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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所特有的生活经历、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凸显出来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流动、就业、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合、社会资本、劳动权益保障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与解决，将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因此，学者们都积极投身于该群体相关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之中，且已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是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资本 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延，当年那一批伴随祖国成长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并将继续实现国富民强的任务交给了新一代农民工，这里的新一代农民工也就是本文所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 目前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研究
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是学者王春光（2001），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基本上于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年民工。司马辉芳（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户籍在农村的新一代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夏燕（2008）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父母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另有学者主要根据年龄因素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16岁至40岁的青年民工。也有将“新生代”界定为：80年代以后出生，现正处于18至25岁的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尹玫岚（2009）认为，之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均未突出其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的血缘关系，她在《第二代农民工择偶标准研究》一文中陈述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中还应包括王春光（2003）所界定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 ——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生育和抚养长大的一代。
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定义为：1978年至1993年期间出生的、年龄在16一31岁之间，其父母至少一方是农民工，出生并成长于城市或者从小生活在城市，成年后在城市里做着非农工作，但户籍仍在农村的农民工群体。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研究
社会流动从农民工群体出现之时，就成为了这一群体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姚上海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的动因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的动因。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是一种发展理性选择行为的观点。在他们的城镇转移行为中，追求的是包括身份转变、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同步实现。并且还指出这一发展理性的实现，有赖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城乡社会的认同和国家宏、微观制度的支持。
符平（2009）通过定量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群体特征与规律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指出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潘寄青（2009）基于对山东省16县1000余户农村农民实地问卷调研情况收集的数据，对当前我国农村农民尤其是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本文认为作为社会流动过程的流动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状态、迁移倾向等相关问题，推进当前的农民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也关系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陈兰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一文中指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就业层次低、稳定性差、收入偏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等问题。并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素质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现有职业技能培训的不相适应，市场需求不能满足其职业期望，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罗恩立（2010）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受个体自身、个人环境及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制约，培养和提升其就业能力应是一个基于多元动力支持的系统过程，而公共服务与支持性政策因素尤为重要。任天鸣在《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就业》中指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正在由亦工亦农兼业为主向全职从事非农就业为主转变，由在城乡双向流动向更多融入城市转变，由谋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转变。且新生代农民工大约九成仍只受过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缺乏专业技能知识的训练，因此频繁失业。他认为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培训，注重专业技能知识的学习，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促进就业，防止经常性失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就业的根本性措施。
目前学者们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且都具有相当宝贵的理论价值，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研究成果往往还是欠缺可操作性。本文认为该方面未来的研究趋势会集中在提升具体政策、措施与办法的可操作性上。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着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资本构建中的差别、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其社会资本的相关因素以及如何构建社会资本这几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调查与分析。
白小瑜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与上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有所不同，即对次级社会资本和弱关系资本的运用相对更多，而这一差别正与他们的特征有关——较之于上一代而言，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但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秉承了农民工的共同特征，他们的社会资本也仍难逃脱整个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困境。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农民工群体先天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的。王艳华（200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应努力构建私人型社会资本，这种构建既包括对原初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护，也包括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同时他也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即缺乏人力资本的支撑、缺乏组织型资本和制度型资本的支持。另外，齐心在《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一文中还阐述到，进城农民工除了经历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外，还要经历一个社会网络的转型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转型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和借重程度大大降低，城市特征更为明显。职业和居住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未来该方面的研究应该会更加侧重于：社会公众和决策制定者应当如何帮助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重构社会网络、提升社会资本，从而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形成社会融合、社会和谐的局面。
五、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
自“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被提出以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刘传江（2006）提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纪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在家庭环境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程建林在《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一文中提出了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感、生活期望值及未来期望方面的不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急需市民化且易于市民化的群体。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市民化途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周莹（2009）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留城意愿主要与其受教育程度、工作年份、社会网络有密切的关系。张林（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主客观共同推动的市民化意愿倾向，存在着渴望定居、渴望创业、渴望技能等三种需求类型。面对需要克服的体制、政策、技能障碍，也相应需要政府逐步放开户籍限制、鼓励创业、建立新型高职学校等政策导向的市民化途径。
六、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障与教育培训研究
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已成长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虽然受学校教育的程度较高，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们的劳动权益依然经常会遭受到侵害。张志胜（2007）指出，对于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劳动权得到维护，其生存与发展权才有保证，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劳动权益却屡遭侵害。他建议，政府应在户籍改革、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劳动合同管理等方面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培训问题才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核心。刘玉辉、李多全在《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问题》一文中提到，目前制约我国农民工培训的首要问题是有关方面對农民工培训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而且政府部门垄断了大部分农民工培训市场，导致我国培训市场总体上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培训市场比较混乱，有些培训机构不具备资格和条件，只追求自身利益，培训内容、时间和标准以及师资教材参差不齐，挫伤了农民工的培训积极性。扭转这一现状的对策与建议：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使政府、企业、农民工和金融机构四方的资金投入相整合；健全和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3）．
[2]尹玫岚．第二代农民工择偶标准研究—以重庆市第二代农民工为例．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姚上海．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的动因研究．企业家天地 ，2006（3）．
[4]符 平．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浙江社会科学，2009（12）．
[5]潘寄青．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及就业路径探析．当代青年研究，2009（2）．
[6]任天鸣．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就业．劳动保障世界，2008（9）．
[7]白小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1）．
