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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法根：本次论坛，我们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革命文化传统教育的丰富内涵是什么？第二，在语文课程中，为什么要进行革命文化传统教育，教材当中编排的革命文化题材的课文，其教学价值在哪里？第三，在课堂中，如何让革命文化傳统教育题材的教学落到实处？前两个问题，是对革命文化传统教育这类题材的教学价值的追寻，即为什么我们要教这类文章。请吴永军教授给我们做一下理论的阐释和引领。
吴永军：各位老师好。我那天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我们都感觉得到，现在红色主题的活动很多，我非常愿意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刚才，孙双金校长上了示范课《七律·长征》，我听得热血沸腾。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如此突出革命文化教育，我认为它具有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第一，从整个近现代历史的展开过程来看，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中国革命。学理上有一个词叫现代性，整个近现代世界历史展开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革命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也好，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也好，国内独立战争也好，包括中国革命，它们其实都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古代不存在所谓革命，都是起义，例如斯巴达起义，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赋予它革命的名号？其实它是整个近现代世界历史范围的一个现象。各个殖民地国家争独立、争自由、争民主，它不是我们国家革命孤立的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我个人的观点是，要把今天的红色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放在世界范围内去看它的合理性、必然性，它的价值在于它的必然。
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史，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虚化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精神面貌。就像我们今天谈的红色基因，什么叫基因？我相信一旦成为基因，就会代代相传。它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缺少了革命基因，我们就不是当代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重提革命文化的必然性。
第三，从当下的中国现实来看，我们身处和平时期，远离战争。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现代化建设时期已经有40多年，在这40多年当中，我们可能会淡忘那段峥嵘岁月，那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独立、争自由的历史。特别是从我们当下社会网络流行的词语可以看出，类似“躺平、内卷”这类词，早已没有或者缺乏革命的斗争的英雄主义，缺乏不屈不挠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坚强意志。年轻一代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从现实的角度看，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进行中国革命文化传统教育。中国革命文化不仅仅包括革命战争时期，还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比如，我们今天看了课文《桥》里的党支部书记，不管在什么年代，我觉得只要是中国共产党人，他身上体现的这种精神是永恒的，哪怕过了一千年、一万年，只要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在，这种精神就是永恒的。既然它是永恒的，它就是必然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薛法根：非常感谢吴教授从世界现代历史、中国革命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三个视角来看革命文化教育的必然性。实际上，今天上午听了《少年中国说》，我觉得梁启超对于中国为什么是少年中国的理解，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以前都是朝代，它不是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就是成立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的中国是少年中国。这种革命文化背后的精神，其实就像我们国家一样，它是一种少年精神。这种少年精神，就是我们国家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集体、每一个个体都需要的。所以，革命文化教育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那就是要有一种少年精神，一种奋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在任何时期、任何时代它都是必然的，都是必须的，都是必要的。再次感谢吴教授给我们理论的指引。
