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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反赌风暴已刑拘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三位一体”的体制之弊何时是尽头却仍未清晰
《财经》记者 饶智 张鹭 陈晓舒
由新加坡警方一纸通缉令引爆的中国足坛打假反赌风暴,正渐入高潮。
1月15日,原定于当天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临时取消。当日,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自国家体育总局被辽宁警方带走,随后押至沈阳“825”专案组驻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曾任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六天后,公安部通过新华社向外界证实了三人被传讯一事,目的是“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
1月27日,公安部称足球打假反赌行动再次获得重大突破,南勇等三人转为刑事拘留。由此回溯一个半月,戏剧性的是,在2009年12月4日举行的中超颁奖晚会上,南勇曾向公安部颁奖,感谢后者在足坛打假反赌工作上的突出贡献。
此轮打假反赌风暴,源于新加坡警方对涉嫌组织球队在新加坡联赛打假球的王鑫的调查。根据新加坡法院的司法材料,辽宁广原队领队王鑫涉嫌在2007年3月到11月间,收买赵志鹏、李雪柏等多名中国籍球员,要他们在和五支球队进行的六场比赛中,故意输给对方两个或三个球。
王鑫弃保逃回国内后,新加坡即要求中国警方协助破案。2009年4月,王鑫在沈阳落网,审理过程中发现他同时牵涉国内联赛假球案。
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治安局就此牵头成立专案组,“825”专案组即由此得名。以王鑫为突破口,专案组牵扯出国内联赛数支球队的投资人、经理、球员、掮客等,风暴最后波及中国足协现役官员,并渐现出一个“足协官员—俱乐部投资人和经理—裁判—教练—球员”沆瀣一气的腐败联盟。
对于打假反赌,中国足协的内部纪律与公安部门的行政权力存在交叉,多年来造成事实上谁也未曾插手的监管真空。而此次公安部门的强势介入,或有望铲除这一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毒瘤。
“825”风暴
1月27日凌晨,突降的中雪一扫冬日暖阳,将沈阳拖回严寒之中。
位于北郊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1号的武警辽宁边防总队沈阳培训中心(又称祥宇宾馆),毗邻沈阳师范大学,背后是一座武警边防营房,此刻尽被白雪和静谧笼罩。院内停泊着20多辆武警、公安牌照轿车。
这是“825”专案组驻地。从北京押至沈阳的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即在此接受问讯。据《财经》记者了解,三人后因刑拘被移送他处,专案组亦在26日之后移师。
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这次反赌源于两年前——2008年2月,新加坡,中国球员赵志鹏被判刑七个月,后减刑为五个月,理由是“他被王鑫控制,没有选择”,法官曾表示“王鑫牢牢掌控球员的命运”。当年4月22日,李雪柏、董雷、李铮、彭志毅和佟迪五人被判刑五个月,罚款1630美元到4600美元不等,另一名球员王林则被判刑四个月,并处3000美元罚金。
44岁的大连人王鑫曾在沈阳有过一段足球生涯,因伤病退役后,自拉赞助找到辽足俱乐部预备队,组建辽宁广原队参加新加坡足球联赛。后来他因操纵球员打假球被新加坡警方逮捕,交钱保释后逃回国内。2008年1月16日,王鑫未能按原计划出庭,法庭遂通过新加坡警方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编号为“2008/7523 WANG XIN”的红色通缉令。知情人士透露,彼时正值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此事在中国被警方暂缓。
奥运会结束后,王鑫案侦查重新启动。公安部治安局有关负责人称,2009年4月,公安部根据新加坡方面请求,部署辽宁警方协助调查,后在沈阳将王鑫抓获。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鑫不仅供出了操纵球员在新加坡联赛打假球,也交代了其在国内联赛时参与打假球的事实。接连被查者包括俱乐部经理人王珀、广州市足协原副主席杨旭、教练丁哲、中间人尤可为等,进而牵出范广鸣、南勇、杨一民、张健强等足协官员。
