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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局并不能同时执行两个目标，即使电脑网络安全又从同一个网络积累信息。在我们认可谷歌有很严重的有关安全问题的同时，我们不觉得美国国家安全局是最合适的外界帮助。”
“我听说过关于中国绿坝的事，当时我想，‘哇，我真想得到它，那是个非常棒的合同!”’互联网过滤Cybersitter母公司Solid Oak Software的总裁米尔本(Brian Milburn)说。之后，他收到关于绿坝的消息是，一个声称在中国政府工作的人发匿名电子邮件，声称该软件利用从Cybersitter偷来的代码。
“你知道我们这儿一直收到垃圾信息，说实话，我把它删掉了。”米尔本说。他说雇员也收到了信息，打开邮件发现一份来自密歇根大学的报告的链接，“我们看到他们发表的关于绿坝代码的信息，就知道是我们的，非常清楚，逐字逐句都一样。”米尔本说，去年夏天发现以后又有别的报告证实了密歇根大学的材料，于是他的律师寄给安装绿坝软件的电脑公司要求终止使用的信函。
2010年1月5日，Solid Oak的律師在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起诉中国制造绿坝的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和大正人类语言技术研究所以及索尼、东芝、联想、宏基、华硕、明基和海尔集团等7家公司。诉讼声称Cybersitter的3000多横代码被偷，要求22亿美元赔偿费。
1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向中国工信部转达了媒体疑问，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软件的知识产权”。工信部和电脑公司尚未正式发表回应诉讼的声明。据悉，金惠的总经理张晨民表示：“绿坝与美国公司软件的黑名单地址库确有‘类似之处’，但是我们没偷他们的软件代码!”
问题是，“黑名单”代码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名单。米尔本说他的数据库有470万黄色网站的网址，但是他的“黑名单”包括以字和字合并的过滤挡住大多网站的代码。
这种软件在美国非常普遍，通常为有孩子的家庭设计。据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计划的研究报告，超过50％有青少年的家庭利用商用的互联网过滤技术。米尔本说典型的顾客是拥有保守价值观的父母，类似中国传统思维的家庭。“无论在哪里，家长就是家长，他们都关心孩子在互联网可以存取的内容。”米尔本说，他会向顾客提示过滤的限制。
“我们长期跟家长说的，就是我们从来不想让我们的产品成为保姆，不想让我们的产品代替好的抚养。”他的公司也卖一些让用户偷偷跟踪在别的键盘上打的字和其他电脑在线活动的产品。“许多成年人买这个监视他们的配偶。”他说，“它是一个监视程序，本来意图满足担忧大一点的孩子犯罪、陷入麻烦、与不好的人联系或在网上遇见不应该见到的人等问题的家长需要。”
只对孩子有效
超过90％的美国公立学校联合利用互联网过滤与学校自己设计的互联网安全策略。这是学校收到联邦政府资金买技术的两个条件。
“从过滤的角度来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明，是否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事情由当地社区决定，因此委员会没有指定哪些过滤应该用。”E-Rate的专家希姆斯沃思(Winston Himsworth)说。这个政府项目分配技术资金给学校和图书馆买技术。“尽管没有法律精神，但如果要挡住一个网站的过滤，严格来说你还得顺从法律。”
美国唯一要求互联网审查的联邦法律是2001年制定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法律的原意是挡住色情产品。过去的几个法律被推翻，是南于对自由言论和互联网过滤只挡住色情作品的能力的担心。
美国的审查在地方层面进行。不过，学校以过滤方式挡住的不止黄色网站。他们限制社交网站、游戏、暴力和支持仇恨、毒品利用、歧视等网页。
但是有的教育区出于某种价值观的角度限制网站浏览，则被起诉。2009年，由于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的诉讼，田纳西州的两个教育区同意不再过滤支持同性恋问题的网站。诉讼声称，因为学生只能浏览反对同性恋的网站，学校显然对此有偏见。
