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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咬狗”（man bites dogs）式新闻对19世纪全面进入转型期的美国新闻界来说，是发掘大众读者的有力驱动器。但在市场制衡的商业属性运作下，利润替代公共价值，成为当时报业生产的首要准则。普利策与赫斯特黄色新闻大战在煽情主义的浪潮下激烈展开，无论是如《世界报》般的巨头还是《每日镜报》式的小报，都陷入争斗之中。以史鉴今，黄色新闻时代虽已远去，但黄色新闻的阴影依然留存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在媒介技术大规模革新、用户生产内容严重超载的现实情境下，“人咬狗”式新闻以新的形式再次强势出现。新闻的定义和新闻价值问题遇到了时代更为严峻的追问，以吸睛为目标、低俗化、娱乐化的“人咬狗”式新闻，是否还能够成为当代新闻价值的主导要素？新闻作为建构拟态环境的奠基型角色，应当如何重塑商业与专业的平衡？新闻价值如何重回主流，重建新闻的本真意义？我们似乎又遇到两百年前新闻人所面临的相同问题。
【关键词】新闻价值;黄色新闻;人文精神
“狗咬人不是新闻，因为它太常见，人咬狗才是新闻。”[1]几乎是在200年前，John bogart，时任《纽约太阳报》的编辑曾这样概括和表达商业化的新闻价值观。而这样一个比喻性的新闻定义，成了此后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核心性内容，并从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新闻价值理论。客观来看，当时以《纽约太阳报》为代表的大众化报纸，开创了美国现代新闻写作的新体裁[2]，对新闻意义的扩大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咬狗”新闻的特征在于离奇、非常态、新鲜、有刺激性。这样的价值观虽推动了新闻业的市场化发展，但也从根源上改变了新闻社会价值的唯一性地位。然而，到了今天的智能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了新闻生产者，“人咬狗”式新闻还有没有垄断性的地位？尤其是作为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如何坚守新闻社会价值，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不深入探讨的严肃学术问题。
一、“人咬狗”的价值理论开启现代新闻市场大格局
（一）“人咬狗”曾经“咬”定现代新闻市场
“人咬狗”新闻的价值观与价值核心在于：首先，它迎合了受众追求奇异的自然心理，从而满足人最低层次的心理需求“知晓欲”，越是离奇的事件越能使得这份知晓具有独一性和先导性，在为受众创造分享价值的同时，也能刺激其更高级的兴奋点，因而也就更受欢迎。其次，“人咬狗”式的新闻不需要社会价值，只需要“非正常”，因而能在短时间内产出大体量作品，占据信息流的主导地位。煽情和细节呈现成为报道的主要原则，搜集事实和证据所需的花费却被大量压缩。部分新闻机构甚至出现策划新闻的现象，以适应快速生产的模式，达到持续煽动公众情绪、刺激其进行二次购买的市场推广目的。再次，它的用字更通俗，排版多用图及大标题，在视觉和阅读体验上，提升了报纸的可读性，迎合了当时民众的认知文化水平，[3]由此扩大受众面，保证作为商业化报纸的存活率。
（二）“人咬狗”新闻商业化属性的积极影响及其局限
“人咬狗”式新闻诞生于资本入驻新闻的起步阶段，商业利益在此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这类新闻主要具有的是商业属性。由于扩大传播量和新闻工业化、规模化的需要，由此催生的黄色新闻、小型报渐渐对公民意识与新闻工作者概念中的新闻意义造成了不可扭转的损害，大量低概率、偶发性的事件取代民生事件成為主流，侧面阻碍了民众对社会性“应知之事”的知情权，使得媒体丧失了对“把关人”的职业准则意识。民生报道虽然仍存在于新闻体系中，但被边缘化的现状使其影响力受到贬抑。
在当年的黄色新闻大战中，普利策曾作出辩解，人情味的报道和煽情故事是争得高发行量所必需的，他认为，在发行量扩大之后，可以通过吸引读者关注社论栏和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4]因此，他的《世界报》以生动的方式报道重大新闻，也以煽情的新闻内容来适应娱乐大众的趋势，这样，既可以使他的读者得到快乐，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进步的领导作用。[5]自由主义理论倡导让公众听取真假掺杂的信息，它将公众认知为理性的个体，能够消化并理解一切信息，从而抛弃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而接受个人社会所需的东西，即真理“自行修正”的过程。布拉克斯东对18世纪的宗法立场总结道，自由人可以自由吐露想法，禁止公众吐露就是破坏新闻自由，但是发表的内容若不正当，就必须为狂妄的行为负责。[6]这样，“个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只是滥用这种自由意志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7]。
然而，当奇异性成为新闻产业的主流追求，公众目光已经被“人咬狗”所吸引的情境下，不平衡的报道体制又如何在不在场的同时，为公众对“应该知道”的和“无需知道”新闻注意力的平衡作出有力的辩解呢？想要让受众对被边缘化的事实报道产生二次关注，实则困难，即使两类新闻同时同地存在，想要保证社论和公共事务类的严肃信息获得及时、广泛关注，不仅仅是诉诸公民理性就可解决的事务。此外，当公众面对大量“垃圾”“无聊”信息时，是否还有余量去接受和消化社会应知重要信息？显然，黄色新闻的泛滥已然超出了自我修正主义的适用范畴，普利策在之后也对黄色新闻的“战绩”进行了反思，从而提出“社会航船瞭望者”的价值观。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人咬狗”新闻理念早已成为世界经典，深深融入资本主义新闻生产系统中，并且潜在主导着不同体制下的新闻实践，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最典型的是默多克，他是媒体经营的天才，作为现代媒体大鳄，他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所有内容，总是想方设法将其变为耸人听闻、标题鲜明、篇幅短小的文章。收购《华尔街日报》后，他对编辑和记者毫不客气地说道：“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了，还是发表一些读者喜欢的内容吧。”他甚至认为：“如果《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三版女郎的照片，我敢肯定它的读者中也会有MBA。”
在新的历史和媒介环境下，如何对这一类新闻进行价值重构，使得该类报道更具有主流新闻价值，是今天的媒体必须面对和积极应对的重要议题。
二、“人咬狗”的当代情境与价值重估 （一）自媒体泛滥加剧了信息的不确定性