《财经》记者获知,针对受查者增加、级别增高的情况,广东警方、体育总局对是否继续由辽宁警方侦办此案提出了异议,被公安部领导否决,最后由公安部治安局牵头成立“825”专案组,并指定辽宁警方继续管辖此案,其中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崔伟志是专案组负责人之一。
俱乐部生意
因王鑫案被查的多家俱乐部负责人如王珀等,成为这一腐败联盟的重要节点。
沈阳人王珀,生于1955年,刑警出身,后下海经商,历任陕西国力、西藏惠康、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山西陆虎等俱乐部总经理,因涉嫌赌球引起球迷公愤,被公认为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行动的重要突破口。
2006年8月19日中甲第17轮,广州医药队(下称广药)主场对阵山西陆虎。广药希望取胜实现“冲超”,作为山西陆虎俱乐部正副总经理的王珀、王鑫,通过时任球队助理教练的丁哲、中间人尤可为、钟国健等与广药联系。
广州市足协原副主席杨旭当时被委派到广药俱乐部任副总经理。杨旭回忆:“当时是广东雄鹰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示意我,山西队问买不买这场球。我请示了俱乐部领导同意后,在赛后给了对方20万元。”
这场俱乐部之间的“生意”基于联赛形势,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被弃之如敝履,成为一笔双方心领神会的交易。在确认广药买下这场球后,山西陆虎输球便成定局。
据警方介绍,山西陆虎这场做的是大球盘,大球盘意为总进球数在3个以上,王珀和王鑫因此与球员商量要踢出大比分,最后以1∶5输掉了这场球。
王鑫和王珀的胃口不仅限于这20万元,两人并不关心比赛现场,而是远赴东莞,试图通过赌球再谋暴利。当时最大的赌球网——皇冠网没有开设这场比赛,他们便找了一个较小的赌球网,最后赢了十几万元。
王鑫到案后供述:“一场球20万元就卖掉了有点少,但球队当时状况不好,总是欠工资,球员情绪也不太好,而且客场胜算比较低。”
上述弊案的中间人尤可为,又牵出另一起假球案,操作模式与上案相类。尤可为时任成都谢菲联队副总经理,据其交待,为实现在2007年中甲联赛中的“冲超”目标,谢菲联领队在比赛前与青岛海利丰前领队刘宏伟进行了接触,商量买球的可能性。
随后,尤可为、刘宏伟与双方俱乐部董事长敲定此事。尤可为除了给出30万元,还开出了一张20万元的收据,内容是青岛海利丰来成都基地冬训一个月的费用。
此役成都谢菲联2∶0战胜对手,积分领先排名第三的江苏舜天5分,“冲超”在即。
2009年11月14日,尤可为涉案被警方带走。随后青岛海利丰前主教练左文清、总经理王守业被警方带往沈阳协助调查。
据《半岛晨报》1月22日报道,海利丰老板杜允琪亦已被警方控制。
关系网
据警方透露,2006年的比赛,广药与浙江绿城两队都有希望“冲超”,谁获胜将占据有利形势。
为拿下比赛,广药萌生让对手放水的想法。时任广药俱乐部副总经理杨旭通过电话找到了好友、时任足协联赛部官员范广鸣,后者表示愿意帮忙联系。
警方表明,在接到杨旭电话后,范广鸣便与时任青岛中能U19队主教练冷波联系,冷波通过前山东鲁能队长邢锐找到浙江绿城原主力队员沈刘曦。
沈刘曦与邢锐达成80万元的协议,邢锐向冷波要价100万元,范广鸣则向杨旭要价150万元,最终达成协议。
这五人编织出一张关系网,通过电话沟通达成了打假球的协议。
比赛前,冷波、邢锐、范广鸣相约先后来到广州,150万元现金已经备好。比赛中,司职前腰的队长沈刘曦在一名队友的协助下,故意组织进攻不力,结果广药以3∶2如愿战胜绿城。事后,范广鸣与冷波各分得25万元,邢锐分得33万元,沈刘曦与那名队友平分剩下的67万元。
上述三场假球中,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中甲第17轮广药对山西陆虎,与两轮后的广药对浙江绿城,其操作手法并不一致。前者系两家俱乐部之间相互勾兑,而在后者中,广药越过绿城俱乐部直接收买对方球员。
在中国足球联赛的架构中,中甲为中超的下级联赛。根据规则,每个赛季有26轮比赛,到赛季末,各支中甲球队以积分排名,前两位将升入中超。
由于升入中超联赛能对球队品牌、赞助商知名度、球队所在城市的球市乃至城市形象产生显著提升,球队背后往往有政府推手,各支想“冲超”的球队都会不遗余力争取升级。
