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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自杀，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是颇为轰动的事件。
李赓芸自杀是因涉嫌受贿，接受讯问时被辱而起。受贿只是嫌疑，并非事实。事情的起因，是原先李赓芸任福建漳州府知府的时候，有监造战船的职责，后来升任道台，但战船还没有修好，于是留下仆人监工修造；由于修船的钱不够用，仆人便向漳州府下属的龙溪县知县朱履中借了三百银元；借钱的事当时李赓芸并不知情，后来知道了，就让仆人如数还钱，但是仆人好像没有把钱还给朱履中。之后，朱履中因贪污被查，他便向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绍兰控告李赓芸索贿，说他的钱都送了上司。汪志伊与李赓芸有点过节，很想借此整一整李赓芸，于是向中央报告李赓芸涉嫌受贿，应当免职查办。中央同意，汪志伊、王绍兰便指派福州知府涂以辅主持讯问。涂以辅知道汪志伊与李赓芸的关系，为了阿谀汪志伊，逼令李赓芸承认受贿一千六百银元。李赓芸不肯承认，涂以辅盛气凌人，严词训斥，辞色俱厉。李赓芸觉得大受其辱，愤激之下，留下诉冤遗书自尽。
李赓芸死后，仆人到北京告状，朝野哗然。于是中央派出专案组南下福州调查。专案组到达福州之后，被老百姓包围，他们纷纷为李赓芸诉冤，请求予以昭雪。自李赓芸死后，老百姓就自发到他家去悼念，福州的读书人还将唐代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诗改了几个字，变成“白字诗”在福州大街小巷传唱：“清明时节雨霏，路上行人哭布司。借问冤家何处是，路人共指汪志伊。”专案组副组长，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王引之，在他的主持下，很快水落石出，李赓芸受贿的罪名自然不能成立。最后，汪志伊、王绍兰被革职，涂以辀被发配黑龙江。
李赓芸自杀一案反映了历史上反贪的另一面。李赓芸是因涉嫌贪污而被讯问的，但他实际上是个清廉的官吏，此前在浙江当官的时候，被认为是“浙中良吏第一”，死后则家无余财，丧葬费还得朋友主持凑集。但是，他却成为反贪的对象，并且成了反贪的牺牲品。当此案越闹越大时，那个诬陷李赓芸的县令朱履中已经承认是自己“妄讦”，但是闽浙总督汪志伊却不想就此罢休，史载，“志伊怒，必穷诘之”，而福州知府涂以辅则揣摩上司意旨，借严讯李赓芸以博汪的好感。因此，在这个案件中，反贪其实只是官场争斗的工具。更进一步，反贪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廉洁者固然可以利用“反贪”来打击作为政敌的贪官，贪官也可以借“反贪”之名来整肃作为政敌的清官。
清末的岑春煊，由于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仓皇西逃的危难之机“勤王”有功而深受慈禧宠信。有这样“硬”的后台，“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在肃贪风暴之下，官员胆战心惊，人人自危，因此送岑一个外号：“官屠”。“官屠”不仅“屠”那些小官小贪，也准备“屠”大官大贪。然而，“屠”小官小贪易，“屠”大官大贪难。当时官最大，也最贪的，莫如京中当政的庆亲王奕勖。岑春煊不止一次在慈禧面前参劾奕勖“贪庸误国”。但是奕勖没有被参倒，岑春煊自己却被人伪造了一张和康有为的合影，被奕勖“密呈太后，证为交通乱党”，结果反贪不成，反被贪者挤出政坛。与岑春煊反贪相类的事史不绝书，而命运惨于岑春煊者也不鲜见，尤以明代为例。明代刘瑾、严嵩、魏忠贤之类的大贪巨蠹“前腐后继”，不绝如缕，而反贪者则前仆后继，一批倒下，又一批起来，但大多死得很惨。