下面，我们来探讨革命文化教育落实到语文课堂当中，它可能存在哪些关键的问题。因为任何教学的研究是针对问题的，我想请我们各位一线教研员和老师试想一下，孩子阅读这类题材的课文，老师来教学这类题材的课文，遇到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王爱华：在建党100周年倒计时100天的时候，我们南通教科院举办了革命作品教材的解读和教学的活动，对这学期下册统编教材当中的革命文化方面的课文进行了研讨。在研讨中，我感受到革命传统文化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认同。我们的孩子认同这种革命文化吗？革命文化崇高伟大，堪称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地，但让无数自我意识强、在蜜罐里成长的当代学生，对革命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认同是极具挑战性的。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之根，它比知识的获取更重要。革命传统的教育只有确立文化价值认同，才能凝神铸魂，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对革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这样界定的：它是学生通过阅读革命传统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所形成的政治觉悟、革命斗争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的体认、接受并践行的过程。价值认同属于一个内化的范畴，它是从对国家意志教育要求的服从到对革命文化的主动接受，积极认可并同化的一个过程，最后再建构到个体价值体系的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活动。那么这个心理过程包括对革命文化价值的认知、认同和实践。我们都知道，认同是连接认知和实践的纽带，比如说，我们今天认识的《桥》里这位党支部书记，他是舍己为人的。认知了并不等于认同。未被认同的认知是空洞的、无根的、冷漠的，认同是实践的基础，没有认同的实践是被动的、短暂的、浅表的。那么，革命文化价值认同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基础的，只有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到革命文化价值的高度的统一，才能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薛法根：刚才王爱华老师提出了价值冲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立世为人的哲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很多东西是不知不觉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是在某个关键的时候，从内心生发出来的那种价值观念、民族气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进行革命文化传统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当下孩子所面临的价值取向和我们革命传统文化当中的价值取向是有所不同的，这种冲突一定要把握住。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关于生和死的选择，任何时候，革命文化传统当中，最重要的是面临生和死的选择的时候，你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为谁而生，为谁而死，这是所有人都必须回答和思考的问题。 李伟平：是的，这是一个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刚才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是可以多元解读的，但是，在革命主题教育的教材当中，多元解读之后还是要回归核心的价值，回归到主体的价值。今天上午听了三堂课，三位执教老师是怎样将教学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的？比如说，《桥》就是党性与人性，我们是强调党性的，但是西方的哲学可能更强调人性。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矛盾不矛盾？最后我们回归到什么？我们也是讲人性的，但是，在党性和人性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选择的是党性，先人后己，而且在最后当老支书讲亲情的时候，又是先儿子后自己。在党性和人性的矛盾冲突当中，要认识到我们党性的伟大。《十六年前的回忆》是女儿写父亲，那么这里边的矛盾冲突在什么地方？就是共产党人事业的责任心和家庭的责任心。我们不能说李大钊没有家庭的责任心，但是他在家庭的责任心和事业的责任心面前，选择了事业。在面对困难时，有些孩子会有畏难情绪，而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内外都有困难，那么在这样的困难面前，我们要教给孩子什么样的态度？应该用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这样一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感染孩子，通过对比，感受理解，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所以，我觉得价值认同里，可以给学生引入一些价值冲突，但最后要回到核心的价值。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回”，不能光多元，最后找不到回归核心价值的路。
薛法根：这些價值都是藏在一篇篇文本当中的，所以革命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价值观念都在文本当中，是在一个个人物、一件件事当中生发出来的。
雷燕：刚才提到的这个价值，我非常认同。我们现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立德树人，这一切怎么来有效落实？红色基因其实就散落在一篇篇课文中，让孩子们在循序渐进、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将红色的基因深深扎根于心田。今天听到孙双金老师的课，我也是热血沸腾。我觉得这样的课堂对孩子理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豪迈主义，有永远铭记于心的作用。对于革命文化教材，我们的问题一定要基于孩子的认识。昨天听崔峦老师讲到以孩子、读者、教师三种身份读教材，今天认真听了孙双金老师的课之后，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比如提问“你走的最远的路是多少”，一个个问，让孩子觉得我走的远路算什么，红军走的是二万五千里路，而且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路，在这个路上还有无数的战斗。在这样的层层推进之中，因为联系了实际，孩子有了心理基础，所以这个时候的理解就特别深入，而且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讲到大渡桥时，孙老师问学生“你走过什么样的桥”，这是一座铁索桥，是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之下的一座铁索桥。