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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确立为指导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经营意识与经营能力已经成为现代人厂项必备素质之一。而谈到经营，离不开对商品、商人与商业的发展溯源。当我们按照商人的头脑与方式，重新认识并应用身边的资源，使之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价值时，便拥有了这种素质和能力。
除了个人素质提升之外，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出发，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遍布世界各地的重要商业力量——世界华商，尤为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同时日益担负起更为重大的社会使命——营造和谐、美好的世界商业文明社会。
谈到与商有关的经济、社会、人等问题，首先需要对商、商人、商业本身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认识。
商、商人与商业概念溯源
“商”的由来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营交易。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做买卖。而殷商之人善于经营交易，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从“商”的由来可看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远有以“商”为名的原始部落，近有推动中国历史变革的商业帮会。无论大小，这一以商为本的组织形态，已经远远超出经济活动的范畴和意义，而带有着浓厚的社会色彩与革命性质，或安定一方水土、或谋求重大革新，而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商业与商人
这里所说的商人，并非是单指买卖人的狭义商人概念，而主要是指一种广义商人的称谓。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将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人称为贸易商、栈商、金融商、证券商之外，还将从事生产制造和交通运输的人也称为制造商、生产商、运输商等。换言之，凡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几乎都被称为商人。
不仅民间习俗如此，而且在法律上也有这种广义的商人界定。例如北京政府1914年3月颁布的《商人通例》，就将商人的范围界定为：从事买卖、赁贷、制造、加工、水电煤气、出版印刷、金融、信托、劳务承揽、旅店、堆栈、保险、运输、托运、牙行以及居间代理等业之人；所谓商界，实际也是指整个实业界。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广义的商人概念也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沿用，所谓“下海经商”就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买卖，而是指从事实业活动。
商业与商人概念的内涵、外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到了今天，信息知识经济扑面到来，商界的范畴更为宽广，除了以上提到的实业外，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文化创意、汀应用等也包含在内。实质上，商业与商人即按照商业准则与规律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业与人群。商业规律中隐性部分是商业的文化价值取向，显性部分是价值导向下的制度规范、运行体系、行为标准等。
厘定商、商业与商人的概念，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商业发展历程的视角与尺度，即深入探究不同历史阶段、社会背景下以商为本的社会群体如何认识自身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秉持怎样的思想观念、依据何种运行规则、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是什么。
文明视角下的世界商业发展史
一部世界商业发展史也是一部商业文明发展史。它体现在商业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以及商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上。
回顾世界商业发展史，特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商业史以及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商业史，将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推动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内在道理与运行规律。
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照亮中西商业文明发展之路的明灯
西方商业发展史启示：新教徒信仰与价值观先于现代商业文明
1904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它的特殊贡献在于揭示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人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人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人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气质，也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种伦理义务”。理性经商成为一种公认的商业精神促使了美国现代商业的高速发展。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商人们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正确使用财产，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同时还感到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道德感、责任感使美国的商人们找到了经商的正当理由，使他们能够从容经商，而免除了掠夺财富满足私欲的负罪感的压迫。
新教徒的信仰和价值观与基督教徒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
美国新教徒还认为：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新教的“人世修炼”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伦理“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 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成为人的“天职”，使之合理化。
由此，以基督教新教道德观念和勤奋节俭、诚信尽职的敬业精神为代表的商业文化，构建起了西方现代商业的心理秩序与思想逻辑，使商业名正言顺成为现代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以及全球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各国之间文化、科技、贸易的友好往来。
中国商业发展史启示：儒家伦理始终是中国商业的精神灵魂
西方经历过非理性的商业阶段，在文艺复兴之后才转而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其间的质的区别是，经商出于原始的、野蛮的、非理性的财富冲动和经商出于受社会伦理约束的、理性的财富冲动。
中国社会更早就经历了这种转变。在殷商时代，中国的商业活动就已经相当发达。但这个阶段的商业活动显然也处于非理性的商业阶段。
考古发现断定，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都”。古代河南不仅有着发达的农业，是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而且也有着发达的商业，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郑州是“大商文化肇源地”的核心地区。商业起源于商部族，甲骨文的商字其本意为货架上放置货物进行交易，商部族因善于经商而成为以后商人、商业的代称，而郑州是目前经过学术界正式确认的商朝最早的都城，郑州商城保留有大量的商代前期的文物。东周时在郑国还诞生了第一个保护商家利益的法典《质誓》，郑相子产严格执行《质誓》，体现了政府对商业利益保护的坚决的态度。“子产为相，市不豫质”是对历史上郑州地区良好的商业氛围的最好记录。《尚书》中《盘庚》三篇保存下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值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的痼疾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则当时殷商社会，贪婪侈靡成风，缺少道德约束的状态可见一斑。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与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其社会经济已经是一种早熟的商业经济。汉代的南阳孔氏、洛阳师史氏、卜氏都是以经商而著称；唐代洛阳作为陪都以商业发达著称，并在东南北三市中设立管理市场的官吏“市长”；宋都开封以人口众多、商业发达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京城的繁华。与殷商时代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之后儒学思想日盛，以致后来儒家伦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
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人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
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
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围绕着勤俭、诚信的文化价值观，经商时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等一系列商道准则早已为古代商界共同遵守。儒家伦理确实提供了理性经商的精神动力，社会已经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可见在古代中国，来源于儒家伦理的商业精神已经能够起到后来西方新教伦理的那两种作用，即商人的精神“缓解”和获得社会的尊重的促进作用，以调节社会利益冲突，使之不至于重蹈殷商因冲突失控而毁坏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覆辙，促使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而诚如苟子所言：“儒术诚行，天下大富。”
儒家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仍旧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亚洲经济发展贡献斐然。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开始腾飞。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最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他认为新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纪律精神等，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公平性及组织与效率问题上，儒家文化要比“新教伦理”强得多。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他认为，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从儒家伦理中派生出的自我克制、勤劳、孝敬以及合理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儒家伦理，构成了这一地区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韩国的金日坤教授则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秩序原理去探讨它对东亚经济腾飞的正面意义。他认为：“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勤奋、诚实、节俭、“相助共生”等便发挥了类似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而遍布于全世界的华商获得的成功，“儒商”的盛行，更印证了儒家伦理是另一种商业精神的来源的判断。
人们开始明白，商业精神不仅仅源于新教伦理，更可以源于儒家伦理。于是来源于儒家伦理的另一种商业精神的认知，逐渐被人们关注和肯定。
市场经济制度文明——推动世界经济现代化演进与变革
市场经济出现标志世界经济进入现代化商业发展阶段 对于世界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J·R·希克斯在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内生的(经济体系内部外化的“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有些地方它可能还是一个外部力量的作用结果。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这么两个条件，第一，财产的保护，第二，维护合同。这两个条件在传统经济中都是不容易满足的，传统的一些习俗可能可以规制一些合同，但是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的商业必须要的是上规模的专业合同治理机构和制度，这种“公共品”通常被默认由国家有比较优势来提供的。“保护”这个公共品在对商业的专门化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个要求(在这一点上和新经济史学诺斯强调产权是经济进步关键的思想是相呼应的)，但希克斯指出这种“公共品”充分供给是不大可能完全内生的，而历史上城邦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他在说到东方亚洲和西方欧洲的商业经济发展差别时就认为，由于存在众多的城邦，所以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要优于东方，而且这里还可能存在一个自增强的正反馈(两者之间差距最终结果可能也表现为一种“马太效应”)，所以商业经济发展上欧洲比东方的亚洲领先了很多。
