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在其任内，《读书》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2007年，美国《对外政策》杂志把他选为“全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年夏天，汪晖离开《读书》杂志。
　　
　　中西交流的前提
　　
　　如果要了解中国当代的思想状况，了解汪晖是不可或缺的。1997年秋天，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际，汪晖撰写了一篇迄今为止仍然极其重要的政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那篇文章使他立即成为“新左派”的发言人，他被这一派拥戴为创始人和领袖。在这篇论文中，汪晖告诫中国知识界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思想，呼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他看来，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然而“西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二分法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却视而不见。
　　针对这种过时的思想，汪晖提出“新启蒙”的概念。农民是中国改革的失意群体，汪晖有时援引他们的生存状态来支持他的主张，并且建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一些遗传因素如乡镇企业及某些农村组织形式进行制度创新”。汪晖重新提出了毛泽东当年提出过的“农民问题”：农民人数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一大半；上世纪80年代的土地改革使他们的生计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不过这种做法与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自由化路线大相径庭。那条路线欲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化，以便按照西方的样板建立大型农业企业。然而，8亿农民脱离土地，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在改革时期，知识分子中敢于提出这个基本社会问题的，汪晖是第一人。
　　汪晖指责西方，并非认为西方不该对中国这么感兴趣，而是认为西方太傲慢，对中国缺乏了解。他同时也批判中国的自我理解过分受到西方看法的影响。这位哲学家认为，中国已经没有自我认识了，已经丧失了对自身传统的体认，而传统恰恰包含着未来的方向。汪晖将此称作中国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国能发展出一脉独立的现代思想，同西方启蒙主义分庭抗礼。
　　但是明白人都清楚，西方的看法与此不同，所以跨文化的哲学—政治对话谈何容易？汪晖认为，这种对话如今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而西方和中国的合作要成功，前提是西方更好地理解中国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西方不应该让中国政府独自面对这些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挑战。
　　而这种理解的中介，也许再没有人比汪晖更胜任的了，这位哲学家周游世界，一方面深深眷恋传统的中国习俗，另一方面又属于全球顶尖知识分子的行列。
　　
　　不承认是“新左”
　　
　　汪晖欣然承认中国在市场改革的努力不乏好处。他为1978年到1985年的第一阶段喝彩，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标准。中央政府沉迷于在城市地区创造财富，并决定把政治权力下放到地方，而地方常常漠视中央政府的指示——
　　汪晖认为，这导致中国不平等程度的加深。拥护新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福利体系的分解，贫富悬殊加大，加深环境危机，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如此。汪晖认为，提醒国家对农民和工人的传统的、未履行的职责是知识分子的任务。
　　奇怪的是，尽管被许多左派人士推崇，但汪晖一直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知识分子在80年代反抗‘左派’，把中国所有问题归咎于它，而右翼激进分子用‘新左派’一词描述我们，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毛时代的残余。”不过，汪晖好像并不介意被鉴别为美国和欧洲60年代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最初用在那些人身上。汪晖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激情和口号，却鲜有实际政纲，不少以新保守主义告终，支持如伊拉克民主等的“幻想计划”。
　　自由、民主、文明都是很好的字眼，但殖民主义时期，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就是基督教国家、欧洲国家，也就是别的文明都不是文明。在汪晖看来，伊拉克战争是在推进民主的名义下打的，但是有谁问过那些死难者怎么看这个问题吗？如果没有对这些思考，民主和自由可能会成为操控的工具，成为寡头合法地瓜分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的方式。汪晖指出这一点不是否定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是要将这些价值置于真正的历史关系中讨论和追求。难道别的文明就没有普世价值吗？这种现代化的目的论必须被彻底地反思。
　　
　　从“现代性”问题出发
　　
　　那么汪晖是如何反思的呢？正如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论一样，汪晖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批评，而是通过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而逐渐展开的。为什么从“现代性”出发？汪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汪晖眼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反抗运动，也是一种通过建国运动和工业化过程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密切地联系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对于这一运动的平等和自由的诉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的过程的探讨，离不开对于现代化过程﹙建国运动与工业化﹚的再思考。因此，我们无法一边批判和拒绝社会主义历史，另一边却将这一批判和拒绝当作对于当代现代化进程的自我确证。
　　此外，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在中西方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中国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和启蒙运动所提供的那些知识和真理的反思之中。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中国现代问题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扩展的历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为衡量中国的准则，而且也必须成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
　　在上述意义上，汪晖提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是对于现代经验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它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从知识的角度看，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的反思。例如，19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资本和市场的运动而建构了许多理论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论证价格体系、自由贸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而且也为其它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范本。
　　于是，现代性问题在汪晖那里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里包含着他的强烈期待：一种超越形式主义的理论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的期待，一种超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期待，一种跨越各种各样的偏见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