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果在1872年有五千两银子，你会做什么？清朝官员沈秉成的选择是购买西周青铜重器虢叔钟。在当时，这笔钱足以买下苏州著名的“留园”，或是北京的10个四合院。而在嘉庆年间，虢叔钟的价格还仅是一二百两银子。
　　最近出版的《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一书中，作者白谦慎通过收录的三篇长文《晚清文物市场和官员收藏活动管窥》《信息、票号、运输：收藏活动的网络因素》《吴大澂的收支与收藏》，结合书信、日记等史料，从藏品的信息传递，价格的变化，官员买家们的收入支出，以及买賣过程中的物流、结算等细节，为读者展示了晚清官员波诡云谲的收藏世界。
　　晚清高官搞收藏，都有啥优势？书里提到，经济实力强的官员才有能力搞收藏，而京官俸禄普遍很低，除了一些补贴，他人的馈赠和外地官员的各种“敬”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京官都是依靠地方官送礼金，因为当时地方官最有钱。
　　书中列举了一些实例。晚清官员、文史学家李慈铭在成为进士后，年收入超过一千两;光绪进士叶昌炽曾用“百钱”买了《智城山碑》;在清朝京师，小民的日常交易额常在12文之前，“百钱”相当于50个菜包子。故而白谦慎称，对于普通官员而言，购置价格不高的书画和碑拓，应无问题。但对民众来说，收藏并不是便宜的差事。
　　官员收藏还得面对舆论压力。投入大量钱财和精力来收藏，免不了出现“玩物丧志”的批评。对此，清朝官员的做法有二：其一是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来化解。作者以晚清高官吴大澂为例，吴大澂积极参加洋务，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他以湖南巡抚之身自请领湘军出关打仗。再者便是赋予收藏其他意义。比如收藏善本书，被认为是阐扬朴学的善举，“士林莫不闻声感颂”;收藏青铜器被解释为“爱文字之心”胜于“爱器物之念”。当收藏活动转换成一种学术活动后，特别是和传统的经学、史学研究联系在一起时，情况就不同了，没有人会认为学术研究是“玩物丧志”。
　　晚清名宦翁同龢在琉璃厂见到一本汉代礼器碑的旧拓本，古董商索价四两银子，翁同龢出价三两，古董商不同意，翁同龢就把拓本还给了古董商。彼时翁同龢已是同治皇帝的老师，但面对高官的讨价还价，古董商少一两银子都不卖。翁同龢则觉得不划算，也就没有成交。
　　这也反映出，官员在收藏时，大都讲理公正，不巧取豪夺。不过，官员还是会利用公家资源来收藏，尤其当异地交易时，政府官方的邮递系统便会派上用场。由于收藏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为争得先手，不向他人透露自己的信息来源是非常必要的。吴大澂的老师、著名收藏家吴云在1879年三月致正在河南任官的吴大澂的信中说：“往后惠书，只须用马封递，由抚、藩署转交。既快且稳。”可见，吴大澂等高官利用官方的邮递系统来带自己的私信。
　　在藏品的运输上，官员也会利用在官场上的人脉与体制内的诸多便利，用公家的资源来做私人的事。白谦慎曾说：“清朝官员搞异地支付，异地发货，像京东、淘宝一样，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有了这种全局的调拨观念。”
　　除商周青铜器外，书画类藏品是收藏大类，这源于古代官员对书法的热衷与重视。白谦慎曾言，吴大澂的圈子都是大官，最小的官员就是他的老师苏州太守吴云，故而严格来讲“自己是研究晚清大官文化的”，官员热衷书画收藏，原因之一，是书法在官员的日常生活中原本就占有重要地位，官员之间都非常在意自己的书法。
　　他以李鸿章为例，李鸿章名气大，欠下很多字，空闲时没什么事做，就写字应酬。1888年因病停了一段时间，家人不让他写了，后来想为屋子重写牌匾而提笔，他担心手生写不好，练习十几天自己满意了才写。可见官员对待书法十分认真，自己心里就有一个比较高的槛，对待书法藏品时，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