商业经济从第一个阶段的城邦经济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贸易中心经济，也是商业和贸易逐渐更加专业化独立的结果。这个转化过程中原来的城邦经济提供的保护财产和合同的“公共品”供给是不足的，所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诺斯意义上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这就涉及到货币、法律和信用以及市场渗透问题了。从商业与其环境关系的角度看，商业经济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个基本上是(至少相对的)非商业的环境，也就是环境和商业的界限是“泾渭分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的“保护”公共品供给和税收的交换契约关系；第二个阶段或者说中间阶段，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就不是那么明显了，结果可能就是商业向传统非商业环境的渗透，渗透的最终完成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
这个渗透过程分了这么几个部分，货币、法律和信用是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部分，货币和法律这两项重要的经济遗产，使得商业范围可能突破第一阶段的城邦范围，实现地理上的扩张，从而形成一般的贸易中心，而法律和信用对交易规制的标准化和贷款规模的扩大有比较大的意义。第二个部分是，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自身的影响，主要是关注国家的财政状况的变化一—税收和举债技术。中古阶段的国家有普遍的财政问题。一方面税收比较刚性，而财政支出却是一直增长，因而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很重要了。有一个解决途径——更多地发行货币(或者是铸币税)，但这种由于地区货币和“重币”关系等将导致政府不可避免的潜在信用危机，最终是恶化了财政状况。而可能的解决契机就是税收效率的改善比如股份制企业的出现被认为是一个商业化过程中国家征税的一个重要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银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改善了政府的举债技术和安全性，从而政府不再不可避免的滑向信用危机的困境。第三个部分的渗透是在传统农业经济中，这个领域是相对顽固稳定的习俗经济统治的天下。发生在传统的领域和农民经济的渗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的渗透，第二个阶段的渗透是金融的渗透。第四个部分的渗透是劳动力市场的渗透，这个阶段主要要得出的是要素市场的出现，只不过以劳动力作为代表说明而已。
最后，根据希克斯分析，商业渗透在现代工业中达到最顶点，工业革命从“首尾一致”角度看也是商业化的深化，商业的专门化从原来基本上是流通资金和传统的制造业相区别转变为有重要的固定资本投资。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在“家庭工业阶段”是不存在严格的区别的，但是正是商业的扩大，存货的出现，专门的商人阶层的慢慢演进出来，而这种商业化在推动产业革命的到来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商人很多就是从“发包商”到工业场主的变化成为“商人工场主”，也就是商业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出现。至此，一个完整的市场化过程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最终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就出现了。
从经济史角度看，一国经济是发展了、进步了还是停滞了。退步了，归根到底决定于该社会资源和利用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历史上，长期以来资源的利用主要不是由市场调配的、一块地种植什么，常是由家庭或家庭生活的需要、由地主或领主的要求，由国家政策特别是征课内容决定的。但是，只要有市场，供求就决定价格，“踊贵履贱”，人们去造假肢。只要有交换，价值规律就发生作用，“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农工商贾都能“岁万息二千”，若真如此，就有了平均利润。但是，这种市场机制还只是在某些商品和小范围内发生作用，对宏观经济或整个社会资源调配的作用是很小的，还不是市场经济。
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是全社会性的大市场，不仅市场的概念不同了，支配市场价格的原理也不同了。所谓市场机制，已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规律，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值理论(尽管习惯上有可称之为价值规律)。在这里，决定市场价格的已不是平均成本、平均利润，而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已不是以劳动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而是以各种资源的稀少性为基础了。这是因为，进入大市场的资源(生产要素)千千万万，不仅有物质产品，还有货币、信用、人力资本；还有各种服务和精神产品，如信息市场、技术市场；还有各种权利，如专用权、期权、知识产权。所有这些资源都有个价值，还有市场上没有的东西，也有个模拟价格或影子价格。这都不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可以测量的。而“边际”是一个企业投产或停产的临界点，使用或不使用某种资源的临界点。连同由此推导的机会成本，虽未必尽能计量，却可由实践经验测量。进一步，使所有进人市场的资源都能达到或接近均衡(所谓一般均衡价值)，以使全部资源配置达到或接近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最优)，虽未必可得，也是可求的。因此，不能把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同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欧，是经过二百多年的“根本转变”或“市场渗透”才进入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身又是不断发展的，它不断推动商业经济向理性文明发展。
封建、官僚化的社会体制严重阻碍中国商业制度文明的发展
市场经济带来了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制度文明，而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又如何呢?中国的转变，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马克思所说的“商人阶级”的出现，也是在16世纪就见端 倪了。而以后的演进，曲折跌岩。
16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商帮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现代化(二者同义语)过程。这有两个根据：一个来自于马克思，另一个来自于希克斯。马克思的现代化概念是指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其起始点是在16世纪重商主义时代“特殊商人阶级的形成”。脱离了手工业行会的、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造成城市间的分工，发展了工场手工业，同时引起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到18世纪下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出现了工业革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希克斯所说的现代化概念则是指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其起始点是16世纪“专业商人”的出现。专业商人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发生一系列的政治、法律、税制的改革和农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到18世纪晚期出现工业革命，转变完成。
明代嘉万时期兴起的大商帮，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商人阶级”，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不过，比起西欧，他们还算不上所谓的“纯商人”。明清商帮的发展，并未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也未实现市场经济，没有现代化。明清以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顺治的禁海迁边，康熙的紧缩政策、市场萧条，都是逆流。愈是盛世愈保守，乾隆是最大的保守派。兴文字狱，明末以来的启蒙运动全被扼杀；一口通商，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闭眼不看世界。道光的市场危机，又是一次大的经济逆流。所谓现代化，实际是制度变革。由于逆流多，没能形成制度改革，于是也就没有实现现代化。
不可回避，中国近现代商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我们不缺现代商业精神与商业文化，虽然近一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与割裂现象；但更为致命的因素还不在于此，阻碍中国市场经济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了官僚化的社会体制和官场意识，而不是儒家思想。这种官僚体制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阻碍商业发展，以确保官僚阶层的绝对利益。官场意识则认为利用官场权利暴富，满足奢侈的欲望才是“金光大道”。
直到新中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步入正轨，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商人以及商业对社会的贡献——推动历史性的制度变迁
最近的几个世纪，是人类从有史以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及其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商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进行的系统研究中，发现了商业、商人的独特作用。恩格斯在他晚年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增补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这样的社会中……现在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恩格斯对商人在制度变迁中历史进步作用的高度评价，显然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的轻商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半个世纪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在1937年出版了其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作者通过以经济学理论对西欧中世纪经济史的剖析，指出了他们的发现“11世纪和12世纪贸易和商业的恢复不仅促使市镇激增，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可见，早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商业的发展就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推动着制度变迁。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特别是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恩格斯关于商人对停滞不前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的观点，诺思等关于商业带来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制度变迁，尤其是从与人类相伴而来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迁，需要巨大的诱致性因素，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人类社会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之后在近代的加速，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无疑是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引发了产业革命?如果说是技术发明引发了产业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了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而且这四大发明还都是技术发明)，却没有引发产业革命?如果说科学文化的进化引发了产业革命，那么，为什么产业革命不是首先发生在文艺复兴运动高涨的欧洲大陆，而独独首先发生在英国?有人说，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引起了英国的产业革命。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不能在中国引起产业革命，却在遥远的英国引起了产业革命?
实际上，引发产业革命的主要因素不是别的什么复杂的因素，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一直轻视的商人。在封建社会后期，英国是商人最多、贸易最活跃、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毛纺织品从原料到产品交易的活跃，引起了著名的圈地运动。而圈地运动的持续进行，牧羊场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达和商人的增加。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一系列地理新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又给商业和商人以极大的刺激。上述两个因素的结合，使英国的国内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商人队伍急剧扩张。这就形成了制度变迁的革命性力量。
商业的发展极大地扩大了市场需求，促使各种手工工场大量兴建，工场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当时一位驻英大使写道：在英国，在各大小城市和村庄，人们都从事呢绒生产。大批量的需求、大批量的生产，再加上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使手工劳动显得难以适应，机械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劳动工具在分工中不断专门化，进而走向机械化，各种纺织机械不断被发明、改进，蒸汽机应运而生。英国的产业革命在大量商人的频繁活动中无意地孕育而成了!
