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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我曾致力于考察儒家经典（特别是《孟子》）在欧美的传播，从早期的耶稣会士到当下的学院派汉学家，有过一个长时段的通览。在这个过程中，也做过一些篇章翻译。从哲学的角度讨论翻译问题，或者说讨论哲学著作的翻译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译介学这一层面，重复那些“可译”、“不可译”或者“归化”、“异化”的老问题。当“翻译”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特别是，当不少学人或明或暗地强调中、西哲学语汇之间的对译之难在于中、西语言（即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的根本差异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