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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事情，大则涉及世界未来走向，小则关乎各国自身利益，因此，各国政府都会根据各自不同国情和战略需要，对各种重大问题当仁不让，据理力争。由于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拿的是本国政府发的薪水，因此，他们在联合国的所作所为，都设法与各自首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一致。
我发现，在联合国的各国代表一个个都“贼精”，脑袋瓜长得都“贼尖”，鼻子的嗅觉都“贼灵”、射出的眼神都“贼亮”。他们既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在纽约工作几年的“铁饭碗”。我就发现了如下的一些有趣现象。
发言——必须抢点
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多边讲坛，与会代表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即带着脑袋、嘴巴、耳朵和双手。通常，在重大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提前半个月向会议秘书处预先报名，也可以在会场内临时举牌或举手发言。如果没有特别的规则，通常是先来后到，挨个排队。如果需要提前“夹塞儿”，就必须找到一个国家更换发言时段。在重大会议上争取一个好的发言时段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就犹如掌勺的厨师需要掌握好开锅的时间一样。
如在每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各国就非常重视选择各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长发言的时段，目的是争取好的效应。联合国的会议通常在上午10时或下午3时开始。由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人多事杂，其他国家的重要贵宾和跑龙套的助手通常都难以准时与会，因此，有四个时间段是兵家大忌。如果是排到上午第一个发言，这位代表在会场内大多是对“椅”弹琴──其他代表尚未按时入席。如果是排到午餐前最后一个发言，他则会目睹听众纷纷离席外出──去餐馆解决生存权。下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势必能同时听到台下许多回声——原来是有不少代表餐后在椅子上打饱嗝。要是排到晚上最后一个发言，发言的代表则将是“月亮走、我也走。我送自己到床头”──只有几个会议秘书和保安不耐烦地等着收拾会场！
有一年，我去参加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当时，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都报名发言，主席不得不安排夜会。结果，各国代表团都为争取白天最好的发言时段“打”得不可开交。
有一天恰好轮到新加坡代表在晚上十点半作最后发言。新加坡代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向台上台下一看，真是目不忍睹：主席早已一走了之。偌大的一个会场内只剩下代理主席和寥寥几名打着哈欠的工作人员。新加坡代表在发言时，故意改动了发言稿惯用的一句开场白。他讽刺地说道：“尊敬的摄像机镜头，尊敬的桌子们、椅子们，新加坡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你们致意，感谢你们参加这次重要的夜会！”
代理主席对此大为尴尬，也无可奈何。联合国的会议就是这样无“情”无“义”的。大家想离场时就离场，谁都不能派大兵“瑞恩”将他们押送回来！
我国政府亦非常重视发言的“黄金时段”。每年，我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上，都设法争取到最佳的时间段和较高的聆听率。每次发言都赢得长时间、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新华社亦能随即发稿，赶上家喻户晓的“新闻联播”节目。
我在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时，亦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有一些国家的发言时段是经常精心设计的。
如近年来，每届联合国总务委员会都冒出一个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有一些台湾“邦交国”拿人钱财，替人说项。这些国家的代表不把心思用在正道儿上，却琢磨出一些歪道儿。这些代表每次都设法集中报名发言，企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主导发言内容，在会场内形成一股噪音。这些卑鄙伎俩从来都欺骗不了俺们这些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员”。我们通过正当的会议议事规则，将我们一些“全天候”式的“铁哥们儿”国家插将进去，打乱了他们的发言部署。结果，只要有台湾的“邦交国”为台湾当局张目，就立即遭到下一个我方友好国家代表的严正批驳。每次都是“东风”压倒“西风”，大长了我方正义的威风！
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因领土、宗教、民族等问题发生纠纷或冲突。这些国家不但重视安排自己的发言时段，也非常重视对手选择的发言时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当年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土耳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都属于这类情况。这些代表无不为何时发言和有效击倒对方而伤透了脑筋。
总之，在安排发言时段时，不能听天由命，只能人定胜天！
午睡——必须抢地儿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对于来自五湖四海和不同时区的各国代表来说，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其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用来打盹的。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采用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下午3时至6时的时段。我在联合国大楼参加会议时，发现其他国家的与会代表也有中午打盹的需要。这恐怕是人类的共性，而不单是“中国制造”。在联合国大楼内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困难。