由上可见：在封建社会末期制度变迁的临界点上，商人是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本内生变量。对于商人在引发产业革命中的这种独特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商人，在自然经济中，是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变革者，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推动者。到封建社会末期，商人又是消灭封建制度、催生新社会和新制度的革命队伍和革命要素。在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商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 的长河中，商人有着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革命性作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认识。
商人的积极进步作用，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一方面，是商人这一革命要素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中国在近代落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商人的发展，流通的活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亿万农民从亲身的实践中悟出了“无商不活”的道理，体验到了商人对搞活经济的巨大作用。广东等沿海地区商业发达，流通活跃，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没有商人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难以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确认了这个事实：“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就比较好。”
中国商帮——中国商业精神的代表
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两条线索梳理与归纳世界商业发展史，最终我们的目光落到“人”身上，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国的商人，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近现代中国商帮。他们的精神理念、思维模式、经营经验来自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同一片生存土壤上，是中华民族商业文明得以发展、延续的基因和火种。
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商帮兴起，社会习俗发生变化，文学风格发生变化，经商思想也随之变化。然而，以儒文化为内核的文化精神始终是中国商帮兴起、壮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它不仅外化为良性运转的商业经营体系，同时为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贡献良多。以下撷取部分代表性商帮加以介绍，以便学习他们的文化精神、成功经验。
晋商——信义并举
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的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山西商人，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环境中，建立起一种秩序井然、自由灵动的经济模式，形成了自身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涵育了深厚广博的文化精神。
晋商的文化精神，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也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源泉。具体来说，它包括如下内涵。
崇高重利的人生选择。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而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他们认为：“商与土，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晋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非常逼真地反映了山西人在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荦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财神”，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晋商在多种行业所进行的不同的经营活动，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经验，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发现，去总结归纳，也正是这种几无约束的商业环境，催生了他们的创造活力。具体说来，晋商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运营中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市场规模扩大，晋商先后推出了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及股份制等经营管理模式，并针对不同时期的商业运作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因而实现了管理与商业发展、社会经济同步运行的良好态势。
2)圆融有度的人事管理策略。综观晋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教育、奖惩激励等方面，他们建立了一套既严谨规范、又适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用人机制。在人才选择方面，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一旦选准，就放手使用。晋商还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奖惩激励机制，以激发每个成员的工作热情。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对于初选人行的伙计，他们要派遣资历较深者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的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
3)晋商票号开创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新纪元。早在明朝中叶，当铺、钱庄就已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产生了印局、账局和票号。虽然当时的各大商帮多涉足金融业，但都不及晋商经营项目之多，经营地域之广。孔祥毅先生用五个“创新”精辟地概括了晋商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巨大贡献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金融业务的创新、金融管理制度的创新、对中央银行制度的创新。由此可见，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晋商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
进取、敬业、群体的晋商精神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 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这里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1)进取精神。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从事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敬业精神。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 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3)群体精神。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崇商重利的价值追求，使他们不被时俗所迷惑，能够毅然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又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商场竞争时能够沉着应对，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进取、敬业、群体的精神品格，则使晋商关于财富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与机会。而这一切，又作为一种深远厚重的文化积淀，贯穿于一代又一代晋人的思想之中，化为一种永远的精神动力，启人以思，促人以力。
徽商——诚信为本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 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徽商在各行各业，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和理念指引下，徽商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采取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徽商的资本组合形式是多样化的、灵活的，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许多创业伊始的徽州商人出自贫苦之家，是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的，而从事长途贩运活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这些商人在从商之初大都采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采取贷资经营方式的，其借贷活动一般都在同乡同族之间或徽州商帮内部，债权人往往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很低利息的贷款以进行资助和救济，因而债务人的负担较小。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分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酬金来积累资本。从以上三种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而那些经商致富的徽州商人，则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时，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资金的徽州茶商，之后又代理销售茶商加工好的茶叶。有些徽商是用大量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他们利用这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当铺一方面大量赚取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钱，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扶持了徽州粮商。每年米谷丰收的时候，徽州粮商如果收购的资金不足时，他们就将已收上来的米谷当给当铺。这就既获得了所需的资金，又可免去库存费用。而当市场上米谷紧缺、价格飞涨时，他们又将囤积在当铺中的米谷赎出进行抛售，从中大获其利。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过多种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将相互间的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进行融合。
善于开拓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徽商的途程观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陆交通路线方面的知识。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注：《肇城志·东南十一·徽州府》。)，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主要从事长距离的商品贩运贸易。长途贩运活动不了解有关的地理、交通、关津、民俗以及物产行情等常识是无法进行的。徽商在前辈商人的传授下和行走四方的过程中熟谙了这些知识，并将自己的多年积累编纂成商旅路程图书作为经商行路的指南。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中叶休宁大贾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书中详细介绍了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和水陆驿站名称、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名胜古迹等。时人评价说：“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注：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徽商在经营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牢固的途程观念和所掌握的丰富的途程知识，为他们开拓当时占国内市场绝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徽商熟知交通路线，在商品运输过程中可寻找到捷径，从而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费用；其次，徽商了解商品运输路途中何处有险滩风浪、何地有响马盗贼等等自然的和人为的危险，从而有可能设法避免这些危险，确保人身和货物的安全；第三，徽商通晓各地的物产行情和民风民俗，避免了购销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动局面以及与客户的沟通困难，从而在商业经营中能做到有的放矢、无往不胜。徽商在开发海外市场方面，由于明中期的海禁政策，没有正常的渠道，只得以海盗方式走向世界，也就是走私，这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其业绩也做得相当不错，徽商主要是以药、茶参与世界贸易。
以德治商，讲求信誉，善于开拓名牌产品。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其经营策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德治商”，对此徽商有自觉和内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注重这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徽商具有商业上的远见，并不惑于眼前小利。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诈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这些思想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处处可见。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注：《五杂俎》卷4。)。徽商十分注重商品的质量，以优质服务去争取广大顾客。他们总是想顾客之所想，努力使顾客满意。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 品包装，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购茶农的毛茶时十分看重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即拒绝收购。徽州茶商还总结出一整套鉴别毛茶真伪的方法，并著成文字，示之经办人员，以防毛茶中搀假或杂以劣质的茶梗、茶子、茶朴等。将好的毛茶收购上来之后，“为迎合国外顾主心理起见”(注：《歙事闲谭》第18册《歙事俗礼教考》。)，再将毛茶送入茶栈加工精制。当时徽州所产的珠茶、熙春、雨前等绿茶都是畅销海外的名茶，这些徽茶品种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从毛茶进号到出成品茶，一般都要经过焙、筛、扇、拣等工序，而且茶商对每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和规定。茶叶加工好之后，再“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注：《黟县志》卷7《人物·尚义》。)，精Jb包装完毕。这种精制的徽茶“远销上海，去路大旺”(注：《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运往外洋，也是“获利殊巨”(注：《中西纪事》卷23。)。此外，徽州茶商还注意根据国外消费者的口味，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光绪二年，祁门胡元龙创建胡日顺茶厂，改制红茶，因其迎合了许多欧美消费者的口味而大受欢迎。