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曾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的消除”，但在社交媒体融合的情境中，信息扮演的不再是“消除”不确定的角色，更多的是在往增加不确定性的角色方向发展。因为，“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新闻，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8]。碎片化泛滥的媒介环境取代传播所需的物理时间，成为造成信息滞后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环境中，民众的视线被分散了，从而形成了认知时间线上的滞后。在传播畸变和遗忘曲线的作用下，传播的信息和受众的印象都被扭曲了，这一扭曲甚至不可逆转。
自由主义修正理论的成立主要基于公众有能力辨别信息这一期望之上，但这一理论基础在泛媒体的环境下并不成立。李普曼对民众“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的定义充分说明，这一理想色彩浓厚的理论并不能站稳脚跟，“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9]。但是，他“实在无法保持自己的清醒”。自由的滥用意味着自由的缥缈化，个体知晓所有观点的权利在被赋予了看到并理解所有观点的期望时轰然坍塌，因为“那位公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所有公共事务，更没有学说的胃口”[10]。而在碎片化新闻的环境中，不仅受众的时间被割裂了，其注意力也被分散，因而，想要让其接受全部观点的可能性再次被拉低，在这种状态下，又如何期望公众有精力且愿意去理解信息，再进一步进行抉择和辨析呢？
当一个新闻事件被整体割裂，事件相关方的主体和配体被混淆时，民众难以将所检索到的信息与目标信息匹配起来，即使匹配也缺乏时间的线性梳理，易产生对事实的理解偏离。而受众又是易被干扰信息的个体，过多庞杂、冗余的信息漂浮在检索框和信息流中，常常能让其遗忘检索的本源目的。这一过程往往以如下方式展开：媒介在竞争时为争抢首发，以连续零散发布的方式在两微一端及网页上生产大量的重复新闻及信息碎屑。随后，传播者根据自身背景对零散信息进行二次割裂和二次建构。结果，所有相关事件的信息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受众大量的关注空间，然其前因后果却在千丝万缕的无限制性展开中被湮没。重大事件或许得到了大体量的报道，也形成了媒体议程到公共议程的过渡，但公众却无法对事件形成一个系统的认知和体会。虽然从上帝视角来看，个体只要花费足够时间就可以在信息网络里找到事情的原委和最终结果，但这并不具有可实践性。事件的调查需要严谨的取证，跟踪进度所能产生的新信息，无法跟上泡沫信息被争抢发布的节奏，因此，在事件报道过程中，线索的连续性被打破，逻辑被掩藏，秩序被毁坏，真相也就在传播中被忽视乃至消失了。
例如，在微博等微型信息的发布平台，受制于发布字数和环境，传统新闻人与新兴自媒体无法体现出专业差异性，受来自所属新闻机构以及专业素养的束缚，传统媒体在信息的及时性上甚至不及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如网易在对于欢案的舆论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因缺乏用户与移动互联网的运营经验，往往不能精准把握移动时代的传播节奏和调性，只能依靠经验来判断传播价值以及是否跟进”[11]。专业追着热点跑的现象也就因此成为现实常态了。此外，当头条出错，专业媒体和自媒体所受到的影响也大相径庭，对于专业媒体，民众赋予的信任值更高更强，而对于自媒体，民众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在信任度上依然有所保留。因而，在同等条件下，报道同样模棱两可的信息，被受众发现纰漏后，专业媒体所遭受的打击将是致命且持久的。
专业界限日渐模糊，想要保持或提高公信力越发困难，传统媒体既无法完全自媒体化放开手脚运作，又不能耽于传统报业的过时法则中，它虽有心寻求变革，但依然在重蹈覆辙。面临随自媒体汹涌而来的流量抢占压力和谣言四起的迷障，数据抓取式的个性化推送和商业化变革的重重阻碍，专业媒体在挣扎寻找出路，争相开通了微博、微信、客户端，但并没有在民众公信力上得到提高。“谣媒”的称号日渐增多，流量被抢夺所带来的恐慌蔓延，民众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的浮躁感也随着信息破碎化、垃圾式分布化而不断上升，修正理论失效的年代里，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处在一个困惑的状态中。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越来越多的事实，却离真相越来越远。[12]值得回归思考的是，什么是信息，什么又是新闻呢？
（二）低社会价值新闻困扰舆论场
本质上看，新闻价值归根结底是和社会价值密切关联的，因此，新闻价值的真正价值是通过其具有的社会价值所决定的。但是，自媒体时代，新闻所能带来的流量大小与潜在传播力取代了社会价值的主导地位，甚至有部分媒体以文章的转发量、评论数、点赞数等为指标，来判定新闻工作者的作品是否合格、优秀。利益链条贯通了新闻生产、流通的整个过程，低社会价值、高流量价值的新闻也因此重回主流，将舆论场困在琐碎、庞杂与虚无中。
2016年4月5日起，一条“女子在和颐酒店遭陌生男劫持”的微博及视频在网络上持续刷屏。短短72个小时，微博话题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阅读量高达23亿，有超过245万次讨论。这一治安事件，从公共安全的层面考虑，报道价值远不及同年3月山東非法疫苗的案件，但后者的传播量却并未达到现象级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前者重新激发了刚平息不久的由“柳岩伴娘案”引发的对女性权益的质疑，而“深夜劫持”“酒店涉黄”的标签，在以视频加煽情性长微博为传播载体、第一人称为叙事方式的推广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关注。微博大V再用情绪化语言进行二次介入，带动网民群体产生愤怒和质疑的情绪。经过一系列吸睛包装，常态化事件形成舆情风暴。
此话题在历经微博百万级粉丝大号转发评论后引起舆论高峰，专业媒体开始介入调查。4月6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独家对话入驻和颐酒店遭尾随拖拽女子回访事发地：无房卡可进酒店，房间内现涉黄“小卡片”》的报道，《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也持续跟进，提供了涉事酒店实地走访和爆料女子的采访信息，还原事情发生经过。事件脉络清晰，警方也进行了立案调查，然而话题并没有就此停息。从“抵制如家集团所有的酒店”“女子安全自卫”“反女子自卫、呼吁公共安全”的话题，到蓝鲸、钛媒体与各大网站网民对最初发布信息的“弯弯”个人隐私的揣测，乃至主观定性商业阴谋论、期待“舆论反转”，都表明了一点，情绪已然盖过了事件真实本身，成为舆论喧哗的塑造者。当核心事实还处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时，社交媒体已自分阵营陷入焦灼的舆论战场，对已有的主观判断进行无意义捍卫。网民情绪在已成型的互驳意识中爆发。部分网民陷入急于被认可的情境中，进行口水战、舆论战，本为求证事实真相而进行网络诉求的出发点，最终导向了个体情绪的发泄口和被认可的利益口。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直言，将该事件定义为炒作和网民阴谋论，其实是对该事件是否值得如此大范围舆论关注，是否值得警方介入的质疑。