借“反贪”之名整肃政敌，典型者莫如南宋时秦桧整治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由于郑刚中不怎么听秦桧的指挥，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秦桧指使御史汪勃、余尧弼等人弹劾郑刚中，说他“妄用官钱”等等。几个月后，秦桧又指使余尧弼继续弹劾他“贿赂溢于私帑”等罪。郑被免职，秦桧继续穷追猛打，坚持要彻查郑的“贪污”罪行，派出党羽汤允恭、宋仲堪审理，严刑逼供，“掠治无全肤”，于是郑刚中“欺隐官钱”的罪行被坐实：违旨出卖度牒，收钱五十五万余缗；自设钱监铸钱，随意支用；违法领用厨食等钱一万三千余缗入己；违法私自使用公钱十二万余缗……郑刚中因此“罪大恶极”，“依法当死”。秦桧“宽宏大量”，特免其死，贬至封州安置。郑刚中到了贬所，秦之党羽赵成之“希桧意，每窘辱之”，郑终被折磨致死。直至秦桧死后，郑刚中案才得以昭雪。历史上许多大贪巨恶，如秦桧之流，他们自己卖官鬻爵、大肆纳贿，以致富可敌国，但反贪没有反到他们头上，相反“反贪”却成了他们打击异己、整肃政敌的工具。
清官值得后人尊敬，他们的死博得民间的同情，但在皇帝看来却不值得嘉许。当时中央专案组给嘉庆打报告希望旌表李赓芸，嘉庆回答说，虽然李赓芸之死是因涂以辀勒供凌逼所致，但李赓芸作为省级高官，“缘事逮问，如果实有罪愆，自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瞰然，横遭冤抑，亦应据实控诉，朝廷必为昭雪”，而李赓芸却和无知之人一样选择自杀，可见其“性情殊为褊急”，因此“不宜特予旌扬”。嘉庆的意思不过是说，有罪没罪中央自有说法，有罪应该等着国法惩治，没罪可以辩解，应该相信中央会给他清白，所以自杀是不信任组织，是不宜表扬的。单就李賡芸一案来看，嘉庆的话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是，从郑刚中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好像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其实行不通，因为“反贪”既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贪”的大权反为大贪所掌握，那么在这种制度不完善、权力可以被滥用以行私的情况下，程序正义如何实现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反贪”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贪，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是，司法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权力的影响。
李赓芸自杀是因涉嫌受贿，接受讯问时被辱而起。受贿只是嫌疑，并非事实。事情的起因，是原先李赓芸任福建漳州府知府的时候，有监造战船的职责，后来升任道台，但战船还没有修好，于是留下仆人监工修造；由于修船的钱不够用，仆人便向漳州府下属的龙溪县知县朱履中借了三百银元；借钱的事当时李赓芸并不知情，后来知道了，就让仆人如数还钱，但是仆人好像没有把钱还给朱履中。之后，朱履中因贪污被查，他便向闽浙总督汪志伊、福建巡抚王绍兰控告李赓芸索贿，说他的钱都送了上司。汪志伊与李赓芸有点过节，很想借此整一整李赓芸，于是向中央报告李赓芸涉嫌受贿，应当免职查办。中央同意，汪志伊、王绍兰便指派福州知府涂以辅主持讯问。涂以辅知道汪志伊与李赓芸的关系，为了阿谀汪志伊，逼令李赓芸承认受贿一千六百银元。李赓芸不肯承认，涂以辅盛气凌人，严词训斥，辞色俱厉。李赓芸觉得大受其辱，愤激之下，留下诉冤遗书自尽。
李赓芸死后，仆人到北京告状，朝野哗然。于是中央派出专案组南下福州调查。专案组到达福州之后，被老百姓包围，他们纷纷为李赓芸诉冤，请求予以昭雪。自李赓芸死后，老百姓就自发到他家去悼念，福州的读书人还将唐代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诗改了几个字，变成“白字诗”在福州大街小巷传唱：“清明时节雨霏，路上行人哭布司。借问冤家何处是，路人共指汪志伊。”专案组副组长，是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王引之，在他的主持下，很快水落石出，李赓芸受贿的罪名自然不能成立。最后，汪志伊、王绍兰被革职，涂以辀被发配黑龙江。