重视教育，笃信“富而教不可缓”。徽商教育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教育，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徽商重视教育，自古至今已成为习俗，纳入其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徽商贾而好儒，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在清初时，徽州书院多达54所。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清代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三位，有九人。安徽八府五州中徽州一府便占四人。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清代的盐场，以两准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厚，因此淮盐的专卖权便成为许多商帮竞相逐利的对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两淮总商时，规定堪当其任者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于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注：参见左步清《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即“资重引多”的富商；其二，“于各商中择明白晓事者”，即“推淮商之干敏者以录有司之事”(注：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清史论丛》第4集。)，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和办事干练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两淮盐业，与其中不乏“谙于盐法，利弊周知”(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人物》。)的人才是分不开的。
宁波商帮——经世致用
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解读宁波经济活力之谜，离不开对“宁波商帮”创业精神的文化根源的探究。在“宁波商帮”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之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宁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特别是发起于明清时期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宁波商帮的影响深远。
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根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的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是黄宗羲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他们是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清前期文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传统文化高度发达而逐渐呈现出腐朽僵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一批新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又再次酝酿着发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就是黄宗羲等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浙东地域经济文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宁波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宁波形成了特殊的地域经济文化，以至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明朝末年，宁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显端倪，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出现“洋船至宁波者甚多，番船云集”繁荣景象，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敏感的哲学家们，包括黄宗羲在内，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产生新的思想。这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宋明理学的正宗思想的地位开始动摇，在其内部分化出一种新的学术文化思潮，即实学思潮，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对浙东经济和文化的促进作用。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和主观思想的萌动促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经世致用思想滋生和发展的契机。因此，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时候，高举“经世致用”之学的旗帜，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把关注的目光从“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浙东的经济和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上的催化剂，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世致用思想的现实意义。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 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过几百年的侵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商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经世致用”思想已渗透于宁波人的方方面面，如“东方船王”包玉刚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6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后来学校又对最近几年新建造的另一半楼群以当代科学家命名，借以在广大师生中进一步弘扬崇尚科学的精神。爱国爱乡、经世致用、崇尚科学这就是宁大倡导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宁大校园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成为宁波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上的灵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宁波商帮”不仅为宁波经济建设做出了不菲的贡献，通过投资兴办学校，他们也为中国社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书写了宁波商帮历史上的璀璨的一页。
世界华商——世界第三大经济力量
再将目光聚焦到今天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商人。可以骄傲地说，华人是当今世界最关注的民族之一，华商是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世界一些政治领袖和一些学者，都认为华商正在成为新世界经济潮流中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近20年来海外华人人口的激增，华商正成为新兴经济中的超级力量。据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之外的16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有8700多万，他们所拥有的资金多达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国民总产值，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力量。
关注世界华商，不仅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的强大经济力量，也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从全球角度出发、着眼于未来，进一步思索秉承中华优秀文化精神、熟悉当今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商业网络遍布全球各地的这一新兴力量，如何进一步推动世界商业文明向前发展，推进世界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平发展。
世界华商概览
古有以商为名的原始部落，近有驰名海外的中国商帮，现有遍布全球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华商。从以下一些数据资料和信息中，我们可对当今的世界华商有一个基本的概览认识。
华商全球网络：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球有8700万海外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有200万、加拿大91万、俄罗斯68万、法国38万、英国25万、澳大利亚45．4万，中国“海归派”100万。
华商资本规模：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数据显示，亚洲华人的年GDP为5000亿美元左右，并以每年7％-10％的速度增长。最新的权威资料显示，目前华商拥有资金2万多亿美元，海外华侨可以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
华商产业分布：华商从事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张、升级。根据最新资料信息表明，以往，华人企业家的强项在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以及高科技、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现在重点已开始转向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等新兴产业，大批配套企业的联动加盟则形成区域性大规模产业链。
华商对世界与中国的贡献
海外华商不仅是许多所在国家经济的支柱，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商一直就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华商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华人是全世界关注的民族，是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长期以来，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华人、华侨在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推动区域经济进步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商。”华商的网络遍布全球。目前，华人经济已经成为所在国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华商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往往表现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因此华商在世界经济中的作为，也促进了其所在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互动。
近年来，海外华人企业的实力在不断壮大，有的已经在世界各国的企业中位列前茅。同时，华人企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有资料显示，在美国硅谷的七千多家企业中，华人创办的企业不下五百家，而在硅谷公司一百五十强中，十多家华人企业榜上有名。传统的华商企业也在经营、管理方面不断改进完善，与时俱进。除了内在素质的提升外，世界各地华商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目前，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多达七十多个，其中近七成是近十年成立的，特别是世界华商大会的举办，显示世界华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已经由自发转为自觉。
另外，如以上统计数据信息所示，遍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多达8700多万人，他们手中拥有的资金高达2万多亿美元，近1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2004年中国国内一年国内生产总值(13．6万亿元人民币)，其投资能力令世界各国政府刮目相看，是不少所在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
综上所述，华商已经成为是世界经济潮流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
2、华商为中国经济作出的贡献
改革开放27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突破，其中海外华商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
从1994开始连续10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引进海外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而海外华商更是其中的主力军。中国在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外资引进国。200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6亿美元。目前华侨华人、港澳投资者在境内创办的企业约占外资企业的70％，投资额约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内资是支持中国经济的第一力量的话，海外华商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的第二力量。
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动情地说：“迄今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 来自华商……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海外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不仅是引进资金，还包括促进国内贸易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引入全球化的市场规则与先进管理理念、技术、方法，提供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坚实桥梁和网络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华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族群像华商这样，即使远在海外，仍愿意并能够对其母国的经济发展给予如此的关注和投入。
以“五缘”文化为纽带，世界华商网络日益壮大
融汇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华族社会中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同业同学、物物连媒、宗教信仰等内涵关系，历史地形成为“亲缘、地缘、业缘、物缘和神缘”的五缘文化关系。这种“五缘”性的文化对华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对国际华人资本运营的影响力，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的影响力，特别是“五缘”性社会网络对华商运营以及管理模式形式的影响力，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和健康积极的现实作用。
由亲缘、地缘、业缘、物缘和神缘构成的五种关系，并不是只有华人才有的，而是人类一般交往即会形成的五种渠道。所不同的是，东方文化强调这种关系，西方文化则比较淡化这种关系，而注重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和人与人的契约联系，显然这是由各自文化内在特质所决定的。中华传统文化注重社会伦理道德，以追求社会和谐为其目标，因而更注重社会联系和由此形成的网络。五缘文化是这种社会联系的内在文化特质，五缘网络是这种社会联系的具体表现，五缘经贸网络是以五缘文化为维系纲要和以经贸活动为目标的社会立体网络。
现代经贸活动的五大要素，或称五大资源是：网络、管理、人才、资本、信息。现代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宗教。现代经济活动就是要素在领域中结合、变化、发展、再结合、再变化、再发展的不断上升的循环体现。由于海外华人在海外迁息和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受到促使他们在海外迁息和发展的原动性的限制，海外华人很少进入政治和军事领域，更多的则是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宗教等五个领域中求发展。因此，海外华人特别注重互相的沟通，经贸活动的五大要素是他们互相沟通的主要内容。海外华人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顺应市场为导向，用“五缘”文化，将互相沟通的五大要素，在互相发展的五大领域中，逐渐构筑着互动、多维、发展的世界华商经贸网络。
当代世界华商的经贸网络，主要是以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为基础而发展、扩大起来的；而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的形成，更集中地体现华商网络的基本特点，它是依托于华族移民的族群关系，随着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之中，而扩散到全球。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于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漂洋过海，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父引子、兄领弟，子代传孙，形成一条民族移民的世代走廊。
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和江苏、浙扛一带，那里方言众多，移民们来到移居地后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为主体的群体，结成商帮，主要有广东帮、潮洲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还有晋帮、徽帮、宁波帮等。并在帮内建立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以便于他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各帮移民很会经商做生意，各帮的商业活动也侧重于一些地方和某些物产。例如米业，早期是由潮洲人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操纵和控制。华商间的业缘和物缘关系得到发展。
