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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个晚上的阅读时间,把龚明德著《文事谈旧》仔细读过,感慨良多。
《文事谈旧》之前,我还看过龚明德1996年11月在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散札》,那也是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书人书事集。
中国新文学研究,近几年出了不少好书。在写作风格上则因作者不同而各呈特点。譬如姜德明的书话,介于学术研究与掌故丛谈之间,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有极强的可读性。这一点,他受唐弢的影响很大。比较起来龚明德就要冷峻得多,显得异常的严谨,读过《新文学散札》的读者,都深有体会。
《文事谈旧》在文风上,延续了《新文学散札》的严谨、犀利。而且较之《新文学散札》,因为一些材料的新发现,龚明德对他以前的文章多有补充、改写,因而更加充实,如《留给世人的美丽花朵》、《<战时小丛书>和<战时小丛刊>》等。
治史,应该以基本事实为依据。针对中国新文学而言,白纸黑字的文学作品,较诸口传耳闻,要可靠得多。龚明德作为研究者,同时又是藏书家,其藏书日丰,是让他的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单是拥有丰富的藏书,还做不好研究。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只有短短三十年,但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家留下的文学作品却十分丰富。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时代要求所决定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但因人为的缘故,或出于某种斗争的需要,或某个重要实权人物几句谈话,一些作品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评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的原因。那么,对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工作者来说,还原其本来面目,弄清楚基本事实,这是当务之急。之后再论是非得失,全面评价文人、文事,庶可免偏颇。
举个例子。章衣萍擅于“摸屁股”的名气很大。在我接触他的作品之前就已耳熟了。究其原因,便是那句有名的“懒人的春天啊,……”因为有鲁迅含嘲讽意味的打油诗“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在前,于是后来评论家一说到章衣萍,就斥为“摸屁股文人”。而如我这样对中国新文学虽有兴趣却不深究的人,也即恍兮惚兮认定了“摸屁股”名言出自章衣萍之口。其实呢,此“名言”作者另有其人,章氏只不过是在文中引用一下罢了。不光彩的帽子,往章衣萍脑壳上一扣便是六十余年,真冤哉枉也。然而,倘不是读了又经龚明德增订并收在《文事谈旧》一书中的《“懒人的春天”和<枕上随笔>》,至少在我,章衣萍仍会被继续冤枉。
龚明德的文章,最大特点就是挑漏。其目光所及,只要经他考证,认为有不实之处,无论那人那文名气多大,他都会毫不含糊地指出来,加以辨析。用四川话来说,他这个人做事“不认黄”。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三十多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中,遮遮掩掩的事太多了!由于龚明德做事“不认黄”的作风,他的文章,多系翻案之作:到底为巴金抗战三部曲《火》一书提供材料的是臧克家、田涛还是田一文?翻译家李霁野译《简爱》究竟与鲁迅有没有关系?汪静之《惠的风》出版后,得过周氏兄弟的赞扬,那除赞美之外,有不满之声吗?……如此种种,究竟事实如何,《文事谈旧》中均一一道来。
翻案文章不好作,要把人们习见的看法转变过来,没有真诚的态度、独立的思想、足够的史料、科学的方法和过人的胆识,是做不好的。这在文学史上并不乏佐证,郭沫若老先生《李白与杜甫》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反之,凡不盲从阿世,本着为历史负责为后世负责精神的作品,读者会认同的,其生命力也是长久的。
老作家到了晚年,回忆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述说事迹、评价得失,从人之常情而言,自然喜欢选择一些好的、对己有利的赞美之辞,这是可以也应该理解的。但本无此事,于今撰之,就不免等而下之了。作为研究者,秉笔公平,揭露虚假,是其本分。
龚明德下笔冷峻,但如果仔细读他的一些文章,也能发现其婉然有情的另一面。《一曲稚野美和文雅美的赞歌》——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赏析,就很能见他的情怀。李光地曾用“圣人之或默或语无非教育”来论孔子,将他奉为神圣。而千百年来注释《论语》者大抵也是战战兢兢,实际上已忽视了孔老夫子沂水春风的乐趣。鲁迅被举为现代圣人,自然,后来的注家也同样不免于像千百年来的前辈那样,从一篇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中也硬要找出微言大义,来说明鲁迅的战斗性。这一点,龚明德在《一曲稚野美和文雅美的赞歌》中用他精细的文本赏读实绩嘲笑了上述注家们。
日常生活中的龚明德爱不爱打抱不平,我不知道。但一笔在手,他的侠气立现,这是我读《文事谈旧》时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你看,当他谈到已湮灭无闻几十年的四川籍作家如叶伯和、蓼子,当他谈到沈旭、卢冀野、赵景深,……其惋惜痛切之情,着实令人感动,而他书生本色的痴气也就流露无遗了。
考据文章,虽细虽小,要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却也是非常费力的事。非但费力,当涉及到一些人和书,有时还不免有“不讨好”之虞。然而,正如被龚明德奉为座右铭的藤野先生训导青年鲁迅时所讲的那样:“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既如此,那不讨好也便不讨好了。在龚明德看来,只好学鲁迅的样说一句:“随他去罢。”