因为基于孩子的基础，所以整节课我们没有感觉到孙老师把乐观主义精神硬塞给学生。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润物无声，这是一种浸润，是一种熏陶。所以，孩子在课堂上的理解特别到位。其次，我觉得除了基于孩子，孙老师对文本的解读功力深厚。课堂临结束时播放了大合唱，孙老师情不自禁跟着一起唱。我们唱了那么多红歌，但是今天这首红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安排得特别巧妙，是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这首歌，孩子不会忘记。还有基于资料的补充。比如关于“五岭”的资料补充，关于乌蒙山图片资料的补充，以及泸定桥视频的补充。因为这个题材离孩子比较远，而这些资料的补充，让孩子对当年有了一个了解，对这首诗的理解更加深入到位。怎么把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就是通过这样一篇一篇的课文让孩子们深深理解。革命题材的课文讲不好，就是把盐直接给你吃;讲得好，就是把盐融化在汤里，让你觉得这个汤非常有味，非常好喝，非常有营养。我觉得孙校长今天这节课就是这样一把盐—— 把红色基因润到了这一首诗中，让孩子们觉得这篇课文是如此有滋有味。我觉得如果每一个老师都能这样坚持，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定会深耕在学生心中。
唐婉：刚刚薛老师说革命传统文化价值是在一篇篇课文中。我在教学中的困惑是，如何用语文的方式来传承革命文化，将红色基因自然而然种进孩子心田。这是语文书中的一篇篇课文，该识的字要识，该写的字要写，该读的课文要读，该积累的语言要积累。如何寻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将言语实践与革命精神传承有机融合，直抵孩子内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线教学中，有的教师对课文不管不顾，仅把声、光、电等形式的补充资料硬塞给孩子，孩子看、听这些资料，肯定是能受到革命文化教育的，但语文的滋味在哪里呢？也有一些课堂，教师只是教一些高大上的定义和概念，并没有带着学生好好沉入文字，细细品读，最后学生记住的是空洞的概念，一些真正触动内心、蕴含精神的句子、场景、细节一点也没留下。
管建刚：关于革命文化教育，学生接受这样教育的前提是广大的一线老师对革命文化课文的认识。我看了陈先云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对革命传统文化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态度，“不要一提到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反感和抵触”。现在我们大概有45%的老师都在35周岁以下，这些老师是吃着小浣熊方便面，看着日本动画片长大的。这么一群老师本身对革命文化传统课程的认识，以及本身在革命文化传统教育中所受到的影响是怎样的，我们不能忽略。像吴永军教授今天所讲的，应该从一个很大的格局，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真是太有价值了。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这个革命是我们中国的事情。另外，听孙老师的课，我有两点印象特别深。第一个就是孙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一直讲“主席，主席”。第二个是孙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对于长征的历史事件几乎是“张口就来”。比如说，讲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我们都知道没有红三方面军，那如果仅仅是这样处理的话，学生肯定会有这个疑问：红三方面军到哪里去了啊？孙老师用了一句话解释——“红一和红三合并了”。看起来就是一句话，但是大量的一线老师教学到这里，我敢保证一定卡住了。所以，我们大量的一线老师，除了需要吴永军教授这样的世界格局，深入理解革命文化，同时，也需要对革命事件、革命文化进行学习梳理。可能很多年轻老师都没有看过《闪闪的红星》《林海雪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这些经典电影，这一块如果能够进行有效弥补，我觉得会对后面的教学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薛法根：大家遇到的问题，我概括成两个字就是——距离。第一个是老师对革命文化传统类题材的文章有距离，因为现在很多青年教师对于这类文章是比较陌生的。第二个是学生对这类文本有距离。那么，首先要解决教师对这类文本的距离，第一个是要了解时代背景，比如上《七律·长征》，我们要对长征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要能解答。所以革命文化教育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革命历史教育。不知史，你是很难来教这类题材的，这叫时代的距离，历史的距离。第二个应该是认知的距离，这个认知距离就是对我们价值观念的体认。第三个应该是情感的距离，也就是刚才管建刚老师说的，自己都不热爱，你就很难传递真情实感，很难打动孩子。所以，孙校长对毛泽东，对《七律·长征》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才能感动人，才能感染人。我们要在这类文本与老师和学生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以此来解决“距离”的问题。革命文化传统教育在语文教学当中，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呢？请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
王爱华：我对统编教材中的革命文化传统课文做了一个归类，第一是厚植爱国情怀，第二是坚定政党信念，第三是弘扬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是制高点，坚定政党信念是教学的核心点，弘扬革命精神是重难点。我觉得应该把握制高点、瞄准核心点、解决重难点。教师的实践智慧，我梳理了三条：第一是一定要体现学科的特性，强调价值认同的感受性，然后达到认知认同;第二是要彰显教者的智慧，就像孙老师这样，像杨德铸老师那样，要强调价值认同的示范性，实现情感认同;第三要联系当代生活，突出价值认同的现实性。要实现认同，我特别赞同昨天杨院长所讲的，他说我们可能一方面要敬爱这些革命领袖、革命家和先驱，但更要看到现在。比如，教《清贫》的时候，我们就要联系张桂梅、袁隆平这些人，他们怎样坚守这样清贫的生活，为国家做奉献。从语文学科的特性来说，重要的就是不要上成历史课。我特别欣赏今天杨老师的课，他说，不要总是介绍这么多的资料，要有选择地介绍。还有，不要上成政治课。杨老师教《十六年前的回忆》，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然后重点理解李大钊那句话——“我不能离开北京，我手头还有工作”。李大钊的这种精神品质是从哪里来的？要由学生自己阅读体悟出来。
