些人不一定喜欢他的尖锐议论却不能不对他抱以尊重；在摄影界里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摄影，更在摄影之外—这个人就是贺延光！
这代人……
1951年出生的贺延光是中国摄影界的“前代英雄”。
问起对贺延光的印象，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面旗帜。”的确，在过去30年里，无论是在1976年“四五运动”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在天安门前游行的人流旁；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在抗洪抢险最危险的地方；在SARS肆虐的病房里，乃至在国共领袖会谈的大会堂，贺延光都给历史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影像。
他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的人。是的，“革命激情”—这是贺延光成为他这一个人的特质，更是他这一代人的特质。
贺延光的父亲是延安干部，这或许也是他的名字的来历。他的姥爷是黄埔学生，加入共产党以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4·12”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牺牲，姥爷的遗书在家里传了两代，一直传到贺延光手中。革命者的直系传人，“优越”也罢，“盲从”也罢，上一代的血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基因。
遗传？并不尽然。“文革”中那些自命“优越”鄙睨天下的干部子弟如今多数都已无声无嗅了，这里有个人的修为造化，也有偶然的命运因素。
“文革”初期，正上初三的贺延光在北京南城一所普通中学上学，尽管他也当了红卫兵的小干部，但是并没有狂热和张扬的机会。说来好笑，这时的贺延光竟然有些典型的青春期抑郁的痕迹：因为是外地转学来的，口音不对，年纪又小，功课还比较差，所以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加上在一个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学校里，没有“干部子弟”扎堆的环境，你也“狂”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贺延光没有什么“旗帜性”的业绩，倒是父亲做宣传工作的潜在影响，他参加了当时首都红卫兵组织的《长征组歌》合唱团。几十年以后，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还清晰流畅地记得当年的许多老歌，这也算后来的摄影家贺延光一段重要的文化渊源。
因为政审没合格，贺延光没能当兵，于是和那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样，上山下乡来到东北建设兵团。从这个时候起，他的人生轨迹开始进入加速过程。从1968年到1973年，短短5年中，贺延光经历了冰天雪地中艰苦的劳动，1969年珍宝岛作战后紧张的战备时期，他的身份也几番变化，从兵团战士，到拖拉机手，到武装值班团的基干民兵，当到基层连队的一个小干部。
整个60年代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子宫。物质的极度匮乏与精神的极度亢奋；是处皆有的“阶级敌人”与助人为乐的雷锋叔叔；极度跌宕的岁月与宗教般辉煌的“未来”；于是，极度的尊从与极度的叛逆构成了这一代精神频谱的震荡两极。
1973年，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贺延光“病退”回到北京，到一个街道小工厂，从一个青年工人迅速成为厂里的青年干部。那是“文革”后期中国政治中最微妙复杂的一个时期，各种各样正道和小道的消息和言说，围绕着毛泽东、邓小平、“四人帮”的关系，捕捉着未来中国政治的风吹草动。人们在思考，那批在未来中国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当时还年轻的人们开始了有目的的追求。
于是，1976年的四月清明，这些人不约而同走向天安门，在中国政治发展的那个最重要也最险要的关头，以那种最激情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那一年的4月1日，贺延光带着厂里80多团员青年做了个花圈—“都是手工做的花圈，剪的松枝，做的纸花，我写的悼词—第一批送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那是这一代人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以最激情的方式把“江山社稷为己任”的理想化作行动，哪怕被捕坐牢。正是在这一段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的历史中，贺延光从一个被捕的案犯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四五英雄”，团中央委员，《北京青年报》记者。
只有了解这一代人，才能理解贺延光。1976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是这一代人和他的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是新一段历史的开始。
这拨人……
当邓小平开启这段历史的那一瞬间，王文澜刚刚从部队转业来到《中国日报》；邓维刚从山西来到北京上大学；刚拍了《上访者》的李小斌还是个勤奋的摄影发烧友；贺延光放弃了可能的仕途，来到《北京青年报》开始他的专业摄影生涯。总之，一切刚刚开始。
贺延光在1976年“四五事件”中是带着照相机的，而且拍了四个胶卷。不过在他被捕以后的特殊经历中，这些影像未能保存下来。是在1982年，我对贺延光的摄影作品留下印象的，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编辑“星期天”副刊，贺延光的一幅表现建筑工地的照片被“星期刊”选用，那是一个很昂扬的画面，很劲朗的情绪。当时同样富于激情的我一定是对这张照片表示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鼓励，以至延光后来总打趣地跟我说：“杨浪那时根本不懂照片，居然跟我说，那张片子上要是添一块云就好了。”
我当时会这样说的。那是一个放言无忌的时候，更有一个放言无忌的环境。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青年报》是当时新闻界一面无可争议的旗帜，在思想解放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青年报》引领了1980年代报纸改革的潮流。贺延光正是在这个时刻的1983年调入《中国青年报》的。
延光说：“在中青报的20多年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我不再认为记者是喉舌，我不能去鹦鹉学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谁的工具。道理很简单，工具是不需要思想的，但是媒体恰恰是人们最需要去展示思想的地方。” 正是在《中国青年报》这个新老传承、薪火相递，青年人才相互砥砺、相互影响的事业平台上，贺延光成为一个现代新闻理想和摄影理念的实践者。
