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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对边区经济有着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采取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的政策是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时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对我国当下发展私营企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政策动因；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工商业，应同时采用私营、公营这两种办法。我们应当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1]（P57）抗战时期，私营工商业的成熟是边区经济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不仅有着繁荣边区经济的效果，还在改善人民生活、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以及争取抗战胜利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当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研究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商业能够获得发展的政策动因，对我国发展私营企业、搞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历程
抗战爆发前，由于自然及地理条件的限制，小农经济仍在边区占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小农经济还是处于“自给经济尚未建立”的程度，日用品基本依赖从外输入。小农经济的落后性以及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得人民群众生活极度困苦，消费能力也就无从谈起，私营商业的发展自然受到极大限制。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施行一系列政策来扶持私营商业。红军长征到达边区后，西北办事处就要求停止征收边区所有工业、商业的营业税。随后，在1937年，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商业，发展合作运动，推广货物流通” [2]（P200）。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在当时农村根据地，主要的经济成分仍是私营的，同时对这种私营经济应采取保护措施。此后，私营商业逐渐得到发展。
然而，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当局对边区采取经济封锁。对行商、运货商民，轻则扣押，重则枪杀。在边区经商的风险如此之高，使得商民不得不放弃各种商贸活动。但这种封锁并没有击垮边区政府。在毛泽东“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提出后，不久边区便进入了如火如荼的的南泥湾大生产阶段。同时，根据地制定了“对外采取统制主义；对内采取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私营商业从而得到规范有序的发展。能够进行自主生产、销售的商户不断增多。据记载，大生产后，绥德就有超过40家的私营纺织厂。商户数量的增加足以看出边区的私营商业发展程度。
二、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动因
边区能从“自给经济尚未建立”成长到“私营商业不断涌现”，并且能克服国民党的压制迅速发展，与边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与支持政策分不开。
“中国的经济，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合作社经营。”[3]（P1058）这表明私营工商业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基于此，边区政府大力采取措施来发展私营经济。1939年，李富春强调，应当大力帮助边区群众发展手工业，保护、嘉奖能够到边区进行商业贸易的社会群体。[4]（P30）同时，在税收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业以极大优惠。如私营工厂不征收其营业税。边区政府还采取措施来处理劳资关系。如“制定劳动保护法、废除各种苛捐杂税、鼓励商人发展商业，严禁违反市场正当交易的行为。” [5]（P127）
农业是一切之基础，同样也是私营商业发展的重要源泉。为了发展农业，第一届参议会提出“发动一切机关单位及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从而力争达到粮食、蔬菜等必需品的自给。” [6]（P34）边区政府还通过制定和实施奖励政策用以鼓励人民群众开垦荒地。规定，凡是开垦荒地者，土地的所有权归开荒人，并且三年之内不征收其公粮。在这些政策施行后，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荒地开垦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边区农业逐渐获得新生，从而为私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性保障。
由于边区自古就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界处，农业与游牧业的不发达，使得边区人口密度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商业的消费需求。为应对这种不利因素，边区政府积极采取安置移民政策，用以增加人口数量。移民的进入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效应。他们的辛勤劳作使得边区农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农业的发展又对商业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移民进入边区后，生活的逐渐好转使得其乐于进行各种商业消费，这对私营商业的成长有着能动作用；移民在移入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带来了大量资本，同样推动私营商业朝前发展。
小农经济下的边区，工业无法实现自给，只能从外输入。于是，中共中央在工业方面制定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力图使边区工业一部分实现自给。同时边区银行给予各工厂资金方面的资助，使各工厂能够继续购买材料，奖励创造发明。在鼓励发展工业的政策頒布后，一系列工厂随即成长起来。工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可供交易的货源，是商业发展的物质保障。
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商业贸易发展的必备条加，如同当下中国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一样，边区经济要获得健康发展，同样需要当时的政府来从宏观上把握。为此，边区政府通过建立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行为。规定“反对垄断，扶助中小商人。”[7]（P123）中小商户的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垄断的发生，制约了大商户的不法行为，又起到了活跃市场、满足边区人民需求的作用。鼓励中小商业的发展算得上政府在商业管理方面成熟的实践。
三、边区私营商业发展对当今我国发展私营企业，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启示
1987年，十三大科学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贸易繁荣发展，使中国制造产业也快速成长起来。私营企业由于具有小而精、自身机动灵活、适应能力较强的特点，不断发展起来。这种发展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而且由于自身灵活的运作与经营方式对发展国有企业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支持私营商业的发展，使其能够一步步成长、壮大。当今我国既已确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就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支持、鼓励其发展、壮大、成熟。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发展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目前，随着小康生活的到来，国人的储蓄量极大，投资市场有着巨大潜力。但是由于缺乏规范的投资市场和手段，使得人民群众的投资信心受创。这就需要政策进行有效的引导，使得人民的投资有正确的方向可寻，从而引导更多的资本进入私有制企业，促进私有制企业的再次繁荣。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但同时也应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本身的特点，监管更为重要。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在经营、会计、纳税、产品安全等方面都可能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私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套成熟的监管体系，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调控作用并对其进行引导。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致中、魏丽英.伟大的历史性创造[J].甘肃社会科学，1995，（5）.