唐婉：我谈谈拉近距离感的策略。第一，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在孙双金老师的课上，学生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孙老师先让学生说此时看到的是什么，是怎么想的，然后再看红军战士是怎么看、怎么想的。学生的情感被带入，在比较中，自然而然能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第二，让学生感受英雄是人，不是神。在《狼牙山五壮士》教学尾声，老师有这样一串追问：“难道这五位壮士一点儿也不想活下去吗？”“难道他们不想看到中国解放吗？”“难道他们不想和家人一起过幸福生活吗？”学生在追问中恍然大悟：这些英雄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普通人的诉求和情感，只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为更多人的幸福牺牲自我。面对英雄，不应该只是崇拜和仰视，我们要让孩子觉得英雄并不遥远，你我皆可成英雄。我看到咱们校园有一面文化墙叫“平凡而伟大”，里面是孩子和各行各业先锋的合影，有的就是孩子的父母。我们的教学也应追求这种英雄并不遥远的感觉，让孩子觉得英雄可望也可即。第三，在言语实践和革命精神之间，寻找一个交点，组织朗读或设置话题议论，让孩子们接近革命精神。我说一个低年级的教学案例——《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关于雷锋精神的传承，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截然分为两步完成，即先把课文讲读完，再专门讲雷锋的故事。如果把两部分有机融合，可以找怎样的点呢？我觉得可以围绕朗读，从“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这句话突破。第1～2自然段读完，补充说几个雷锋的故事，然后让学生把“哪里”换成雷锋做过好事的“车站”“公园”等地方来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把“雷锋”换成身边的一个人来读，疫情时期的逆行者、造方舱医院的建筑工人等，让学生们发现，原来雷锋一直都在，他就在我们身边。最后，让学生把“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中的“雷锋”换成“红领巾”，“哪里需要献出爱心，红领巾就出现在哪里”，在学生的相视一笑中，雷锋精神已无声浸润，如春风化雨，点点入心田。
管建刚：对大部分教师来讲，我最希望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把红色课文读好。今天三位老师读得都非常好，孙老师更是气势磅礴。因为我们大部分教师，小学毕业之后到了初中，就很少站起来有感情地朗读了，到了高中那更是没有机会了。等到毕业之后登上讲台，到了办公室，有没有经常进行有感情地朗读呢？所以，大量的一线教师的朗读还停留在小学水平。红色课文对学生的感染力，主要来自两个非常简单的手段，一是音视频的冲击，还有一个就是像孙老师这样来朗诵，把红色课文读得让人心潮起伏。
李伟平：第一，解决距离感，要提供背景资料来丰富表象，丰富认识;第二，要类比，革命题材的资料很多，我们要通过类比来比较它们的不同;第三，通过移情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把人物的情、教师的情移到学生身上去。今天孙校长讲得非常好，最后，不是叫学生去干什么，而是教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来面对困难，是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
吴永军：最好的策略是通过艺术的教育，因为艺术容易打动人心。刚才薛法根老师讲了情感距离，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激发情感？艺术是最好的激发情感的方法，所以艺术也是最好的道德教育的一种样式。譬如说激情地朗诵，播放长征组歌的音乐，特别是《东方红》，我非常喜欢。这些都是艺术形式，当然我们是语文，以语言文字的品析和朗诵为主。朗诵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薛法根：刚才我们探讨了革命文化教育的具体策略，昨天杨院长说，革命文化传统教育题材要教得站起来，教得活起来，教得热起来，要成为我们真正所热爱的，也能成为一个热潮，这是时代所趋。那么如何来进行这一类题材文本的教学呢？刚才谈了很多，都非常好。
我觉得有三个字，我们老师要牢牢地把握。第一个字是“读”。要读进去，入情入境深受感染。不管是朗读、诵读还是配乐的表演性地读，都是让学生通过读来感受文本中情感的力量。第二个字是“讲”。很多故事人物，我们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传下去。这个红色基因是怎么传的？口耳相传。所以我们要讲人物留下的故事。能讲好人物的故事，学生的语文能力也生长了。第三个字是“议”。要思考，要讨论，围绕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让孩子来发表自己的见解、认识，说说在这种讨论当中他们对价值观念的认知。这是对那些模糊思想的一种澄清，对英雄人物和自己生活的一种比较，由人及己。通过议论，学生才能真正发现，这种革命精神的本质是什么。认知革命文化的红色种子，这个种子是议论出来的，不是老师告诉他的。议论要把握三个话题：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你会怎么做？我想这样的一种追问，这样的一种讨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句话，革命文化教育非常重要，它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国家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革命中来的。知古鉴今才能更好地确定我们往哪里走，确定我们前行的方向，用杨院长的话叫“照亮未来”。第二句话，革命文化传统教育面向的是活生生的人，面向的是我们的小学生，他们和中学生、大学生和成人不一样，所以，为当代小学生奠定什么样的精神底色，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奠定这种红色的底色，这是我们教学实践探索的课题。第三句话，就是革命文化传统教育在语文课程当中应该有语文的表达，应该有语文的创造，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语文老师在语文课堂当中创造真正的有语文特性的革命文化教育。
