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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苦竹杂记·柿子的种子》里引用过清人叶松石的一句话：“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我觉得讲得很好，虽然这是谈诗的，但正如春、夏、秋、冬四季更替那样，它也反映了读书的一种规律，我的阅读兴趣也是大致顺着这条路子渐渐趋于简练和淡远的。年轻时我如醉如痴地朗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激情早已烟消云散，如今读的书差不多大部分是故纸堆里的东西：正史、野史、笔记、书简、日记及题跋等。近些年来兴趣越来越浓的则是读书随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书话。
民国以来善写读书随笔的名家高手颇多，名字可以开出一大串，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的乃弟周作人，亦即知堂是也。谈起我之读知堂，也有个历史转化过程，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偏爱周作人的早期闲适小品，如《苦雨》、《鸟声》、《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与《乌篷船》等名篇，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可能是因为我还多少有些浮躁气，对他那些大量抄书之作却浅尝辄止，读不进去，并认为那是他精神日益颓废的结果。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起来，也由于舒芜、刘绪源等先生相关著述（特别是绪源君的《解读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我的阅读趣味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周作人那些被人认为“文抄公”的文章有了一些新认识、新感受。如今，作为知堂中期代表作的《夜读抄》已成为我晚年须臾不离的枕边书了。尤其在夜阑人静、淡淡灯光下读它时，竟也会在朦胧中产生一点点“欧阳子方夜读书”那种让人陶醉的意境来。
《夜读抄》于1934年9月出版，这是一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读物。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内形势大变，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个性比较温和的周作人走上一条不同于鲁迅的人生道路，即远离政治，关起门来读书的生活。他在1928年11月写的《闭门读书论》（见《永日集》）就是他向世人表明他这一选择的宣言书。他在文中说：“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谈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欤懿？”《夜读抄》就是他在这一特殊环境下埋头读书的成果，并成为其散文创作进入一个成熟时期（即所谓中期）的重要标志。那么，他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又是怎样读的呢？对此，他在《闭门读书论》中也有明确交代，他说：“敢问读什么呢？……重要的还是在于乙部，即是四库之史部。老实说，我虽不大有什么历史癖，却是很有点历史迷的。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周作人的《夜读抄》就是以史为鉴，来观察现实生活并加以批判的思想结晶。
《夜读抄》除《小引》、《后记》外共收文三十七篇，其中比较正规的书话有二十四篇，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如《颜氏学记》、《性的心理》、《清嘉录》、《五老小简》、《颜氏家训》、《五杂俎》等，都是专谈一本书的，而其他各篇如《厂甸》、《鬼的生长》、《太监》等，则或谈景物，或谈鬼神、习俗，也大都与书有关，具有很浓的书卷气。周作人的中期散文以抄书为特征，而且抄引的书籍多得惊人，《夜读抄》就是一例。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夜读抄》各篇抄录的中外书籍达一百一十二种之多！过去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文章大量抄别人的书，是他散文创作走向衰退的表现，这种看法未免有些简单化（当然中后期也有比较枯涩乏味的，如写于1937年的《野草的俗名》）。其实，周氏在文中大量抄书还是颇费精神，自有甘苦的。1963年10月2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指出：“其实拙文之不行本不待论，即‘文抄公’的非难自古已然，最所敝帚自珍之《夜读抄》亦是如此，文中十分之七八是抄来的，惟抄亦煞费工夫，亦需要一点手段耳。”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下书籍浩如烟海，选哪本来抄实在不易，非下苦工夫不可；二是一本可抄之书中选哪一部分来抄也颇费斟酌，是要靠眼力来挑选的，即“披沙拣金”之功也。关于抄引的标准他讲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事。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见《苦竹杂记·后记》）周作人在这里实际上给了我们一把打开阅读之门的钥匙，健全的思想与深厚的人情，就是他苦苦抄书的秘诀，也就是《夜读抄》及其中期诸多优秀书话的两大看点了。
