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化,时尚业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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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投资者来说,时尚一直是值得投资的好生意,经营之道无非两种,要么苦心创建一个本土品牌,要么重金收购一个外国品牌。无论是土是洋,恰当的本地化,都是重要的命题。
  拥有强大资本力量的国内品牌需要靠一点洋味来摆脱土气,远渡重洋的品牌又得靠策略布局接到地气,那么,时尚品牌本地化的命门到底在哪里?
  编辑/撰文 _潘可佳 美编 _ 吴炜 摄影 _王远征 秦斌
  国内的服装消费者反应极其敏锐,好的服装品牌往往能在一两季之内就创造相当的利润,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现金流。若以一个姑娘来作比,供应链是脸蛋身材,营销策略是珠宝华服,而品牌设计总监,就是最好的化妆师,一点点改动,就能把略嫌平庸的姑娘变成气质十足的美女,在零售市场上战无不胜。
  过去两三年,逐渐重视中国市场的奢侈品扎堆在北京或者上海操办大事,积淀厚重的会从欧洲移植来一场浩大的艺术展,有些则直接把过去一季四大时装周上的秀款搬过来,广邀一线明星甚至是好莱坞大咖捧场,把走秀办成时尚圈内的大party,借此提升品牌认知度。洋品牌要持续本地化,这几乎已经是个共识。对本土品牌来说,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供挖掘,没有巴黎当季的秀款可以展示,面对急遽变化的消费环境,重塑自己的品牌定位,在消费者心中提升认知度,要靠什么呢?请个国外设计师来坐镇似乎是条捷径,国内服装行业的不少巨头早就尝试过,鄂尔多斯、九牧王、劲霸都聘请过外籍设计师,但是水土不服者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土品牌
  牵手洋设计,咬定老调性
  最近,七匹狼发力挖来了英国设计师Graeme Fidler作为手中王牌。若要说到在奢侈品牌的工作经验, Graeme Fidler有非常拿得出手的业绩,他曾经在英伦奢侈品牌Aquascutum任职七年,在担任老牌奢侈品BALLY全球创意总监期间,三年就为这个品牌注入活力新血。原本负债一千万欧元的BALLY公司,在Graeme Fidler的带领下走出低谷,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年盈利两千万欧元,并且不断焕发生新的生机。作为创立于1850年的老品牌,BALLY的转身并不容易,在Graeme Fidler看来,成衣不理想,就得转回品牌的立足之本, BALLY品牌创立之初的一百多年,都是以精良考究的皮鞋为主打产品,那就靠鞋子和皮质品再造辉煌。巧妙的调整并没有带给BALLY任何负面效应,人们对这个带有瑞士基因的品牌认知度依然如故,同时,在中国和印度市场的开拓性布局更是带来了丰厚的回馈,而这,很大程度上依靠创意总监对设计和产品策略的调整。接受了七匹狼的邀请之后,Graeme Fidler把“重塑品牌的灵魂”视为第一要务,既要尊重品牌25年来的积淀,也要让七匹狼品牌更鲜明,调性呼之欲出。
  诞生于深圳的女装品牌歌力思与国外设计师合作的经验丰富,他们的设计顾问Jean Paul Knott曾经在YSL工作12年之久,至今依然运作自己的同名设计品牌,从2004年开始,他与歌力思合作,过程当然曾有过曲折,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沟通。董事长夏国新说,无论设计师来自哪里,“坚持品牌个性永远是最重要的,然后研究市场。”显然,与洋设计师合作,歌力思是尝到了甜头的,今年夏国新再度聘请前Moschino首席设计、意大利设计师Fabrizio Libero Lucio作为品牌首席设计师,即使有洋设计师掌舵,决策依然在品牌手中,“不能左右摇摆,什么好卖做什么,要注意品牌形象的塑造。”夏国新很肯定地说。
  Graeme Fidler也告诉记者,重塑品牌,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回到品牌的原初,把精力放到最擅长的产品上。但真正执行起来,却很有挑战性,不啻于在旧与新、调性与销售额之间艰难地走钢索。有无数小细节要注意,需要重返故纸堆,找到经典设计的迷人之处,要追寻品牌当年创造时的DNA,更要对市场有精确的预判,而这,仰赖于对消费者的深刻理解。这样的过程,往往比创造一个新的品牌还要艰难。
  舶来货
  抓住配件别放手
