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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经典作家在追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人的本质、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条件、实现路径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误解，需要从哲学视角展开反思，加以正本清源。
[关键词]自由而全面发展；民主；类本质；卡夫丁峡谷；人间天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2-0010-05
英国哲学家赖尔说：“明智的漫步者尽管不是不停地却总要偶尔地回头看看，把他所走过的地方同他刚才走过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思索一下。对于思想家来说，尽管不是不停地然而却总是偶尔地去回顾确定一下他所追随的思想路线和出发点，同样也是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展现了既波澜壮阔又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运动。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实际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发生碰撞并引发巨大争论时，我们有必要返回共同的思想起点，从哲学层面反思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基本主张，汲取新的精神力量，寻求人们继续前进的真理之光。
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及其历史演进
从马恩、列宁、毛泽东到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思想观点和内容，但不管多么丰富，却有一个核心命题贯穿其中。这个核心命题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自由也不民主，而推翻这个不合理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为了根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使人民自由、解放和当家作主成為现实。经典作家为推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事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致信恩格斯，请他用尽可能简短的字句，为《新纪元》周刊题写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复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一段话之外，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称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为“自由人联合体”。顾名思义，新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不再是那种“强制性集体”。马克思指出：“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人们联合为一种“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他告诫世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换句话说，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几乎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成果，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再到其他一系列著作、笔记和书信，他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观点发生过诸多变化，但唯有人类自由民主、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其核心思想和最高价值取向，却得到了一以贯之、愈益成熟而充分的阐扬。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哥达纲领批判》，都讲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这种专政区别于旧制度的功能，就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为此，他明确提出了限制“国家的自由”这个重要观点：“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一个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依法限制政府公共权力，防止随着岁月流逝，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从人民公仆蜕变为欺压人民的主人。
（二）列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自由与民主密切关联。社会主义必须在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最高追求上有所作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条件，就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共产党宣言》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列宁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的民主。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提出，俄国可以首先打破世界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掀起革命，夺得政权，通过建立社会主义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开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伟大领导人，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他说：“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所取得的胜利”。
1918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形式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有撤销被选举人的完全自由”。他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概念，阐明无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覆盖更广的国家性，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确立的民主制国家形态，是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有全体人民的民主。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经济建设领域积极推行民主集中制。可以说，落实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晚年一直不懈努力追求的目标。他要求苏维埃国家机关公开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不需要检查来访群众证件，将民主集中制真正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领域。 （三）毛泽东：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毛泽东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为此，他明确提出必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必须走“民主”新路，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起来监督政府，唯有这样才能走出几千年传统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为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的论断。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他显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制度对民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应被确立为一种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乃至国家制度，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可以随时启动或关闭的政治过程。为此，必须探索建立一整套维护、保障和促进民主的法律制度体系，而毛泽东则坚持从“手段运用”角度看待民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发展到后来，直接酿成了“文革”中盛行的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其结果是把民主变异成离开法制轨道、带有浓重人治色彩的“民主”，让人们踢开一系列法律制度，踢开党委领导制度去“造反”“闹革命”，引发了一场全局性的动乱。“文革”的历史教训，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走向成熟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上是一个需付出艰辛曲折的探索历程。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四）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民主必须制度化、法治化