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内，设有沙发和椅子的地方主要包括二楼的代表会客厅和几个开放性的小会客厅、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和普通餐厅、二楼的过道走廊、安理会磋商室外的休息室、地下一层的网吧区、大楼外靠东河的露天便道等。这些休息的地方免费供大家各取所需，实行的是“男女平等、先来后到”的规则。
每到中午，就会看到休会或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战略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倒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围坐在一起“敲三家”的。
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几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阿兰·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他根据自己在联合国大楼内的亲身体会，推荐了12处适合中午打盹的地点。这些地点从舒适性、光亮度、安静度和使用率方面都获得了较高的评分。据德雅梅大使的评价，最不适合睡觉的地方是偌大的代表会客厅，因为那里人来人往，旁边还有一个小酒吧，整天都能听到咖啡机搅拌的噪声。更难受的是，香喷喷的咖啡味道常常会搅黄香喷喷的午觉！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原来在联合国大楼内都有各自专用的会议室兼休息室。据我国外交老前辈说，我国专用的会议室较小，也没有窗户，通风不好，后来干脆退掉了。现在，只有英国和法国仍保留着自己的地盘。
在联合国大楼二层，还有一间五个常任理事国共用的磋商室，平时都是不上锁的。不知道五国是不是早已有了“君子协定”，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从来都未发现有其他四个国家的“战略伙伴”中午在这个“战略要塞”做过“战略休整”！
报告——必须抢读
联合国会议通常都是由报告和文件“开路”和“铺垫”的，即会前就印发了与会
议议题有关的各类报告，会上由各国代表对报告作出评论，并根据报告内容草拟相应的后续行动。在联合国多如繁星的会议中，报告成山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据我所知，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是最频繁的。秘书长的报告均须以阿拉伯、中、英、法、俄、西班牙等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同时印发。一些较为敏感的报告还必须制定专门的翻译和印发程序，以确保大家在同一时间看到同一份报告。
我在安理会工作的时候，每次都设法以最快的速度通读和读懂这些报告。对于我们这些“下级”人员来说，早一分钟读完报告，就能早一分钟动脑思考并向“上级”提出对策建议。早一分钟将报告传送回国内，就能早一分钟让主管部门的“上上级”掌握情况。好在联合国的报告都有“套路”，读完前言和结论两大部分，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
日本、韩国、德国、保加利亚等一些“非通用语”国家曾出任过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这些国家代表团通常都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将拿到的报告先翻译成各自国家的语言，然后再发送回各自国家首都。因此，我国代表团读报告的速度实际上是超“德日”、赶“英美”！
抢读报告不单单是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任务，还是各国国内主管部门的工作。俄罗斯代表团曾多次公开抱怨国内主管部门办事官僚，送回去的报告无人办理，更谈上不反馈什么指示了。为此，俄罗斯代表团在安理会内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只有在各国收到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第三天后，才能安排具体的讨论。结果，大家纷纷表示支持。
看来，办事官僚确是世界各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程序——必须会玩
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是安理会。安理会通常以决议的方式作出决定。安理会决议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决议有一个区别，即前者的决议带有约束力。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则具有强制性。例如，决议中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决定对某个国家实施制裁，那么，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需要按规定执行。因此，外交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安理会是一只带有牙齿的‘老虎’”。
安理会的工作大体按照一定的程序，其中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系指导安理会日常工作及运作的程序性规则。
一些国家的大使常年在联合国工作，谙熟联合国这些游戏规则。在安理会内就有一些大使出于政治等考虑，经常在一些问题上玩程序。如俄罗斯大使就曾以决议草案修订本未印出为由，要求将一份关于制裁问题的决议草案推迟至第二天表决。法国大使也曾以未看到决议草案的法文本为借口，不同意安理会讨论决议草案内容。一些理事国也曾因为其提出的案文修改意见未被接受，不同意决议草案作为“主席案文”（即大家原则同意的案文）。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平时就“养”着一大帮法律顾问，潜心研究程序。这些专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关键时刻常常为其大使出招儿。有一年，安理会审议关于以色列问题决议草案（第904号决议），美国代表团对部分案文有异议，并提出修改意见。由于美国的要求太过分，无任何代表团表示同情或支持。在讨个无趣的情况下，美国大使要求安理会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分段表决。结果，安理会理事国的大使们当天不得不在表决中，对11段案文共举了11次手。由于点清每人表决立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每次举手均不能立即放下。这可苦了一些患有肩周炎的大使。许多大使不得不左右开弓，轮番换手。表决结束后，大家纷纷喊胳膊酸痛。