作为1980年代乃至此后《中国青年报》新闻摄影工作的主要组织者，贺延光竭力呼吁强化新闻摄影在报纸中的地位，一时，中青报摄影图片刊发体量之大，摄影版面之多，质量之精彩为各报瞩目。他还直承老一辈摄影家衣钵，对新闻摄影中的虚假现象进行无情痛斥和批驳。在摄影活动的组织上，贺延光积极推动《中国青年报》主导的连续几届“青年新闻摄影十佳”评选，为青年摄影群体阵容的兴盛和现代新闻摄影理念的形成推波助澜。
当然，这一切，始终以他持续勤奋的新闻摄影实践为依托。
这个人……
一个时代成就一批人。
他是那一代人里最早“出道”的，也是在新时期最早获得主流社会承认的年轻人，有句套话，叫做“是那一代人里的出色代表”。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代人的某些局限，也体现在贺延光身上。
还是在1991年，《中国摄影报》提出活跃摄影批评的氛围，希望能够有人写一些“尖锐”的文章。于是，我便拿自己的朋友贺延光“祭”了“旗”。当时发表文章的题目叫《贺延光，你还缺什么？》。迄今，我依然执意于当时的判断。
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作为我熟知的一位优秀记者，我毫不怀疑贺延光在投入采访按下快门那一瞬间的真诚和追求，但同样因为这种熟知，我才深信，妨碍他的，实际上是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的不足。这种不足，又是新闻摄影界早已存在的现象。因为新闻摄影比较的容易‘速效’，比较的容易得到肯定（不要说这些年到处都搞的各种‘大奖赛’），所以摄影记者们更容易得到某种局部的成就感，之所以是‘局部’的，是因为比较文学界、电影界的同龄人，这种‘成就’，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都是不成比例的。当我们看到新时期文学艺术取得的一些明显成绩，看到他们对文化整体与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也包括对自身所受文化限制的内省时，同样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摄影的滞后，便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相对于十年前（思想解放运动中）摄影界曾经起到的作用，这种差距便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还说：“理论准备的不足，客观上是由于摄影术发展历史的年轻，主观上也有新闻摄影队伍先天不足的原因。包括贺延光在内的一批新闻摄影界目前最活跃的记者，有许多是在这十年中自己努力闯荡出来的，在前期，丰富的阅历和人生体验是他们最宝贵的动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动能便逐步衰竭（我们看到相当一批摄影评论实际上是对美术诗歌理论的借鉴），再加上大多数摄影记者的外语水平有限，这就妨碍了他们对国外理论成果的借鉴，正是在这个时候，文学界、美术界，特别是电影界的一批年轻人迅速崛起，一样有丰富的阅历，一样有对事业的热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滞后，使得摄影队伍在总体上落后了，至少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摆在中国新闻摄影界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
这些话是二十多年前说的，这些年被我激赏的有些“界”的名人们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迹象，而摄影界的总体水准有了必然的提升，特别是中国摄影的国际化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就贺延光和他周围的从那一代走来的摄影师而言，这些局限是有共性的。
指出这种局限毫不妨碍我对贺延光的喜爱和评价，事实上也只有贺延光和王文澜等少数的几个人我才会这样对他们放言批评。
在我眼中，贺延光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如果说老山前线的摄影经历是不少勇敢的摄影师们都曾有过的光荣历史的话，像贺延光那样随时准备闻警而动的记者依然是不多的，他冲在洪水决堤的现场；紧跟在排雷战士的身边；生活在SAER最猖獗之时的传染病院……可以说，他是一个用生命在拍摄的人。
他是一个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因而对于“历史反动”时刻保持警觉的人。这种警觉或有偏激，或有“不合时宜”，或有“叛逆”，但却不失其崇高与正义；无论你喜欢与否，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思想感召和精神底色。
他是一个以记录历史为己任的人。关于摄影与历史记录的关系，许多人说过许多的话。事实上，在摄影器材空前普及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影像记录是没有风险的。与那种几无风险的“记录”实践比起来，贺延光的实践是更富勇气的！这种纪录不但需要历史感，需要能力，更需要一种清晰的价值观。就我对他作品的观照而言，他的最好的照片是那些迄今无法发表的照片！只有经历过那些历史遮蔽的过程，并且对历史和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会着意地从事那些只有在未来才能体现其巨大价值的摄影。
他是一个因为磊落以致放言无忌并因此具有了特殊凝聚力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贺延光视作“异数”，不过我们经常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后，期待着听到他的不同凡响的声音。而且我们的期待多半不会落空。多年以来，贺延光对于摄影界中的某些现象某些作品乃至具体的人物多有尖锐的批评和指摘，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人因此对其本人有过恶语甚或恶评的报复。可以举出许多事情证明他的坦荡，他的透明，他对友朋乃至新人的至诚。你不必对他“设防”，或者对他的言论深文勾纳。这样的磊落人格正是他臧否人事最重要的依托。
贺延光对民生有着深切地关心。即使拍摄领袖，他也要把他们还原为普通人；对生活中的草根，他更以大量的摄影实践，表达了他深切的关注。
他是一个坚韧同时也有如缕情怀的人。许多人都读过他的那幅《半夜“鸡”叫》，或许作为朋友，我更能读懂贺延光对家庭、亲情的那份如缕情怀。在他那次痛苦的婚变和同样曲折的情感经历中，我们有过男人对男人式的倾心交谈。因为理解他的致情致爱，所以理解他为人的坚忍不拔。
因为经历，因为言行，因为作品，他经常与文澜一起被称为摄影界的旗帜。不过我不希望他成为“楷模”，更不希望他们那么长时间地被视作“旗帜”。这不仅因为经历是不可模仿和重复的，而且因为年轻人必须要超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