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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多次濒临绝境，却总是绝处逢生，不仅在险境中保存了有生力量，还使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胜利。
长征一路走来，红军看似孤军奋战，但似乎如有神助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不仅仅是老百姓、朋友、同道，还有地方势力和军阀，甚至还有政敌。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 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考虑向湘鄂西苏区靠拢。在红军长征举步之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进方向是西进和北上，然而， 中央红军却迂回向南选择了被认为是“不利之路”的粤北山区为突围方向，打乱了蒋的部署。红军为何做出这个选择，其中发生了什么？
与“南天王”秘密谈判
国民党防守南线的粤军主将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陈济棠（1890-1954，广西人， 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其在广东一直是半独立状态，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独揽广东的军政大权8年之久，人称“南天王”。
面对中央红军日益临近的“大转移”，陈济棠开始心神不宁起来。一方面，粤北紧邻中央苏区，敢打硬仗、战术灵活的红军是他长期畏惧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陈济棠及其粤系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一直明争暗斗，陈济棠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借刀杀人、兼并异己的心思。因此他虽派兵参加“围剿”苏区，但绝不远离广东，同时避免与红军过多纠缠，以防蒋介石的中央军乘虚南下，袭取广东。陈济棠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为性命，一切均以此为重，从这点上讲，他既防共更防蒋。
由此，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从粤军的种种迹象间，把准了陈济棠的脉搏，认为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夺取长征的通道。于是，向陈济棠及其部下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应一致对外”的道理。陈济棠巴不得红军有此一举，爽快答应并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
由于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蒋介石同样有着很深的矛盾，针对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曾发表反对中央军入川的声明一事，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尽量利用”“争取由中立到友好中立”。
在进入云南之前，红军争取和说服了扼守北盘江的黔军部队让出渡口和通道，使红军顺利渡江入滇。进入四川后，刘伯承以故交旧友的名义，先后给许剑霜、邓廷秀等川康边防军旅长级军官写信，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劝他们勿与红军为敌。朱德也利用他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与集结在雅安、荥经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过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朱德、刘伯承还几次派人与川军第 29 军军长孙震联络，希望他对蒋介石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康地区的计划， 采取拖延和消极应付的态度。 虽然西南军阀没有像陈济棠那样回避与红军的作战，但这一时期，利用一切反蒋力量来争取长征顺利行进的政策无疑是成功的。
得民心者得胜利
红军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加大了对红军的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是“流寇”“共匪”。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欺骗了，常常是红军还未到，老百姓就人去屋空躲了起来。但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使人们认识了共产党，反击了国民党的谎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路过贵州毕节，发现老百姓家里有不少苏区发行的钱票。总指挥贺龙想，红军走后，如果敌人发现这些钱票，老百姓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说不定还会受到残害。于是他决定，部队带上银元，一比一给群众兑换，一下子就换掉几千块银元。这些银元，是红军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更是红军的宝贵粮饷，再这样换下去，部队就要发生困难。大伙儿劝说贺龙不要换了，贺龙严肃地说：“我们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吃了群众的粮食，烧了群众的柴草，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救老百姓，花几千块银元又算得了什么。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才能打败敌人啊。”
贵州兴仁县大坪地寨子有位农民名叫周光明，在红军到来前，因受反动派宣传的影响，带着妻儿老小躲到山里去了。夜半时分，他看到寨子里起火，就拼命往寨子里冲去。到了家门口，只见红军战士正在奋不顾身地救火。因为天气干燥，周光明家的3间茅草房最终被烧了。但他却对红军心生感激，因为他看到了红军救火时的真诚和勇敢，特别是事后红军给了他4块大洋，让他重建家园。红军走后，周光明逢人便说：天底下只有红军最好，反动派放火，红军又救火又赔钱。
长征途中，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广大群众因此打心眼里把红军视为穷人的队伍。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当此时，群众的帮助尤显重要。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一天晚上，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时煤气中毒，群众闻讯后，把鲜萝卜磨碎后加入淘米水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战士全部苏醒过来。
交谈中，彭德怀三人耐心向陆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革命道理，陆瑞光如梦初醒，认识到这些年来自己起义的目的和红军的革命理想其实是一致的。当晚，就与红军签下了一份《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苛捐杂税的协议》，双方还商定，红军留下12名伤员，由陆瑞光负责保护并提供伙食医疗，这些伤员恢复后，协助陆瑞光工作。随后，彭德怀还赠送陆瑞光36支步枪，一面红旗。4月17日一早，红军离开时，陆瑞光送了10多里地才返回。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军主力经过良田、坝草到北盘江渡口，顺利进入了贞丰境内。5月3日，红军巧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前堵后追”，妄图围歼红军于滇黔的阴谋。 1935年 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彝族地区，虽然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达到了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但是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眼前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当时的大路，由西昌至雅安；另一条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小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由于四川军阀对彝族的压迫，彝族对于汉人的仇恨甚深，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河急进的消息后，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制订了一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在大路上围堵下了大本钱。他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排除一切困难通过彝民居住区，抢渡大渡河天险。5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
