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应该是"合力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应把"九评"、"一论"、"再论"再当成新的"凡是";"九评"也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将赫鲁晓夫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未必合适。苏共的衰亡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苏共的蜕变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发展过程。苏共在国内建设上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主要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总体看还是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对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以"南方谈话"为代表,他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再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准。从整体上认识把握苏联解体,就应按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尖锐提出过的那句名言行事,即拒绝"邪路",也不走"老路",而要走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