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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中与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基本上都体现在词汇的词义上。通过分析“国”和“中国”两词词义的变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隐藏其背后的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也能看到社会赋予一个词语新义的过程。
关键词：词义 社会 “国” “中国”
我们知道，“国”是“國”的简化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国”字，它的形体与“或”“域”等字都有联系。它的书面语意义经过了多次变化，每次的意义变化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有着密切联系。本文试图将“国”字意义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看看社会发展赋予一个词语新义的过程。
一、“国”词义的变迁
提起夏朝、商朝，我们现在总将其视为“国家”。其实，这是人们从社会学角度看待的结果。如果从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在甲骨文时代，“国”字较早的字形是“或”，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一边是象征城邑的“口”，一边是象征战争的“戈”。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或”的含义是用戈守卫城邑。在生存竞争相当严峻的时代，同一个部落或者氏族的人为了自保，不得不聚居在一起，修建一定的防御设施，以抵挡其它部落和野兽的袭击。由于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甲骨文“国”的早期形式“或”，其实反映了较早的社会现实，它可能指的是部落中心聚居区域。基于此，“国”的含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甲骨文的“或”有时还会加上一个方框构成“國”字，表示围起来的意思，这可能也是为了突出“国”作为一个中心聚居区域的意义。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韂。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其中“万国”的“国”指的就是中心聚居区域，同时它也是军事防御的中心，不仅承担着祭祀等其他多种功能，而且也是部落共同体的象征。由此可见，“国”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此外，“或”字还衍生出另外一个字“域”。它的意思是“地域”，古今词义没有什么变化。不论是“国”，还是“或”和“域”，它们都有“一定范围内”的含义。根据语言学家对这三个字古音的构拟可知，它们在上古时代语音是相近的。因此，“或”“国”“域”被视为同源词。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国”在上古只表示“中心聚居区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含义。
周王朝在击败商朝后，分封同姓和同族、异姓和异族，目的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样分封的结果使得周朝的领土上形成大小不等的势力集团。这些势力集团逐渐形成氏族、部落及以此为基础的“城邦”。虽然受封的氏族、部落和他们所有的城邑都很少、很小，但氏族或部落的中心聚居区依然叫“国”；“国”之外则是“野”，也可以称为“鄙”。随着各个“城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兼并战争的兴起，城邑的数量逐渐增多。不过其中最大的城邑传统上还是被称为“国”，因为“国”一直是主要的中心聚居区，也是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国”内还修建有“宗庙”和“大学”。这些城邑中较小的只能被称为“都”或“邑”。它们起先主要是担负军事防御职能，是保卫“国”的军事要塞，后来才开始承担一些社会功能。随着领土扩大和实力的增强，“城邦”开始向国家过渡。
由此可见，“国”一直就是部落、城邑的中心聚居区。而随着城邑数量的增多，它的地位则显得更加突出。同时，它的意义也逐渐开始分化，一方面它可以指“最重要的城市”，即“首都”；一方面可以指某一地理区域的政权和人民，即所谓的“国家”。《左传·隐公元年》中有一段郑国大夫祭仲的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这里的前一个“国”字已经很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了，而后一个“国”字则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首都”。
二、“中国”词义的变迁
《诗经》时代，大概也就是在春秋或者是西周时期，“中国”一词已经出现，但与现代意义的“中国”有很大差别。《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都有记载，考虑到历代以来《尚书》在学术界中争论较多，我们只引用《诗经》中的相关篇章为证。《诗经》中有三篇提到“中国”。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段文字与“惠此京师，以绥四國”形成互文，一般人都以此认为“中国”与“京师”同义。《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大雅·桑柔》：“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在西周时代，“中国”虽指京师或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区域，但似乎还不是很固定的搭配。我们上面说过“国”这个词也可以指“京师”，表示“天子直接统治区域”，而这一概念也只是“京师”词义的扩大。战国时代，“中国”一词表示“京师”“首都”，这在文献中可以找到例证。如《孟子•梁惠王章句》：“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扩大，“原先城邦性质的诸侯国开始打破分封制早期的‘点’状格局，向‘面’的格局转化”。①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原一带的诸侯国与周围民族的冲突开始加剧，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诸夏”聚合的脚步。“中国”一词在春秋末期以后的文献中意义明显与西周时代不同。它指的是中原地区各个小的国家，而且还常常与“蛮”“夷”“戎”“狄”等这样的词共同出现。如《左传·僖公二十有五年》：“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孟子·梁惠王章句》：“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在这两篇文献中，“中国”是一个所指非常明确的地域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的建立隐含着“中国”与周边民族对立的意思。
汉代以后，“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一含义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三国志》：“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南北朝时期，占领中原地区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称为“岛夷”；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但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这里的“中国”除了表示地域概念外，还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一含义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之后，“中国”一词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
综上所述，“中国”一词在古代首先是个地域概念。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矛盾的加剧，它的含义也不断地在发生变化，而且含义的外延越来越广，越来越抽象。“中国”一词含义变迁顺序如下：首都、京城→诸夏→中原地区→国家简称。
三、小结
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与社会结合最紧密，变化发展最快的当属词汇。词汇的含义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变化，它总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因此，透过词汇含义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隐藏在词汇背后的社会变迁。我们通过分析“国”和“中国”这两个词含义的变化，非常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的情景，同时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词汇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注释：
①颜世安：《“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高明．古文字类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杨伯峻．春秋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郑张尚芳．上古音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唐]孔颖达等撰．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颜世安．“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J]南京大学学报，2003，（5）．