事件虽涉及个人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警力资源分配面临困境、酒店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但是，由此引发的舆情多大程度上立足事件本身，事件多大程度上值得社会反思，极高的传媒关注量是否合理？依然值得深入探讨——由此事件所衍生出来的子话题，是否才是事件得以持续成为爆点的缘由？ 那么，民众究竟因何愤怒？弄清楚这个问题，便能够理解这类事件得以大量传播的根源。在社交网络中，网民拥有同平台用户这一弱关系，对同事件的共同情绪，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其联结构成了虚拟共同体。和颐酒店事件中，民众习惯将本我套入情境中以理解事件并作出反应，因而偏向对监控下的暴力行径形成恐慌和愤慨。其第一情绪反应可能都是愤怒、恐慌，情绪产生的原因或许并不相同，但虚拟共同体的所属形式排除了情绪生成原因的展示，只需情绪属性一致，即可形成共情。处于可得性偏差的视角，公众会不自觉地将事件的高传播、高关注量同事件发生的概率对等起来，而个人生活经验中住酒店的频繁性再次强化了恐慌的情绪。在已然形成的意见气候和舆论热潮中，公众忽视了事件的本质——在高级酒店遭袭击的概率，并未达到引发超级传播量事件的普适阈值。
当求真目的不纯粹，事件本身被多余探讨湮没，偶发性被置以重量级关注时，单薄的事件能否承担得起过高关注量带来的后续跟进价值的压力？这是舆论场面临的注意力困境。要想扮演好公民意见的恰当角色，能形成有影响力的传播，更多的应当是使有社会价值的议题得到传播，也就是说，它需要承担传播和把关的双重角色。消耗了大量精力研究探讨的一起治安事件，引发刷爆了公众视野的女性自卫指南，能够多大程度上揭示社会暗流和潜藏的新闻价值意义？网络传播远胜于媒体跟进的时代里，商业化压力与新闻本质的坚守间能否维系平衡？基于流量关注度对事件进行报道本无可厚非，然而如何基于事件本体挖掘社会价值和普适性，实现基于专业素质调查者的角色身份，形成对生产报道清楚的认知——“公众将如何使用这个内容？它对公众有帮助吗？它有何价值？我们还能做什么？”[13]
《新京报》负责报道该事件的刘刚在受访时表示，对此次事件的一次采访为常态化跟进，而二次采访则基于第二天社会对事件的超级关注。无可否认，社会舆论需要专业媒体的肃清，但是否需要大体量的传播予以关注则另当别论。若具更大关注意义的信息资讯因此湮没，无人可为此给予担保。因此，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依然需要专业媒体的合理引导。值得赞扬的是，《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在追踪调查中引申出的酒店涉黄卡片屡禁不止的困境，呈現了专业媒体立足事件本身调查的素质，也真正将话题延伸到了社会性层面，探讨公共领域的安全与灰色链条的成形及变革困境。遗憾的是，在时隔两年半之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有效的解决，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查申明现状。
公众对事件的探讨从不仅限于其本身，事件的真相也绝不会是舆论热议的终点。然而媒体调查若以流量高低为掌舵方向，将新闻价值衡量标准局限于流量高低，势必会陷入被舆论执牛耳的情境。随情绪顺势来去已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对新闻质量的要求，脱离了事件情境对“人咬狗”新闻报以人咬狗的非理性陈述和偏差性评论，亦无法帮助媒体树立起专业的标杆，明确与自媒体的专业界限。而当这一概念被绝大多数媒体奉为宗旨，“微博比报警有效”和舆论特权阶级的言论便不再是玩笑，这是值得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所警惕的。“人咬狗”式新闻如幽灵般一直萦绕在新闻生产的主流视线中，新闻价值该如何定义，发声的时机如何把握，多维度的深度挖掘如何建构，依然是专业精英群体和媒介权威需加以探讨的话题。媒介的把关人属性正在向平台和公众部分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就要抛弃把关人的角色，它应当是新闻价值的判断者、范例的实践者与规范的引领者，专业媒体的工作并未过时，只是变得更为复杂。这一判断的立足点，需重归到新闻的社会价值属性。
三、“人咬狗”式新闻的意义重构
“人咬狗”新闻价值作为跨两个世纪的经典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意义。因此，即使在今天，它也并非一无是处。普利策所提出的流量导流严肃的构想在理论上也是能够成立并具有积极意义的，但诉诸公众理性并不是合理的方案，面临当今社会现实，它应有新的实现方式。从事物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辩证法来看，无论是涉及道德民生的事件，还是纯粹娱乐性话题，这种以离奇新鲜为特征的“人咬狗”新闻，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借用童兵教授对新闻报道敏感性的释义——“普通事实”和“新闻事实”的量变与质变关系，也可以探讨“人咬狗”新闻的量变与质变意义。常规“人咬狗”式的吸睛式报道，缺少充足的代表性，更多是偶发事件;而当吸睛式的奇异性报道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成为新闻常态，就会出现质变，由“人咬狗”新闻引申的议题就具有了普遍性和代表性，具有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价值。而后，该类新闻又回归到一般量的变动中，又成为普通意义上的吸睛煽情式报道。[14]需注意的是，量变的积累并非意义与话题的重复，而是社会属性的再挖掘和再拓展。纯粹数量的堆积，只会引起受众不必要的恐慌或反感，甚至因习惯报道而丧失共情能力，产生冷漠的情绪状态。
专业媒体人在如今常出现被舆论带着跑的现象，紧跟社会热点、新闻热词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却被证实报道与事实主体不符，甚至与事实截然相反，形成舆情反转[15]，而反转常态化必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专业素质也在盲目追逐热点的过程中被泯灭了。传统媒体有心变革却无力变革，变革需要资本的驱动，而当媒体自身失去了投资价值和变现价值，资本投入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更低。另外，在举步维艰的境地中，一味坚持深度报道是极其困难的，其制作周期长、成本高，投入产出比相对较差，与之相较，以损耗传统媒体往日公信力为代价的“人咬狗”的新闻，流量性和资本变现的便捷性被凸显出来。对于无路可走的传统媒体来说，或者选择屈服资本转为流量变现模式，或因无力改革被时代淘汰，也是转型过程中必经的环节。然而，转型并非转型期永恒的主旨，在转型成功后，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重回新闻的本理轨道，重唤新闻的社会价值。