过滤软件的用户能够调整设置，但是因为软件公司不让顾客看“黑名单”，学校会陷入法律责任的问题。决定大多数审查内容的是过滤软件的制造者，但公共研究表明，过滤程序倾向挡住太多或太少的内容。并且近十年以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包括中国)使用国家性的过滤系统，作为回应，规避技术有了快速的发展。
因此《儿童互联网保护法》要求学校实施互联网安全政策。允许学生上网之前，不少学校让家长签属同意书，强迫家长和老师不仅仅依赖技术。
“孩子到青少年时期，实际上没有任何有效果的过滤或限制系统。”互联网安全和责任使用中心的执行董事南希·威拉德说。“因此我们必须做的是，集中注意力保证孩子做出好的选择。”威拉德强调在教室内外，老师、家长和孩子需要对互联网使用的责任有共同的理解。
据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计划调查，在12到17岁的美国人中，77％在学校上网，69％在家里有自己的电脑和超过3／4拥有手机、iPod、mp3和博弈控制台等可上网的设备。因此，跟中国孩子不同，美国学生不习惯去网吧。研究报道总结：“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习惯越来越移动化。”调查也提出对孩子的威胁不限于消极的内容。32％的青少年承认曾在网上遇到骚扰，1／4的人有过因为陌生人联系他们而“感到害怕或不舒服”。
也许互联网对孩子最大的危险在于社交的功能，尤其那些允许远程跟踪的设备。利用过滤技术可以给那些不理解孩子使用的技术的家长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美国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尽量以技术限制人获取信息。”威拉德说，“我认为这只对孩子有效，但不适用其他人。”
商业网络管理
“一般来说，监测的威胁有助于减少那些轻浮的行为，”密歇根大学商业学院管理系主任和教授安德鲁(Andrew Urbaczewski)说。“我们看到中国有‘防火墙’，但人们如果想收到其他国家的东西照样可以收到。”他估计3／4的美国公司采用互联网过滤技术，但理由不仅是避免雇员浪费时间。
1994年互联网首次成为可用的商务工具，互联网过滤保护带宽，后束成为防止诉讼的工具。当时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等组织积极起诉非法下载音乐、电影等有版权保护材料的个人。公司不想被认定是这种行为的同谋者。“如果在公司的邮件网络上允许色情笑话的传递，看起来就像是他们有同谋行为。”安德鲁说：
今天许多公司以互联网过滤防范工业间谍的活动。与公立学校不同，在美国的法律下，企业主不必告诉雇员互联网监测的政策，但大多数公司的负责人选择公开。“在法律上，如果把政策保密，公司处于比较安全的位置。”他说，“不过，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实施保密政策公司的雇员很难长期为公司服务。”
据安德鲁研究，在互联网监测的情况下，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为了保证工作场所的审查成功，需要组织文化的配合。在鼓励保密的文化如军队、情报局或“臭名昭著保密”的苹果电脑公司里，雇员对此可以正常接受。
“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监测介绍到图书馆、大学或你们这样的杂 志，也就是那些建立在真理追求上的组织，这真的不符合公司的文化。你就会看到雇员反馈的许多消极结果，他们减少组织性的公民行为，对组织缺乏承诺感，更有可能辞去工作。”
从1996年的《通信法》以来，美国产生过更大范围关于过滤的辩论，针对在通信的领域内传统上仅有几家公司垄断的状况，该法律鼓励更多的竞争，人们必须分享网络。
美国的互联网主要以自由市场的原则发展，但是市场进入的高费用限制了新的参与者。有些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尝试提供分层服务，给高收入客户更高的带宽，建立一种为用户和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者基于经济条件的过滤。观察人士担忧，在信息经济的背景下，这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对于一个缺乏更多法规的国家网络系统、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搜索引擎可能为了提升自己伙伴的商业服务而抑制竞争
这不是第一次有关公共网络的辩论。同样的问题也曾针对铁路和电话系统，也就是整个社会依靠统一的系统提供服务，但那些投资发展私人网络公司的是否应该成为唯一主业?