（曹凯，广西大学；齐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词义 社会 “国” “中国”
我们知道，“国”是“國”的简化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国”字，它的形体与“或”“域”等字都有联系。它的书面语意义经过了多次变化，每次的意义变化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有着密切联系。本文试图将“国”字意义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看看社会发展赋予一个词语新义的过程。
一、“国”词义的变迁
提起夏朝、商朝，我们现在总将其视为“国家”。其实，这是人们从社会学角度看待的结果。如果从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在甲骨文时代，“国”字较早的字形是“或”，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一边是象征城邑的“口”，一边是象征战争的“戈”。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或”的含义是用戈守卫城邑。在生存竞争相当严峻的时代，同一个部落或者氏族的人为了自保，不得不聚居在一起，修建一定的防御设施，以抵挡其它部落和野兽的袭击。由于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甲骨文“国”的早期形式“或”，其实反映了较早的社会现实，它可能指的是部落中心聚居区域。基于此，“国”的含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甲骨文的“或”有时还会加上一个方框构成“國”字，表示围起来的意思，这可能也是为了突出“国”作为一个中心聚居区域的意义。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韂。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其中“万国”的“国”指的就是中心聚居区域，同时它也是军事防御的中心，不仅承担着祭祀等其他多种功能，而且也是部落共同体的象征。由此可见，“国”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此外，“或”字还衍生出另外一个字“域”。它的意思是“地域”，古今词义没有什么变化。不论是“国”，还是“或”和“域”，它们都有“一定范围内”的含义。根据语言学家对这三个字古音的构拟可知，它们在上古时代语音是相近的。因此，“或”“国”“域”被视为同源词。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国”在上古只表示“中心聚居区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含义。
周王朝在击败商朝后，分封同姓和同族、异姓和异族，目的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样分封的结果使得周朝的领土上形成大小不等的势力集团。这些势力集团逐渐形成氏族、部落及以此为基础的“城邦”。虽然受封的氏族、部落和他们所有的城邑都很少、很小，但氏族或部落的中心聚居区依然叫“国”；“国”之外则是“野”，也可以称为“鄙”。随着各个“城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兼并战争的兴起，城邑的数量逐渐增多。不过其中最大的城邑传统上还是被称为“国”，因为“国”一直是主要的中心聚居区，也是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国”内还修建有“宗庙”和“大学”。这些城邑中较小的只能被称为“都”或“邑”。它们起先主要是担负军事防御职能，是保卫“国”的军事要塞，后来才开始承担一些社会功能。随着领土扩大和实力的增强，“城邦”开始向国家过渡。
由此可见，“国”一直就是部落、城邑的中心聚居区。而随着城邑数量的增多，它的地位则显得更加突出。同时，它的意义也逐渐开始分化，一方面它可以指“最重要的城市”，即“首都”；一方面可以指某一地理区域的政权和人民，即所谓的“国家”。《左传·隐公元年》中有一段郑国大夫祭仲的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这里的前一个“国”字已经很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了，而后一个“国”字则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首都”。
二、“中国”词义的变迁
《诗经》时代，大概也就是在春秋或者是西周时期，“中国”一词已经出现，但与现代意义的“中国”有很大差别。《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都有记载，考虑到历代以来《尚书》在学术界中争论较多，我们只引用《诗经》中的相关篇章为证。《诗经》中有三篇提到“中国”。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段文字与“惠此京师，以绥四國”形成互文，一般人都以此认为“中国”与“京师”同义。《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大雅·桑柔》：“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在西周时代，“中国”虽指京师或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区域，但似乎还不是很固定的搭配。我们上面说过“国”这个词也可以指“京师”，表示“天子直接统治区域”，而这一概念也只是“京师”词义的扩大。战国时代，“中国”一词表示“京师”“首都”，这在文献中可以找到例证。如《孟子•梁惠王章句》：“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扩大，“原先城邦性质的诸侯国开始打破分封制早期的‘点’状格局，向‘面’的格局转化”。①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原一带的诸侯国与周围民族的冲突开始加剧，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诸夏”聚合的脚步。“中国”一词在春秋末期以后的文献中意义明显与西周时代不同。它指的是中原地区各个小的国家，而且还常常与“蛮”“夷”“戎”“狄”等这样的词共同出现。如《左传·僖公二十有五年》：“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孟子·梁惠王章句》：“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在这两篇文献中，“中国”是一个所指非常明确的地域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的建立隐含着“中国”与周边民族对立的意思。
汉代以后，“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一含义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三国志》：“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南北朝时期，占领中原地区的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称为“岛夷”；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但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这里的“中国”除了表示地域概念外，还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一含义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之后，“中国”一词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
综上所述，“中国”一词在古代首先是个地域概念。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矛盾的加剧，它的含义也不断地在发生变化，而且含义的外延越来越广，越来越抽象。“中国”一词含义变迁顺序如下：首都、京城→诸夏→中原地区→国家简称。
三、小结
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与社会结合最紧密，变化发展最快的当属词汇。词汇的含义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变化，它总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因此，透过词汇含义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隐藏在词汇背后的社会变迁。我们通过分析“国”和“中国”这两个词含义的变化，非常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的情景，同时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词汇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注释：
①颜世安：《“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高明．古文字类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杨伯峻．春秋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郑张尚芳．上古音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唐]孔颖达等撰．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颜世安．“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J]南京大学学报，2003，（5）．
（曹凯，广西大学；齐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