邓小平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思想非常丰富。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讲话中说，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落实民主必须着眼于健全和完善制度，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可以说，在看待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注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从而经济社会发育高度成熟基础上实现自由和民主，列宁、毛泽东更加注重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保障和促进人民当家作主。而邓小平则更加清楚地看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发展民主，发展生产力和健全法制更带有基础性和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条思路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展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民主的时代内涵，大力倡导“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并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是人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理论旗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始终是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进路反思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和主导价值，“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贯穿于其基本范畴、基本理论观点中，体现在其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上，在不同理论层面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演进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互交融、辩证互动的内在联系。对此，传统教科书给出了比较“成型”的解释。而问题在于，教科书的现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中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更切近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本质和时代要求？对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从哲学层面进行进一步反思。
（一）自由全面发展不是向人的“类本质”复归，而是在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中全面展开
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其理论成熟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述以及大量的通信和笔记中，都有系统的阐发。这里，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是什么？
费尔巴哈说：“人”是一种“类”，其本质是“类本质”。也就是说，人成其为人，天生就有一种“前定本质”，即人人共有的、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如人人都有理性，是从事理性实践的主体；再如人都有善性，是生活中“爱”的主体，而动物只是从事感性本能活动的客体。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史上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一样，都是“前定本质论”。就此而言，所谓“类本质”，无非是说人先天就是善的主体（类），只是后来发生了异化，被宗教、私有制异化了，成为被欺骗、奴役的客体，成了丢失先前美好本质的“非人”。而未来理想社会克服异化，就会使人由“非人”复归到“人”，复归到人的“类本质”。在哲学思想史上，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虽然理论进路不同，但都同样认为，人具有某种“先天本质”，断言异化是对某种前定的、本真人性的“背离”。因而，都主张批判和克服异化，从而实现向那种前定的本真人性复归。这样，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可以简化为如下公式：“人一非人一人”，或“人性本真的原始共产主义（人）一人性被异化的私有制社会（非人）一人性在更高层次复归的共产主义社会（人）”。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在这种“人一非人一人”的先验异化史观影响下写成的。
追求回归“本真”、复归“类本质”的逻辑，不仅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存在，即使在今天学术界也很流行。一些人常把克服异化、向人的类本质复归，误解为马克思的成熟观点。与这种误解相联系，把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理解为一切分工消灭后的结果，或者是个人能力能够囊括一切分工“360行行行都能干”的结果，这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实际和文明演进趋势的。当今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从生产领域到科技领域，都不只是360行能概括的了。种类繁多的行业和专业，除非人“复归”到神或上帝，否则再怎么“全面发展”，也无法全部胜任。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写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不久就意识到了，他发现上述异化史观有问题。所以，从1845年起，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的贫困》以后的著述中，就已经不再从“类本质”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出发，用“社会关系的总和”阐明人的本质。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本质都不是先天前定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是人后天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契合中活成的。由此，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分工对人的本质进化的正面价值：社会分工与人的职业分化、能力专门化、差别化不是萎缩，而是一体化扩展；随之，人们活动和能力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不是弱化，而是不断得到强化，日益彰显出鲜明的独立个性。职业专门化、特殊化带来的是生活多元化，它们表面上造成了个人能力片面化，而恰是这种“片面化”，才愈加凸顯着人们的不同个性以及个性的丰富化。哈耶克说：“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个性的丰富化，呈现出的恰恰是人类总体全面性、丰富性。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在这种无论个人还是集团都无法操纵的独立个性，即共同性与相异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得到实现，使社会发展成“有机协作”的整体，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联合体”。 （二）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无条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展开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首先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共同胜利论”。然而，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他们通过研究俄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趋势，发现后者有可能不必经过西方式发展路径，先于西方建立社会主义。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共同胜利论”没有得到现实验证，而先经马克思后由列宁提出的绕开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国胜利论”则被历史发展所证实。