随着各帮移民经商生意越来越红火，宗亲与乡亲会馆便成为华商集会的重要场所。中华商会逐步突破了亲缘和地缘的限制，作为华商们业缘组织，便由此发展起来。由同姓宗亲会到异姓同乡会，由方言群的会馆到中华商会和中华总会，一层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统属，而是由于族群关系的组合，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集合点和华商网络的一种形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华商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华商经贸网络的企业形态多种多样。母公司之下设立分公司、转投资企业等；在企业外部发展联营，建立合资企业、联营公司、联系公司、联号公司、控股公司、跨国公司等等。华商传统的合伙制向股份制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华人财团的崛起，在传统伙伴制的基础上互相掺股，组成具有实力的集团，进行多角跨国经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华人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过程，对华商来说，既能有效地避开一个时期中一国国内政策对它发展的限制，或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外部网络的办法来分散风险；又能适时、有效地占领世界市场。
世界性的华商网络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它能直接参与新型产业上游产品的销售并很快引进技术，进行高效投资生产。
华人企业通过网络寻求的是市场优先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甚至服务都无法与美、日企业抗衡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企业高效运传的原因。世界华商经贸网络在全世界的拓展，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华商经贸网络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展，主要不是通过某种制度结构来体现，而是以族群联系和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而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华商网络具有网状开放性和共通性的特点。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把华商企业之间的关系比作当今电脑的互联网网络。认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特征上二者都十分相似。互联网电脑网络中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任何一位入网成员都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网络的价值来自于信息市场的扩大；在华人圈，企业网络也可以无限扩大，没有权力中心。他说：“那是很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华人家族企业其实就是宗族和同乡之网，许许多多小网交织成一大面铺盖全球的网络”。作为华商网络形态之一的华商社团，日益呈现国际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历来被称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进入7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经济活动迅速发展，海外华人社团组织也迅速增加，目前总数已发展到1万个左右，其中工商社团有1000多个。
这些遍布全球多资多彩的华人社团，为所在地的华侨华人服务，通过它们不断扩大华人族群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为世界华商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海外华人分布范围的扩大以及华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世界性的华人社团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社团目前已多达70多个，其中近70％是80年代以后建立的。近10年来，各种国际性的宗亲或同乡恳亲联谊会纷纷召开。
潮汕人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创始于1980年，每两年在世界各地召开。2000年11月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在客家祖地福建省龙岩市举行，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个客族社团的代表参加，其中境外代表1700多人。这些华人族亲国际性联谊聚会，进一步加强了华商的凝聚力，更为他们加强相互联系与交流，发展世界各地区商贸关系，特别是发展广大海外华商与其祖籍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性的华商组织，有在1963年4月成立的世界华商贸易会议。
由新加坡总商会，联合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泰国中华总商会共同发起的世界华商大会，从1991年开始，每两年一次相继在新加坡、香港、泰国的曼谷、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中国南京召开。世界华商大会把世界华商的国际网络联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以文化为纽带，以网络为平台、以各种社团为组织形式，华商网络集合了现代商业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双重优势，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和事业前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确立为指导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经营意识与经营能力已经成为现代人厂项必备素质之一。而谈到经营，离不开对商品、商人与商业的发展溯源。当我们按照商人的头脑与方式，重新认识并应用身边的资源，使之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价值时，便拥有了这种素质和能力。
除了个人素质提升之外，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出发，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遍布世界各地的重要商业力量——世界华商，尤为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同时日益担负起更为重大的社会使命——营造和谐、美好的世界商业文明社会。
谈到与商有关的经济、社会、人等问题，首先需要对商、商人、商业本身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认识。
商、商人与商业概念溯源
“商”的由来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营交易。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做买卖。而殷商之人善于经营交易，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从“商”的由来可看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远有以“商”为名的原始部落，近有推动中国历史变革的商业帮会。无论大小，这一以商为本的组织形态，已经远远超出经济活动的范畴和意义，而带有着浓厚的社会色彩与革命性质，或安定一方水土、或谋求重大革新，而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商业与商人
这里所说的商人，并非是单指买卖人的狭义商人概念，而主要是指一种广义商人的称谓。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将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人称为贸易商、栈商、金融商、证券商之外，还将从事生产制造和交通运输的人也称为制造商、生产商、运输商等。换言之，凡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几乎都被称为商人。
不仅民间习俗如此，而且在法律上也有这种广义的商人界定。例如北京政府1914年3月颁布的《商人通例》，就将商人的范围界定为：从事买卖、赁贷、制造、加工、水电煤气、出版印刷、金融、信托、劳务承揽、旅店、堆栈、保险、运输、托运、牙行以及居间代理等业之人；所谓商界，实际也是指整个实业界。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广义的商人概念也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沿用，所谓“下海经商”就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买卖，而是指从事实业活动。
商业与商人概念的内涵、外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到了今天，信息知识经济扑面到来，商界的范畴更为宽广，除了以上提到的实业外，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文化创意、汀应用等也包含在内。实质上，商业与商人即按照商业准则与规律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业与人群。商业规律中隐性部分是商业的文化价值取向，显性部分是价值导向下的制度规范、运行体系、行为标准等。
厘定商、商业与商人的概念，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商业发展历程的视角与尺度，即深入探究不同历史阶段、社会背景下以商为本的社会群体如何认识自身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秉持怎样的思想观念、依据何种运行规则、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是什么。
文明视角下的世界商业发展史
一部世界商业发展史也是一部商业文明发展史。它体现在商业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以及商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上。
回顾世界商业发展史，特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商业史以及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商业史，将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推动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内在道理与运行规律。
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照亮中西商业文明发展之路的明灯
西方商业发展史启示：新教徒信仰与价值观先于现代商业文明
1904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引起世人瞩目的观点，即文化因素如思想，可以推动经济形态的改变。它的特殊贡献在于揭示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即“新教伦理”或“人世苦行”。西方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人世苦行”特别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研究了新英格兰的情况，发现这种“人世苦行”精神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秩序的建立。富兰克林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勤、俭、诚实和有信用等，韦伯认为此种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气质，也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种伦理义务”。理性经商成为一种公认的商业精神促使了美国现代商业的高速发展。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商人们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正确使用财产，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同时还感到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道德感、责任感使美国的商人们找到了经商的正当理由，使他们能够从容经商，而免除了掠夺财富满足私欲的负罪感的压迫。
新教徒的信仰和价值观与基督教徒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
美国新教徒还认为：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新教的“人世修炼”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伦理“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 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成为人的“天职”，使之合理化。
由此，以基督教新教道德观念和勤奋节俭、诚信尽职的敬业精神为代表的商业文化，构建起了西方现代商业的心理秩序与思想逻辑，使商业名正言顺成为现代人类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以及全球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各国之间文化、科技、贸易的友好往来。
中国商业发展史启示：儒家伦理始终是中国商业的精神灵魂
西方经历过非理性的商业阶段，在文艺复兴之后才转而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其间的质的区别是，经商出于原始的、野蛮的、非理性的财富冲动和经商出于受社会伦理约束的、理性的财富冲动。
中国社会更早就经历了这种转变。在殷商时代，中国的商业活动就已经相当发达。但这个阶段的商业活动显然也处于非理性的商业阶段。
考古发现断定，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都”。古代河南不仅有着发达的农业，是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而且也有着发达的商业，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郑州是“大商文化肇源地”的核心地区。商业起源于商部族，甲骨文的商字其本意为货架上放置货物进行交易，商部族因善于经商而成为以后商人、商业的代称，而郑州是目前经过学术界正式确认的商朝最早的都城，郑州商城保留有大量的商代前期的文物。东周时在郑国还诞生了第一个保护商家利益的法典《质誓》，郑相子产严格执行《质誓》，体现了政府对商业利益保护的坚决的态度。“子产为相，市不豫质”是对历史上郑州地区良好的商业氛围的最好记录。《尚书》中《盘庚》三篇保存下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值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的痼疾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则当时殷商社会，贪婪侈靡成风，缺少道德约束的状态可见一斑。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与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其社会经济已经是一种早熟的商业经济。汉代的南阳孔氏、洛阳师史氏、卜氏都是以经商而著称；唐代洛阳作为陪都以商业发达著称，并在东南北三市中设立管理市场的官吏“市长”；宋都开封以人口众多、商业发达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会，《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京城的繁华。与殷商时代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之后儒学思想日盛，以致后来儒家伦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
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虽经千余年来的演进变化，其基本特点依旧根植于孔孟的经典著作。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阐述及其提出的各种主张，因为商人的诚信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儒家文化的指向是积极人世的，所以它把注意力放在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一直被称为“人伦”，包括父子、君臣、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五种类型。儒家思想具有内倾的性格，强调个人的尊严。内在力量主要表现在儒家的“求诸己”、“尽其在我”等精神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儒家强调个人自身的修炼，这种观点影响到对于自身之外事物尤其是对于其他个体人的态度。
商人本人如果是儒家文化的接受者，他在家庭中便是家长，便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的做事哲学是来自于儒学的，他的行商原则也是这个文化的反映。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遵从另一种道德规范，但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个文化力量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精神凭借。