古罗马大批评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里说：“一篇文章的思想和文词是相互依存的……就真正的意义来说，美的文词就是思想的光辉。”读《夜读抄》的总印象就是与其特色文字自然糅合在一起的健全合理的思想。说民俗，谈风物，一向是周作人最感兴趣的，《夜读抄》里涉及民俗风物的文章即有十三篇，但这些文章并不只是让人感到有趣，它们在介绍知识当中也向你输送了一种健全合理的思想，让你深刻地意识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文明与道德。《猪鹿狸》一看题目就很吸引人，文中几种动物的生命状态确是有趣得很，不过当你看到周作人描述野猪的强悍生命力时，你却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人的自省：“鹿在山上逃走的时候如一枪打中要害，他就如推倒屏风似的直倒下来，觉得很痛快。可是到了野猪就不能如此，无论打中了什么要害，他决不像鹿那样的跌倒，中弹之后总还要走上两三步，然后徐徐的向前蹲伏下去……这猪实在堪为我们的师范。”周作人显然用了一种象征手法，向我们揭示了人类也有某些不及野兽的弱点，是颇含深意的。
《蠕范》是《夜读抄》中特别值得留意的一篇书话，因为除了知识和趣味引人入胜外，他还结合对生物天性的赞美，提出了一套美好的人生理念。他说：“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这些话说得很有意思，似乎到今天也未过时。《蠕范》是清乾隆时人李元写的一本笔记，内容多谈造化奇闻，颇有情趣，周作人称之为“可以说是一部生物概说”，对它颇是喜欢，于是不惜广征博引（抄引的书籍多达十种，居全书之冠）来介绍它。古代中国谈花鸟虫鱼的书不少，但大多数局限于奇闻异说，极缺科学的真实性，《蠕范》也未能脱此窠臼，如关于啄木鸟曲爪画符、蜾蠃养螟蛉幼虫为子等等仍沿袭旧说。周作人是一向疾虚妄、尊科学的，他当然不会放过批驳谬说的任何机会。他广泛引用了古人某些比较明达的说法（如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并穿插他在北平和童年时的经历，来证实那些旧说的臆断与诞妄，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颇有亲切感。
太监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只有在电视播放历史剧时，人们才会看到这种怪人的身影。他们在皇帝老子面前奴相十足，极尽谄媚奉迎之能事，但在大臣面前却是狐假虎威，能量不可小估。所以，周作人这篇以《太监》为题的随笔就很有引人一读的兴趣。太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丑恶现象，因此这篇文章的批判色彩也就来得特别强。文章一开始周作人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遗产里有四种特别的东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们历史的长短排列起来，其次序是太监、小脚、八股文、鸦片烟。我这里想要说的就是第一种。”那么，太监究竟始于何时，他们是干什么的，帝王家都是用些什么手法来制造这一特殊人类的呢？周作人在文中动用了八种中外古籍来逐一回答这些问题，摘录下来的文字充分揭露了制造太监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文中引德国列希忒著《古希腊性生活》云，古希腊阉割儿童的风俗还是从东方传过去的，可见谬种流传之远。周氏在文章最后讲了一番很沉重的话，颇值玩味，他说：“太监是个很有兴趣的题目，却有很深长的意义。说国家会亡于太监，在现今觉得这未必确实，但用太监的国家民族难得兴盛，这总是可说的了，西欧各国无用太监者，就是远东的日本也向来没有太监，他们不肯残毁人家的肢体以维男女之大防，这一点即是他们有人情有生意的地方。中国太监制度现在总算废除了，可是有那么长的历史存在，想起来不禁悚然，深恐正如八股虽废而流泽孔长也。”周作人在这里不但对这种摧残人性的恶俗加以无情的抨击，而且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某些会阻碍社会进步的老传统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夜读抄》中有不少将知识、趣味、思想三者完美结合并兼具人情的佳作，但也有几篇人情味特别浓的，读来既感人生的温暖，又搀杂着一丝悲凉，这就是《一岁货声》、《甲行日注》、《厂甸》及《姑恶诗话》等篇。如《一岁货声》这本笔记是周作人从友人处借来的一个抄本，有光绪丙午年（1906）序，大概是清末近人所编。如记北京卖硬面饽饽的，书中记其声曰：“硬面唵，饽啊饽……”周作人说这种声音“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抚然，有百感交集之慨”。我来北京定居很晚（1980年），只是在电影里才听过“硬面饽饽”这种叫卖声，但却勾起我的童年回忆。那时我家住在天津的一条老胡同里，每到晚上就由近到远地传来一阵“油炸果仁”、“炒嘣豆”的叫卖声，那声音是清脆的、悠长的。那时我不过十来岁，人生阅历尚浅，是还听不出那叫卖声里的辛苦的。