自2004年以来，美国媒体就在谈论“网络中立”的概念，这基本上意味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能干涉用户接受信息和应用程序等能力
奥巴马政府支持“网络中立”，2009年10月提出一个意图避免分层服务这类问题的计划。不过，4月初美国法院的一个判例，使“网络中立”难以实现。
从商业的角度看，“网络中立”的反对者说，还没导致破坏的东西不必修改，如Ronald May，自由国家基金会、这个有关自由市场的智库主席说。“严格反偏见的禁令可能会妨碍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应消费者需求而创新的商业尝试。”他近日在《在线国家评论》上说。
这是自由市场和管理的碰撞，竞争文化和平均主义的冲突。政治家和商业领袖凭自己的价值观和竞争的利益包括他们的底线来决定。不过，是否考虑到公司文化和整个文化受到影响是另一回事。
“对于工作所在地的互联网过滤，”安德鲁说，“我认为公司这样做，主要因为法律允许，而不去努力思考这是否符合他们组织的文化或是否抑制雇员的创造性。”
审查VS隐私
言论自由一直被载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到20世纪初美国人还没通过法律行动保护这项权利。直到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简称：美公联)开始行动。
1917年到1920年第一次“红色恐慌”中，美国政府对反战人士，包括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主动禁声、监禁和驱逐出境。美公联帮助许多人走出监狱，并保护工会和世界工人组织举行不被干扰的会议。从此，美公联积极参与公民权利的问题，如今天新兴技术的法律纠纷。
美公联北加州分会的技术和公民自由的研究员康利(Chris Conley)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更新1986年的《电子交通保护法》。美公联跟几个同類的组织和大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微软公司和谷歌一起合作鼓励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国会修改法律。
但美公联并不是因与大公司合作而著名，反而大公司更习惯将他们视作隐私和言论自由投诉的目标，尤其是谷歌。
最近的反对，就与谷歌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关系有关，据报道，谷歌要求美国最大的情报局帮助分析网络，这个关系在美国媒体和社会引起很多关注。《华盛顿邮报》写到：“在网络安全演化的局面中，这个合作关系触及政府与私人企业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如何使隐私和国家安全利益平衡。”
美公联对此强烈反对。康利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并不能同时执行两个目标，即使电脑网络安全又从同一个网络积累信息，在我们认可谷歌有很严重的有关安全问题的同时，我们不觉得美国国家安全局是最合适的外界帮助。”
这个隐私的问题跟谷歌成功的一个原因有直接关系。谷歌保留数据库每一个在IP地址的浏览历史的纪录以及其它隐私信息，几乎所有搜索引擎保留纪录，方便做个人化的搜索。但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这类情报局的手中，这些信息很容易方便监视公民的行为。
谷歌曾拒绝满足为政府提供IP地址这类个人信息的要求，但公民权利提倡者仍对谷歌项目表示担忧，譬如本来意图创造世上最大图书馆的谷歌阅读器。
“谷歌不单有监督你买东西的能力，而且可以监督你多久一次读这些书、你看到哪页、在页边打字的笔记等等，所有这些信息可以积累保存。”康利说，“我们认为阅读记录非常敏感，这是人们学习政治和宗教等隐私话题的方式。”
为了减少对数据使用的担忧，4月20日谷歌推行一款新工具，列明各国政府的要求数量，要求内容包括消除信息、提供数据等方面，以及谷歌的服从率。从去年7月1日到12月31日，提交要求最多的政府是巴西，共有291项。美国政府123个，谷歌服从80％以上。这两个国家也做出3500个以上的数据要求，不少跟刑事调查有关。因为被认为涉及国家秘密，中国政府的要求数量没有公布，谷歌率先这样做，据称目的是为使各国政府的活动更透明。
与政府审查的要求相比，谷歌在美国主要的问题是隐私的要求，也就是言论自由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审议并不限于谷歌，所有的技术公司必须遵从所在国的法律，寻找在当地文化中自己的角色。