虽然玩程序的花样有百般，但目的只有一个，即：你不让我在安理会“好过”，我也不能让你在会场内“过好”！
责编：雷向晴
我发现，在联合国的各国代表一个个都“贼精”，脑袋瓜长得都“贼尖”，鼻子的嗅觉都“贼灵”、射出的眼神都“贼亮”。他们既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在纽约工作几年的“铁饭碗”。我就发现了如下的一些有趣现象。
发言——必须抢点
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多边讲坛，与会代表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即带着脑袋、嘴巴、耳朵和双手。通常，在重大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提前半个月向会议秘书处预先报名，也可以在会场内临时举牌或举手发言。如果没有特别的规则，通常是先来后到，挨个排队。如果需要提前“夹塞儿”，就必须找到一个国家更换发言时段。在重大会议上争取一个好的发言时段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就犹如掌勺的厨师需要掌握好开锅的时间一样。
如在每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各国就非常重视选择各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长发言的时段，目的是争取好的效应。联合国的会议通常在上午10时或下午3时开始。由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人多事杂，其他国家的重要贵宾和跑龙套的助手通常都难以准时与会，因此，有四个时间段是兵家大忌。如果是排到上午第一个发言，这位代表在会场内大多是对“椅”弹琴──其他代表尚未按时入席。如果是排到午餐前最后一个发言，他则会目睹听众纷纷离席外出──去餐馆解决生存权。下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势必能同时听到台下许多回声——原来是有不少代表餐后在椅子上打饱嗝。要是排到晚上最后一个发言，发言的代表则将是“月亮走、我也走。我送自己到床头”──只有几个会议秘书和保安不耐烦地等着收拾会场！
有一年，我去参加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当时，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都报名发言，主席不得不安排夜会。结果，各国代表团都为争取白天最好的发言时段“打”得不可开交。
有一天恰好轮到新加坡代表在晚上十点半作最后发言。新加坡代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向台上台下一看，真是目不忍睹：主席早已一走了之。偌大的一个会场内只剩下代理主席和寥寥几名打着哈欠的工作人员。新加坡代表在发言时，故意改动了发言稿惯用的一句开场白。他讽刺地说道：“尊敬的摄像机镜头，尊敬的桌子们、椅子们，新加坡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你们致意，感谢你们参加这次重要的夜会！”
代理主席对此大为尴尬，也无可奈何。联合国的会议就是这样无“情”无“义”的。大家想离场时就离场，谁都不能派大兵“瑞恩”将他们押送回来！
我国政府亦非常重视发言的“黄金时段”。每年，我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上，都设法争取到最佳的时间段和较高的聆听率。每次发言都赢得长时间、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新华社亦能随即发稿，赶上家喻户晓的“新闻联播”节目。
我在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时，亦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有一些国家的发言时段是经常精心设计的。
如近年来，每届联合国总务委员会都冒出一个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有一些台湾“邦交国”拿人钱财，替人说项。这些国家的代表不把心思用在正道儿上，却琢磨出一些歪道儿。这些代表每次都设法集中报名发言，企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主导发言内容，在会场内形成一股噪音。这些卑鄙伎俩从来都欺骗不了俺们这些久经考验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员”。我们通过正当的会议议事规则，将我们一些“全天候”式的“铁哥们儿”国家插将进去，打乱了他们的发言部署。结果，只要有台湾的“邦交国”为台湾当局张目，就立即遭到下一个我方友好国家代表的严正批驳。每次都是“东风”压倒“西风”，大长了我方正义的威风！
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因领土、宗教、民族等问题发生纠纷或冲突。这些国家不但重视安排自己的发言时段，也非常重视对手选择的发言时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当年的伊拉克和科威特，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土耳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都属于这类情况。这些代表无不为何时发言和有效击倒对方而伤透了脑筋。
总之，在安排发言时段时，不能听天由命，只能人定胜天！
午睡——必须抢地儿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对于来自五湖四海和不同时区的各国代表来说，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其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用来打盹的。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采用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下午3时至6时的时段。我在联合国大楼参加会议时，发现其他国家的与会代表也有中午打盹的需要。这恐怕是人类的共性，而不单是“中国制造”。在联合国大楼内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困难。