“人咬狗”类事件具有奇异性和吸睛点，从吸引流量的角度来说价值或许很高，若被作为新闻素材，它具有天生优势。然而，若仅因吸引流量而肆意报道，让其占据重大新闻的关注空间，甚至因此而刻意“制造”新闻，则有损新闻人的素养。是否选择将其加工以及如何加工成新闻，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应以社会价值为根基，原则上应该遵从以下几点进行实践。 （一）区分是否具有本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社会意义
从挖掘价值的角度来说，若事件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源属性，具有深入挖掘的价值，则可尝试将奇异性转化为普适性，实现“人咬狗”新闻的社会化。
首先，确定“人咬狗”新闻事件主体发生概率：是社会背景下的常态事件还是巧合？事件的发生是必然还是偶然？若为常态事件，只是尚未被公开揭露，对专业媒体人就具有新闻价值。若为巧合，则需警惕以讹传讹的陷阱，避免沦为纯粹的信息输送者。同时，因更注重事件根源——事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它因何会成为常态？事件相关方是谁？谁该为事件负责？借此，给出权威解释以及合理的时间探讨和成因分析，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对于具有常态性的“人咬狗”类新闻，专业传播者需要做的是稳定社会情绪，给出理性解答，不让谣言占据舆论主场，避免一味跟风。在对事件进行挖掘时，还需要寻找该类事件的普适性：是否还有同类事件发生？是地域性事件还是全国性事件？是否能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事件共性？由此来生产新闻报道。基于这一思路，将“人咬狗”的吸睛点作为吸引流量关注的起源，以深度报道跟进作为树立公信力标杆的奠基石，便可实现“人咬狗”新闻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属性，重构公众对于真相的诉求，树立“真相是重要的”概念。同时，专业媒体也应重视，如何改进深度报道的模式来适应民众的快节奏生活和零碎时间，或者通过深度报道重塑公众的阅读习惯，扩大深度报道的受众群体，使得深度报道更具有广泛性意义。
从澄清价值角度来说，事件极易引起或已经引起谣言和误导受众时，作为公信力较强的专业媒体有责任对舆论场进行肃清。
自媒体的利益驱动器大体可概括为两种：一为流量变现，套用商业模式加以运作;二为自我价值实现或信息普及。“人咬狗”式新闻的流量能够实现商业变现目的，同时，关注这一类信息的受众多为一次性或是本不追求真相，只追求情绪宣泄的“顾客”，因而，事件真实性对于这些媒体无关紧要。娱乐、谣言成为其内容主体，猎奇、惊悚、低俗、情绪化成为其特征，以社会刻板印象作为炒作点进行情绪渲染，对未经求证的信息来源加工出售，就是其常态存在的方式。不可否認，这一类信息具有市场和商业价值，但它同时也是隐藏的舆论炸弹，一旦传出包围圈，遇上无辨识能力的公众，就易造成社会恐慌和舆论暴动，对于社会整体的损耗远超信息本身的商业价值。如2017年微信中流传的“肉松面包上的肉松是棉花做的”“塑料紫菜”等谣言，“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老人独自养孙14年考上复旦意外发现重病儿子复活”等假新闻准确踩中了民众的痛点，形成了较强的舆论，在此时，民众在四处碰壁的情境下需要权威的解读，“释义新闻”和“辟谣新闻”的重要性便被凸显出来。针对事件相关者或领域相关权威进行采访，促进政府及专业机构与民间信息的流通，以帮助民众鉴别信息的真实性，陪伴民众见证一切，就是当下职业新闻人应有的担当。
（二）连续专题性报道和全面性总结，信息聚合有头有尾
“除非把一件事情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绝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16]约瑟夫·普利策曾这样要求他的编辑部。在新闻碎片化的年代里，“快”被置于“准”之上。受众的脑海中塞满了信息碎片，却缺乏将其组合成完整信息的能力，或者其本身所吸收的信息碎片就是不完整的。从新闻活动的定义出发，公众了解信息，是为了“利用新闻现象，为自己的生活、生产服务”[17]，而当这一满足条件上升到消耗大量时间搜集信息、整理信息时，公众追求事实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愈加倾向将新闻作为娱乐消耗品或情感宣泄载体，最危险的是在被压迫和诱惑中形成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态度。[18]当该种观念建构形成，受众的态度会反作用于信息的传播者，使其失去对事实追究的动力。而当受众将聚焦点放在煽情性、浅显化报道上时，因信息源不准确，受众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产生偏差，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也会趋向片面和主观情绪。这种非平衡性的信息逐渐积累后，个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他个人与周围人的价值取向。因此，专业新闻人在唯快不论的潮流中，需守住新闻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专题性报道的形式全面总结事件，阐明事件始末，弥补受众遗漏的信息碎片，使受众能够处在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信息环境中，这是其应有的责任。
（三）正视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存在，认可受众的参与
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急速崛起，使得“人人有一个传声筒”成为可能，这就有可能抢占传统新闻的市场份额，在此情境中，首发报道不再成为传统媒体的专利。自媒体和社交网络个体虽然在准确性、专业性、客观性上距离传统媒体有很大差距，但依然是公众话语体系建构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专业媒体来说，仿效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模式已经无法脱离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新态势下划分专业界限，正视其物理性存在，并借此发展出传播的新模式。自媒体和社交网络带来的是传受双方对话的可能，新闻不再是新闻工作者的独白，新闻的消费者的口味变得挑剔，他们追求积极查询信息，甚至参与新闻生产[19]，以一种主动出击的姿态在加入到传播者的队列当中[20]担当起“新闻游牧者”的角色。“人咬狗”新闻素材往往来源于社交网络和自媒体，当对话机制被建构起来时，自媒体及社交网络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公众的看法，专业媒体可以借此来了解公众反应，从而制定相应的舆论应对措施，提前开启舆情预警机制。同时，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用户在地理位置上有更靠近新闻现场的状况，其报道的信息也可作为事实证据，对于信息环境的整体性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借此，专业媒体、自媒体、新闻消费者形成合作关系，共塑一个崭新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新闻环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第四子课题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ZDA219）;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大学共同建设新闻传播学院项目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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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郝雨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新闻价值;黄色新闻;人文精神