[本文是在江蘇省小学语文主题教学论坛“统编教材中的红色教育”上的沙龙研讨实录，根据录音整理]
吴永军：各位老师好。我那天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我们都感觉得到，现在红色主题的活动很多，我非常愿意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刚才，孙双金校长上了示范课《七律·长征》，我听得热血沸腾。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如此突出革命文化教育，我认为它具有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第一，从整个近现代历史的展开过程来看，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中国革命。学理上有一个词叫现代性，整个近现代世界历史展开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革命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也好，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也好，国内独立战争也好，包括中国革命，它们其实都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古代不存在所谓革命，都是起义，例如斯巴达起义，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赋予它革命的名号？其实它是整个近现代世界历史范围的一个现象。各个殖民地国家争独立、争自由、争民主，它不是我们国家革命孤立的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我个人的观点是，要把今天的红色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放在世界范围内去看它的合理性、必然性，它的价值在于它的必然。
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史，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虚化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精神面貌。就像我们今天谈的红色基因，什么叫基因？我相信一旦成为基因，就会代代相传。它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缺少了革命基因，我们就不是当代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重提革命文化的必然性。
第三，从当下的中国现实来看，我们身处和平时期，远离战争。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现代化建设时期已经有40多年，在这40多年当中，我们可能会淡忘那段峥嵘岁月，那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独立、争自由的历史。特别是从我们当下社会网络流行的词语可以看出，类似“躺平、内卷”这类词，早已没有或者缺乏革命的斗争的英雄主义，缺乏不屈不挠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坚强意志。年轻一代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从现实的角度看，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进行中国革命文化传统教育。中国革命文化不仅仅包括革命战争时期，还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比如，我们今天看了课文《桥》里的党支部书记，不管在什么年代，我觉得只要是中国共产党人，他身上体现的这种精神是永恒的，哪怕过了一千年、一万年，只要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在，这种精神就是永恒的。既然它是永恒的，它就是必然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薛法根：非常感谢吴教授从世界现代历史、中国革命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三个视角来看革命文化教育的必然性。实际上，今天上午听了《少年中国说》，我觉得梁启超对于中国为什么是少年中国的理解，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以前都是朝代，它不是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就是成立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的中国是少年中国。这种革命文化背后的精神，其实就像我们国家一样，它是一种少年精神。这种少年精神，就是我们国家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集体、每一个个体都需要的。所以，革命文化教育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那就是要有一种少年精神，一种奋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在任何时期、任何时代它都是必然的，都是必须的，都是必要的。再次感谢吴教授给我们理论的指引。
