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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蔡仲德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国变化很大，学校也变化很大，也许蔡老师在另一个世界里已经感受到了。但无论如何，我想他依然会带着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依然会在操心着国家、学校、音乐美学教研室与亲爱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们，因为在他的内心，总是抱有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怀有一颗爱国、爱校、爱人的赤诚之心。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到学校不久，就知道附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叫蔡仲德，毕业于华东师范学院，当时他正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后来，我作为学生在音乐美学讲座的课堂上认识蔡老师，他讲的是《乐记》和《声无哀乐论》。蔡老师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和对古代文献倒背如流的学识，令我十分敬佩。l983年我毕业后留在刚成立的音乐美学教研室任教，蔡老师也恰好在下半年从附中调入音乐美学教研室，于是我们成了同事。那时的音乐美学教研室是一个永远令人向往的集体，它的成员有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潘必新和我，这个集体还包括当时在音乐学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的杨恍、叶琼芳和因身体不好病休在家的李大士，不久李起敏也调入教研室。这是一个充满着事业心、正义感、爱心和无私的集体，在这个温暖的集体中，我倍受长者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既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更是我学习上的老师和为人处事的楷模。蔡仲德先生自然是我学习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老师和在治学与人格上的榜样。蔡老师严谨、执着的治学和正直、率性的人格，以及他那充满热情的为人和见义勇为的爱心永远存留在我的心底。
80年代后期，我萌发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的想法，也就是将传统音乐的形态和观念放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作综合研究。我认为：“某种文化形态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它在同一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某种文化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并不那么直接，但却根深蒂固。从表面上来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观念和形态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但从内在的文化规律上来看，它们却牢固地统一在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一些文化精神之中。”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蔡老师，蔡老师很高兴并十分支持我的做法，他说由于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欠缺使他无法深入对音乐形态的研究，希望我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经过将近一年的思考和研究后，我为音乐学系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名为《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思想》的选修课。记得蔡老师还曾两次来听我讲课，课后给我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后来，我把其中的部分讲稿整理成三篇论文，分别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和《物我同一、情景相即的审美情趣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这三篇文章在发表前我都请蔡老师帮我审阅过，尤其是前两篇文章，蔡老师对其中的文献应用提出了许多建议。音乐美学教研室具有优良的传统，教研室的同仁们相互帮助、相互关心，齐心协力为学科建设做出努力。教研室也有学术争鸣的良好气氛，不同的学术观点并存，互补互助、共同提高。这种讨论有时是集体的，有时是个人之间的，不分资历，不论老少。蔡仲德老师比我大12岁，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之间的讨论却是平等的。记得我们曾经就“人本主义和艺术本体”、“五四”文化和评价青主、 “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人生意义和生老病死”等问题进行过讨论。蔡老师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也坚持我的看法；但蔡老师的批判精神在和我讨论的时候不会显得那么激烈。其实我心里明白，蔡老师对于后辈多是鼓励，是希望我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只有一次蔡老师是认输的，那是在他病重的时候和我讨论“人生意义和生老病死”。他认为人活着的意义不仅是对社会和他人有用，同时也包括不给社会和他人增添麻烦。他说，他当时的情况给家人、给同事、给学校、给社会都增加麻烦，自己也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所以，活着毫无意义，生不如死。他想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我告诉他， “生死还有一个情感问题，安乐死是道德领域思考的问题，但从情感方面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尽管情感有时显得很愚蠢，但它毕竟会把握人的行为，尤其是当世俗观念还根深蒂固时，只能用感情的力量去抵御现实的痛苦。”蔡老师说： “你说得对，世俗的观念尽管很可恶，但它毕竟会影响人的情感。一旦我们违背了世俗观念，人的情感就会失衡。我想我还是要活着，用我的爱和情感去战胜病魔。”蔡老师终究没有战胜病魔，但他却为了爱和情感忍受了巨大的折磨……
蔡仲德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至今无人超越。后来他的研究转向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他对中国文化研究所提出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始终认为蔡仲德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具有中国文人最高尚的品质和人格精神。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将会永远载入史册。因而，今天在蔡仲德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大家聚集在一起研究和回顾蔡先生的学术成果、治学精神和为人品格，无疑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衷心希望蔡老师的学识、学养、学德、学品永远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也借此机会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对蔡仲德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王次熠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人民音乐》主编