“狗咬人不是新闻，因为它太常见，人咬狗才是新闻。”[1]几乎是在200年前，John bogart，时任《纽约太阳报》的编辑曾这样概括和表达商业化的新闻价值观。而这样一个比喻性的新闻定义，成了此后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核心性内容，并从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新闻价值理论。客观来看，当时以《纽约太阳报》为代表的大众化报纸，开创了美国现代新闻写作的新体裁[2]，对新闻意义的扩大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咬狗”新闻的特征在于离奇、非常态、新鲜、有刺激性。这样的价值观虽推动了新闻业的市场化发展，但也从根源上改变了新闻社会价值的唯一性地位。然而，到了今天的智能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了新闻生产者，“人咬狗”式新闻还有没有垄断性的地位？尤其是作为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如何坚守新闻社会价值，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不深入探讨的严肃学术问题。
一、“人咬狗”的价值理论开启现代新闻市场大格局
（一）“人咬狗”曾经“咬”定现代新闻市场
“人咬狗”新闻的价值观与价值核心在于：首先，它迎合了受众追求奇异的自然心理，从而满足人最低层次的心理需求“知晓欲”，越是离奇的事件越能使得这份知晓具有独一性和先导性，在为受众创造分享价值的同时，也能刺激其更高级的兴奋点，因而也就更受欢迎。其次，“人咬狗”式的新闻不需要社会价值，只需要“非正常”，因而能在短时间内产出大体量作品，占据信息流的主导地位。煽情和细节呈现成为报道的主要原则，搜集事实和证据所需的花费却被大量压缩。部分新闻机构甚至出现策划新闻的现象，以适应快速生产的模式，达到持续煽动公众情绪、刺激其进行二次购买的市场推广目的。再次，它的用字更通俗，排版多用图及大标题，在视觉和阅读体验上，提升了报纸的可读性，迎合了当时民众的认知文化水平，[3]由此扩大受众面，保证作为商业化报纸的存活率。
（二）“人咬狗”新闻商业化属性的积极影响及其局限
“人咬狗”式新闻诞生于资本入驻新闻的起步阶段，商业利益在此间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这类新闻主要具有的是商业属性。由于扩大传播量和新闻工业化、规模化的需要，由此催生的黄色新闻、小型报渐渐对公民意识与新闻工作者概念中的新闻意义造成了不可扭转的损害，大量低概率、偶发性的事件取代民生事件成為主流，侧面阻碍了民众对社会性“应知之事”的知情权，使得媒体丧失了对“把关人”的职业准则意识。民生报道虽然仍存在于新闻体系中，但被边缘化的现状使其影响力受到贬抑。
在当年的黄色新闻大战中，普利策曾作出辩解，人情味的报道和煽情故事是争得高发行量所必需的，他认为，在发行量扩大之后，可以通过吸引读者关注社论栏和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4]因此，他的《世界报》以生动的方式报道重大新闻，也以煽情的新闻内容来适应娱乐大众的趋势，这样，既可以使他的读者得到快乐，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进步的领导作用。[5]自由主义理论倡导让公众听取真假掺杂的信息，它将公众认知为理性的个体，能够消化并理解一切信息，从而抛弃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而接受个人社会所需的东西，即真理“自行修正”的过程。布拉克斯东对18世纪的宗法立场总结道，自由人可以自由吐露想法，禁止公众吐露就是破坏新闻自由，但是发表的内容若不正当，就必须为狂妄的行为负责。[6]这样，“个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只是滥用这种自由意志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7]。
然而，当奇异性成为新闻产业的主流追求，公众目光已经被“人咬狗”所吸引的情境下，不平衡的报道体制又如何在不在场的同时，为公众对“应该知道”的和“无需知道”新闻注意力的平衡作出有力的辩解呢？想要让受众对被边缘化的事实报道产生二次关注，实则困难，即使两类新闻同时同地存在，想要保证社论和公共事务类的严肃信息获得及时、广泛关注，不仅仅是诉诸公民理性就可解决的事务。此外，当公众面对大量“垃圾”“无聊”信息时，是否还有余量去接受和消化社会应知重要信息？显然，黄色新闻的泛滥已然超出了自我修正主义的适用范畴，普利策在之后也对黄色新闻的“战绩”进行了反思，从而提出“社会航船瞭望者”的价值观。
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人咬狗”新闻理念早已成为世界经典，深深融入资本主义新闻生产系统中，并且潜在主导着不同体制下的新闻实践，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最典型的是默多克，他是媒体经营的天才，作为现代媒体大鳄，他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所有内容，总是想方设法将其变为耸人听闻、标题鲜明、篇幅短小的文章。收购《华尔街日报》后，他对编辑和记者毫不客气地说道：“别再为赢得普利策奖写文章了，还是发表一些读者喜欢的内容吧。”他甚至认为：“如果《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三版女郎的照片，我敢肯定它的读者中也会有MBA。”
在新的历史和媒介环境下，如何对这一类新闻进行价值重构，使得该类报道更具有主流新闻价值，是今天的媒体必须面对和积极应对的重要议题。
二、“人咬狗”的当代情境与价值重估 （一）自媒体泛滥加剧了信息的不确定性
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曾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的消除”，但在社交媒体融合的情境中，信息扮演的不再是“消除”不确定的角色，更多的是在往增加不确定性的角色方向发展。因为，“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新闻，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8]。碎片化泛滥的媒介环境取代传播所需的物理时间，成为造成信息滞后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环境中，民众的视线被分散了，从而形成了认知时间线上的滞后。在传播畸变和遗忘曲线的作用下，传播的信息和受众的印象都被扭曲了，这一扭曲甚至不可逆转。