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重点就是解决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进行东征，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而努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开展了高效率的统战工作： 派代表首先赴西安与杨虎城会晤， 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红军派代表进驻西安，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西北大联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派李克农两次前往洛川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会谈，就停战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周恩来与张学良见面会谈，达成了互派代表、互不侵犯、东北军为红军代购军需品和中共派人协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定。同时， 红军还通过对晋绥地方实力派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与阎锡山、傅作义、马鸿逵、马鸿宾等达成了停战谅解。
至此， 中共中央所倡导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在 1936 年上半年基本形成，这不仅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此时，蒋介石多年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北地区遭到了局部破产。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建立起停战合作关系，使蒋介石再逼迫他们进行“围剿”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些部队随时都可能发生倒戈或哗变”。当蒋介石自认为“这时给疲惫不堪的共产党军队，以最后一击的时刻已经到来”之际，恰恰是被共产党统战巨腕扭转了方向之时。
1936年9 月，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等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文中指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
12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致信蒋介石，表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决计不能再自相残杀，红军愿意“化敌为友，共同抗日”。11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全国上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空前高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包容、宽博的政治智慧和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
从1934年10月到1936 年 10 月，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十多个省份，跨越万水千山，行程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困苦，终于胜利实现了从中国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三大主力在陇中高原胜利会师。
回首这二万五千里行程，红军自始至终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中国共产党以坚定无畏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团结人心、集聚力量，以鲜明的统战策略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虽然每个阶段的统战对象不同，统战工作内容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在军事上分化敌军、减轻红军的压力；在政治上动员和团结各族群众、赢得理解和支持；在大局上尽释前嫌，以民族危亡为重。
漫漫征途，红军征服的是人心，获得的是坚不可摧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危局中对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对人心向背的明智判断和抉择，以及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胸怀。这股力量最终让长征走向胜利。长征胜利了，革命才能再出发。
长征一路走来，红军看似孤军奋战，但似乎如有神助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不仅仅是老百姓、朋友、同道，还有地方势力和军阀，甚至还有政敌。
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 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考虑向湘鄂西苏区靠拢。在红军长征举步之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进方向是西进和北上，然而， 中央红军却迂回向南选择了被认为是“不利之路”的粤北山区为突围方向，打乱了蒋的部署。红军为何做出这个选择，其中发生了什么？
与“南天王”秘密谈判
国民党防守南线的粤军主将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陈济棠（1890-1954，广西人， 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其在广东一直是半独立状态，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独揽广东的军政大权8年之久，人称“南天王”。
面对中央红军日益临近的“大转移”，陈济棠开始心神不宁起来。一方面，粤北紧邻中央苏区，敢打硬仗、战术灵活的红军是他长期畏惧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陈济棠及其粤系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一直明争暗斗，陈济棠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借刀杀人、兼并异己的心思。因此他虽派兵参加“围剿”苏区，但绝不远离广东，同时避免与红军过多纠缠，以防蒋介石的中央军乘虚南下，袭取广东。陈济棠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为性命，一切均以此为重，从这点上讲，他既防共更防蒋。
由此，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从粤军的种种迹象间，把准了陈济棠的脉搏，认为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夺取长征的通道。于是，向陈济棠及其部下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应一致对外”的道理。陈济棠巴不得红军有此一举，爽快答应并愿意通过谈判来协调。
由于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蒋介石同样有着很深的矛盾，针对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曾发表反对中央军入川的声明一事，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尽量利用”“争取由中立到友好中立”。
在进入云南之前，红军争取和说服了扼守北盘江的黔军部队让出渡口和通道，使红军顺利渡江入滇。进入四川后，刘伯承以故交旧友的名义，先后给许剑霜、邓廷秀等川康边防军旅长级军官写信，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劝他们勿与红军为敌。朱德也利用他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与集结在雅安、荥经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过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朱德、刘伯承还几次派人与川军第 29 军军长孙震联络，希望他对蒋介石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康地区的计划， 采取拖延和消极应付的态度。 虽然西南军阀没有像陈济棠那样回避与红军的作战，但这一时期，利用一切反蒋力量来争取长征顺利行进的政策无疑是成功的。
得民心者得胜利
红军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加大了对红军的反动宣传，诬蔑红军是“流寇”“共匪”。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欺骗了，常常是红军还未到，老百姓就人去屋空躲了起来。但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使人们认识了共产党，反击了国民党的谎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路过贵州毕节，发现老百姓家里有不少苏区发行的钱票。总指挥贺龙想，红军走后，如果敌人发现这些钱票，老百姓不仅经济上要受损失，说不定还会受到残害。于是他决定，部队带上银元，一比一给群众兑换，一下子就换掉几千块银元。这些银元，是红军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更是红军的宝贵粮饷，再这样换下去，部队就要发生困难。大伙儿劝说贺龙不要换了，贺龙严肃地说：“我们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吃了群众的粮食，烧了群众的柴草，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救老百姓，花几千块银元又算得了什么。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才能打败敌人啊。”