(《文事谈旧》,龚明德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文事谈旧》之前,我还看过龚明德1996年11月在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散札》,那也是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书人书事集。
中国新文学研究,近几年出了不少好书。在写作风格上则因作者不同而各呈特点。譬如姜德明的书话,介于学术研究与掌故丛谈之间,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有极强的可读性。这一点,他受唐弢的影响很大。比较起来龚明德就要冷峻得多,显得异常的严谨,读过《新文学散札》的读者,都深有体会。
《文事谈旧》在文风上,延续了《新文学散札》的严谨、犀利。而且较之《新文学散札》,因为一些材料的新发现,龚明德对他以前的文章多有补充、改写,因而更加充实,如《留给世人的美丽花朵》、《<战时小丛书>和<战时小丛刊>》等。
治史,应该以基本事实为依据。针对中国新文学而言,白纸黑字的文学作品,较诸口传耳闻,要可靠得多。龚明德作为研究者,同时又是藏书家,其藏书日丰,是让他的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单是拥有丰富的藏书,还做不好研究。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只有短短三十年,但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家留下的文学作品却十分丰富。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时代要求所决定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但因人为的缘故,或出于某种斗争的需要,或某个重要实权人物几句谈话,一些作品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评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时代的原因。那么,对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工作者来说,还原其本来面目,弄清楚基本事实,这是当务之急。之后再论是非得失,全面评价文人、文事,庶可免偏颇。
举个例子。章衣萍擅于“摸屁股”的名气很大。在我接触他的作品之前就已耳熟了。究其原因,便是那句有名的“懒人的春天啊,……”因为有鲁迅含嘲讽意味的打油诗“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在前,于是后来评论家一说到章衣萍,就斥为“摸屁股文人”。而如我这样对中国新文学虽有兴趣却不深究的人,也即恍兮惚兮认定了“摸屁股”名言出自章衣萍之口。其实呢,此“名言”作者另有其人,章氏只不过是在文中引用一下罢了。不光彩的帽子,往章衣萍脑壳上一扣便是六十余年,真冤哉枉也。然而,倘不是读了又经龚明德增订并收在《文事谈旧》一书中的《“懒人的春天”和<枕上随笔>》,至少在我,章衣萍仍会被继续冤枉。
龚明德的文章,最大特点就是挑漏。其目光所及,只要经他考证,认为有不实之处,无论那人那文名气多大,他都会毫不含糊地指出来,加以辨析。用四川话来说,他这个人做事“不认黄”。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三十多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中,遮遮掩掩的事太多了!由于龚明德做事“不认黄”的作风,他的文章,多系翻案之作:到底为巴金抗战三部曲《火》一书提供材料的是臧克家、田涛还是田一文?翻译家李霁野译《简爱》究竟与鲁迅有没有关系?汪静之《惠的风》出版后,得过周氏兄弟的赞扬,那除赞美之外,有不满之声吗?……如此种种,究竟事实如何,《文事谈旧》中均一一道来。
翻案文章不好作,要把人们习见的看法转变过来,没有真诚的态度、独立的思想、足够的史料、科学的方法和过人的胆识,是做不好的。这在文学史上并不乏佐证,郭沫若老先生《李白与杜甫》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反之,凡不盲从阿世,本着为历史负责为后世负责精神的作品,读者会认同的,其生命力也是长久的。
老作家到了晚年,回忆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述说事迹、评价得失,从人之常情而言,自然喜欢选择一些好的、对己有利的赞美之辞,这是可以也应该理解的。但本无此事,于今撰之,就不免等而下之了。作为研究者,秉笔公平,揭露虚假,是其本分。
龚明德下笔冷峻,但如果仔细读他的一些文章,也能发现其婉然有情的另一面。《一曲稚野美和文雅美的赞歌》——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赏析,就很能见他的情怀。李光地曾用“圣人之或默或语无非教育”来论孔子,将他奉为神圣。而千百年来注释《论语》者大抵也是战战兢兢,实际上已忽视了孔老夫子沂水春风的乐趣。鲁迅被举为现代圣人,自然,后来的注家也同样不免于像千百年来的前辈那样,从一篇回忆童年生活的文章中也硬要找出微言大义,来说明鲁迅的战斗性。这一点,龚明德在《一曲稚野美和文雅美的赞歌》中用他精细的文本赏读实绩嘲笑了上述注家们。
日常生活中的龚明德爱不爱打抱不平,我不知道。但一笔在手,他的侠气立现,这是我读《文事谈旧》时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你看,当他谈到已湮灭无闻几十年的四川籍作家如叶伯和、蓼子,当他谈到沈旭、卢冀野、赵景深,……其惋惜痛切之情,着实令人感动,而他书生本色的痴气也就流露无遗了。
考据文章,虽细虽小,要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却也是非常费力的事。非但费力,当涉及到一些人和书,有时还不免有“不讨好”之虞。然而,正如被龚明德奉为座右铭的藤野先生训导青年鲁迅时所讲的那样:“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既如此,那不讨好也便不讨好了。在龚明德看来,只好学鲁迅的样说一句:“随他去罢。”
(《文事谈旧》,龚明德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