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许许多多的制度缺陷乃至社会冲突等，也都因此被简单地还原为地域因素，就像把这些问题还原为中国民族性，并无多大分别。而莆田人这个地域标签，便承受了这样一种还原主义的认知负担。
　　我自己，几乎也从这样一种简化却不无偏见的认知开始的。对普通福建人来说，莆田人的口碑一直就不算好，有一句俗语叫“好男不娶福州女，好女不嫁莆田男”，大意是说前者娇气、懒惰、市侩，还有败家，跟闽南和闽西的女子普遍勤劳、善持家、善待公婆有很大分别，而后者则说莆田男性往往过于精明、喜欢以小博大又不肯吃亏的意思。
　　可以想见，这样的地域名声，对那些单身在外的莆田男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常常就听过身边的莆田籍朋友抱怨，又被女朋友的父母歧视了云云。幸好，当我十几年前娶进莆田籍太太的时候，她和她的家庭并没有嫌弃“泉州大男子主义”的我—也是另一个地域标签。然后，透过她的家族、同学和城市，便有了对莆田人十几年的近距离感知。

莆田人怎么讨海、讨世界

　　人们喜欢给莆田人贴标签。其实不独对莆田，整个福建或者东南沿海一带均不得免。在“莆田系”引发众怒之前的30年，1980年代初，是晋江陈棣村的假药案。之后，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的浙江温州劣质鞋。而今，晋江早已成为著名体育用品品牌的代名词，成为制鞋、成衣、食品的制造中心，温州的发达更无需多说。
　　莆田却至今仍然陷在大规模生产假鞋的陷阱中难以自拔，而各镇、各村也各自为战，倒是诞生了不少近乎民营医院一般的行业垄断，如木头进出口贸易和加工、红木加工，这些也都只是村镇级别的“特色行业”，与民营医院出自忠门、东庄两镇的情形如出一辙。
　　回溯至传统社会，不独莆田，整个福建商人都因操“鸟语”、着“皂袜”而迥异于其他地方。莆田方言又是其中更为殊异者，与北邻福州、南边闽南都难相通，陷入了双重的语言孤岛一般的语言隔离。福建三面环山与他省隔绝，自成独立小流域，且可耕地少，仅有东面面对太平洋，每年季风季节可顺黑潮南下，这也是福建传统出海、下南洋的原因之一。在这种隔离于外省、隔离于中国主流社会的地理条件下，人们自古以来便有两条人生道路：读书出仕，或者，经商移民。也因此产生了、并且不断再生产着精英与草根阶层两套平行价值观体系。
　　前者，如传统科举考试中，福建籍进士和状元比例都占全国前茅，莆田籍又占其中最多，他们是所谓传统社会形态中所谓儒家价值的承担者。时至今日当地书香门第还是颇受尊重，各地、各行均有莆田学子的佼佼者，应该明显超出人口比例许多。在老城和乡间保持完好的深宅大院门楣上都能看到各种加封、官爵名号，而几乎所有无论新旧独栋民居上，也能看到浓厚的尚学、耀祖遗风。
　　但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任一贩夫走卒都堪称人精，长于生计，在艰难讨生活、讨海、讨世界的日子里追求着家族财富和地位上升。这可以解释莆医系的最初动力;也可以解释长乐、福清的底层阶级自1980年代开始的偷渡浪潮;或者闽南农民们1970年代刚刚开放集体经济就纷纷从事所谓“投机倒把”，包括走私，赖昌星只是其中之一;也可以解释福建自明、清海禁以来从未断绝的下南洋、经商风俗，以至于清末的广州十三行除了一家皆为闽商。莆医系和福建其他地方的平民们不过是在1980年代的改开时代重新开始了一个中断许久的原始资本主义进程。
　　不过，对后者，也就是莆田的草根阶级或者泛泛意义的莆田人来说，这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到底是什么，并且如何与精英意识相融通？这才是莆医现象中最有趣的，如莆医与公立医院的“合作”、走上层路线等等。这一点或许可以用标准的政商庇护关系模式来分析，却容易忽略吾乡吾土的草根主体。否则，很难理解，相比温州人在欧洲、福清长乐人在北美经常表现的狭隘地域观与当地商业伦理的紧张，莆田人在东南亚、在欧洲或北美鲜有类似的伦理冲突。

莆田“孤岛”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欧美的人类学者对莆田的研究发现，莆田存在着相对特殊的泛神崇拜，作为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或许能够解释莆田资本主义模式的内卷化，即家族伦理至上，并排斥国家与社会主流的价值。换言之，莆田人对血统关联的重视超出平常许多，对家族和家族利益的强调也可说是至高无上，几乎就是当地唯一正确的民间“宪法”，可以超越大众或社会伦理乃至法律。
　　同时，这些家族伦理却是由许许多多神祗在保佑。他们通过祭拜各种神，不仅获得安慰，而且扩展着家族和地域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了广泛却密集的地域认同关系，也就是莆田人的世界观。如丁荷生和郑振满对莆田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文化-地理信息分析所得出的发现，莆田乡间普遍存在着所谓“仪式联盟”，平均每个村庄有3.2个血统家族，同时4 .8个村庄结成一个祭拜的联盟，每个村庄平均拥有3.6间庙宇，有的多达18间;而每间庙宇平均供奉着4.01尊神，最多可见35个神，平均每个村庄14.5尊神。
　　我在莆田乡下便经历了几次“巡游”活动：每年都由一个村庄的若干大姓负责组织祭拜，神像和祭拜队伍会在元宵节前后穿过“仪式联盟”的几个村落，活动结束也是连续几天大戏的开始。相比家族气息和元宵祭拜已经十分浓厚的泉州来说，莆田的这种村落间的“泛神祭拜”更为普遍、热烈。对住在城里的莆田人来说，也不例外，每年春节的几个日子更是全城人民集体出动到邻近山上的寺庙搞连续祭拜，几乎不分佛、道差别，当然也包括莆田神祗的代表—天后。即使远在台湾，天后的信众也要每年渡海前来朝圣，这种朝圣行为在汉地的各类神仙崇拜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对莆田人来说，在外或对外如何失信或者违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得罪自己人特别是家族，家族伦理和地域认同超越一切。性病诊治的伦理正在这里，对外人如何处心积虑发其性病财，对他们来说并无伦理上的不适，只是一门生意而已。在莆系医院的内部，永远是莆田方言主导着公司高层，形成一种奇妙的地域资本主义。在忠门、东庄以外的其他莆田人，也深谙其中道理，不去莆系医院就是，或有口头谴责，也会理解。
　　若按照丁荷生的解释，这是莆田人对外界条件持续变化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以血统和祭拜结成的内部网络能够帮助他们超越莆田以外和海外的各种跨地域贸易和文化，形成一种别致的地方文化并与大一统模式相共处。
　　而对莆田系的评价，其实取决于更大范围的制度与文化体系，包括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融合问题，也包括地域间的融合。而最关键的，或许如同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大家恩内斯特·盖儿纳曾经对中国的民族国家给出的悲观论断，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按农业社会组织起来的，根本不适用民族主义原理、政治与文化体的集合、同质性、以及各政治体内的文化流派性质”。太多的成见和太多的制度藩篱，形成了中国土地上太多封建化或语言孤岛如莆田一般的资本主义，中国所谓的民族国家进程仍然被封建分割着，与盖儿纳意义上的工业民族概念格格不入。而莆田或者莆医，或许只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一个缩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