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内，设有沙发和椅子的地方主要包括二楼的代表会客厅和几个开放性的小会客厅、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和普通餐厅、二楼的过道走廊、安理会磋商室外的休息室、地下一层的网吧区、大楼外靠东河的露天便道等。这些休息的地方免费供大家各取所需，实行的是“男女平等、先来后到”的规则。
每到中午，就会看到休会或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战略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倒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围坐在一起“敲三家”的。
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几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阿兰·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他根据自己在联合国大楼内的亲身体会，推荐了12处适合中午打盹的地点。这些地点从舒适性、光亮度、安静度和使用率方面都获得了较高的评分。据德雅梅大使的评价，最不适合睡觉的地方是偌大的代表会客厅，因为那里人来人往，旁边还有一个小酒吧，整天都能听到咖啡机搅拌的噪声。更难受的是，香喷喷的咖啡味道常常会搅黄香喷喷的午觉！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原来在联合国大楼内都有各自专用的会议室兼休息室。据我国外交老前辈说，我国专用的会议室较小，也没有窗户，通风不好，后来干脆退掉了。现在，只有英国和法国仍保留着自己的地盘。
在联合国大楼二层，还有一间五个常任理事国共用的磋商室，平时都是不上锁的。不知道五国是不是早已有了“君子协定”，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从来都未发现有其他四个国家的“战略伙伴”中午在这个“战略要塞”做过“战略休整”！
报告——必须抢读
联合国会议通常都是由报告和文件“开路”和“铺垫”的，即会前就印发了与会
议议题有关的各类报告，会上由各国代表对报告作出评论，并根据报告内容草拟相应的后续行动。在联合国多如繁星的会议中，报告成山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据我所知，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是最频繁的。秘书长的报告均须以阿拉伯、中、英、法、俄、西班牙等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同时印发。一些较为敏感的报告还必须制定专门的翻译和印发程序，以确保大家在同一时间看到同一份报告。
我在安理会工作的时候，每次都设法以最快的速度通读和读懂这些报告。对于我们这些“下级”人员来说，早一分钟读完报告，就能早一分钟动脑思考并向“上级”提出对策建议。早一分钟将报告传送回国内，就能早一分钟让主管部门的“上上级”掌握情况。好在联合国的报告都有“套路”，读完前言和结论两大部分，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
日本、韩国、德国、保加利亚等一些“非通用语”国家曾出任过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这些国家代表团通常都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将拿到的报告先翻译成各自国家的语言，然后再发送回各自国家首都。因此，我国代表团读报告的速度实际上是超“德日”、赶“英美”！
抢读报告不单单是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任务，还是各国国内主管部门的工作。俄罗斯代表团曾多次公开抱怨国内主管部门办事官僚，送回去的报告无人办理，更谈上不反馈什么指示了。为此，俄罗斯代表团在安理会内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只有在各国收到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第三天后，才能安排具体的讨论。结果，大家纷纷表示支持。
看来，办事官僚确是世界各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程序——必须会玩
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是安理会。安理会通常以决议的方式作出决定。安理会决议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决议有一个区别，即前者的决议带有约束力。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则具有强制性。例如，决议中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决定对某个国家实施制裁，那么，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需要按规定执行。因此，外交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安理会是一只带有牙齿的‘老虎’”。
安理会的工作大体按照一定的程序，其中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系指导安理会日常工作及运作的程序性规则。
一些国家的大使常年在联合国工作，谙熟联合国这些游戏规则。在安理会内就有一些大使出于政治等考虑，经常在一些问题上玩程序。如俄罗斯大使就曾以决议草案修订本未印出为由，要求将一份关于制裁问题的决议草案推迟至第二天表决。法国大使也曾以未看到决议草案的法文本为借口，不同意安理会讨论决议草案内容。一些理事国也曾因为其提出的案文修改意见未被接受，不同意决议草案作为“主席案文”（即大家原则同意的案文）。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平时就“养”着一大帮法律顾问，潜心研究程序。这些专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关键时刻常常为其大使出招儿。有一年，安理会审议关于以色列问题决议草案（第904号决议），美国代表团对部分案文有异议，并提出修改意见。由于美国的要求太过分，无任何代表团表示同情或支持。在讨个无趣的情况下，美国大使要求安理会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分段表决。结果，安理会理事国的大使们当天不得不在表决中，对11段案文共举了11次手。由于点清每人表决立场需要一定的时间，每次举手均不能立即放下。这可苦了一些患有肩周炎的大使。许多大使不得不左右开弓，轮番换手。表决结束后，大家纷纷喊胳膊酸痛。
虽然玩程序的花样有百般，但目的只有一个，即：你不让我在安理会“好过”，我也不能让你在会场内“过好”！
责编：雷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