儒文化强调勤俭，其次便是诚信了，这些都在儒家伦理中占据中心位置。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世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围绕着勤俭、诚信的文化价值观，经商时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等一系列商道准则早已为古代商界共同遵守。儒家伦理确实提供了理性经商的精神动力，社会已经进入理性的商业阶段。可见在古代中国，来源于儒家伦理的商业精神已经能够起到后来西方新教伦理的那两种作用，即商人的精神“缓解”和获得社会的尊重的促进作用，以调节社会利益冲突，使之不至于重蹈殷商因冲突失控而毁坏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覆辙，促使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而诚如苟子所言：“儒术诚行，天下大富。”
儒家文化进入现代社会仍旧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亚洲经济发展贡献斐然。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开始腾飞。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最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他认为新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纪律精神等，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公平性及组织与效率问题上，儒家文化要比“新教伦理”强得多。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他认为，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亚洲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从儒家伦理中派生出的自我克制、勤劳、孝敬以及合理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儒家伦理，构成了这一地区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
韩国的金日坤教授则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秩序原理去探讨它对东亚经济腾飞的正面意义。他认为：“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勤奋、诚实、节俭、“相助共生”等便发挥了类似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而遍布于全世界的华商获得的成功，“儒商”的盛行，更印证了儒家伦理是另一种商业精神的来源的判断。
人们开始明白，商业精神不仅仅源于新教伦理，更可以源于儒家伦理。于是来源于儒家伦理的另一种商业精神的认知，逐渐被人们关注和肯定。
市场经济制度文明——推动世界经济现代化演进与变革
市场经济出现标志世界经济进入现代化商业发展阶段 对于世界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J·R·希克斯在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内生的(经济体系内部外化的“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有些地方它可能还是一个外部力量的作用结果。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这么两个条件，第一，财产的保护，第二，维护合同。这两个条件在传统经济中都是不容易满足的，传统的一些习俗可能可以规制一些合同，但是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的商业必须要的是上规模的专业合同治理机构和制度，这种“公共品”通常被默认由国家有比较优势来提供的。“保护”这个公共品在对商业的专门化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个要求(在这一点上和新经济史学诺斯强调产权是经济进步关键的思想是相呼应的)，但希克斯指出这种“公共品”充分供给是不大可能完全内生的，而历史上城邦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他在说到东方亚洲和西方欧洲的商业经济发展差别时就认为，由于存在众多的城邦，所以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要优于东方，而且这里还可能存在一个自增强的正反馈(两者之间差距最终结果可能也表现为一种“马太效应”)，所以商业经济发展上欧洲比东方的亚洲领先了很多。
商业经济从第一个阶段的城邦经济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贸易中心经济，也是商业和贸易逐渐更加专业化独立的结果。这个转化过程中原来的城邦经济提供的保护财产和合同的“公共品”供给是不足的，所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诺斯意义上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这就涉及到货币、法律和信用以及市场渗透问题了。从商业与其环境关系的角度看，商业经济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个基本上是(至少相对的)非商业的环境，也就是环境和商业的界限是“泾渭分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的“保护”公共品供给和税收的交换契约关系；第二个阶段或者说中间阶段，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就不是那么明显了，结果可能就是商业向传统非商业环境的渗透，渗透的最终完成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
这个渗透过程分了这么几个部分，货币、法律和信用是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部分，货币和法律这两项重要的经济遗产，使得商业范围可能突破第一阶段的城邦范围，实现地理上的扩张，从而形成一般的贸易中心，而法律和信用对交易规制的标准化和贷款规模的扩大有比较大的意义。第二个部分是，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自身的影响，主要是关注国家的财政状况的变化一—税收和举债技术。中古阶段的国家有普遍的财政问题。一方面税收比较刚性，而财政支出却是一直增长，因而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很重要了。有一个解决途径——更多地发行货币(或者是铸币税)，但这种由于地区货币和“重币”关系等将导致政府不可避免的潜在信用危机，最终是恶化了财政状况。而可能的解决契机就是税收效率的改善比如股份制企业的出现被认为是一个商业化过程中国家征税的一个重要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银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改善了政府的举债技术和安全性，从而政府不再不可避免的滑向信用危机的困境。第三个部分的渗透是在传统农业经济中，这个领域是相对顽固稳定的习俗经济统治的天下。发生在传统的领域和农民经济的渗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的渗透，第二个阶段的渗透是金融的渗透。第四个部分的渗透是劳动力市场的渗透，这个阶段主要要得出的是要素市场的出现，只不过以劳动力作为代表说明而已。
最后，根据希克斯分析，商业渗透在现代工业中达到最顶点，工业革命从“首尾一致”角度看也是商业化的深化，商业的专门化从原来基本上是流通资金和传统的制造业相区别转变为有重要的固定资本投资。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在“家庭工业阶段”是不存在严格的区别的，但是正是商业的扩大，存货的出现，专门的商人阶层的慢慢演进出来，而这种商业化在推动产业革命的到来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些商人很多就是从“发包商”到工业场主的变化成为“商人工场主”，也就是商业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出现。至此，一个完整的市场化过程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最终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就出现了。
从经济史角度看，一国经济是发展了、进步了还是停滞了。退步了，归根到底决定于该社会资源和利用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历史上，长期以来资源的利用主要不是由市场调配的、一块地种植什么，常是由家庭或家庭生活的需要、由地主或领主的要求，由国家政策特别是征课内容决定的。但是，只要有市场，供求就决定价格，“踊贵履贱”，人们去造假肢。只要有交换，价值规律就发生作用，“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农工商贾都能“岁万息二千”，若真如此，就有了平均利润。但是，这种市场机制还只是在某些商品和小范围内发生作用，对宏观经济或整个社会资源调配的作用是很小的，还不是市场经济。
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是全社会性的大市场，不仅市场的概念不同了，支配市场价格的原理也不同了。所谓市场机制，已不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规律，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值理论(尽管习惯上有可称之为价值规律)。在这里，决定市场价格的已不是平均成本、平均利润，而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已不是以劳动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而是以各种资源的稀少性为基础了。这是因为，进入大市场的资源(生产要素)千千万万，不仅有物质产品，还有货币、信用、人力资本；还有各种服务和精神产品，如信息市场、技术市场；还有各种权利，如专用权、期权、知识产权。所有这些资源都有个价值，还有市场上没有的东西，也有个模拟价格或影子价格。这都不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可以测量的。而“边际”是一个企业投产或停产的临界点，使用或不使用某种资源的临界点。连同由此推导的机会成本，虽未必尽能计量，却可由实践经验测量。进一步，使所有进人市场的资源都能达到或接近均衡(所谓一般均衡价值)，以使全部资源配置达到或接近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最优)，虽未必可得，也是可求的。因此，不能把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同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欧，是经过二百多年的“根本转变”或“市场渗透”才进入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身又是不断发展的，它不断推动商业经济向理性文明发展。
封建、官僚化的社会体制严重阻碍中国商业制度文明的发展
市场经济带来了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制度文明，而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又如何呢?中国的转变，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马克思所说的“商人阶级”的出现，也是在16世纪就见端 倪了。而以后的演进，曲折跌岩。
16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大商帮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或现代化(二者同义语)过程。这有两个根据：一个来自于马克思，另一个来自于希克斯。马克思的现代化概念是指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其起始点是在16世纪重商主义时代“特殊商人阶级的形成”。脱离了手工业行会的、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造成城市间的分工，发展了工场手工业，同时引起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到18世纪下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出现了工业革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希克斯所说的现代化概念则是指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其起始点是16世纪“专业商人”的出现。专业商人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发生一系列的政治、法律、税制的改革和农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到18世纪晚期出现工业革命，转变完成。
明代嘉万时期兴起的大商帮，就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商人阶级”，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不过，比起西欧，他们还算不上所谓的“纯商人”。明清商帮的发展，并未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也未实现市场经济，没有现代化。明清以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顺治的禁海迁边，康熙的紧缩政策、市场萧条，都是逆流。愈是盛世愈保守，乾隆是最大的保守派。兴文字狱，明末以来的启蒙运动全被扼杀；一口通商，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闭眼不看世界。道光的市场危机，又是一次大的经济逆流。所谓现代化，实际是制度变革。由于逆流多，没能形成制度改革，于是也就没有实现现代化。
不可回避，中国近现代商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我们不缺现代商业精神与商业文化，虽然近一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与割裂现象；但更为致命的因素还不在于此，阻碍中国市场经济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了官僚化的社会体制和官场意识，而不是儒家思想。这种官僚体制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阻碍商业发展，以确保官僚阶层的绝对利益。官场意识则认为利用官场权利暴富，满足奢侈的欲望才是“金光大道”。
直到新中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步入正轨，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商人以及商业对社会的贡献——推动历史性的制度变迁
最近的几个世纪，是人类从有史以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及其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商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是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进行的系统研究中，发现了商业、商人的独特作用。恩格斯在他晚年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增补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这样的社会中……现在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恩格斯对商人在制度变迁中历史进步作用的高度评价，显然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的轻商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半个世纪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在1937年出版了其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作者通过以经济学理论对西欧中世纪经济史的剖析，指出了他们的发现“11世纪和12世纪贸易和商业的恢复不仅促使市镇激增，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市场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可见，早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商业的发展就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推动着制度变迁。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特别是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恩格斯关于商人对停滞不前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的观点，诺思等关于商业带来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制度变迁，尤其是从与人类相伴而来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迁，需要巨大的诱致性因素，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人类社会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之后在近代的加速，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无疑是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引发了产业革命?如果说是技术发明引发了产业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了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而且这四大发明还都是技术发明)，却没有引发产业革命?如果说科学文化的进化引发了产业革命，那么，为什么产业革命不是首先发生在文艺复兴运动高涨的欧洲大陆，而独独首先发生在英国?有人说，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引起了英国的产业革命。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不能在中国引起产业革命，却在遥远的英国引起了产业革命?