贵州兴仁县大坪地寨子有位农民名叫周光明，在红军到来前，因受反动派宣传的影响，带着妻儿老小躲到山里去了。夜半时分，他看到寨子里起火，就拼命往寨子里冲去。到了家门口，只见红军战士正在奋不顾身地救火。因为天气干燥，周光明家的3间茅草房最终被烧了。但他却对红军心生感激，因为他看到了红军救火时的真诚和勇敢，特别是事后红军给了他4块大洋，让他重建家园。红军走后，周光明逢人便说：天底下只有红军最好，反动派放火，红军又救火又赔钱。
长征途中，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广大群众因此打心眼里把红军视为穷人的队伍。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当此时，群众的帮助尤显重要。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攻占湖南锡矿山。一天晚上，30多名红军战士夜里睡觉时煤气中毒，群众闻讯后，把鲜萝卜磨碎后加入淘米水煮沸，然后一口一口地喂给中毒的战士吃。由于抢救及时，中毒战士全部苏醒过来。
交谈中，彭德怀三人耐心向陆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和革命道理，陆瑞光如梦初醒，认识到这些年来自己起义的目的和红军的革命理想其实是一致的。当晚，就与红军签下了一份《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苛捐杂税的协议》，双方还商定，红军留下12名伤员，由陆瑞光负责保护并提供伙食医疗，这些伤员恢复后，协助陆瑞光工作。随后，彭德怀还赠送陆瑞光36支步枪，一面红旗。4月17日一早，红军离开时，陆瑞光送了10多里地才返回。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军主力经过良田、坝草到北盘江渡口，顺利进入了贞丰境内。5月3日，红军巧渡金沙江，粉碎了蒋介石“前堵后追”，妄图围歼红军于滇黔的阴谋。 1935年 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彝族地区，虽然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达到了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境内的战略目的，但是还未能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眼前首要困难就是必须迅速飞越天险大渡河。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当时的大路，由西昌至雅安；另一条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小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由于四川军阀对彝族的压迫，彝族对于汉人的仇恨甚深，在当时，人们把经彝族区的小路视为畏途，军队——尤其是汉人军队要通过这一地区是很不容易的。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大渡河急进的消息后，认为消灭红军的机会来了，他决心要使红军重演72年前太平天国将士全军覆灭的悲剧，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5月10日，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制订了一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断定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因此在大路上围堵下了大本钱。他还命令守大渡河的部队：收缴南岸渡河的船只以及渡河材料，全部集中于北岸；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数加以焚烧。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心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他断定蒋介石以为红军不敢走小路，因此小路的防备一定较弱。他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排除一切困难通过彝民居住区，抢渡大渡河天险。5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队长。
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只要全体红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重点就是解决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进行东征，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而努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开展了高效率的统战工作： 派代表首先赴西安与杨虎城会晤， 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红军派代表进驻西安，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西北大联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派李克农两次前往洛川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会谈，就停战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周恩来与张学良见面会谈，达成了互派代表、互不侵犯、东北军为红军代购军需品和中共派人协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项协定。同时， 红军还通过对晋绥地方实力派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与阎锡山、傅作义、马鸿逵、马鸿宾等达成了停战谅解。
至此， 中共中央所倡导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在 1936 年上半年基本形成，这不仅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此时，蒋介石多年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北地区遭到了局部破产。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建立起停战合作关系，使蒋介石再逼迫他们进行“围剿”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些部队随时都可能发生倒戈或哗变”。当蒋介石自认为“这时给疲惫不堪的共产党军队，以最后一击的时刻已经到来”之际，恰恰是被共产党统战巨腕扭转了方向之时。
1936年9 月，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等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文中指示“抗日反蒋不能并提”，“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
12 月 1 日，毛泽东、朱德致信蒋介石，表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决计不能再自相残杀，红军愿意“化敌为友，共同抗日”。11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全国上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空前高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包容、宽博的政治智慧和为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持续努力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
从1934年10月到1936 年 10 月，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十多个省份，跨越万水千山，行程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困苦，终于胜利实现了从中国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三大主力在陇中高原胜利会师。
回首这二万五千里行程，红军自始至终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中国共产党以坚定无畏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团结人心、集聚力量，以鲜明的统战策略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到最广泛的支持。虽然每个阶段的统战对象不同，统战工作内容不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即在军事上分化敌军、减轻红军的压力；在政治上动员和团结各族群众、赢得理解和支持；在大局上尽释前嫌，以民族危亡为重。
漫漫征途，红军征服的是人心，获得的是坚不可摧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危局中对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对人心向背的明智判断和抉择，以及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胸怀。这股力量最终让长征走向胜利。长征胜利了，革命才能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