毫无疑问，“共同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并不构成彼此想到否定的逻辑，两者适用的时空范围和发展尺度不同。前者立基于西方发达社会条件，以生产力和物质生活高度发展为前提，意味着人类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超越。而后者，则落基于东方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状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总体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意义上讲的，也不能依据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搞所谓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东方国家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所谓“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际上就是“绕开”，而不是人们长期解读的“跨越”。不是通过跨越那个峡谷而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由于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条件下，它通向理想社会所需的历史条件，恰恰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这一点，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改革开放”。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它既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落实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促进人的现代化、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基于不发达历史条件向更美好社会迈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切近的路径选择。
（三）自由全面发展不是用“人间天国”规划现实，而是在现实的建设性、可持续性改进中逐步展开
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与传统哲学所谓“本体世界”“彼岸世界”“理想国”等观念，是在同等意义上讲的吗？的确，在哲学史上，“本体世界”是从“此岸世界”抽象出来的，柏拉图把它规定为超然于“现象界”之上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在基督教里是人们救赎以后升入的天堂。天堂是人們在造物主引领下追赶的太阳。天堂尽管遥远，但尘世里的一些人总是期盼有救世主，带领他们以彼岸本体世界为图景，“设计”和“安排”此岸世界，由此建立“人间天国”。曾几何时，人们即使生活在生活资料短缺、禁欲、遍布“类宗教”道德审判的“平均主义”年代，仍然幻觉自己正以“跑步”速度，坐在结扎在一起、亩产据说十几万斤的稻穗上，骑在一吨多重的猪身上……宣布类似当年犹太人传颂的“弥赛亚预言”正变成现实，人间将建立起“上帝的国”，到处都会有蜜、奶、酒如水一样流的丰饶景象。而无数历史教训，更应使后人明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深刻，并不完全在于倡导共产主义，更在于把这个主义建诸于人的自由趋近于“全面发展”的可行性现实实践上。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上帝的天堂之国，而是立足于现实改进，寻求达成像经济学上讲的那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dmality）的有机统一。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状态”，而帕累托改进才是通向它的现实路径和方法，现实的道路只能在建设性、可持续性的改进中展开。
因此，共产主义决不诉诸任何救世主的“类宗教”，也不是超然于“现象界”之上的“理想国”。它在现实的自然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未来，而不是反过来，靠悬设一个未来“天堂图景”，用它来人为地操作、安排现实生活。它的一切，都诉诸于对现实丰富生活世界的改进，但这并不影响现实世界的丰富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追求的决不只是一种单一颜色的玫瑰花。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只是一条无限趋近于数轴的渐进线。用张闻天的话说，我们的远大理想，就是让人们过上现实的理想生活。用习近平的话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自由而全面发展；民主；类本质；卡夫丁峡谷；人间天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2-0010-05
英国哲学家赖尔说：“明智的漫步者尽管不是不停地却总要偶尔地回头看看，把他所走过的地方同他刚才走过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思索一下。对于思想家来说，尽管不是不停地然而却总是偶尔地去回顾确定一下他所追随的思想路线和出发点，同样也是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展现了既波澜壮阔又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运动。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实际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发生碰撞并引发巨大争论时，我们有必要返回共同的思想起点，从哲学层面反思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基本主张，汲取新的精神力量，寻求人们继续前进的真理之光。
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及其历史演进
从马恩、列宁、毛泽东到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中积淀了丰富的思想观点和内容，但不管多么丰富，却有一个核心命题贯穿其中。这个核心命题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自由也不民主，而推翻这个不合理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为了根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使人民自由、解放和当家作主成為现实。经典作家为推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民主事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付出了巨大努力，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帕致信恩格斯，请他用尽可能简短的字句，为《新纪元》周刊题写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回复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一段话之外，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称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为“自由人联合体”。顾名思义，新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不再是那种“强制性集体”。马克思指出：“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人们联合为一种“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他告诫世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换句话说，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几乎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成果，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再到其他一系列著作、笔记和书信，他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观点发生过诸多变化，但唯有人类自由民主、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其核心思想和最高价值取向，却得到了一以贯之、愈益成熟而充分的阐扬。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哥达纲领批判》，都讲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这种专政区别于旧制度的功能，就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为此，他明确提出了限制“国家的自由”这个重要观点：“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一个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依法限制政府公共权力，防止随着岁月流逝，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从人民公仆蜕变为欺压人民的主人。