下面，我们来探讨革命文化教育落实到语文课堂当中，它可能存在哪些关键的问题。因为任何教学的研究是针对问题的，我想请我们各位一线教研员和老师试想一下，孩子阅读这类题材的课文，老师来教学这类题材的课文，遇到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王爱华：在建党100周年倒计时100天的时候，我们南通教科院举办了革命作品教材的解读和教学的活动，对这学期下册统编教材当中的革命文化方面的课文进行了研讨。在研讨中，我感受到革命传统文化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认同。我们的孩子认同这种革命文化吗？革命文化崇高伟大，堪称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地，但让无数自我意识强、在蜜罐里成长的当代学生，对革命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认同是极具挑战性的。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之根，它比知识的获取更重要。革命传统的教育只有确立文化价值认同，才能凝神铸魂，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对革命传统文化的认同是这样界定的：它是学生通过阅读革命传统作品，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所形成的政治觉悟、革命斗争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的体认、接受并践行的过程。价值认同属于一个内化的范畴，它是从对国家意志教育要求的服从到对革命文化的主动接受，积极认可并同化的一个过程，最后再建构到个体价值体系的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活动。那么这个心理过程包括对革命文化价值的认知、认同和实践。我们都知道，认同是连接认知和实践的纽带，比如说，我们今天认识的《桥》里这位党支部书记，他是舍己为人的。认知了并不等于认同。未被认同的认知是空洞的、无根的、冷漠的，认同是实践的基础，没有认同的实践是被动的、短暂的、浅表的。那么，革命文化价值认同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基础的，只有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到革命文化价值的高度的统一，才能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薛法根：刚才王爱华老师提出了价值冲突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立世为人的哲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很多东西是不知不觉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是在某个关键的时候，从内心生发出来的那种价值观念、民族气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进行革命文化传统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当下孩子所面临的价值取向和我们革命传统文化当中的价值取向是有所不同的，这种冲突一定要把握住。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关于生和死的选择，任何时候，革命文化传统当中，最重要的是面临生和死的选择的时候，你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为谁而生，为谁而死，这是所有人都必须回答和思考的问题。 李伟平：是的，这是一个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刚才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是可以多元解读的，但是，在革命主题教育的教材当中，多元解读之后还是要回归核心的价值，回归到主体的价值。今天上午听了三堂课，三位执教老师是怎样将教学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的？比如说，《桥》就是党性与人性，我们是强调党性的，但是西方的哲学可能更强调人性。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矛盾不矛盾？最后我们回归到什么？我们也是讲人性的，但是，在党性和人性面前，我们的共产党员选择的是党性，先人后己，而且在最后当老支书讲亲情的时候，又是先儿子后自己。在党性和人性的矛盾冲突当中，要认识到我们党性的伟大。《十六年前的回忆》是女儿写父亲，那么这里边的矛盾冲突在什么地方？就是共产党人事业的责任心和家庭的责任心。我们不能说李大钊没有家庭的责任心，但是他在家庭的责任心和事业的责任心面前，选择了事业。在面对困难时，有些孩子会有畏难情绪，而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内外都有困难，那么在这样的困难面前，我们要教给孩子什么样的态度？应该用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这样一种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感染孩子，通过对比，感受理解，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所以，我觉得价值认同里，可以给学生引入一些价值冲突，但最后要回到核心的价值。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回”，不能光多元，最后找不到回归核心价值的路。
薛法根：这些價值都是藏在一篇篇文本当中的，所以革命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价值观念都在文本当中，是在一个个人物、一件件事当中生发出来的。
雷燕：刚才提到的这个价值，我非常认同。我们现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立德树人，这一切怎么来有效落实？红色基因其实就散落在一篇篇课文中，让孩子们在循序渐进、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将红色的基因深深扎根于心田。今天听到孙双金老师的课，我也是热血沸腾。我觉得这样的课堂对孩子理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豪迈主义，有永远铭记于心的作用。对于革命文化教材，我们的问题一定要基于孩子的认识。昨天听崔峦老师讲到以孩子、读者、教师三种身份读教材，今天认真听了孙双金老师的课之后，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比如提问“你走的最远的路是多少”，一个个问，让孩子觉得我走的远路算什么，红军走的是二万五千里路，而且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路，在这个路上还有无数的战斗。在这样的层层推进之中，因为联系了实际，孩子有了心理基础，所以这个时候的理解就特别深入，而且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讲到大渡桥时，孙老师问学生“你走过什么样的桥”，这是一座铁索桥，是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之下的一座铁索桥。因为基于孩子的基础，所以整节课我们没有感觉到孙老师把乐观主义精神硬塞给学生。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润物无声，这是一种浸润，是一种熏陶。所以，孩子在课堂上的理解特别到位。