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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红色起点在上海出现？中共中央为什么长期在上海？上海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11月18日，第十六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虹口区海派文化中心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海派文化中的红色基因”，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浦东作家协会副主席朱少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钱乃荣等专家学者到场发言，多方面多角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上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源头
第一个做主旨演讲的是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熊月之先生，他的题目是“近代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红色资源特点”。
上海红色基因为什么会那么浓厚？熊月之先生一上来就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租界，是全国25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25倍。近代中国存在26个租界，只有2个是公共租界（另一个是厦门的鼓浪屿），公共租界牵涉到众多国家的利益。在中国这两个公共租界中，鼓浪屿的公共租界和上海不能相提并论，鼓浪屿租界比上海公共租界晚58年，面积仅是上海公共租界的6.7%。
下图：熊月之强调中共在上海的创立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城市。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立，熊月之强调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城市。“共产党以苏联为榜样，苏联是在城市里面闹革命的，因此中国革命一开始选定的目标就是城市，”熊月之说，“而在中国，第一座大城市就是上海。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在高度移民的城市里活动比较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革命中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都是知识分子，很多人还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只眼睛看着西方，一只眼睛看着中国，他们是中国最早觉悟的人。那么上海为什么聚集那么多的留学生？因为全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比上海更适合海归生活。”
上海还有发达的交通系统和便捷的通信系统、组织系统。共产党人发动民众，是一群一群发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个地方的组织性。近代上海是有组织的社会，这种组织有利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同乡组织、同业组织，也包括帮会组织，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要在短时间内发动那么多人起来是不可能的。
最后一点，可利用的缝隙。上海并不是革命根据地，但在1949年以前的28年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在上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革命者可以利用上海的缝隙效应。华洋混居为共产党和国际人士在此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六个系统，哪个系统都不可或缺。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徐建刚认为，上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源头，中国共产党将近一百年，上海开埠170多年，两者之间时间上交融，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亦可相互交融。
据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遗迹约657处，现在存下来的有遗迹可考的440处。从时间看，党史资源涉及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其中，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史的遗址遗迹最丰富，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其中黄浦区有125处，静安区101处，虹口区92处，杨浦区83处。
上海的红色革命遗迹不仅数量多，而且分量重，保护级别高。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在上海活动地点可以考证的42处，考证下来的结果是，会址机关有23处，主要领导人固定的住所有5处，党的宣传机构有14处。
上海开创了很多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源头很多是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在陈独秀家里诞生，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个刊物《共产党》，还有第一所干部学校、第一个工会、第一个工人刊物、第一个妇女学校、第一家出版社…… 提到红色文化，我们脑海里浮现的，通常是革命志士在风云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场景，至全国解放为止。在徐建刚看来，这条无形的线条束缚了我们的认识。“现在的研究好像不由自主把1949年作为一条线，其实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先进文化和海派文化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中断。上海的工匠精神、夹缝精神、鸡毛飞上天的精神，这些可能只有在上海海派文化传统当中才会有新的发展。”
海派文化研究能不能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扩大延伸，比如注意到浦东开放开发和海派文化之间的联系？如果可以，那就大大拓展了海派文化中的红色基因的研究方法。
进步文化的策源地
下午的研讨会进入分阶段发言交流阶段，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海派文化中心主任徐明，他研究的题目为“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与进步文化策源”。
自上海开埠以来，历经数十年发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越来越繁华，但同时也越来越拥挤，租界当局便主导推动越界筑路，虹口方向最重要的一条路便是北四川路，从海宁路一直延伸到虹口公园，使原本仅有约3000亩土地的公共租界北区一下子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市政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发展改进。苏州河上从原先仅有摆渡发展到桥闸，从木桥发展到钢桥，路面越修越宽，承重越来越强，为人力、畜力交通向机械、电气动力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商电车公司从静安寺到外滩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引起的轰动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地铁通车。就在当年，始发于静安寺的1路电车跨过外白渡桥，沿着北四川路，经过租界和越界筑路区域。
下图：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海派文化中心主任徐明。