（二）列宁：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自由与民主密切关联。社会主义必须在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和最高追求上有所作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条件，就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共产党宣言》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列宁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的民主。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提出，俄国可以首先打破世界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掀起革命，夺得政权，通过建立社会主义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开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伟大领导人，列宁在《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他说：“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所取得的胜利”。
1918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形式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有撤销被选举人的完全自由”。他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概念，阐明无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覆盖更广的国家性，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确立的民主制国家形态，是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有全体人民的民主。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经济建设领域积极推行民主集中制。可以说，落实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晚年一直不懈努力追求的目标。他要求苏维埃国家机关公开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不需要检查来访群众证件，将民主集中制真正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领域。 （三）毛泽东：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毛泽东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为此，他明确提出必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必须走“民主”新路，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起来监督政府，唯有这样才能走出几千年传统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为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想的论断。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他显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制度对民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应被确立为一种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乃至国家制度，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可以随时启动或关闭的政治过程。为此，必须探索建立一整套维护、保障和促进民主的法律制度体系，而毛泽东则坚持从“手段运用”角度看待民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发展到后来，直接酿成了“文革”中盛行的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其结果是把民主变异成离开法制轨道、带有浓重人治色彩的“民主”，让人们踢开一系列法律制度，踢开党委领导制度去“造反”“闹革命”，引发了一场全局性的动乱。“文革”的历史教训，反映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走向成熟的复杂性艰巨性，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上是一个需付出艰辛曲折的探索历程。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四）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民主必须制度化、法治化
邓小平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思想非常丰富。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讲话中说，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条件。落实民主必须着眼于健全和完善制度，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可以说，在看待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注重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从而经济社会发育高度成熟基础上实现自由和民主，列宁、毛泽东更加注重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保障和促进人民当家作主。而邓小平则更加清楚地看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发展民主，发展生产力和健全法制更带有基础性和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条思路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展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民主的时代内涵，大力倡导“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并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是人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理论旗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始终是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进路反思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和主导价值，“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贯穿于其基本范畴、基本理论观点中，体现在其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上，在不同理论层面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演进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互交融、辩证互动的内在联系。对此，传统教科书给出了比较“成型”的解释。而问题在于，教科书的现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中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更切近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本质和时代要求？对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从哲学层面进行进一步反思。
（一）自由全面发展不是向人的“类本质”复归，而是在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中全面展开
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其理论成熟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述以及大量的通信和笔记中，都有系统的阐发。这里，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是什么？