无论是大国际搜索引擎还是小家族企业如与绿坝发生纠纷的Solid Oak Software，他们只能采取那些认为需要的措施预防自己的利益被过滤，但是某一个文化中看似必然的措施不一定适合另一个文化。
谷歌曾拒绝满足为政府提供IP地址这类个人信息的要求，但公民权利提倡者仍对谷歌项目表示担忧，譬如本来意图创造世上最大图书馆的谷歌阅读器。
“我听说过关于中国绿坝的事，当时我想，‘哇，我真想得到它，那是个非常棒的合同!”’互联网过滤Cybersitter母公司Solid Oak Software的总裁米尔本(Brian Milburn)说。之后，他收到关于绿坝的消息是，一个声称在中国政府工作的人发匿名电子邮件，声称该软件利用从Cybersitter偷来的代码。
“你知道我们这儿一直收到垃圾信息，说实话，我把它删掉了。”米尔本说。他说雇员也收到了信息，打开邮件发现一份来自密歇根大学的报告的链接，“我们看到他们发表的关于绿坝代码的信息，就知道是我们的，非常清楚，逐字逐句都一样。”米尔本说，去年夏天发现以后又有别的报告证实了密歇根大学的材料，于是他的律师寄给安装绿坝软件的电脑公司要求终止使用的信函。
2010年1月5日，Solid Oak的律師在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起诉中国制造绿坝的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和大正人类语言技术研究所以及索尼、东芝、联想、宏基、华硕、明基和海尔集团等7家公司。诉讼声称Cybersitter的3000多横代码被偷，要求22亿美元赔偿费。
1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向中国工信部转达了媒体疑问，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充分尊重软件的知识产权”。工信部和电脑公司尚未正式发表回应诉讼的声明。据悉，金惠的总经理张晨民表示：“绿坝与美国公司软件的黑名单地址库确有‘类似之处’，但是我们没偷他们的软件代码!”
问题是，“黑名单”代码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名单。米尔本说他的数据库有470万黄色网站的网址，但是他的“黑名单”包括以字和字合并的过滤挡住大多网站的代码。
这种软件在美国非常普遍，通常为有孩子的家庭设计。据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计划的研究报告，超过50％有青少年的家庭利用商用的互联网过滤技术。米尔本说典型的顾客是拥有保守价值观的父母，类似中国传统思维的家庭。“无论在哪里，家长就是家长，他们都关心孩子在互联网可以存取的内容。”米尔本说，他会向顾客提示过滤的限制。
“我们长期跟家长说的，就是我们从来不想让我们的产品成为保姆，不想让我们的产品代替好的抚养。”他的公司也卖一些让用户偷偷跟踪在别的键盘上打的字和其他电脑在线活动的产品。“许多成年人买这个监视他们的配偶。”他说，“它是一个监视程序，本来意图满足担忧大一点的孩子犯罪、陷入麻烦、与不好的人联系或在网上遇见不应该见到的人等问题的家长需要。”
只对孩子有效
超过90％的美国公立学校联合利用互联网过滤与学校自己设计的互联网安全策略。这是学校收到联邦政府资金买技术的两个条件。
“从过滤的角度来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表明，是否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事情由当地社区决定，因此委员会没有指定哪些过滤应该用。”E-Rate的专家希姆斯沃思(Winston Himsworth)说。这个政府项目分配技术资金给学校和图书馆买技术。“尽管没有法律精神，但如果要挡住一个网站的过滤，严格来说你还得顺从法律。”
美国唯一要求互联网审查的联邦法律是2001年制定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法律的原意是挡住色情产品。过去的几个法律被推翻，是南于对自由言论和互联网过滤只挡住色情作品的能力的担心。
美国的审查在地方层面进行。不过，学校以过滤方式挡住的不止黄色网站。他们限制社交网站、游戏、暴力和支持仇恨、毒品利用、歧视等网页。
但是有的教育区出于某种价值观的角度限制网站浏览，则被起诉。2009年，由于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的诉讼，田纳西州的两个教育区同意不再过滤支持同性恋问题的网站。诉讼声称，因为学生只能浏览反对同性恋的网站，学校显然对此有偏见。