李赓芸自杀一案反映了历史上反贪的另一面。李赓芸是因涉嫌贪污而被讯问的，但他实际上是个清廉的官吏，此前在浙江当官的时候，被认为是“浙中良吏第一”，死后则家无余财，丧葬费还得朋友主持凑集。但是，他却成为反贪的对象，并且成了反贪的牺牲品。当此案越闹越大时，那个诬陷李赓芸的县令朱履中已经承认是自己“妄讦”，但是闽浙总督汪志伊却不想就此罢休，史载，“志伊怒，必穷诘之”，而福州知府涂以辅则揣摩上司意旨，借严讯李赓芸以博汪的好感。因此，在这个案件中，反贪其实只是官场争斗的工具。更进一步，反贪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廉洁者固然可以利用“反贪”来打击作为政敌的贪官，贪官也可以借“反贪”之名来整肃作为政敌的清官。
清末的岑春煊，由于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仓皇西逃的危难之机“勤王”有功而深受慈禧宠信。有这样“硬”的后台，“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在肃贪风暴之下，官员胆战心惊，人人自危，因此送岑一个外号：“官屠”。“官屠”不仅“屠”那些小官小贪，也准备“屠”大官大贪。然而，“屠”小官小贪易，“屠”大官大贪难。当时官最大，也最贪的，莫如京中当政的庆亲王奕勖。岑春煊不止一次在慈禧面前参劾奕勖“贪庸误国”。但是奕勖没有被参倒，岑春煊自己却被人伪造了一张和康有为的合影，被奕勖“密呈太后，证为交通乱党”，结果反贪不成，反被贪者挤出政坛。与岑春煊反贪相类的事史不绝书，而命运惨于岑春煊者也不鲜见，尤以明代为例。明代刘瑾、严嵩、魏忠贤之类的大贪巨蠹“前腐后继”，不绝如缕，而反贪者则前仆后继，一批倒下，又一批起来，但大多死得很惨。
借“反贪”之名整肃政敌，典型者莫如南宋时秦桧整治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由于郑刚中不怎么听秦桧的指挥，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秦桧指使御史汪勃、余尧弼等人弹劾郑刚中，说他“妄用官钱”等等。几个月后，秦桧又指使余尧弼继续弹劾他“贿赂溢于私帑”等罪。郑被免职，秦桧继续穷追猛打，坚持要彻查郑的“贪污”罪行，派出党羽汤允恭、宋仲堪审理，严刑逼供，“掠治无全肤”，于是郑刚中“欺隐官钱”的罪行被坐实：违旨出卖度牒，收钱五十五万余缗；自设钱监铸钱，随意支用；违法领用厨食等钱一万三千余缗入己；违法私自使用公钱十二万余缗……郑刚中因此“罪大恶极”，“依法当死”。秦桧“宽宏大量”，特免其死，贬至封州安置。郑刚中到了贬所，秦之党羽赵成之“希桧意，每窘辱之”，郑终被折磨致死。直至秦桧死后，郑刚中案才得以昭雪。历史上许多大贪巨恶，如秦桧之流，他们自己卖官鬻爵、大肆纳贿，以致富可敌国，但反贪没有反到他们头上，相反“反贪”却成了他们打击异己、整肃政敌的工具。
清官值得后人尊敬，他们的死博得民间的同情，但在皇帝看来却不值得嘉许。当时中央专案组给嘉庆打报告希望旌表李赓芸，嘉庆回答说，虽然李赓芸之死是因涂以辀勒供凌逼所致，但李赓芸作为省级高官，“缘事逮问，如果实有罪愆，自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瞰然，横遭冤抑，亦应据实控诉，朝廷必为昭雪”，而李赓芸却和无知之人一样选择自杀，可见其“性情殊为褊急”，因此“不宜特予旌扬”。嘉庆的意思不过是说，有罪没罪中央自有说法，有罪应该等着国法惩治，没罪可以辩解，应该相信中央会给他清白，所以自杀是不信任组织，是不宜表扬的。单就李賡芸一案来看，嘉庆的话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是，从郑刚中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好像可以通过程序来解决问题的做法其实行不通，因为“反贪”既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贪”的大权反为大贪所掌握，那么在这种制度不完善、权力可以被滥用以行私的情况下，程序正义如何实现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反贪”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贪，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是，司法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权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