费尔巴哈说：“人”是一种“类”，其本质是“类本质”。也就是说，人成其为人，天生就有一种“前定本质”，即人人共有的、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如人人都有理性，是从事理性实践的主体；再如人都有善性，是生活中“爱”的主体，而动物只是从事感性本能活动的客体。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史上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一样，都是“前定本质论”。就此而言，所谓“类本质”，无非是说人先天就是善的主体（类），只是后来发生了异化，被宗教、私有制异化了，成为被欺骗、奴役的客体，成了丢失先前美好本质的“非人”。而未来理想社会克服异化，就会使人由“非人”复归到“人”，复归到人的“类本质”。在哲学思想史上，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虽然理论进路不同，但都同样认为，人具有某种“先天本质”，断言异化是对某种前定的、本真人性的“背离”。因而，都主张批判和克服异化，从而实现向那种前定的本真人性复归。这样，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可以简化为如下公式：“人一非人一人”，或“人性本真的原始共产主义（人）一人性被异化的私有制社会（非人）一人性在更高层次复归的共产主义社会（人）”。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在这种“人一非人一人”的先验异化史观影响下写成的。
追求回归“本真”、复归“类本质”的逻辑，不仅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存在，即使在今天学术界也很流行。一些人常把克服异化、向人的类本质复归，误解为马克思的成熟观点。与这种误解相联系，把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理解为一切分工消灭后的结果，或者是个人能力能够囊括一切分工“360行行行都能干”的结果，这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实际和文明演进趋势的。当今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从生产领域到科技领域，都不只是360行能概括的了。种类繁多的行业和专业，除非人“复归”到神或上帝，否则再怎么“全面发展”，也无法全部胜任。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写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不久就意识到了，他发现上述异化史观有问题。所以，从1845年起，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的贫困》以后的著述中，就已经不再从“类本质”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出发，用“社会关系的总和”阐明人的本质。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本质都不是先天前定的，而是后天生成的，是人后天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的契合中活成的。由此，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分工对人的本质进化的正面价值：社会分工与人的职业分化、能力专门化、差别化不是萎缩，而是一体化扩展；随之，人们活动和能力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不是弱化，而是不断得到强化，日益彰显出鲜明的独立个性。职业专门化、特殊化带来的是生活多元化，它们表面上造成了个人能力片面化，而恰是这种“片面化”，才愈加凸顯着人们的不同个性以及个性的丰富化。哈耶克说：“正是由于人们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个性的丰富化，呈现出的恰恰是人类总体全面性、丰富性。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在这种无论个人还是集团都无法操纵的独立个性，即共同性与相异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得到实现，使社会发展成“有机协作”的整体，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联合体”。 （二）自由全面发展不是无条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展开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首先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共同胜利论”。然而，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他们通过研究俄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趋势，发现后者有可能不必经过西方式发展路径，先于西方建立社会主义。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共同胜利论”没有得到现实验证，而先经马克思后由列宁提出的绕开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国胜利论”则被历史发展所证实。
毫无疑问，“共同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并不构成彼此想到否定的逻辑，两者适用的时空范围和发展尺度不同。前者立基于西方发达社会条件，以生产力和物质生活高度发展为前提，意味着人类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超越。而后者，则落基于东方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状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总体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意义上讲的，也不能依据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搞所谓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东方国家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所谓“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际上就是“绕开”，而不是人们长期解读的“跨越”。不是通过跨越那个峡谷而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由于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条件下，它通向理想社会所需的历史条件，恰恰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这一点，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改革开放”。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它既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落实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促进人的现代化、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就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基于不发达历史条件向更美好社会迈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切近的路径选择。
（三）自由全面发展不是用“人间天国”规划现实，而是在现实的建设性、可持续性改进中逐步展开
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与传统哲学所谓“本体世界”“彼岸世界”“理想国”等观念，是在同等意义上讲的吗？的确，在哲学史上，“本体世界”是从“此岸世界”抽象出来的，柏拉图把它规定为超然于“现象界”之上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在基督教里是人们救赎以后升入的天堂。天堂是人們在造物主引领下追赶的太阳。天堂尽管遥远，但尘世里的一些人总是期盼有救世主，带领他们以彼岸本体世界为图景，“设计”和“安排”此岸世界，由此建立“人间天国”。曾几何时，人们即使生活在生活资料短缺、禁欲、遍布“类宗教”道德审判的“平均主义”年代，仍然幻觉自己正以“跑步”速度，坐在结扎在一起、亩产据说十几万斤的稻穗上，骑在一吨多重的猪身上……宣布类似当年犹太人传颂的“弥赛亚预言”正变成现实，人间将建立起“上帝的国”，到处都会有蜜、奶、酒如水一样流的丰饶景象。而无数历史教训，更应使后人明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深刻，并不完全在于倡导共产主义，更在于把这个主义建诸于人的自由趋近于“全面发展”的可行性现实实践上。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上帝的天堂之国，而是立足于现实改进，寻求达成像经济学上讲的那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dmality）的有机统一。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状态”，而帕累托改进才是通向它的现实路径和方法，现实的道路只能在建设性、可持续性的改进中展开。
因此，共产主义决不诉诸任何救世主的“类宗教”，也不是超然于“现象界”之上的“理想国”。它在现实的自然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未来，而不是反过来，靠悬设一个未来“天堂图景”，用它来人为地操作、安排现实生活。它的一切，都诉诸于对现实丰富生活世界的改进，但这并不影响现实世界的丰富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追求的决不只是一种单一颜色的玫瑰花。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只是一条无限趋近于数轴的渐进线。用张闻天的话说，我们的远大理想，就是让人们过上现实的理想生活。用习近平的话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