过滤软件的用户能够调整设置，但是因为软件公司不让顾客看“黑名单”，学校会陷入法律责任的问题。决定大多数审查内容的是过滤软件的制造者，但公共研究表明，过滤程序倾向挡住太多或太少的内容。并且近十年以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包括中国)使用国家性的过滤系统，作为回应，规避技术有了快速的发展。
因此《儿童互联网保护法》要求学校实施互联网安全政策。允许学生上网之前，不少学校让家长签属同意书，强迫家长和老师不仅仅依赖技术。
“孩子到青少年时期，实际上没有任何有效果的过滤或限制系统。”互联网安全和责任使用中心的执行董事南希·威拉德说。“因此我们必须做的是，集中注意力保证孩子做出好的选择。”威拉德强调在教室内外，老师、家长和孩子需要对互联网使用的责任有共同的理解。
据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计划调查，在12到17岁的美国人中，77％在学校上网，69％在家里有自己的电脑和超过3／4拥有手机、iPod、mp3和博弈控制台等可上网的设备。因此，跟中国孩子不同，美国学生不习惯去网吧。研究报道总结：“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习惯越来越移动化。”调查也提出对孩子的威胁不限于消极的内容。32％的青少年承认曾在网上遇到骚扰，1／4的人有过因为陌生人联系他们而“感到害怕或不舒服”。
也许互联网对孩子最大的危险在于社交的功能，尤其那些允许远程跟踪的设备。利用过滤技术可以给那些不理解孩子使用的技术的家长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美国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尽量以技术限制人获取信息。”威拉德说，“我认为这只对孩子有效，但不适用其他人。”
商业网络管理
“一般来说，监测的威胁有助于减少那些轻浮的行为，”密歇根大学商业学院管理系主任和教授安德鲁(Andrew Urbaczewski)说。“我们看到中国有‘防火墙’，但人们如果想收到其他国家的东西照样可以收到。”他估计3／4的美国公司采用互联网过滤技术，但理由不仅是避免雇员浪费时间。
1994年互联网首次成为可用的商务工具，互联网过滤保护带宽，后束成为防止诉讼的工具。当时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等组织积极起诉非法下载音乐、电影等有版权保护材料的个人。公司不想被认定是这种行为的同谋者。“如果在公司的邮件网络上允许色情笑话的传递，看起来就像是他们有同谋行为。”安德鲁说：
今天许多公司以互联网过滤防范工业间谍的活动。与公立学校不同，在美国的法律下，企业主不必告诉雇员互联网监测的政策，但大多数公司的负责人选择公开。“在法律上，如果把政策保密，公司处于比较安全的位置。”他说，“不过，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实施保密政策公司的雇员很难长期为公司服务。”
据安德鲁研究，在互联网监测的情况下，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影响。为了保证工作场所的审查成功，需要组织文化的配合。在鼓励保密的文化如军队、情报局或“臭名昭著保密”的苹果电脑公司里，雇员对此可以正常接受。
“如果我们把互联网监测介绍到图书馆、大学或你们这样的杂 志，也就是那些建立在真理追求上的组织，这真的不符合公司的文化。你就会看到雇员反馈的许多消极结果，他们减少组织性的公民行为，对组织缺乏承诺感，更有可能辞去工作。”
从1996年的《通信法》以来，美国产生过更大范围关于过滤的辩论，针对在通信的领域内传统上仅有几家公司垄断的状况，该法律鼓励更多的竞争，人们必须分享网络。
美国的互联网主要以自由市场的原则发展，但是市场进入的高费用限制了新的参与者。有些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尝试提供分层服务，给高收入客户更高的带宽，建立一种为用户和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者基于经济条件的过滤。观察人士担忧，在信息经济的背景下，这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对于一个缺乏更多法规的国家网络系统、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搜索引擎可能为了提升自己伙伴的商业服务而抑制竞争
这不是第一次有关公共网络的辩论。同样的问题也曾针对铁路和电话系统，也就是整个社会依靠统一的系统提供服务，但那些投资发展私人网络公司的是否应该成为唯一主业?