实际上，引发产业革命的主要因素不是别的什么复杂的因素，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一直轻视的商人。在封建社会后期，英国是商人最多、贸易最活跃、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毛纺织品从原料到产品交易的活跃，引起了著名的圈地运动。而圈地运动的持续进行，牧羊场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达和商人的增加。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一系列地理新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又给商业和商人以极大的刺激。上述两个因素的结合，使英国的国内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发展，商人队伍急剧扩张。这就形成了制度变迁的革命性力量。
商业的发展极大地扩大了市场需求，促使各种手工工场大量兴建，工场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当时一位驻英大使写道：在英国，在各大小城市和村庄，人们都从事呢绒生产。大批量的需求、大批量的生产，再加上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使手工劳动显得难以适应，机械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劳动工具在分工中不断专门化，进而走向机械化，各种纺织机械不断被发明、改进，蒸汽机应运而生。英国的产业革命在大量商人的频繁活动中无意地孕育而成了!
由上可见：在封建社会末期制度变迁的临界点上，商人是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本内生变量。对于商人在引发产业革命中的这种独特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商人，在自然经济中，是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变革者，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推动者。到封建社会末期，商人又是消灭封建制度、催生新社会和新制度的革命队伍和革命要素。在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商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 的长河中，商人有着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革命性作用。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认识。
商人的积极进步作用，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一方面，是商人这一革命要素的先天不足，导致了中国在近代落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商人的发展，流通的活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亿万农民从亲身的实践中悟出了“无商不活”的道理，体验到了商人对搞活经济的巨大作用。广东等沿海地区商业发达，流通活跃，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也表明：没有商人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难以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确认了这个事实：“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就比较好。”
中国商帮——中国商业精神的代表
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两条线索梳理与归纳世界商业发展史，最终我们的目光落到“人”身上，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国的商人，尤其是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近现代中国商帮。他们的精神理念、思维模式、经营经验来自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同一片生存土壤上，是中华民族商业文明得以发展、延续的基因和火种。
明中叶以后，商帮兴起。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商帮兴起，社会习俗发生变化，文学风格发生变化，经商思想也随之变化。然而，以儒文化为内核的文化精神始终是中国商帮兴起、壮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它不仅外化为良性运转的商业经营体系，同时为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贡献良多。以下撷取部分代表性商帮加以介绍，以便学习他们的文化精神、成功经验。
晋商——信义并举
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擅长商业经营活动而著称于世的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山西商人，以敢为人先的商业胆识、不畏艰辛的创业精神，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环境中，建立起一种秩序井然、自由灵动的经济模式，形成了自身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涵育了深厚广博的文化精神。
晋商的文化精神，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也是晋商生存发展的精神源泉。具体来说，它包括如下内涵。
崇高重利的人生选择。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而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他们认为：“商与土，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晋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非常逼真地反映了山西人在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荦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财神”，做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晋商在多种行业所进行的不同的经营活动，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经验，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发现，去总结归纳，也正是这种几无约束的商业环境，催生了他们的创造活力。具体说来，晋商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运营中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市场规模扩大，晋商先后推出了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及股份制等经营管理模式，并针对不同时期的商业运作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因而实现了管理与商业发展、社会经济同步运行的良好态势。
2)圆融有度的人事管理策略。综观晋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教育、奖惩激励等方面，他们建立了一套既严谨规范、又适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用人机制。在人才选择方面，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一旦选准，就放手使用。晋商还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奖惩激励机制，以激发每个成员的工作热情。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对于初选人行的伙计，他们要派遣资历较深者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的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
3)晋商票号开创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新纪元。早在明朝中叶，当铺、钱庄就已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产生了印局、账局和票号。虽然当时的各大商帮多涉足金融业，但都不及晋商经营项目之多，经营地域之广。孔祥毅先生用五个“创新”精辟地概括了晋商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巨大贡献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金融业务的创新、金融管理制度的创新、对中央银行制度的创新。由此可见，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晋商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
进取、敬业、群体的晋商精神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 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这里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1)进取精神。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从事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敬业精神。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 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3)群体精神。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崇商重利的价值追求，使他们不被时俗所迷惑，能够毅然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又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商场竞争时能够沉着应对，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进取、敬业、群体的精神品格，则使晋商关于财富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与机会。而这一切，又作为一种深远厚重的文化积淀，贯穿于一代又一代晋人的思想之中，化为一种永远的精神动力，启人以思，促人以力。
徽商——诚信为本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 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徽商在各行各业，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和理念指引下，徽商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采取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徽商的资本组合形式是多样化的、灵活的，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许多创业伊始的徽州商人出自贫苦之家，是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的，而从事长途贩运活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这些商人在从商之初大都采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采取贷资经营方式的，其借贷活动一般都在同乡同族之间或徽州商帮内部，债权人往往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很低利息的贷款以进行资助和救济，因而债务人的负担较小。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分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酬金来积累资本。从以上三种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而那些经商致富的徽州商人，则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时，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资金的徽州茶商，之后又代理销售茶商加工好的茶叶。有些徽商是用大量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他们利用这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当铺一方面大量赚取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钱，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扶持了徽州粮商。每年米谷丰收的时候，徽州粮商如果收购的资金不足时，他们就将已收上来的米谷当给当铺。这就既获得了所需的资金，又可免去库存费用。而当市场上米谷紧缺、价格飞涨时，他们又将囤积在当铺中的米谷赎出进行抛售，从中大获其利。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过多种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将相互间的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进行融合。
善于开拓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徽商的途程观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陆交通路线方面的知识。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注：《肇城志·东南十一·徽州府》。)，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主要从事长距离的商品贩运贸易。长途贩运活动不了解有关的地理、交通、关津、民俗以及物产行情等常识是无法进行的。徽商在前辈商人的传授下和行走四方的过程中熟谙了这些知识，并将自己的多年积累编纂成商旅路程图书作为经商行路的指南。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中叶休宁大贾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书中详细介绍了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和水陆驿站名称、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名胜古迹等。时人评价说：“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注：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徽商在经营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牢固的途程观念和所掌握的丰富的途程知识，为他们开拓当时占国内市场绝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徽商熟知交通路线，在商品运输过程中可寻找到捷径，从而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费用；其次，徽商了解商品运输路途中何处有险滩风浪、何地有响马盗贼等等自然的和人为的危险，从而有可能设法避免这些危险，确保人身和货物的安全；第三，徽商通晓各地的物产行情和民风民俗，避免了购销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动局面以及与客户的沟通困难，从而在商业经营中能做到有的放矢、无往不胜。徽商在开发海外市场方面，由于明中期的海禁政策，没有正常的渠道，只得以海盗方式走向世界，也就是走私，这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其业绩也做得相当不错，徽商主要是以药、茶参与世界贸易。