（责任编辑 张萌）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到学校不久，就知道附中有一位语文老师叫蔡仲德，毕业于华东师范学院，当时他正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后来，我作为学生在音乐美学讲座的课堂上认识蔡老师，他讲的是《乐记》和《声无哀乐论》。蔡老师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和对古代文献倒背如流的学识，令我十分敬佩。l983年我毕业后留在刚成立的音乐美学教研室任教，蔡老师也恰好在下半年从附中调入音乐美学教研室，于是我们成了同事。那时的音乐美学教研室是一个永远令人向往的集体，它的成员有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潘必新和我，这个集体还包括当时在音乐学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的杨恍、叶琼芳和因身体不好病休在家的李大士，不久李起敏也调入教研室。这是一个充满着事业心、正义感、爱心和无私的集体，在这个温暖的集体中，我倍受长者的关心和帮助，他们既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更是我学习上的老师和为人处事的楷模。蔡仲德先生自然是我学习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老师和在治学与人格上的榜样。蔡老师严谨、执着的治学和正直、率性的人格，以及他那充满热情的为人和见义勇为的爱心永远存留在我的心底。
80年代后期，我萌发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究的想法，也就是将传统音乐的形态和观念放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作综合研究。我认为：“某种文化形态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它在同一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某种文化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并不那么直接，但却根深蒂固。从表面上来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观念和形态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但从内在的文化规律上来看，它们却牢固地统一在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一些文化精神之中。”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蔡老师，蔡老师很高兴并十分支持我的做法，他说由于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欠缺使他无法深入对音乐形态的研究，希望我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经过将近一年的思考和研究后，我为音乐学系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名为《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思想》的选修课。记得蔡老师还曾两次来听我讲课，课后给我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后来，我把其中的部分讲稿整理成三篇论文，分别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和《物我同一、情景相即的审美情趣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这三篇文章在发表前我都请蔡老师帮我审阅过，尤其是前两篇文章，蔡老师对其中的文献应用提出了许多建议。音乐美学教研室具有优良的传统，教研室的同仁们相互帮助、相互关心，齐心协力为学科建设做出努力。教研室也有学术争鸣的良好气氛，不同的学术观点并存，互补互助、共同提高。这种讨论有时是集体的，有时是个人之间的，不分资历，不论老少。蔡仲德老师比我大12岁，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之间的讨论却是平等的。记得我们曾经就“人本主义和艺术本体”、“五四”文化和评价青主、 “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人生意义和生老病死”等问题进行过讨论。蔡老师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观点，也坚持我的看法；但蔡老师的批判精神在和我讨论的时候不会显得那么激烈。其实我心里明白，蔡老师对于后辈多是鼓励，是希望我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只有一次蔡老师是认输的，那是在他病重的时候和我讨论“人生意义和生老病死”。他认为人活着的意义不仅是对社会和他人有用，同时也包括不给社会和他人增添麻烦。他说，他当时的情况给家人、给同事、给学校、给社会都增加麻烦，自己也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所以，活着毫无意义，生不如死。他想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我告诉他， “生死还有一个情感问题，安乐死是道德领域思考的问题，但从情感方面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尽管情感有时显得很愚蠢，但它毕竟会把握人的行为，尤其是当世俗观念还根深蒂固时，只能用感情的力量去抵御现实的痛苦。”蔡老师说： “你说得对，世俗的观念尽管很可恶，但它毕竟会影响人的情感。一旦我们违背了世俗观念，人的情感就会失衡。我想我还是要活着，用我的爱和情感去战胜病魔。”蔡老师终究没有战胜病魔，但他却为了爱和情感忍受了巨大的折磨……
蔡仲德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至今无人超越。后来他的研究转向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他对中国文化研究所提出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始终认为蔡仲德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具有中国文人最高尚的品质和人格精神。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将会永远载入史册。因而，今天在蔡仲德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大家聚集在一起研究和回顾蔡先生的学术成果、治学精神和为人品格，无疑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衷心希望蔡老师的学识、学养、学德、学品永远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也借此机会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对蔡仲德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王次熠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人民音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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