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3月1日美国宣布对钢铁、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进口关税以后，中美贸易摩擦就不断升级：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拟对总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收关税；4月5日又再次发表声明，指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对從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至此，美国针对中国拟增税的税基已经扩大到1500亿美元。
　　“贸易战”有百害而无一利，发起方也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市场普遍认为此轮贸易摩擦最终演变成“贸易战”的几率甚微，短期可能达成阶段性共识。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内、外生”因素分析，此轮贸易摩擦的“阴霾”恐怕贯穿2018年全年。

美国外贸逆差的内生因素——“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

　　与金本位不同，在信用本位下，信用货币必然对应着货币发行国某个经济部门的债务，当中心国的信用货币作为世界货币而被其他国家持有时，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向中心国提供了信用，实务方面的表现形式就是其他国家对中心国的贸易顺差和中心国自身经常项目的贸易逆差。事实也正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美国一直保持着贸易顺差；从70年代开始转为逆差，而且逆差的规模随着美元的“输出”而不断扩大。
　　既然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向外“输出”的结果，大量输出美元导致的“高消费、低储蓄”经济结构自然就成为贸易赤字的主要内生原因。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部门储蓄率的下降与经常账户贸易逆差的扩大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家庭部门储蓄率与经常账户贸易差额走势相同；危机爆发后，美国外需减少，贸易逆差收窄，同时家庭净储蓄率也在杠杆的修复下有所抬升；随着经济复苏的好转，家庭净储蓄率再次下降，贸易逆差也开始再度扩大。（见图1）
　　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不断修复的。表面上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有助于家庭净储蓄率的提升，为什么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呢？原因在于，以美股为代表的金融资产在QE的带动下走出了八九年的慢牛行情，而国民收入统计账户中，资产增值并未被统计到“收入”栏目下。所以，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股票）价格的膨胀直接造成了统计上家庭净储蓄率的趋势性下降。（见图2）

　　为了进一步说明，可以分析一下居民的储蓄构成。从来源看，储蓄就是没有消费掉的可支配收入。对于每个经济个体来讲，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财产收入又可以进一步表现为资产增值和资本利得（利息、红利）两个部分。因此，对经济个体来讲，储蓄应该是：
　　储蓄=工资+（资产增值+资本利得）-税收-消费
　　显然，在储蓄一定的情况下，资产增值与消费的增加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从宏观上看，资产增值是不算入可支配收入的，因为它能算作用于支撑新的投资活动的可贷资金。所以，在国民收入核算账户里，居民部门的储蓄并没有算上“资产增值”项：
　　储蓄（国民收入核算账户）=工资+资本利得-税收-消费
　　由于居民据以决策的储蓄方程与统计上的储蓄存在差异，当资产持续增值并引发居民消费持续上升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宏观统计上的储蓄率持续下降。
　　在美股不断“慢牛”的行情下，美国家庭净储蓄率在2010年以后呈现趋势性向下，当前已经不足上世纪最后三十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缺乏储蓄的时候，想要消费和经济增长，美国就必须从国外进口“剩余储蓄”。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原因，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是广泛存在的。

美国外贸逆差的外生因素——世界经贸格局变迁

　　传统的美国企业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掌握先进技术，并视其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轻易转让技术，顶多以高价制造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赚取高额利润。但是，多年来随着我国在技术研发上的不断投入，美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淡化。
　　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在2002年前后。2001年以前始终保持顺差状态，但2002年以后逆差不断扩大。截至到2017年，贸易逆差达到12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于此对应的，是我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角色的转变：我国一改从前的中低端加工贸易，努力扩大高新技术出口和进口替代，积极投入经费用于产品研发和企业扶持。2003年以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逆差态势，2003年当年逆差89.8亿美元。2004年以后开始转为顺差，截至201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净出口834.1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净出口，达到1354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见图3）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作为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2017年末，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看来，随着研发力度的增强，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新技术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已经从1995年的410件跃升到2016年的25.72万件。（见图4）

“内生、外生”因素决定了此轮贸易摩擦的持久性

　　正是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内生、外生”共同因素，决定了此次贸易摩擦的持续性。
　　一方面，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对于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美国不能单方面加以扭转，但也不会轻易罢休。
　　针对中国不断成长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特朗普政府如坐针毡。今年2月，美国发布了《2018年贸易政策纲要暨2017年度报告》，指出“确保美国在研究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保护美国经济免受不公平获取知识产权竞争对手的影响。重新启动打着“知识产权保护”幌子的301调查，企图延缓中国进入如芯片、通信、机器人等高新科技制造领域的速度。但再多的围堵也难以扑灭革新的火焰，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经贸的阻碍是完全徒劳的，但不会轻易“死心”，预计会经历相对较长的“博弈期”。
　　此外，从政治因素考虑，2018年是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用新一轮的贸易战来换取足够的选票，对特朗普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1月6日国会中期选举将改选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34个席位。正式选举前，各州将进行初选，主要集中在5至8月以及11月前夕。若以赢得中期选举为目标，特朗普的政策推行或将兼顾市场风险偏好，全年几次相对集中的州选举中都可能继续纠结于贸易问题。

　　尽管历史上中美贸易摩擦屡见不鲜，但此次时点恰逢“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环节，针对性较强。美国301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对华技术转移，阻止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的冲击，减缓世界产业格局变迁环境下中国崛起的步伐。所有操作的源头都是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签署的“瓦森纳公约”，强调限制高新技术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
　　当前，美国精英阶层很可能已经形成一致共识，即使牺牲掉一些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国的上升势头，因为后者将会有损美国的总体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切不可被特朗普人为制造的摇摆政策所蒙蔽。我国应该对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中美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严重性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