山西陆虎在中甲实力较弱,对阵当时积分排名中甲第三的广药前排名第九。这场比赛对其无关痛痒。由于王珀、王鑫采取操纵球队胜负,然后在外围赌球获利的“经营模式”,故此与急于“冲超”的广药达成交易自在情理之中。
而两轮后,广药遭遇浙江绿城时排名第三,距离后者不过1分之差。为“冲超”投入巨资的绿城是广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而绿城老板宋卫平在国内足坛以“反黑斗士”形象闻名。在此情况下,广药为确保胜利,唯有绕开绿城俱乐部直接运作球员。
纵观上述假球案中的关系网,俱乐部、足协官员、教练、队长和队员一网打尽,从牵涉人数到波及范围,积弊丛生,利益冲动无孔不入。假、赌之风盛行如是,昭示着中国足球联赛其时已病入膏肓。而今南勇、杨一民案发,不过是积重难返之症的最新注脚。
赌球卖球产业
资深足球记者李承鹏对《财经》记者回忆,早在1998年世界杯期间,球迷下注赌球的现象即已蔚然。彼时虽也有假球黑哨、地下庄家,但并未听闻球员、俱乐部借操纵比赛来赌球获利,这被他称为中国足球的“堂口时代”。
2003年,澳门博彩公司对甲A联赛开盘后,境外合法、非法的赌博集团开始向中国渗透,加之国内本已存在的地下庄家,共同形成中国足球的“盘口时代”。
“盘口时代”大庄家有巨额资本与强大而隐秘的社会资源。从此次披露的三起案件的案情来看,其中两家球队老板有“借壳上市”的嫌疑。所谓“借壳上市”,多用于低级别联赛,其原理是依靠打假球,迅速冲上中甲、中超,再把球队的资格卖出去。一个中超的“壳”能卖到3000万元左右,而一个中甲的“壳”不过1000万元。
山西陆虎在王珀和王鑫的操纵下,沦为了一支以赌球为生的球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王珀公然宣称,“球员不许赌球,要赌,也要由俱乐部来操作”。
在王鑫落网后不久,沈阳全城严打赌球,多处酒吧闭门停业,其中辽宁队队员吕东因涉嫌网络赌球成为辽宁省首位被抓的赌球疑犯,随后又有15人被辽宁警方刑拘。吕东的酒吧专门为球员、教练而开,王鑫等人均是常客。在南勇、杨一民等被辽宁警方控制前,吕东赌球案于2009年12月17日在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法院宣判,吕东以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50万元。吕东未上诉。
而被曝涉嫌与上级庄家联合“做球”的青岛海利丰投资人杜允琪亦谙熟此道。据《京华时报》报道,杜允琪靠倒腾汽车起家,收敛后又做证券,之后投资房地产。他投资海利丰俱乐部,目的是向政府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皮。
青岛海利丰最初为乙级队,在中超联赛以前每年投入将近200万元,冲甲B好几年没成功,之后通过购买广东宏远的“壳”变身成甲B球队,2004年中超体制建立,自动变为中甲球队。
在中甲,海利丰几乎没有任何赞助,球员年薪很低,还常被拖欠。为了节省开支,球队坐火车出去打客场。即便如此,一年200万元也难以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人开始另类经营。
“从乙级时就在小规模买球卖球,支撑俱乐部的花销,近两年把卖球和赌球当成一个产业来做,提高运动成绩,根本就不在俱乐部的考虑范围内。”对该队有所了解的资深足球经纪人谭剑分析。
“三位一体”
在上述假球案曝光之时,作为监管者的中国足协再次成为千夫所指。
“足协不是执法机关,没有像公安机关一样的行政权力。”中国足协联赛部前主任郎效农说。郎透露,足协曾与公安部门交流过这些事情,但“公安认为你必须有一定的东西,能够立案,以后才能侦查,不能立案的没法侦查”。
足协的权力边界及其长期以来的不作为,已招致非议。
上一轮足球打假反赌风暴,以2001年“中国第一黑哨案”龚建平案为标志。龚因收受37万元贿赂领刑十年,后在保外就医期间因病去世,成为国内首名亦是惟一一名被判刑的受贿裁判。彼时足协实施“退赃自首,既往不咎”的政策,媒体披露众多裁判向足协上缴钱款达千万元。时任足协掌门阎世铎、南勇拒绝公布退赃裁判的名单。
“家法”替代国法,此举引发哗然一片。其时未有公安介入,此事不了了之。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足协目前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足管中心受到总局的领导,中国足协原系原国家体委直属事业单位,后变为在民政部注册的民间组织,并行的“双轨机制”一直广受诟病。2004年,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超联赛股份公司(下称中超公司),从一出生便被认定为“怪胎”:中国足协控股36%,一家独大,14家俱乐部虽拥有64%的股份,但话语权明显受制于“监管者”中国足协。