自由主义修正理论的成立主要基于公众有能力辨别信息这一期望之上，但这一理论基础在泛媒体的环境下并不成立。李普曼对民众“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的定义充分说明，这一理想色彩浓厚的理论并不能站稳脚跟，“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9]。但是，他“实在无法保持自己的清醒”。自由的滥用意味着自由的缥缈化，个体知晓所有观点的权利在被赋予了看到并理解所有观点的期望时轰然坍塌，因为“那位公民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所有公共事务，更没有学说的胃口”[10]。而在碎片化新闻的环境中，不仅受众的时间被割裂了，其注意力也被分散，因而，想要让其接受全部观点的可能性再次被拉低，在这种状态下，又如何期望公众有精力且愿意去理解信息，再进一步进行抉择和辨析呢？
当一个新闻事件被整体割裂，事件相关方的主体和配体被混淆时，民众难以将所检索到的信息与目标信息匹配起来，即使匹配也缺乏时间的线性梳理，易产生对事实的理解偏离。而受众又是易被干扰信息的个体，过多庞杂、冗余的信息漂浮在检索框和信息流中，常常能让其遗忘检索的本源目的。这一过程往往以如下方式展开：媒介在竞争时为争抢首发，以连续零散发布的方式在两微一端及网页上生产大量的重复新闻及信息碎屑。随后，传播者根据自身背景对零散信息进行二次割裂和二次建构。结果，所有相关事件的信息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受众大量的关注空间，然其前因后果却在千丝万缕的无限制性展开中被湮没。重大事件或许得到了大体量的报道，也形成了媒体议程到公共议程的过渡，但公众却无法对事件形成一个系统的认知和体会。虽然从上帝视角来看，个体只要花费足够时间就可以在信息网络里找到事情的原委和最终结果，但这并不具有可实践性。事件的调查需要严谨的取证，跟踪进度所能产生的新信息，无法跟上泡沫信息被争抢发布的节奏，因此，在事件报道过程中，线索的连续性被打破，逻辑被掩藏，秩序被毁坏，真相也就在传播中被忽视乃至消失了。
例如，在微博等微型信息的发布平台，受制于发布字数和环境，传统新闻人与新兴自媒体无法体现出专业差异性，受来自所属新闻机构以及专业素养的束缚，传统媒体在信息的及时性上甚至不及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如网易在对于欢案的舆论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因缺乏用户与移动互联网的运营经验，往往不能精准把握移动时代的传播节奏和调性，只能依靠经验来判断传播价值以及是否跟进”[11]。专业追着热点跑的现象也就因此成为现实常态了。此外，当头条出错，专业媒体和自媒体所受到的影响也大相径庭，对于专业媒体，民众赋予的信任值更高更强，而对于自媒体，民众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在信任度上依然有所保留。因而，在同等条件下，报道同样模棱两可的信息，被受众发现纰漏后，专业媒体所遭受的打击将是致命且持久的。
专业界限日渐模糊，想要保持或提高公信力越发困难，传统媒体既无法完全自媒体化放开手脚运作，又不能耽于传统报业的过时法则中，它虽有心寻求变革，但依然在重蹈覆辙。面临随自媒体汹涌而来的流量抢占压力和谣言四起的迷障，数据抓取式的个性化推送和商业化变革的重重阻碍，专业媒体在挣扎寻找出路，争相开通了微博、微信、客户端，但并没有在民众公信力上得到提高。“谣媒”的称号日渐增多，流量被抢夺所带来的恐慌蔓延，民众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的浮躁感也随着信息破碎化、垃圾式分布化而不断上升，修正理论失效的年代里，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处在一个困惑的状态中。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越来越多的事实，却离真相越来越远。[12]值得回归思考的是，什么是信息，什么又是新闻呢？
（二）低社会价值新闻困扰舆论场
本质上看，新闻价值归根结底是和社会价值密切关联的，因此，新闻价值的真正价值是通过其具有的社会价值所决定的。但是，自媒体时代，新闻所能带来的流量大小与潜在传播力取代了社会价值的主导地位，甚至有部分媒体以文章的转发量、评论数、点赞数等为指标，来判定新闻工作者的作品是否合格、优秀。利益链条贯通了新闻生产、流通的整个过程，低社会价值、高流量价值的新闻也因此重回主流，将舆论场困在琐碎、庞杂与虚无中。
2016年4月5日起，一条“女子在和颐酒店遭陌生男劫持”的微博及视频在网络上持续刷屏。短短72个小时，微博话题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阅读量高达23亿，有超过245万次讨论。这一治安事件，从公共安全的层面考虑，报道价值远不及同年3月山東非法疫苗的案件，但后者的传播量却并未达到现象级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前者重新激发了刚平息不久的由“柳岩伴娘案”引发的对女性权益的质疑，而“深夜劫持”“酒店涉黄”的标签，在以视频加煽情性长微博为传播载体、第一人称为叙事方式的推广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关注。微博大V再用情绪化语言进行二次介入，带动网民群体产生愤怒和质疑的情绪。经过一系列吸睛包装，常态化事件形成舆情风暴。
此话题在历经微博百万级粉丝大号转发评论后引起舆论高峰，专业媒体开始介入调查。4月6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独家对话入驻和颐酒店遭尾随拖拽女子回访事发地：无房卡可进酒店，房间内现涉黄“小卡片”》的报道，《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也持续跟进，提供了涉事酒店实地走访和爆料女子的采访信息，还原事情发生经过。事件脉络清晰，警方也进行了立案调查，然而话题并没有就此停息。从“抵制如家集团所有的酒店”“女子安全自卫”“反女子自卫、呼吁公共安全”的话题，到蓝鲸、钛媒体与各大网站网民对最初发布信息的“弯弯”个人隐私的揣测，乃至主观定性商业阴谋论、期待“舆论反转”，都表明了一点，情绪已然盖过了事件真实本身，成为舆论喧哗的塑造者。当核心事实还处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时，社交媒体已自分阵营陷入焦灼的舆论战场，对已有的主观判断进行无意义捍卫。网民情绪在已成型的互驳意识中爆发。部分网民陷入急于被认可的情境中，进行口水战、舆论战，本为求证事实真相而进行网络诉求的出发点，最终导向了个体情绪的发泄口和被认可的利益口。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直言，将该事件定义为炒作和网民阴谋论，其实是对该事件是否值得如此大范围舆论关注，是否值得警方介入的质疑。事件虽涉及个人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警力资源分配面临困境、酒店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但是，由此引发的舆情多大程度上立足事件本身，事件多大程度上值得社会反思，极高的传媒关注量是否合理？依然值得深入探讨——由此事件所衍生出来的子话题，是否才是事件得以持续成为爆点的缘由？ 那么，民众究竟因何愤怒？弄清楚这个问题，便能够理解这类事件得以大量传播的根源。在社交网络中，网民拥有同平台用户这一弱关系，对同事件的共同情绪，在一定意义上使得其联结构成了虚拟共同体。和颐酒店事件中，民众习惯将本我套入情境中以理解事件并作出反应，因而偏向对监控下的暴力行径形成恐慌和愤慨。其第一情绪反应可能都是愤怒、恐慌，情绪产生的原因或许并不相同，但虚拟共同体的所属形式排除了情绪生成原因的展示，只需情绪属性一致，即可形成共情。处于可得性偏差的视角，公众会不自觉地将事件的高传播、高关注量同事件发生的概率对等起来，而个人生活经验中住酒店的频繁性再次强化了恐慌的情绪。在已然形成的意见气候和舆论热潮中，公众忽视了事件的本质——在高级酒店遭袭击的概率，并未达到引发超级传播量事件的普适阈值。