民国以来善写读书随笔的名家高手颇多，名字可以开出一大串，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的乃弟周作人，亦即知堂是也。谈起我之读知堂，也有个历史转化过程，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偏爱周作人的早期闲适小品，如《苦雨》、《鸟声》、《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与《乌篷船》等名篇，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可能是因为我还多少有些浮躁气，对他那些大量抄书之作却浅尝辄止，读不进去，并认为那是他精神日益颓废的结果。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起来，也由于舒芜、刘绪源等先生相关著述（特别是绪源君的《解读周作人》）对我的影响，我的阅读趣味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周作人那些被人认为“文抄公”的文章有了一些新认识、新感受。如今，作为知堂中期代表作的《夜读抄》已成为我晚年须臾不离的枕边书了。尤其在夜阑人静、淡淡灯光下读它时，竟也会在朦胧中产生一点点“欧阳子方夜读书”那种让人陶醉的意境来。
《夜读抄》于1934年9月出版，这是一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读物。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内形势大变，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个性比较温和的周作人走上一条不同于鲁迅的人生道路，即远离政治，关起门来读书的生活。他在1928年11月写的《闭门读书论》（见《永日集》）就是他向世人表明他这一选择的宣言书。他在文中说：“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谈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欤懿？”《夜读抄》就是他在这一特殊环境下埋头读书的成果，并成为其散文创作进入一个成熟时期（即所谓中期）的重要标志。那么，他读的都是些什么书，又是怎样读的呢？对此，他在《闭门读书论》中也有明确交代，他说：“敢问读什么呢？……重要的还是在于乙部，即是四库之史部。老实说，我虽不大有什么历史癖，却是很有点历史迷的。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周作人的《夜读抄》就是以史为鉴，来观察现实生活并加以批判的思想结晶。
《夜读抄》除《小引》、《后记》外共收文三十七篇，其中比较正规的书话有二十四篇，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如《颜氏学记》、《性的心理》、《清嘉录》、《五老小简》、《颜氏家训》、《五杂俎》等，都是专谈一本书的，而其他各篇如《厂甸》、《鬼的生长》、《太监》等，则或谈景物，或谈鬼神、习俗，也大都与书有关，具有很浓的书卷气。周作人的中期散文以抄书为特征，而且抄引的书籍多得惊人，《夜读抄》就是一例。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夜读抄》各篇抄录的中外书籍达一百一十二种之多！过去有人认为，周作人的文章大量抄别人的书，是他散文创作走向衰退的表现，这种看法未免有些简单化（当然中后期也有比较枯涩乏味的，如写于1937年的《野草的俗名》）。其实，周氏在文中大量抄书还是颇费精神，自有甘苦的。1963年10月2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指出：“其实拙文之不行本不待论，即‘文抄公’的非难自古已然，最所敝帚自珍之《夜读抄》亦是如此，文中十分之七八是抄来的，惟抄亦煞费工夫，亦需要一点手段耳。”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下书籍浩如烟海，选哪本来抄实在不易，非下苦工夫不可；二是一本可抄之书中选哪一部分来抄也颇费斟酌，是要靠眼力来挑选的，即“披沙拣金”之功也。关于抄引的标准他讲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结果很难抓住看了中意，也就是可以抄的事。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见《苦竹杂记·后记》）周作人在这里实际上给了我们一把打开阅读之门的钥匙，健全的思想与深厚的人情，就是他苦苦抄书的秘诀，也就是《夜读抄》及其中期诸多优秀书话的两大看点了。