中超公司、中国足协和足管中心“三位一体”,其中南勇集足管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兼裁判委员会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于一身,行政、经营、监管一肩挑,实际上“掌控”着整个职业足球联赛。
《财经》记者获知,南勇于2009年2月即已纳入警方调查视线,其所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跨境洗钱之事已涉嫌经济犯罪。至于是否参与假球与赌球,仍待警方通报案情。
1962年出生的南勇曾是吉林延边的短道速滑运动员,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1997年9月调任足管中心副主任兼足协副主席,年仅35岁。他是体育总局指定要培养的“跨世纪人才”,在国家队时被认为是铁腕管理者。
在足协13年,南勇辅佐过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三任足管中心主任,分管过国家队、国奥队、女足、青少年足球、中超等,几乎涉猎所有部门,人脉通达。熟悉并浸染于这一体制的南勇,最后又在任上落马。
1月22日上午,原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临危受命,成为新任足管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杨一民所有职务同时被免。
知情人士透露,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崔大林原拟在2009年12月21日召开的足代会上,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第十任主席。这将一改往日中国足协主席由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任的历史,成为“专职足协主席”。
足代会并没能顺利召开,这一切被足坛打黑风暴打乱。
新华社体育部高级记者杨明提到,南勇确实是一条大鱼,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水,养出什么样的鱼,养着南勇这条大鱼的水是不是毒水?”■
《财经》记者 饶智 张鹭 陈晓舒
由新加坡警方一纸通缉令引爆的中国足坛打假反赌风暴,正渐入高潮。
1月15日,原定于当天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临时取消。当日,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自国家体育总局被辽宁警方带走,随后押至沈阳“825”专案组驻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中国足协女子部主任(曾任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六天后,公安部通过新华社向外界证实了三人被传讯一事,目的是“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
1月27日,公安部称足球打假反赌行动再次获得重大突破,南勇等三人转为刑事拘留。由此回溯一个半月,戏剧性的是,在2009年12月4日举行的中超颁奖晚会上,南勇曾向公安部颁奖,感谢后者在足坛打假反赌工作上的突出贡献。
此轮打假反赌风暴,源于新加坡警方对涉嫌组织球队在新加坡联赛打假球的王鑫的调查。根据新加坡法院的司法材料,辽宁广原队领队王鑫涉嫌在2007年3月到11月间,收买赵志鹏、李雪柏等多名中国籍球员,要他们在和五支球队进行的六场比赛中,故意输给对方两个或三个球。
王鑫弃保逃回国内后,新加坡即要求中国警方协助破案。2009年4月,王鑫在沈阳落网,审理过程中发现他同时牵涉国内联赛假球案。
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治安局就此牵头成立专案组,“825”专案组即由此得名。以王鑫为突破口,专案组牵扯出国内联赛数支球队的投资人、经理、球员、掮客等,风暴最后波及中国足协现役官员,并渐现出一个“足协官员—俱乐部投资人和经理—裁判—教练—球员”沆瀣一气的腐败联盟。
对于打假反赌,中国足协的内部纪律与公安部门的行政权力存在交叉,多年来造成事实上谁也未曾插手的监管真空。而此次公安部门的强势介入,或有望铲除这一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毒瘤。