自2004年以来，美国媒体就在谈论“网络中立”的概念，这基本上意味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能干涉用户接受信息和应用程序等能力
奥巴马政府支持“网络中立”，2009年10月提出一个意图避免分层服务这类问题的计划。不过，4月初美国法院的一个判例，使“网络中立”难以实现。
从商业的角度看，“网络中立”的反对者说，还没导致破坏的东西不必修改，如Ronald May，自由国家基金会、这个有关自由市场的智库主席说。“严格反偏见的禁令可能会妨碍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应消费者需求而创新的商业尝试。”他近日在《在线国家评论》上说。
这是自由市场和管理的碰撞，竞争文化和平均主义的冲突。政治家和商业领袖凭自己的价值观和竞争的利益包括他们的底线来决定。不过，是否考虑到公司文化和整个文化受到影响是另一回事。
“对于工作所在地的互联网过滤，”安德鲁说，“我认为公司这样做，主要因为法律允许，而不去努力思考这是否符合他们组织的文化或是否抑制雇员的创造性。”
审查VS隐私
言论自由一直被载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到20世纪初美国人还没通过法律行动保护这项权利。直到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简称：美公联)开始行动。
1917年到1920年第一次“红色恐慌”中，美国政府对反战人士，包括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主动禁声、监禁和驱逐出境。美公联帮助许多人走出监狱，并保护工会和世界工人组织举行不被干扰的会议。从此，美公联积极参与公民权利的问题，如今天新兴技术的法律纠纷。
美公联北加州分会的技术和公民自由的研究员康利(Chris Conley)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更新1986年的《电子交通保护法》。美公联跟几个同類的组织和大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微软公司和谷歌一起合作鼓励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国会修改法律。
但美公联并不是因与大公司合作而著名，反而大公司更习惯将他们视作隐私和言论自由投诉的目标，尤其是谷歌。
最近的反对，就与谷歌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关系有关，据报道，谷歌要求美国最大的情报局帮助分析网络，这个关系在美国媒体和社会引起很多关注。《华盛顿邮报》写到：“在网络安全演化的局面中，这个合作关系触及政府与私人企业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如何使隐私和国家安全利益平衡。”
美公联对此强烈反对。康利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并不能同时执行两个目标，即使电脑网络安全又从同一个网络积累信息，在我们认可谷歌有很严重的有关安全问题的同时，我们不觉得美国国家安全局是最合适的外界帮助。”
这个隐私的问题跟谷歌成功的一个原因有直接关系。谷歌保留数据库每一个在IP地址的浏览历史的纪录以及其它隐私信息，几乎所有搜索引擎保留纪录，方便做个人化的搜索。但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这类情报局的手中，这些信息很容易方便监视公民的行为。
谷歌曾拒绝满足为政府提供IP地址这类个人信息的要求，但公民权利提倡者仍对谷歌项目表示担忧，譬如本来意图创造世上最大图书馆的谷歌阅读器。
“谷歌不单有监督你买东西的能力，而且可以监督你多久一次读这些书、你看到哪页、在页边打字的笔记等等，所有这些信息可以积累保存。”康利说，“我们认为阅读记录非常敏感，这是人们学习政治和宗教等隐私话题的方式。”
为了减少对数据使用的担忧，4月20日谷歌推行一款新工具，列明各国政府的要求数量，要求内容包括消除信息、提供数据等方面，以及谷歌的服从率。从去年7月1日到12月31日，提交要求最多的政府是巴西，共有291项。美国政府123个，谷歌服从80％以上。这两个国家也做出3500个以上的数据要求，不少跟刑事调查有关。因为被认为涉及国家秘密，中国政府的要求数量没有公布，谷歌率先这样做，据称目的是为使各国政府的活动更透明。
与政府审查的要求相比，谷歌在美国主要的问题是隐私的要求，也就是言论自由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审议并不限于谷歌，所有的技术公司必须遵从所在国的法律，寻找在当地文化中自己的角色。
无论是大国际搜索引擎还是小家族企业如与绿坝发生纠纷的Solid Oak Software，他们只能采取那些认为需要的措施预防自己的利益被过滤，但是某一个文化中看似必然的措施不一定适合另一个文化。
谷歌曾拒绝满足为政府提供IP地址这类个人信息的要求，但公民权利提倡者仍对谷歌项目表示担忧，譬如本来意图创造世上最大图书馆的谷歌阅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