古罗马大批评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里说：“一篇文章的思想和文词是相互依存的……就真正的意义来说，美的文词就是思想的光辉。”读《夜读抄》的总印象就是与其特色文字自然糅合在一起的健全合理的思想。说民俗，谈风物，一向是周作人最感兴趣的，《夜读抄》里涉及民俗风物的文章即有十三篇，但这些文章并不只是让人感到有趣，它们在介绍知识当中也向你输送了一种健全合理的思想，让你深刻地意识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文明与道德。《猪鹿狸》一看题目就很吸引人，文中几种动物的生命状态确是有趣得很，不过当你看到周作人描述野猪的强悍生命力时，你却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人的自省：“鹿在山上逃走的时候如一枪打中要害，他就如推倒屏风似的直倒下来，觉得很痛快。可是到了野猪就不能如此，无论打中了什么要害，他决不像鹿那样的跌倒，中弹之后总还要走上两三步，然后徐徐的向前蹲伏下去……这猪实在堪为我们的师范。”周作人显然用了一种象征手法，向我们揭示了人类也有某些不及野兽的弱点，是颇含深意的。
《蠕范》是《夜读抄》中特别值得留意的一篇书话，因为除了知识和趣味引人入胜外，他还结合对生物天性的赞美，提出了一套美好的人生理念。他说：“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正如西儒所说过，要想成为健全的人必须先成健全的动物，不幸人们数典忘祖，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这些话说得很有意思，似乎到今天也未过时。《蠕范》是清乾隆时人李元写的一本笔记，内容多谈造化奇闻，颇有情趣，周作人称之为“可以说是一部生物概说”，对它颇是喜欢，于是不惜广征博引（抄引的书籍多达十种，居全书之冠）来介绍它。古代中国谈花鸟虫鱼的书不少，但大多数局限于奇闻异说，极缺科学的真实性，《蠕范》也未能脱此窠臼，如关于啄木鸟曲爪画符、蜾蠃养螟蛉幼虫为子等等仍沿袭旧说。周作人是一向疾虚妄、尊科学的，他当然不会放过批驳谬说的任何机会。他广泛引用了古人某些比较明达的说法（如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并穿插他在北平和童年时的经历，来证实那些旧说的臆断与诞妄，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颇有亲切感。
太监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只有在电视播放历史剧时，人们才会看到这种怪人的身影。他们在皇帝老子面前奴相十足，极尽谄媚奉迎之能事，但在大臣面前却是狐假虎威，能量不可小估。所以，周作人这篇以《太监》为题的随笔就很有引人一读的兴趣。太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丑恶现象，因此这篇文章的批判色彩也就来得特别强。文章一开始周作人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遗产里有四种特别的东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们历史的长短排列起来，其次序是太监、小脚、八股文、鸦片烟。我这里想要说的就是第一种。”那么，太监究竟始于何时，他们是干什么的，帝王家都是用些什么手法来制造这一特殊人类的呢？周作人在文中动用了八种中外古籍来逐一回答这些问题，摘录下来的文字充分揭露了制造太监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文中引德国列希忒著《古希腊性生活》云，古希腊阉割儿童的风俗还是从东方传过去的，可见谬种流传之远。周氏在文章最后讲了一番很沉重的话，颇值玩味，他说：“太监是个很有兴趣的题目，却有很深长的意义。说国家会亡于太监，在现今觉得这未必确实，但用太监的国家民族难得兴盛，这总是可说的了，西欧各国无用太监者，就是远东的日本也向来没有太监，他们不肯残毁人家的肢体以维男女之大防，这一点即是他们有人情有生意的地方。中国太监制度现在总算废除了，可是有那么长的历史存在，想起来不禁悚然，深恐正如八股虽废而流泽孔长也。”周作人在这里不但对这种摧残人性的恶俗加以无情的抨击，而且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某些会阻碍社会进步的老传统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夜读抄》中有不少将知识、趣味、思想三者完美结合并兼具人情的佳作，但也有几篇人情味特别浓的，读来既感人生的温暖，又搀杂着一丝悲凉，这就是《一岁货声》、《甲行日注》、《厂甸》及《姑恶诗话》等篇。如《一岁货声》这本笔记是周作人从友人处借来的一个抄本，有光绪丙午年（1906）序，大概是清末近人所编。如记北京卖硬面饽饽的，书中记其声曰：“硬面唵，饽啊饽……”周作人说这种声音“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抚然，有百感交集之慨”。我来北京定居很晚（1980年），只是在电影里才听过“硬面饽饽”这种叫卖声，但却勾起我的童年回忆。那时我家住在天津的一条老胡同里，每到晚上就由近到远地传来一阵“油炸果仁”、“炒嘣豆”的叫卖声，那声音是清脆的、悠长的。那时我不过十来岁，人生阅历尚浅，是还听不出那叫卖声里的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