“825”风暴
1月27日凌晨,突降的中雪一扫冬日暖阳,将沈阳拖回严寒之中。
位于北郊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1号的武警辽宁边防总队沈阳培训中心(又称祥宇宾馆),毗邻沈阳师范大学,背后是一座武警边防营房,此刻尽被白雪和静谧笼罩。院内停泊着20多辆武警、公安牌照轿车。
这是“825”专案组驻地。从北京押至沈阳的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即在此接受问讯。据《财经》记者了解,三人后因刑拘被移送他处,专案组亦在26日之后移师。
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这次反赌源于两年前——2008年2月,新加坡,中国球员赵志鹏被判刑七个月,后减刑为五个月,理由是“他被王鑫控制,没有选择”,法官曾表示“王鑫牢牢掌控球员的命运”。当年4月22日,李雪柏、董雷、李铮、彭志毅和佟迪五人被判刑五个月,罚款1630美元到4600美元不等,另一名球员王林则被判刑四个月,并处3000美元罚金。
44岁的大连人王鑫曾在沈阳有过一段足球生涯,因伤病退役后,自拉赞助找到辽足俱乐部预备队,组建辽宁广原队参加新加坡足球联赛。后来他因操纵球员打假球被新加坡警方逮捕,交钱保释后逃回国内。2008年1月16日,王鑫未能按原计划出庭,法庭遂通过新加坡警方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编号为“2008/7523 WANG XIN”的红色通缉令。知情人士透露,彼时正值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此事在中国被警方暂缓。
奥运会结束后,王鑫案侦查重新启动。公安部治安局有关负责人称,2009年4月,公安部根据新加坡方面请求,部署辽宁警方协助调查,后在沈阳将王鑫抓获。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鑫不仅供出了操纵球员在新加坡联赛打假球,也交代了其在国内联赛时参与打假球的事实。接连被查者包括俱乐部经理人王珀、广州市足协原副主席杨旭、教练丁哲、中间人尤可为等,进而牵出范广鸣、南勇、杨一民、张健强等足协官员。
《财经》记者获知,针对受查者增加、级别增高的情况,广东警方、体育总局对是否继续由辽宁警方侦办此案提出了异议,被公安部领导否决,最后由公安部治安局牵头成立“825”专案组,并指定辽宁警方继续管辖此案,其中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崔伟志是专案组负责人之一。
俱乐部生意
因王鑫案被查的多家俱乐部负责人如王珀等,成为这一腐败联盟的重要节点。
沈阳人王珀,生于1955年,刑警出身,后下海经商,历任陕西国力、西藏惠康、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山西陆虎等俱乐部总经理,因涉嫌赌球引起球迷公愤,被公认为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行动的重要突破口。
2006年8月19日中甲第17轮,广州医药队(下称广药)主场对阵山西陆虎。广药希望取胜实现“冲超”,作为山西陆虎俱乐部正副总经理的王珀、王鑫,通过时任球队助理教练的丁哲、中间人尤可为、钟国健等与广药联系。
广州市足协原副主席杨旭当时被委派到广药俱乐部任副总经理。杨旭回忆:“当时是广东雄鹰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示意我,山西队问买不买这场球。我请示了俱乐部领导同意后,在赛后给了对方20万元。”
这场俱乐部之间的“生意”基于联赛形势,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被弃之如敝履,成为一笔双方心领神会的交易。在确认广药买下这场球后,山西陆虎输球便成定局。
据警方介绍,山西陆虎这场做的是大球盘,大球盘意为总进球数在3个以上,王珀和王鑫因此与球员商量要踢出大比分,最后以1∶5输掉了这场球。
王鑫和王珀的胃口不仅限于这20万元,两人并不关心比赛现场,而是远赴东莞,试图通过赌球再谋暴利。当时最大的赌球网——皇冠网没有开设这场比赛,他们便找了一个较小的赌球网,最后赢了十几万元。
王鑫到案后供述:“一场球20万元就卖掉了有点少,但球队当时状况不好,总是欠工资,球员情绪也不太好,而且客场胜算比较低。”
上述弊案的中间人尤可为,又牵出另一起假球案,操作模式与上案相类。尤可为时任成都谢菲联队副总经理,据其交待,为实现在2007年中甲联赛中的“冲超”目标,谢菲联领队在比赛前与青岛海利丰前领队刘宏伟进行了接触,商量买球的可能性。
