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那年的夏天，我认识了皮肤白白的、总是有很多笑话的小男生朱雷。当时，我因为瘦而显得格外娇小。第一次见面，朱雷就开玩笑说：“这是谁家的妹妹啊？” 13岁的小女孩因为这一句话而多了一份心思：自己是妹妹，那谁是哥哥呢？
　　一次，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谈理想时，我说长大了想去卖冰棍。其他小朋友都笑我：“你居然去卖冰棍，没出息。”我有些不好意思了，而朱雷则说：“我也是，我长大了也要卖冰棍！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温暖，这个小男生给了自己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看着朱雷盈满阳光的笑脸，我暗忖：他就是我哥哥。
　　“哥哥”一直陪着我走过了5个寒暑。1989年，我18岁了，考上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朱雷也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我和朱雷的初恋，也就在那个书声朗朗的地方开始了。
　　我们像所有的学生恋人一样每天拉着手去自习，去图书馆，去食堂。吃完饭之后，他抢着洗饭盒。我看到大部分的恋人都是女孩子洗饭盒，有一天我就对朱雷说：“雷雷，这是女孩子该做的事，让我来吧！”说着我就挽起了衣袖。朱雷一把拉住：“我怎么可以让你受累？你听好了，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决不能让你吃一丝一毫的苦，这是我爱你的原则！”我听话地把饭盒放了回去，但是朱雷没有看到，泪水已经从我的脸庞悄然滑落——人幸福极了，就容易哭。
　　和所有初涉爱河的人一样，我们也会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而争吵。那天有舞会，我一直是当晚的一个亮点。但从礼堂出来之后，自己的心情就变得不好起来，冲朱雷发了火。若是平时，朱雷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安慰我，哄我开心，可那天，朱雷大约是觉得如果爱情需要他这样时时去维护的话，那么这样的爱一定是脆弱的。那天晚上，他没有再迁就我的“坏脾气”。
　　其实，我晚上回去之后就后悔了，但碍于女孩子的自尊，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而朱雷也不愿意再一次低头。隔膜在冷战中越来越深。我认为我们的爱情死了，再也不会有了。于是，分手成了必然。
　　新学期开始了，在爸爸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北京申奥的英语大赛，得了第一名。我渐渐从失恋的痛苦中走了出来，选择了用努力工作来调整自己的心情。199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到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栏目担任主持人。朱雷也于同年毕业进了北京电视台，做了一名电视节目编导。我们俩虽然都没有再问起过彼此的消息，但是都很清楚对方的一举一动。
　　1995年，我远赴美国留学。在美国的一年时间里，我遇上了一位金发碧眼的人，这个人给了我爱，还给了我婚姻。转年，我携夫回国加盟凤凰卫视，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辉煌。这时候，我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1999年，我将自己从“围城”里解放了出来。
　　2002年一个夏日的午后，在隔了9年之后，我忽然接到了他的电话，我们约好了半个小时之后在一家酒店的大堂见面。那年夏天流行皮拖，我就穿了一双皮拖，衣服好像是一条短裙，挺学生气的一副样子。相反，那天他穿得比较成熟，在这之前，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穿过。那次见面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几天没见面的同学一样。然后，我们又以恋人的身份去见了双方的父母。我的内心很受震动，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事，我们又牵手在一起。
　　我想明白了，时间改变的只是时间本身，13岁相识，18岁相爱，21岁分开，直到此时，什么都不曾改变。
　　在2002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香港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登记结婚。我们当天举行了一个简单到连登记官在内才只有5个人的婚礼，两个人结婚，两个朋友在边上见礼，一位长者负责登记证婚，这像极了儿时的“过家家”。但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无比神圣的一场爱情，我们是认真的。
　　婚后10年，我们一直把家安在北京，因为我觉得我永远是走在回家路上的人。在香港我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觉得那是我工作的地方。北京就不同了，这个环境是我熟悉的，能融入这里的生活，想吃什么立刻就知道到哪里去找，想谈什么事也知道到哪里找人。
　　10年来，朱雷用他的关怀疼爱着我，努力把这个家打理得温馨甜蜜。他说：“家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归宿和依赖。”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以前那样，给我一份心安。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