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英到曾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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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金融改革能增加民营企业家的融资渠道,减少民营企业的融资风险
  2013年7月12日,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被执行死刑,从被捕至执行死刑跨越了整整五年。在此期间,非法集资罪一直是我国民营企业家和法学家关注的焦点,去年的吴英案,将非法集资罪这一刑法推到了风口浪尖。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表示“不予执行”,最终吴英的命保住了。
  最高人民法院对吴英的不核准死刑结果,让曾成杰的家人看到了希望,直到今年7月12日被执行死刑,其家人和辩护律师还一直在为此奔波。曾成杰的律师和家人表示,在没有接到通知的情况下,曾成杰就被执行了死刑,对于还在四处奔走寻求改判的曾珊(曾成杰之女)来说,连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随后王石在公开场合发表了“兔死狐悲”的感慨。
  吴英与曾成杰
  如果不是因为“非法集资诈骗罪”,吴英与曾成杰这两个人不可能被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在中国民间资本最活跃的的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是在湘西。但细想起来,他们还是有几个共同点的:一是他们都是民营企业家;二是他们从被捕至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都用了整整5年时间,结果是吴英被判死缓,而曾成杰被执行死刑。
  时间退回到2012年年初的那场关于“吴英案”罪与非罪的大论战时期,在吴英案中,直接受害人为11人,但间接的集资对象有120多人。判决书认定吴英实际诈骗金额为3.84亿元无法归还,案发时查封的吴英资产为1.7亿元。“申诉状”中,吴英认为实际情况是自己所借的欠款“绝大部分以固定资产和经营资金等形式正常运作,3.8亿元如若归还,绝对不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吴英案的受害人中,无人以诈骗罪向法院提起诉讼。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是吴英有罪,温州99%的商人都应该被抓起来。”
  国内多名法学家将此案作为国内经济类犯罪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在当时,许多专家也呼吁取消经济类犯罪死刑的刑罚,并在去年的两会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张思之等法学家认为,尽管现在没有废除经济类犯罪死刑,但对于今后经济类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时隔一年半,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执行死刑,再次引起经济学界、法学界的热烈讨论。2003年湘西州政府对州图书馆、体育馆、群艺馆、电力宾馆、东方红市场等实行整合开发,对外公开招标,曾成杰挂靠吉首市国土房屋综合开发公司参与竞标,并获得“三馆项目”的整体开发权。
  此后,曾成杰依托“三馆项目”,以签订《关于参与“三馆”开发项目的协议书》的形式,面向社会公众集资,期限为1年,年回报率为20%。这份融资协议经政府事先审查、当地公证处公证,公开张贴在橱窗里。与吴英案不同的是,温州的民间资本基本是在地下进行,并不涉及政府部门。而湘西州政府从新千年之后,就出台了一系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
  曾成杰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馆公司自2004年成立后开发了许多大项目,没有从银行贷一分钱的款,全部依靠民间融资。而且,三馆融资并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在橱窗里公开张贴了协议的。湘西的其他公司也一样,都是靠公开的民间融资来开发项目。
  进入到2007年,湘西州政府从过去的鼓励转为“进一步规范”。2008年湘西州民间借贷开始陷入危机。2008年9月3日,吉首福大房地产公司部分集资者因无法收回集资款到州政府上访,并一度造成交通堵塞和火车延误。之后接连发生的群体事件使得事态不断升级,民间集资最终被定性為非法集资。
  湖南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使用诈骗方法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总金额34.5亿元,造成集资户经济损失共计6.2亿元,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2008年9月,在抓捕几名民企老板之后,有4名厅官被作为湘西集资案罪魁而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曾成杰是湘西集资案唯一一位死刑案例。
  从各方传来的声音来看,曾成杰案与吴英案最大的不同除了涉案金额以外,吴英案是处在地下的,而曾成杰的集资是在公开栏中公示的。据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获得政府默许的集资行为。”此外,曾成杰集资对象因讨债不成引发多起群体事件,给社会安定因素造成影响,有法学专家认为这一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曾成杰集资诈骗的罪名。
  从民间借贷到金融改革
  社会关注吴英、曾成杰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两点:第一点是民营企业缺钱,通过银行渠道融资难,同时民间资本丰富;第二点是国内的金融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国内实体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这两个问题更加突出。
  2012年两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答记者问时公开表示,吴英案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同年3月国务院批准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始了新一轮的金融改革试点。4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挂牌,只要民间借贷登记金额突破1万元,市民到登记服务中心进行备案登记都是免费的。在中心登记备案的交易利率按规定不能超过4倍银行贷款利率。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12项任务之前就存在,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放开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主要发起人的规定,也没有明确表示打破。
  温州市市长陈金彪称,“从这一年多的改革成效看,并不是很明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究其原因,陈金彪称,温州金融改革不单纯是金融问题,需要国家制度、法律法规政策进行顶层设计。
  以成立村镇银行为例,要想建设村镇银行,发起人必须是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在各地都有网点,从市场的考量来看,国有银行没有动力和义务帮助民资发展村镇银行。利率市场化开放与否的话题争论了很久,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果。温州市金融办公室主任张震宇也表示,利率、汇率方面的改革从目前情况看还不可能由一个地方来试点。希望用金改解决目前温州面临的所有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周德文表示,这一年半以来,温州设立了民间资本管理公司、金融监管中心、还有马上开业的票务中心。在民间借贷合法化方面,设立了信贷中心,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周德文看来,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的支持,是金融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而这一点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目前,实体经济复苏缓慢,实体企业现金流容易出现问题,各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吴英、曾成杰等靠民间借贷融资的民营企业家还有很多,金融改革迫在眉睫,但在深水区的改革却也更难。最近,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上强调,金融改革中首先推进利率市场化,其次推进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发展,第三是推进金融改革的对内外的开放。
  尽管金融改革尚需时日,但至少让民营企业看到了希望,随着融资方式进一步的多样化,民营企业家的融资环境会变得更好。期待这些利好能够降低像吴英、曾成杰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融资风险,让民企与国企站在同一个融资平台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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