  时尚行业一如所有的消费行业,有自己的利润秘籍。在国内成功的本土服饰品牌,核心产品几乎无一例外是成衣,而国外奢侈品牌进入中国,几乎都以配件作为核心产品—以朋克起家的英伦奢侈品牌Vivienne Westwood是最好的例子。尽管Vivienne Westwood靠裁剪独特的服装起家,但在中国市场的打拼,配件依然是当家花旦。品牌全球运营总监 Giuseppe Aragoni告诉记者,凭借零售店铺每周每月的数据统计,他们逐渐了解不同地区顾客的细致差异。在英国,65岁以上的消费者依然会惠顾Vivienne Westwood,但在中国,品牌主要的消费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即使同处亚洲地区,各个国家对洋品牌的诉求也不同,在韩国,他们的顾客更年长一些。这些切身的体验全靠真金白银换来,二十几年前,Vivienne Westwood进入日本,很快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日本合作伙伴告诉他们,配件始终是亚洲顾客最青睐的,也将这个品牌的配件产品线延伸得相当广泛,从包包、腕表到太阳镜、珠宝、首饰。比起那些动辄传承百年的欧洲老牌,Vivienne Westwood的历史不算太悠久,但很巧妙地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顶级奢侈品牌,在Giuseppe Aragoni看来,或许“跟香奈儿的级别差不多。” 对这个不断崛起的新兴市场,他们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中国起步,去理解我们的合作伙伴,建厂、选址等等,目前有十家店铺,但是明年数量会翻番。” Vivienne Westwood的成功告诉我们,面对文化差异,没有万全之策,惟有保持有效的交流,耐心倾听消费者的声音,倾听来自工厂的声音,倾听来自设计者声音,倾听一线销售人员的声音。“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遗漏,无论讲什么语言,有效交流的精神应该是一样的。”
  本地化,个性摆在第一位
  设计,永远是时尚行业最大的技术壁垒,靠谱的设计团队,也正是一个服装品牌的核心财富。如今,国内资本的力量足够强大,依靠渠道和销售打造辉煌的营销并不是最难的,但延请一线设计师重塑品牌,依然是障碍重重。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但问题是,远来的和尚未必愿意背井离乡迁居到异乡的庙里,即使这座庙宇规模宏大、设施先进。如何让大师级别的设计师融入到中国企业中,是一个现实问题,如同软件的本地化一样,并不仅仅是翻译所有文字那么简单。高薪邀请一个设计师只是第一步,用恰当的环境孵化成合适产品、克服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IBIC机构是专门解决以上问题的公司,今年七匹狼与Graeme Fidler的牵手,就由他们配对成功。为了更接地气,Graeme Fidler在厦门设立了工作室,重整架构,去芜存菁,也招徕了具有洋背景的帮手:在马兰戈尼时装学院长期任教的Giusi Lara负责商务男装,在米兰工作过的Colin Jiang负责高端系列,希望在下一季带给七匹狼新的面貌。
  IBIC的总部设在纽约,他们不帮助别人创造品牌,但致力于在行业内深耕关系、解决问题,在联合创始人石光晨看来,“问题往往出现在合作方式上。设计师不能常驻中国,就不能对广阔的二线市场、三线市场进行真正的分析,不能对中国消费者的喜好进行了解,只能按照国外的环境一成不变地做一个商品企划咨询,这显然不适合现在的中国市场。其实请来的设计师真的很好,但是传统的合作方式是不对的。”
  石光晨坦言,国内时尚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很多机会,“在服装企业集中的广东、福建、浙江,每一个大企业的总部都是几十层的大楼。很多国际知名奢侈品牌的全球总部,都不如这些本土企业财力雄厚。”但资本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国外的品牌发展,其实就是设计师发展之路。不管是Ferragamo也好,Armani也好,Gucci也好,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是如此。而中国的时尚发展不是这样,很多公司是从批发商转为做品牌。不具备一个品牌真正的DNA。”
  在石光晨眼中,中国服装产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品牌同质化,产品同质化。国内商场中主打成衣的本土品牌,大多面目混淆,在设计上个性不强,石光晨带着旗下合作的设计师逛北京的商场,最直接的感受是,“把LOGO遮掉之后,完全无法辨认这件衣服到底来自那个品牌”,设计辨识度为零,更别提拥有屹立不倒的经典单品,正是国内不少本土品牌的尴尬现状。
  IBIC的生意,正把眼光放在全球范围内,把真正有价值的设计师挖到中国来,并且持续帮助中国品牌实现国际化。一家公司对中国体量庞大的时尚产业来说不算什么,至少,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不但帮助本土品牌走出去,也助力中国时尚产业洋起来—这,或许正是眼下投资中国时尚业,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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