当求真目的不纯粹，事件本身被多余探讨湮没，偶发性被置以重量级关注时，单薄的事件能否承担得起过高关注量带来的后续跟进价值的压力？这是舆论场面临的注意力困境。要想扮演好公民意见的恰当角色，能形成有影响力的传播，更多的应当是使有社会价值的议题得到传播，也就是说，它需要承担传播和把关的双重角色。消耗了大量精力研究探讨的一起治安事件，引发刷爆了公众视野的女性自卫指南，能够多大程度上揭示社会暗流和潜藏的新闻价值意义？网络传播远胜于媒体跟进的时代里，商业化压力与新闻本质的坚守间能否维系平衡？基于流量关注度对事件进行报道本无可厚非，然而如何基于事件本体挖掘社会价值和普适性，实现基于专业素质调查者的角色身份，形成对生产报道清楚的认知——“公众将如何使用这个内容？它对公众有帮助吗？它有何价值？我们还能做什么？”[13]
《新京报》负责报道该事件的刘刚在受访时表示，对此次事件的一次采访为常态化跟进，而二次采访则基于第二天社会对事件的超级关注。无可否认，社会舆论需要专业媒体的肃清，但是否需要大体量的传播予以关注则另当别论。若具更大关注意义的信息资讯因此湮没，无人可为此给予担保。因此，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依然需要专业媒体的合理引导。值得赞扬的是，《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在追踪调查中引申出的酒店涉黄卡片屡禁不止的困境，呈現了专业媒体立足事件本身调查的素质，也真正将话题延伸到了社会性层面，探讨公共领域的安全与灰色链条的成形及变革困境。遗憾的是，在时隔两年半之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有效的解决，也没有进一步的调查申明现状。
公众对事件的探讨从不仅限于其本身，事件的真相也绝不会是舆论热议的终点。然而媒体调查若以流量高低为掌舵方向，将新闻价值衡量标准局限于流量高低，势必会陷入被舆论执牛耳的情境。随情绪顺势来去已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对新闻质量的要求，脱离了事件情境对“人咬狗”新闻报以人咬狗的非理性陈述和偏差性评论，亦无法帮助媒体树立起专业的标杆，明确与自媒体的专业界限。而当这一概念被绝大多数媒体奉为宗旨，“微博比报警有效”和舆论特权阶级的言论便不再是玩笑，这是值得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所警惕的。“人咬狗”式新闻如幽灵般一直萦绕在新闻生产的主流视线中，新闻价值该如何定义，发声的时机如何把握，多维度的深度挖掘如何建构，依然是专业精英群体和媒介权威需加以探讨的话题。媒介的把关人属性正在向平台和公众部分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就要抛弃把关人的角色，它应当是新闻价值的判断者、范例的实践者与规范的引领者，专业媒体的工作并未过时，只是变得更为复杂。这一判断的立足点，需重归到新闻的社会价值属性。
三、“人咬狗”式新闻的意义重构
“人咬狗”新闻价值作为跨两个世纪的经典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意义。因此，即使在今天，它也并非一无是处。普利策所提出的流量导流严肃的构想在理论上也是能够成立并具有积极意义的，但诉诸公众理性并不是合理的方案，面临当今社会现实，它应有新的实现方式。从事物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辩证法来看，无论是涉及道德民生的事件，还是纯粹娱乐性话题，这种以离奇新鲜为特征的“人咬狗”新闻，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借用童兵教授对新闻报道敏感性的释义——“普通事实”和“新闻事实”的量变与质变关系，也可以探讨“人咬狗”新闻的量变与质变意义。常规“人咬狗”式的吸睛式报道，缺少充足的代表性，更多是偶发事件;而当吸睛式的奇异性报道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成为新闻常态，就会出现质变，由“人咬狗”新闻引申的议题就具有了普遍性和代表性，具有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价值。而后，该类新闻又回归到一般量的变动中，又成为普通意义上的吸睛煽情式报道。[14]需注意的是，量变的积累并非意义与话题的重复，而是社会属性的再挖掘和再拓展。纯粹数量的堆积，只会引起受众不必要的恐慌或反感，甚至因习惯报道而丧失共情能力，产生冷漠的情绪状态。
专业媒体人在如今常出现被舆论带着跑的现象，紧跟社会热点、新闻热词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却被证实报道与事实主体不符，甚至与事实截然相反，形成舆情反转[15]，而反转常态化必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专业素质也在盲目追逐热点的过程中被泯灭了。传统媒体有心变革却无力变革，变革需要资本的驱动，而当媒体自身失去了投资价值和变现价值，资本投入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更低。另外，在举步维艰的境地中，一味坚持深度报道是极其困难的，其制作周期长、成本高，投入产出比相对较差，与之相较，以损耗传统媒体往日公信力为代价的“人咬狗”的新闻，流量性和资本变现的便捷性被凸显出来。对于无路可走的传统媒体来说，或者选择屈服资本转为流量变现模式，或因无力改革被时代淘汰，也是转型过程中必经的环节。然而，转型并非转型期永恒的主旨，在转型成功后，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重回新闻的本理轨道，重唤新闻的社会价值。
“人咬狗”类事件具有奇异性和吸睛点，从吸引流量的角度来说价值或许很高，若被作为新闻素材，它具有天生优势。然而，若仅因吸引流量而肆意报道，让其占据重大新闻的关注空间，甚至因此而刻意“制造”新闻，则有损新闻人的素养。是否选择将其加工以及如何加工成新闻，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应以社会价值为根基，原则上应该遵从以下几点进行实践。 （一）区分是否具有本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社会意义
从挖掘价值的角度来说，若事件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根源属性，具有深入挖掘的价值，则可尝试将奇异性转化为普适性，实现“人咬狗”新闻的社会化。