[8]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经济纵横，2007（4）．
[9]周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分析．当代青年研究，2009（5）．
[10]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求实，2007. 1．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资本 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延，当年那一批伴随祖国成长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并将继续实现国富民强的任务交给了新一代农民工，这里的新一代农民工也就是本文所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 目前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研究
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是学者王春光（2001），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基本上于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年民工。司马辉芳（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年龄在18至29岁之间、户籍在农村的新一代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夏燕（2008）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父母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另有学者主要根据年龄因素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16岁至40岁的青年民工。也有将“新生代”界定为：80年代以后出生，现正处于18至25岁的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尹玫岚（2009）认为，之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均未突出其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的血缘关系，她在《第二代农民工择偶标准研究》一文中陈述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中还应包括王春光（2003）所界定的“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 ——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生育和抚养长大的一代。
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定义为：1978年至1993年期间出生的、年龄在16一31岁之间，其父母至少一方是农民工，出生并成长于城市或者从小生活在城市，成年后在城市里做着非农工作，但户籍仍在农村的农民工群体。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研究
社会流动从农民工群体出现之时，就成为了这一群体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姚上海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的动因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的动因。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是一种发展理性选择行为的观点。在他们的城镇转移行为中，追求的是包括身份转变、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同步实现。并且还指出这一发展理性的实现，有赖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城乡社会的认同和国家宏、微观制度的支持。
符平（2009）通过定量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群体特征与规律进行了探索研究，并指出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潘寄青（2009）基于对山东省16县1000余户农村农民实地问卷调研情况收集的数据，对当前我国农村农民尤其是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本文认为作为社会流动过程的流动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状态、迁移倾向等相关问题，推进当前的农民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发展趋势。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也关系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陈兰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一文中指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就业层次低、稳定性差、收入偏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等问题。并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技能素质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现有职业技能培训的不相适应，市场需求不能满足其职业期望，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亦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罗恩立（2010）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受个体自身、个人环境及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制约，培养和提升其就业能力应是一个基于多元动力支持的系统过程，而公共服务与支持性政策因素尤为重要。任天鸣在《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就业》中指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正在由亦工亦农兼业为主向全职从事非农就业为主转变，由在城乡双向流动向更多融入城市转变，由谋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转变。且新生代农民工大约九成仍只受过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缺乏专业技能知识的训练，因此频繁失业。他认为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培训，注重专业技能知识的学习，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促进就业，防止经常性失业，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就业的根本性措施。
目前学者们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且都具有相当宝贵的理论价值，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研究成果往往还是欠缺可操作性。本文认为该方面未来的研究趋势会集中在提升具体政策、措施与办法的可操作性上。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着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资本构建中的差别、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其社会资本的相关因素以及如何构建社会资本这几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调查与分析。
白小瑜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与上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有所不同，即对次级社会资本和弱关系资本的运用相对更多，而这一差别正与他们的特征有关——较之于上一代而言，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但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秉承了农民工的共同特征，他们的社会资本也仍难逃脱整个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困境。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农民工群体先天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的。王艳华（200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应努力构建私人型社会资本，这种构建既包括对原初社会关系网络的维护，也包括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同时他也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即缺乏人力资本的支撑、缺乏组织型资本和制度型资本的支持。另外，齐心在《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一文中还阐述到，进城农民工除了经历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外，还要经历一个社会网络的转型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转型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和借重程度大大降低，城市特征更为明显。职业和居住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未来该方面的研究应该会更加侧重于：社会公众和决策制定者应当如何帮助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重构社会网络、提升社会资本，从而帮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形成社会融合、社会和谐的局面。
五、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
自“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被提出以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刘传江（2006）提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纪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在家庭环境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程建林在《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一文中提出了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感、生活期望值及未来期望方面的不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急需市民化且易于市民化的群体。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市民化途径进行了深入探讨。周莹（2009）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留城意愿主要与其受教育程度、工作年份、社会网络有密切的关系。张林（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主客观共同推动的市民化意愿倾向，存在着渴望定居、渴望创业、渴望技能等三种需求类型。面对需要克服的体制、政策、技能障碍，也相应需要政府逐步放开户籍限制、鼓励创业、建立新型高职学校等政策导向的市民化途径。
六、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障与教育培训研究
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已成长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与第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虽然受学校教育的程度较高，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们的劳动权益依然经常会遭受到侵害。张志胜（2007）指出，对于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劳动权得到维护，其生存与发展权才有保证，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劳动权益却屡遭侵害。他建议，政府应在户籍改革、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劳动合同管理等方面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
一直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培训问题才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核心。刘玉辉、李多全在《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问题》一文中提到，目前制约我国农民工培训的首要问题是有关方面對农民工培训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而且政府部门垄断了大部分农民工培训市场，导致我国培训市场总体上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培训市场比较混乱，有些培训机构不具备资格和条件，只追求自身利益，培训内容、时间和标准以及师资教材参差不齐，挫伤了农民工的培训积极性。扭转这一现状的对策与建议：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使政府、企业、农民工和金融机构四方的资金投入相整合；健全和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3）．
[2]尹玫岚．第二代农民工择偶标准研究—以重庆市第二代农民工为例．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姚上海．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的动因研究．企业家天地 ，2006（3）．
[4]符 平．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浙江社会科学，2009（12）．
[5]潘寄青．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及就业路径探析．当代青年研究，2009（2）．
[6]任天鸣．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就业．劳动保障世界，2008（9）．
[7]白小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1）．
[8]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经济纵横，2007（4）．
[9]周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分析．当代青年研究，2009（5）．
[10]张志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求实，200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