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大国医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论式著作，也成就了他“最痛苦”的一段写作经历。
　　
　　最近，朱幼棣这位刚刚退休的国务院研究室前司长，因为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医改》的书，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本接近400页、40万字的著作，处处直击中国医疗乱象之后的利益链条；这本书“是在为中国医改刮骨疗毒”。《大国医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论式著作，也成就了他“最痛苦”的一段写作经历。
　　在文汇报编辑独家采访版面时候，曾多次向朱幼棣约稿，记得有篇稿件有三四万字之巨，说的是“全球变暖”问题。身在京城中枢的他，心情焦急“铺天盖地”地写来，当时东海之滨的我，却无深切体会。再说稿件真是长，若全文刊发，一次性“卖”给他4个版都发不完，一个月独家采访4个版面都姓“朱”，也不行。后来是摘发了其中一节，其余的只能“璧还”，真是对不住老朋友了。如今的“全球变暖”，已是公共“知道分子”和老百姓的口头语。由此可见朱幼棣当年之思的辽远了。
　　没有公务车的，大众“相当陌生”的司长朱幼棣，参加过不少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深谙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我看到的，是最核心的事实”。两年前的夏天，朋友们就“怂恿”他为医疗体制改革“写点什么”，“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作为资深的记者，作为严谨的官员，拒绝并不代表他对这个问题无话可说，更可能是有太多的话要说。他不写的原因是：“医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专家就靠这个吃饭，哪个部门给他们课题经费，他们就帮这个部门说话，忽悠老百姓也忽悠领导。”他说，“我可不想卷到里面去”。
　　从1983年开始，朱幼棣进入新华社，开始其“高级幕僚”的仕途。1995年，朱幼棣任职新华社政治室主任，从2001年开始担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这位司长的父亲，2002年住进了一家“有如大型超市”的三甲医院。治疗期间，主治医生问朱幼棣的妹妹借过车去上课，医院每隔一两天就通知交钱，“否则停药”。药是没有停过，但78岁的老人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大输液，心脏不堪重负，出现心衰症状，最后挂着针去世，其时病房里没有医生。身受切肤之痛的朱幼棣由此发问：“也许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搞清医药和卫生的真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02年就要发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的朱幼棣，在两年前，也就是2009年，在公开场合的回答是“不想卷到里面去”。不卷进去，不等于没有“想出问题”，不等于没有“想清楚问题”。容我猜测，“不卷进去”的原因是很常识化的，那时的他，在职，未退。
　　这涉及到医疗体制之外的另一个表述体制问题。前车有鉴。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说了句大实话：“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卫生部就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比如医院、床位、人均预期寿命等等“硬指标”的增加。新闻见报后，引来的是社会沉默，无人喝彩。有形容：热衷于言辞的辩论，行鸵鸟之姿，仿佛问题能在口舌之间烟消云散。此后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追问和辩难一直没有停歇，
　　医疗卫生改革与其他行业一样，其弊病根源在于医疗卫生体制长期以来矛盾、混乱与痉挛着的“老病灶”本身。当年“不想卷到里面去”的朱幼棣，对上述情景了如指掌。两年后“退”了的他，在《大国医改》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既然医疗卫生的‘硬指标’一律飙升，那‘不成功’一定是‘软实力’，是体制机制上的原因。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2010年“两会”上，“看病难、看病贵”，与房价过快上涨、教育改革，并列为反映最集中、最强烈的三大“突出问题”。中央电视台做了专题节目，在黄金时间播出。主持人白岩松说，方案“都是中国字，连在一起却没太读懂”，直言文本“专、绕、涩、大、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是北大医改方案的起草者，表示赞同，表达了“与普通公众并无二致的看法”。
　　有言，医疗体制准备“再挨骂20年”，那时朱幼棣的岁数，也将超过自己父亲住进“大型超市医院”的年龄了。20年间，朱幼棣和我辈，因吃五谷杂粮，身体这部机器老病进几次医院，大抵是肯定的。如在无奈之外论及坦然，那就是我们大声地为民众的医疗改革反复地呼喊过，犹如那古老的诗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暄”，为的是“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