随后,尤可为、刘宏伟与双方俱乐部董事长敲定此事。尤可为除了给出30万元,还开出了一张20万元的收据,内容是青岛海利丰来成都基地冬训一个月的费用。
此役成都谢菲联2∶0战胜对手,积分领先排名第三的江苏舜天5分,“冲超”在即。
2009年11月14日,尤可为涉案被警方带走。随后青岛海利丰前主教练左文清、总经理王守业被警方带往沈阳协助调查。
据《半岛晨报》1月22日报道,海利丰老板杜允琪亦已被警方控制。
关系网
据警方透露,2006年的比赛,广药与浙江绿城两队都有希望“冲超”,谁获胜将占据有利形势。
为拿下比赛,广药萌生让对手放水的想法。时任广药俱乐部副总经理杨旭通过电话找到了好友、时任足协联赛部官员范广鸣,后者表示愿意帮忙联系。
警方表明,在接到杨旭电话后,范广鸣便与时任青岛中能U19队主教练冷波联系,冷波通过前山东鲁能队长邢锐找到浙江绿城原主力队员沈刘曦。
沈刘曦与邢锐达成80万元的协议,邢锐向冷波要价100万元,范广鸣则向杨旭要价150万元,最终达成协议。
这五人编织出一张关系网,通过电话沟通达成了打假球的协议。
比赛前,冷波、邢锐、范广鸣相约先后来到广州,150万元现金已经备好。比赛中,司职前腰的队长沈刘曦在一名队友的协助下,故意组织进攻不力,结果广药以3∶2如愿战胜绿城。事后,范广鸣与冷波各分得25万元,邢锐分得33万元,沈刘曦与那名队友平分剩下的67万元。
上述三场假球中,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中甲第17轮广药对山西陆虎,与两轮后的广药对浙江绿城,其操作手法并不一致。前者系两家俱乐部之间相互勾兑,而在后者中,广药越过绿城俱乐部直接收买对方球员。
在中国足球联赛的架构中,中甲为中超的下级联赛。根据规则,每个赛季有26轮比赛,到赛季末,各支中甲球队以积分排名,前两位将升入中超。
由于升入中超联赛能对球队品牌、赞助商知名度、球队所在城市的球市乃至城市形象产生显著提升,球队背后往往有政府推手,各支想“冲超”的球队都会不遗余力争取升级。
山西陆虎在中甲实力较弱,对阵当时积分排名中甲第三的广药前排名第九。这场比赛对其无关痛痒。由于王珀、王鑫采取操纵球队胜负,然后在外围赌球获利的“经营模式”,故此与急于“冲超”的广药达成交易自在情理之中。
而两轮后,广药遭遇浙江绿城时排名第三,距离后者不过1分之差。为“冲超”投入巨资的绿城是广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而绿城老板宋卫平在国内足坛以“反黑斗士”形象闻名。在此情况下,广药为确保胜利,唯有绕开绿城俱乐部直接运作球员。
纵观上述假球案中的关系网,俱乐部、足协官员、教练、队长和队员一网打尽,从牵涉人数到波及范围,积弊丛生,利益冲动无孔不入。假、赌之风盛行如是,昭示着中国足球联赛其时已病入膏肓。而今南勇、杨一民案发,不过是积重难返之症的最新注脚。
赌球卖球产业
资深足球记者李承鹏对《财经》记者回忆,早在1998年世界杯期间,球迷下注赌球的现象即已蔚然。彼时虽也有假球黑哨、地下庄家,但并未听闻球员、俱乐部借操纵比赛来赌球获利,这被他称为中国足球的“堂口时代”。
2003年,澳门博彩公司对甲A联赛开盘后,境外合法、非法的赌博集团开始向中国渗透,加之国内本已存在的地下庄家,共同形成中国足球的“盘口时代”。
“盘口时代”大庄家有巨额资本与强大而隐秘的社会资源。从此次披露的三起案件的案情来看,其中两家球队老板有“借壳上市”的嫌疑。所谓“借壳上市”,多用于低级别联赛,其原理是依靠打假球,迅速冲上中甲、中超,再把球队的资格卖出去。一个中超的“壳”能卖到3000万元左右,而一个中甲的“壳”不过1000万元。
山西陆虎在王珀和王鑫的操纵下,沦为了一支以赌球为生的球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王珀公然宣称,“球员不许赌球,要赌,也要由俱乐部来操作”。
在王鑫落网后不久,沈阳全城严打赌球,多处酒吧闭门停业,其中辽宁队队员吕东因涉嫌网络赌球成为辽宁省首位被抓的赌球疑犯,随后又有15人被辽宁警方刑拘。吕东的酒吧专门为球员、教练而开,王鑫等人均是常客。在南勇、杨一民等被辽宁警方控制前,吕东赌球案于2009年12月17日在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法院宣判,吕东以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50万元。吕东未上诉。
而被曝涉嫌与上级庄家联合“做球”的青岛海利丰投资人杜允琪亦谙熟此道。据《京华时报》报道,杜允琪靠倒腾汽车起家,收敛后又做证券,之后投资房地产。他投资海利丰俱乐部,目的是向政府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皮。