[2]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陕西省档案馆. 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5] 任学岭、谭虎娃.陕甘宁边区史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7]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政策动因；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工商业，应同时采用私营、公营这两种办法。我们应当帮助私人多办一些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了，对于我们的经济是有好处的。”[1]（P57）抗战时期，私营工商业的成熟是边区经济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不仅有着繁荣边区经济的效果，还在改善人民生活、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以及争取抗战胜利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当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研究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商业能够获得发展的政策动因，对我国发展私营企业、搞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历程
抗战爆发前，由于自然及地理条件的限制，小农经济仍在边区占主导地位，并且这种小农经济还是处于“自给经济尚未建立”的程度，日用品基本依赖从外输入。小农经济的落后性以及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得人民群众生活极度困苦，消费能力也就无从谈起，私营商业的发展自然受到极大限制。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施行一系列政策来扶持私营商业。红军长征到达边区后，西北办事处就要求停止征收边区所有工业、商业的营业税。随后，在1937年，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护商业，发展合作运动，推广货物流通” [2]（P200）。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在当时农村根据地，主要的经济成分仍是私营的，同时对这种私营经济应采取保护措施。此后，私营商业逐渐得到发展。
然而，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当局对边区采取经济封锁。对行商、运货商民，轻则扣押，重则枪杀。在边区经商的风险如此之高，使得商民不得不放弃各种商贸活动。但这种封锁并没有击垮边区政府。在毛泽东“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提出后，不久边区便进入了如火如荼的的南泥湾大生产阶段。同时，根据地制定了“对外采取统制主义；对内采取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私营商业从而得到规范有序的发展。能够进行自主生产、销售的商户不断增多。据记载，大生产后，绥德就有超过40家的私营纺织厂。商户数量的增加足以看出边区的私营商业发展程度。
二、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动因
边区能从“自给经济尚未建立”成长到“私营商业不断涌现”，并且能克服国民党的压制迅速发展，与边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与支持政策分不开。
“中国的经济，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合作社经营。”[3]（P1058）这表明私营工商业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基于此，边区政府大力采取措施来发展私营经济。1939年，李富春强调，应当大力帮助边区群众发展手工业，保护、嘉奖能够到边区进行商业贸易的社会群体。[4]（P30）同时，在税收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业以极大优惠。如私营工厂不征收其营业税。边区政府还采取措施来处理劳资关系。如“制定劳动保护法、废除各种苛捐杂税、鼓励商人发展商业，严禁违反市场正当交易的行为。” [5]（P127）
农业是一切之基础，同样也是私营商业发展的重要源泉。为了发展农业，第一届参议会提出“发动一切机关单位及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从而力争达到粮食、蔬菜等必需品的自给。” [6]（P34）边区政府还通过制定和实施奖励政策用以鼓励人民群众开垦荒地。规定，凡是开垦荒地者，土地的所有权归开荒人，并且三年之内不征收其公粮。在这些政策施行后，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荒地开垦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边区农业逐渐获得新生，从而为私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性保障。
由于边区自古就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界处，农业与游牧业的不发达，使得边区人口密度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商业的消费需求。为应对这种不利因素，边区政府积极采取安置移民政策，用以增加人口数量。移民的进入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效应。他们的辛勤劳作使得边区农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农业的发展又对商业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移民进入边区后，生活的逐渐好转使得其乐于进行各种商业消费，这对私营商业的成长有着能动作用；移民在移入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带来了大量资本，同样推动私营商业朝前发展。
小农经济下的边区，工业无法实现自给，只能从外输入。于是，中共中央在工业方面制定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力图使边区工业一部分实现自给。同时边区银行给予各工厂资金方面的资助，使各工厂能够继续购买材料，奖励创造发明。在鼓励发展工业的政策頒布后，一系列工厂随即成长起来。工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可供交易的货源，是商业发展的物质保障。
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商业贸易发展的必备条加，如同当下中国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一样，边区经济要获得健康发展，同样需要当时的政府来从宏观上把握。为此，边区政府通过建立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行为。规定“反对垄断，扶助中小商人。”[7]（P123）中小商户的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垄断的发生，制约了大商户的不法行为，又起到了活跃市场、满足边区人民需求的作用。鼓励中小商业的发展算得上政府在商业管理方面成熟的实践。
三、边区私营商业发展对当今我国发展私营企业，壮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启示
1987年，十三大科学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贸易繁荣发展，使中国制造产业也快速成长起来。私营企业由于具有小而精、自身机动灵活、适应能力较强的特点，不断发展起来。这种发展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而且由于自身灵活的运作与经营方式对发展国有企业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支持私营商业的发展，使其能够一步步成长、壮大。当今我国既已确认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就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支持、鼓励其发展、壮大、成熟。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发展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目前，随着小康生活的到来，国人的储蓄量极大，投资市场有着巨大潜力。但是由于缺乏规范的投资市场和手段，使得人民群众的投资信心受创。这就需要政策进行有效的引导，使得人民的投资有正确的方向可寻，从而引导更多的资本进入私有制企业，促进私有制企业的再次繁荣。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但同时也应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由于本身的特点，监管更为重要。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在经营、会计、纳税、产品安全等方面都可能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私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套成熟的监管体系，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调控作用并对其进行引导。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致中、魏丽英.伟大的历史性创造[J].甘肃社会科学，1995，（5）.
[2] 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陕西省档案馆. 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5] 任学岭、谭虎娃.陕甘宁边区史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7]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