还有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邓颖超主编的《支部生活》、张闻天主编的《红旗周报》等等，这些早期党报党刊，敢为人先精心策划，既奠定了我国党报党刊的优良传统，又使海派文化增添了新的亮点。这种可贵的精神，对于今天所有媒体人仍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海派文化孕育了红色基因，让中国共产党从上海走出并发展壮大，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海派文化以及红色传统，也为了开创新时代“海派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上海，海纳百川，奔流不息，这是红色底蕴与海派气质的再融合，在当代重新唤醒“红色基因”，洋溢海派风华，我们将迎来一个历经时代洗礼而又愈发神采奕奕的上海。
11月18日，第十六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虹口区海派文化中心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海派文化中的红色基因”，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浦东作家协会副主席朱少伟、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钱乃荣等专家学者到场发言，多方面多角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上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源头
第一个做主旨演讲的是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熊月之先生，他的题目是“近代上海城市集聚功能与红色资源特点”。
上海红色基因为什么会那么浓厚？熊月之先生一上来就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租界，是全国25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25倍。近代中国存在26个租界，只有2个是公共租界（另一个是厦门的鼓浪屿），公共租界牵涉到众多国家的利益。在中国这两个公共租界中，鼓浪屿的公共租界和上海不能相提并论，鼓浪屿租界比上海公共租界晚58年，面积仅是上海公共租界的6.7%。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立，熊月之强调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城市。“共产党以苏联为榜样，苏联是在城市里面闹革命的，因此中国革命一开始选定的目标就是城市，”熊月之说，“而在中国，第一座大城市就是上海。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在高度移民的城市里活动比较自由。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革命中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都是知识分子，很多人还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只眼睛看着西方，一只眼睛看着中国，他们是中国最早觉悟的人。那么上海为什么聚集那么多的留学生？因为全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比上海更适合海归生活。”
上海还有发达的交通系统和便捷的通信系统、组织系统。共产党人发动民众，是一群一群发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个地方的组织性。近代上海是有组织的社会，这种组织有利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同乡组织、同业组织，也包括帮会组织，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要在短时间内发动那么多人起来是不可能的。
最后一点，可利用的缝隙。上海并不是革命根据地，但在1949年以前的28年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在上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革命者可以利用上海的缝隙效应。华洋混居为共产党和国际人士在此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六个系统，哪个系统都不可或缺。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徐建刚认为，上海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源头，中国共产党将近一百年，上海开埠170多年，两者之间时间上交融，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亦可相互交融。
据统计，上海有革命遗址遗迹约657处，现在存下来的有遗迹可考的440处。从时间看，党史资源涉及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其中，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史的遗址遗迹最丰富，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其中黄浦区有125处，静安区101处，虹口区92处，杨浦区83处。
上海的红色革命遗迹不仅数量多，而且分量重，保护级别高。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此外，还有中共中央在上海活动地点可以考证的42处，考证下来的结果是，会址机关有23处，主要领导人固定的住所有5处，党的宣传机构有14处。
上海开创了很多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源头很多是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在陈独秀家里诞生，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个刊物《共产党》，还有第一所干部学校、第一个工会、第一个工人刊物、第一个妇女学校、第一家出版社…… 提到红色文化，我们脑海里浮现的，通常是革命志士在风云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场景，至全国解放为止。在徐建刚看来，这条无形的线条束缚了我们的认识。“现在的研究好像不由自主把1949年作为一条线，其实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先进文化和海派文化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中断。上海的工匠精神、夹缝精神、鸡毛飞上天的精神，这些可能只有在上海海派文化传统当中才会有新的发展。”
海派文化研究能不能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扩大延伸，比如注意到浦东开放开发和海派文化之间的联系？如果可以，那就大大拓展了海派文化中的红色基因的研究方法。
进步文化的策源地
下午的研讨会进入分阶段发言交流阶段，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海派文化中心主任徐明，他研究的题目为“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与进步文化策源”。
自上海开埠以来，历经数十年发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越来越繁华，但同时也越来越拥挤，租界当局便主导推动越界筑路，虹口方向最重要的一条路便是北四川路，从海宁路一直延伸到虹口公园，使原本仅有约3000亩土地的公共租界北区一下子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市政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发展改进。苏州河上从原先仅有摆渡发展到桥闸，从木桥发展到钢桥，路面越修越宽，承重越来越强，为人力、畜力交通向机械、电气动力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商电车公司从静安寺到外滩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引起的轰动一点不亚于现在的地铁通车。就在当年，始发于静安寺的1路电车跨过外白渡桥，沿着北四川路，经过租界和越界筑路区域。
还有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邓颖超主编的《支部生活》、张闻天主编的《红旗周报》等等，这些早期党报党刊，敢为人先精心策划，既奠定了我国党报党刊的优良传统，又使海派文化增添了新的亮点。这种可贵的精神，对于今天所有媒体人仍有强大的激励作用。
海派文化孕育了红色基因，让中国共产党从上海走出并发展壮大，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海派文化以及红色传统，也为了开创新时代“海派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上海，海纳百川，奔流不息，这是红色底蕴与海派气质的再融合，在当代重新唤醒“红色基因”，洋溢海派风华，我们将迎来一个历经时代洗礼而又愈发神采奕奕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