青岛海利丰最初为乙级队,在中超联赛以前每年投入将近200万元,冲甲B好几年没成功,之后通过购买广东宏远的“壳”变身成甲B球队,2004年中超体制建立,自动变为中甲球队。
在中甲,海利丰几乎没有任何赞助,球员年薪很低,还常被拖欠。为了节省开支,球队坐火车出去打客场。即便如此,一年200万元也难以维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人开始另类经营。
“从乙级时就在小规模买球卖球,支撑俱乐部的花销,近两年把卖球和赌球当成一个产业来做,提高运动成绩,根本就不在俱乐部的考虑范围内。”对该队有所了解的资深足球经纪人谭剑分析。
“三位一体”
在上述假球案曝光之时,作为监管者的中国足协再次成为千夫所指。
“足协不是执法机关,没有像公安机关一样的行政权力。”中国足协联赛部前主任郎效农说。郎透露,足协曾与公安部门交流过这些事情,但“公安认为你必须有一定的东西,能够立案,以后才能侦查,不能立案的没法侦查”。
足协的权力边界及其长期以来的不作为,已招致非议。
上一轮足球打假反赌风暴,以2001年“中国第一黑哨案”龚建平案为标志。龚因收受37万元贿赂领刑十年,后在保外就医期间因病去世,成为国内首名亦是惟一一名被判刑的受贿裁判。彼时足协实施“退赃自首,既往不咎”的政策,媒体披露众多裁判向足协上缴钱款达千万元。时任足协掌门阎世铎、南勇拒绝公布退赃裁判的名单。
“家法”替代国法,此举引发哗然一片。其时未有公安介入,此事不了了之。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中国足协目前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足管中心受到总局的领导,中国足协原系原国家体委直属事业单位,后变为在民政部注册的民间组织,并行的“双轨机制”一直广受诟病。2004年,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超联赛股份公司(下称中超公司),从一出生便被认定为“怪胎”:中国足协控股36%,一家独大,14家俱乐部虽拥有64%的股份,但话语权明显受制于“监管者”中国足协。
中超公司、中国足协和足管中心“三位一体”,其中南勇集足管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兼裁判委员会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于一身,行政、经营、监管一肩挑,实际上“掌控”着整个职业足球联赛。
《财经》记者获知,南勇于2009年2月即已纳入警方调查视线,其所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跨境洗钱之事已涉嫌经济犯罪。至于是否参与假球与赌球,仍待警方通报案情。
1962年出生的南勇曾是吉林延边的短道速滑运动员,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1997年9月调任足管中心副主任兼足协副主席,年仅35岁。他是体育总局指定要培养的“跨世纪人才”,在国家队时被认为是铁腕管理者。
在足协13年,南勇辅佐过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三任足管中心主任,分管过国家队、国奥队、女足、青少年足球、中超等,几乎涉猎所有部门,人脉通达。熟悉并浸染于这一体制的南勇,最后又在任上落马。
1月22日上午,原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临危受命,成为新任足管中心主任、足协专职副主席,南勇、杨一民所有职务同时被免。
知情人士透露,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崔大林原拟在2009年12月21日召开的足代会上,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第十任主席。这将一改往日中国足协主席由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任的历史,成为“专职足协主席”。
足代会并没能顺利召开,这一切被足坛打黑风暴打乱。
新华社体育部高级记者杨明提到,南勇确实是一条大鱼,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水,养出什么样的鱼,养着南勇这条大鱼的水是不是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