其次，我觉得除了基于孩子，孙老师对文本的解读功力深厚。课堂临结束时播放了大合唱，孙老师情不自禁跟着一起唱。我们唱了那么多红歌，但是今天这首红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安排得特别巧妙，是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这首歌，孩子不会忘记。还有基于资料的补充。比如关于“五岭”的资料补充，关于乌蒙山图片资料的补充，以及泸定桥视频的补充。因为这个题材离孩子比较远，而这些资料的补充，让孩子对当年有了一个了解，对这首诗的理解更加深入到位。怎么把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就是通过这样一篇一篇的课文让孩子们深深理解。革命题材的课文讲不好，就是把盐直接给你吃;讲得好，就是把盐融化在汤里，让你觉得这个汤非常有味，非常好喝，非常有营养。我觉得孙校长今天这节课就是这样一把盐—— 把红色基因润到了这一首诗中，让孩子们觉得这篇课文是如此有滋有味。我觉得如果每一个老师都能这样坚持，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定会深耕在学生心中。
唐婉：刚刚薛老师说革命传统文化价值是在一篇篇课文中。我在教学中的困惑是，如何用语文的方式来传承革命文化，将红色基因自然而然种进孩子心田。这是语文书中的一篇篇课文，该识的字要识，该写的字要写，该读的课文要读，该积累的语言要积累。如何寻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将言语实践与革命精神传承有机融合，直抵孩子内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线教学中，有的教师对课文不管不顾，仅把声、光、电等形式的补充资料硬塞给孩子，孩子看、听这些资料，肯定是能受到革命文化教育的，但语文的滋味在哪里呢？也有一些课堂，教师只是教一些高大上的定义和概念，并没有带着学生好好沉入文字，细细品读，最后学生记住的是空洞的概念，一些真正触动内心、蕴含精神的句子、场景、细节一点也没留下。
管建刚：关于革命文化教育，学生接受这样教育的前提是广大的一线老师对革命文化课文的认识。我看了陈先云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对革命传统文化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态度，“不要一提到革命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反感和抵触”。现在我们大概有45%的老师都在35周岁以下，这些老师是吃着小浣熊方便面，看着日本动画片长大的。这么一群老师本身对革命文化传统课程的认识，以及本身在革命文化传统教育中所受到的影响是怎样的，我们不能忽略。像吴永军教授今天所讲的，应该从一个很大的格局，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真是太有价值了。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这个革命是我们中国的事情。另外，听孙老师的课，我有两点印象特别深。第一个就是孙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一直讲“主席，主席”。第二个是孙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对于长征的历史事件几乎是“张口就来”。比如说，讲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我们都知道没有红三方面军，那如果仅仅是这样处理的话，学生肯定会有这个疑问：红三方面军到哪里去了啊？孙老师用了一句话解释——“红一和红三合并了”。看起来就是一句话，但是大量的一线老师教学到这里，我敢保证一定卡住了。所以，我们大量的一线老师，除了需要吴永军教授这样的世界格局，深入理解革命文化，同时，也需要对革命事件、革命文化进行学习梳理。可能很多年轻老师都没有看过《闪闪的红星》《林海雪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这些经典电影，这一块如果能够进行有效弥补，我觉得会对后面的教学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薛法根：大家遇到的问题，我概括成两个字就是——距离。第一个是老师对革命文化传统类题材的文章有距离，因为现在很多青年教师对于这类文章是比较陌生的。第二个是学生对这类文本有距离。那么，首先要解决教师对这类文本的距离，第一个是要了解时代背景，比如上《七律·长征》，我们要对长征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要能解答。所以革命文化教育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革命历史教育。不知史，你是很难来教这类题材的，这叫时代的距离，历史的距离。第二个应该是认知的距离，这个认知距离就是对我们价值观念的体认。第三个应该是情感的距离，也就是刚才管建刚老师说的，自己都不热爱，你就很难传递真情实感，很难打动孩子。所以，孙校长对毛泽东，对《七律·长征》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才能感动人，才能感染人。我们要在这类文本与老师和学生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以此来解决“距离”的问题。革命文化传统教育在语文教学当中，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呢？请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
王爱华：我对统编教材中的革命文化传统课文做了一个归类，第一是厚植爱国情怀，第二是坚定政党信念，第三是弘扬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是制高点，坚定政党信念是教学的核心点，弘扬革命精神是重难点。我觉得应该把握制高点、瞄准核心点、解决重难点。教师的实践智慧，我梳理了三条：第一是一定要体现学科的特性，强调价值认同的感受性，然后达到认知认同;第二是要彰显教者的智慧，就像孙老师这样，像杨德铸老师那样，要强调价值认同的示范性，实现情感认同;第三要联系当代生活，突出价值认同的现实性。要实现认同，我特别赞同昨天杨院长所讲的，他说我们可能一方面要敬爱这些革命领袖、革命家和先驱，但更要看到现在。比如，教《清贫》的时候，我们就要联系张桂梅、袁隆平这些人，他们怎样坚守这样清贫的生活，为国家做奉献。从语文学科的特性来说，重要的就是不要上成历史课。我特别欣赏今天杨老师的课，他说，不要总是介绍这么多的资料，要有选择地介绍。还有，不要上成政治课。杨老师教《十六年前的回忆》，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然后重点理解李大钊那句话——“我不能离开北京，我手头还有工作”。李大钊的这种精神品质是从哪里来的？要由学生自己阅读体悟出来。