首先，确定“人咬狗”新闻事件主体发生概率：是社会背景下的常态事件还是巧合？事件的发生是必然还是偶然？若为常态事件，只是尚未被公开揭露，对专业媒体人就具有新闻价值。若为巧合，则需警惕以讹传讹的陷阱，避免沦为纯粹的信息输送者。同时，因更注重事件根源——事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它因何会成为常态？事件相关方是谁？谁该为事件负责？借此，给出权威解释以及合理的时间探讨和成因分析，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目的。对于具有常态性的“人咬狗”类新闻，专业传播者需要做的是稳定社会情绪，给出理性解答，不让谣言占据舆论主场，避免一味跟风。在对事件进行挖掘时，还需要寻找该类事件的普适性：是否还有同类事件发生？是地域性事件还是全国性事件？是否能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事件共性？由此来生产新闻报道。基于这一思路，将“人咬狗”的吸睛点作为吸引流量关注的起源，以深度报道跟进作为树立公信力标杆的奠基石，便可实现“人咬狗”新闻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属性，重构公众对于真相的诉求，树立“真相是重要的”概念。同时，专业媒体也应重视，如何改进深度报道的模式来适应民众的快节奏生活和零碎时间，或者通过深度报道重塑公众的阅读习惯，扩大深度报道的受众群体，使得深度报道更具有广泛性意义。
从澄清价值角度来说，事件极易引起或已经引起谣言和误导受众时，作为公信力较强的专业媒体有责任对舆论场进行肃清。
自媒体的利益驱动器大体可概括为两种：一为流量变现，套用商业模式加以运作;二为自我价值实现或信息普及。“人咬狗”式新闻的流量能够实现商业变现目的，同时，关注这一类信息的受众多为一次性或是本不追求真相，只追求情绪宣泄的“顾客”，因而，事件真实性对于这些媒体无关紧要。娱乐、谣言成为其内容主体，猎奇、惊悚、低俗、情绪化成为其特征，以社会刻板印象作为炒作点进行情绪渲染，对未经求证的信息来源加工出售，就是其常态存在的方式。不可否認，这一类信息具有市场和商业价值，但它同时也是隐藏的舆论炸弹，一旦传出包围圈，遇上无辨识能力的公众，就易造成社会恐慌和舆论暴动，对于社会整体的损耗远超信息本身的商业价值。如2017年微信中流传的“肉松面包上的肉松是棉花做的”“塑料紫菜”等谣言，“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老人独自养孙14年考上复旦意外发现重病儿子复活”等假新闻准确踩中了民众的痛点，形成了较强的舆论，在此时，民众在四处碰壁的情境下需要权威的解读，“释义新闻”和“辟谣新闻”的重要性便被凸显出来。针对事件相关者或领域相关权威进行采访，促进政府及专业机构与民间信息的流通，以帮助民众鉴别信息的真实性，陪伴民众见证一切，就是当下职业新闻人应有的担当。
（二）连续专题性报道和全面性总结，信息聚合有头有尾
“除非把一件事情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绝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16]约瑟夫·普利策曾这样要求他的编辑部。在新闻碎片化的年代里，“快”被置于“准”之上。受众的脑海中塞满了信息碎片，却缺乏将其组合成完整信息的能力，或者其本身所吸收的信息碎片就是不完整的。从新闻活动的定义出发，公众了解信息，是为了“利用新闻现象，为自己的生活、生产服务”[17]，而当这一满足条件上升到消耗大量时间搜集信息、整理信息时，公众追求事实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愈加倾向将新闻作为娱乐消耗品或情感宣泄载体，最危险的是在被压迫和诱惑中形成对真相无所谓的犬儒主义态度。[18]当该种观念建构形成，受众的态度会反作用于信息的传播者，使其失去对事实追究的动力。而当受众将聚焦点放在煽情性、浅显化报道上时，因信息源不准确，受众对外在环境的认知产生偏差，对事件的认知和评价也会趋向片面和主观情绪。这种非平衡性的信息逐渐积累后，个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他个人与周围人的价值取向。因此，专业新闻人在唯快不论的潮流中，需守住新闻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专题性报道的形式全面总结事件，阐明事件始末，弥补受众遗漏的信息碎片，使受众能够处在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信息环境中，这是其应有的责任。
（三）正视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存在，认可受众的参与
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急速崛起，使得“人人有一个传声筒”成为可能，这就有可能抢占传统新闻的市场份额，在此情境中，首发报道不再成为传统媒体的专利。自媒体和社交网络个体虽然在准确性、专业性、客观性上距离传统媒体有很大差距，但依然是公众话语体系建构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专业媒体来说，仿效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模式已经无法脱离困境，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新态势下划分专业界限，正视其物理性存在，并借此发展出传播的新模式。自媒体和社交网络带来的是传受双方对话的可能，新闻不再是新闻工作者的独白，新闻的消费者的口味变得挑剔，他们追求积极查询信息，甚至参与新闻生产[19]，以一种主动出击的姿态在加入到传播者的队列当中[20]担当起“新闻游牧者”的角色。“人咬狗”新闻素材往往来源于社交网络和自媒体，当对话机制被建构起来时，自媒体及社交网络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公众的看法，专业媒体可以借此来了解公众反应，从而制定相应的舆论应对措施，提前开启舆情预警机制。同时，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用户在地理位置上有更靠近新闻现场的状况，其报道的信息也可作为事实证据，对于信息环境的整体性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借此，专业媒体、自媒体、新闻消费者形成合作关系，共塑一个崭新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新闻环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第四子课题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ZDA219）;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大学共同建设新闻传播学院项目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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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郝雨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