唐婉：我谈谈拉近距离感的策略。第一，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在孙双金老师的课上，学生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孙老师先让学生说此时看到的是什么，是怎么想的，然后再看红军战士是怎么看、怎么想的。学生的情感被带入，在比较中，自然而然能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第二，让学生感受英雄是人，不是神。在《狼牙山五壮士》教学尾声，老师有这样一串追问：“难道这五位壮士一点儿也不想活下去吗？”“难道他们不想看到中国解放吗？”“难道他们不想和家人一起过幸福生活吗？”学生在追问中恍然大悟：这些英雄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普通人的诉求和情感，只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为更多人的幸福牺牲自我。面对英雄，不应该只是崇拜和仰视，我们要让孩子觉得英雄并不遥远，你我皆可成英雄。我看到咱们校园有一面文化墙叫“平凡而伟大”，里面是孩子和各行各业先锋的合影，有的就是孩子的父母。我们的教学也应追求这种英雄并不遥远的感觉，让孩子觉得英雄可望也可即。第三，在言语实践和革命精神之间，寻找一个交点，组织朗读或设置话题议论，让孩子们接近革命精神。我说一个低年级的教学案例——《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关于雷锋精神的传承，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截然分为两步完成，即先把课文讲读完，再专门讲雷锋的故事。如果把两部分有机融合，可以找怎样的点呢？我觉得可以围绕朗读，从“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这句话突破。第1～2自然段读完，补充说几个雷锋的故事，然后让学生把“哪里”换成雷锋做过好事的“车站”“公园”等地方来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把“雷锋”换成身边的一个人来读，疫情时期的逆行者、造方舱医院的建筑工人等，让学生们发现，原来雷锋一直都在，他就在我们身边。最后，让学生把“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中的“雷锋”换成“红领巾”，“哪里需要献出爱心，红领巾就出现在哪里”，在学生的相视一笑中，雷锋精神已无声浸润，如春风化雨，点点入心田。
管建刚：对大部分教师来讲，我最希望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把红色课文读好。今天三位老师读得都非常好，孙老师更是气势磅礴。因为我们大部分教师，小学毕业之后到了初中，就很少站起来有感情地朗读了，到了高中那更是没有机会了。等到毕业之后登上讲台，到了办公室，有没有经常进行有感情地朗读呢？所以，大量的一线教师的朗读还停留在小学水平。红色课文对学生的感染力，主要来自两个非常简单的手段，一是音视频的冲击，还有一个就是像孙老师这样来朗诵，把红色课文读得让人心潮起伏。
李伟平：第一，解决距离感，要提供背景资料来丰富表象，丰富认识;第二，要类比，革命题材的资料很多，我们要通过类比来比较它们的不同;第三，通过移情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把人物的情、教师的情移到学生身上去。今天孙校长讲得非常好，最后，不是叫学生去干什么，而是教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来面对困难，是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
吴永军：最好的策略是通过艺术的教育，因为艺术容易打动人心。刚才薛法根老师讲了情感距离，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激发情感？艺术是最好的激发情感的方法，所以艺术也是最好的道德教育的一种样式。譬如说激情地朗诵，播放长征组歌的音乐，特别是《东方红》，我非常喜欢。这些都是艺术形式，当然我们是语文，以语言文字的品析和朗诵为主。朗诵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薛法根：刚才我们探讨了革命文化教育的具体策略，昨天杨院长说，革命文化传统教育题材要教得站起来，教得活起来，教得热起来，要成为我们真正所热爱的，也能成为一个热潮，这是时代所趋。那么如何来进行这一类题材文本的教学呢？刚才谈了很多，都非常好。
我觉得有三个字，我们老师要牢牢地把握。第一个字是“读”。要读进去，入情入境深受感染。不管是朗读、诵读还是配乐的表演性地读，都是让学生通过读来感受文本中情感的力量。第二个字是“讲”。很多故事人物，我们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传下去。这个红色基因是怎么传的？口耳相传。所以我们要讲人物留下的故事。能讲好人物的故事，学生的语文能力也生长了。第三个字是“议”。要思考，要讨论，围绕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让孩子来发表自己的见解、认识，说说在这种讨论当中他们对价值观念的认知。这是对那些模糊思想的一种澄清，对英雄人物和自己生活的一种比较，由人及己。通过议论，学生才能真正发现，这种革命精神的本质是什么。认知革命文化的红色种子，这个种子是议论出来的，不是老师告诉他的。议论要把握三个话题：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你会怎么做？我想这样的一种追问，这样的一种讨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句话，革命文化教育非常重要，它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国家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革命中来的。知古鉴今才能更好地确定我们往哪里走，确定我们前行的方向，用杨院长的话叫“照亮未来”。第二句话，革命文化传统教育面向的是活生生的人，面向的是我们的小学生，他们和中学生、大学生和成人不一样，所以，为当代小学生奠定什么样的精神底色，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奠定这种红色的底色，这是我们教学实践探索的课题。第三句话，就是革命文化传统教育在语文课程当中应该有语文的表达，应该有语文的创造，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语文老师在语文课堂当中创造真正的有语文特性的革命文化教育。
[本文是在江蘇省小学语文主题教学论坛“统编教材中的红色教育”上的沙龙研讨实录，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