以德治商，讲求信誉，善于开拓名牌产品。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其经营策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以德治商”，对此徽商有自觉和内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注重这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徽商具有商业上的远见，并不惑于眼前小利。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如果一时贪图小利或敲诈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徽商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因此，徽商大都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这些思想在徽商的经营活动中处处可见。徽商注重诚信，讲求商业道德，“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注：《五杂俎》卷4。)。徽商十分注重商品的质量，以优质服务去争取广大顾客。他们总是想顾客之所想，努力使顾客满意。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 品包装，都十分下功夫。茶商在收购茶农的毛茶时十分看重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即拒绝收购。徽州茶商还总结出一整套鉴别毛茶真伪的方法，并著成文字，示之经办人员，以防毛茶中搀假或杂以劣质的茶梗、茶子、茶朴等。将好的毛茶收购上来之后，“为迎合国外顾主心理起见”(注：《歙事闲谭》第18册《歙事俗礼教考》。)，再将毛茶送入茶栈加工精制。当时徽州所产的珠茶、熙春、雨前等绿茶都是畅销海外的名茶，这些徽茶品种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从毛茶进号到出成品茶，一般都要经过焙、筛、扇、拣等工序，而且茶商对每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和规定。茶叶加工好之后，再“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注：《黟县志》卷7《人物·尚义》。)，精Jb包装完毕。这种精制的徽茶“远销上海，去路大旺”(注：《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运往外洋，也是“获利殊巨”(注：《中西纪事》卷23。)。此外，徽州茶商还注意根据国外消费者的口味，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光绪二年，祁门胡元龙创建胡日顺茶厂，改制红茶，因其迎合了许多欧美消费者的口味而大受欢迎。
重视教育，笃信“富而教不可缓”。徽商教育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教育，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徽商重视教育，自古至今已成为习俗，纳入其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徽商贾而好儒，徽州人在经商致富后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们在“振兴文教”上总是毫不吝惜地输金资助。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徽商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在清初时，徽州书院多达54所。徽商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世遵行。徽州在这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风气下，出现了大量人才。清代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三位，有九人。安徽八府五州中徽州一府便占四人。这是徽州异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徽商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做到冷静地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清代的盐场，以两准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厚，因此淮盐的专卖权便成为许多商帮竞相逐利的对象。而清政府在考察任命两淮总商时，规定堪当其任者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于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注：参见左步清《清代盐商的盛衰述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即“资重引多”的富商；其二，“于各商中择明白晓事者”，即“推淮商之干敏者以录有司之事”(注：薛宗正：《清代前期的盐商》，《清史论丛》第4集。)，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和办事干练的人。徽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两淮盐业，与其中不乏“谙于盐法，利弊周知”(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人物》。)的人才是分不开的。
宁波商帮——经世致用
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解读宁波经济活力之谜，离不开对“宁波商帮”创业精神的文化根源的探究。在“宁波商帮”形成的众多营养源之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宁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特别是发起于明清时期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宁波商帮的影响深远。
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根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的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 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思，是黄宗羲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他们是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由于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清前期文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传统文化高度发达而逐渐呈现出腐朽僵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一批新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又再次酝酿着发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就是黄宗羲等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浙东地域经济文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宁波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宁波形成了特殊的地域经济文化，以至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明朝末年，宁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显端倪，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出现“洋船至宁波者甚多，番船云集”繁荣景象，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敏感的哲学家们，包括黄宗羲在内，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产生新的思想。这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宋明理学的正宗思想的地位开始动摇，在其内部分化出一种新的学术文化思潮，即实学思潮，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对浙东经济和文化的促进作用。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和主观思想的萌动促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经世致用思想滋生和发展的契机。因此，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时候，高举“经世致用”之学的旗帜，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把关注的目光从“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浙东的经济和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上的催化剂，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世致用思想的现实意义。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 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过几百年的侵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商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经世致用”思想已渗透于宁波人的方方面面，如“东方船王”包玉刚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6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后来学校又对最近几年新建造的另一半楼群以当代科学家命名，借以在广大师生中进一步弘扬崇尚科学的精神。爱国爱乡、经世致用、崇尚科学这就是宁大倡导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宁大校园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成为宁波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上的灵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宁波商帮”不仅为宁波经济建设做出了不菲的贡献，通过投资兴办学校，他们也为中国社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书写了宁波商帮历史上的璀璨的一页。
世界华商——世界第三大经济力量
再将目光聚焦到今天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商人。可以骄傲地说，华人是当今世界最关注的民族之一，华商是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世界一些政治领袖和一些学者，都认为华商正在成为新世界经济潮流中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近20年来海外华人人口的激增，华商正成为新兴经济中的超级力量。据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之外的16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有8700多万，他们所拥有的资金多达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国民总产值，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力量。
关注世界华商，不仅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的强大经济力量，也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从全球角度出发、着眼于未来，进一步思索秉承中华优秀文化精神、熟悉当今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商业网络遍布全球各地的这一新兴力量，如何进一步推动世界商业文明向前发展，推进世界经济社会的和谐、和平发展。
世界华商概览
古有以商为名的原始部落，近有驰名海外的中国商帮，现有遍布全球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华商。从以下一些数据资料和信息中，我们可对当今的世界华商有一个基本的概览认识。
华商全球网络：据最新统计，目前全球有8700万海外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有200万、加拿大91万、俄罗斯68万、法国38万、英国25万、澳大利亚45．4万，中国“海归派”100万。
华商资本规模：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数据显示，亚洲华人的年GDP为5000亿美元左右，并以每年7％-10％的速度增长。最新的权威资料显示，目前华商拥有资金2万多亿美元，海外华侨可以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
华商产业分布：华商从事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张、升级。根据最新资料信息表明，以往，华人企业家的强项在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以及高科技、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现在重点已开始转向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等新兴产业，大批配套企业的联动加盟则形成区域性大规模产业链。
华商对世界与中国的贡献
海外华商不仅是许多所在国家经济的支柱，也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商一直就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华商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华人是全世界关注的民族，是世界经济发展舞台上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长期以来，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华人、华侨在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发展、推动区域经济进步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商。”华商的网络遍布全球。目前，华人经济已经成为所在国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华商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往往表现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因此华商在世界经济中的作为，也促进了其所在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互动。
近年来，海外华人企业的实力在不断壮大，有的已经在世界各国的企业中位列前茅。同时，华人企业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有资料显示，在美国硅谷的七千多家企业中，华人创办的企业不下五百家，而在硅谷公司一百五十强中，十多家华人企业榜上有名。传统的华商企业也在经营、管理方面不断改进完善，与时俱进。除了内在素质的提升外，世界各地华商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目前，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多达七十多个，其中近七成是近十年成立的，特别是世界华商大会的举办，显示世界华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已经由自发转为自觉。
另外，如以上统计数据信息所示，遍布16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多达8700多万人，他们手中拥有的资金高达2万多亿美元，近1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2004年中国国内一年国内生产总值(13．6万亿元人民币)，其投资能力令世界各国政府刮目相看，是不少所在国家经济的中流砥柱。
综上所述，华商已经成为是世界经济潮流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
2、华商为中国经济作出的贡献
改革开放27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突破，其中海外华商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
从1994开始连续10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引进海外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而海外华商更是其中的主力军。中国在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外资引进国。200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6亿美元。目前华侨华人、港澳投资者在境内创办的企业约占外资企业的70％，投资额约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内资是支持中国经济的第一力量的话，海外华商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的第二力量。
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动情地说：“迄今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 来自华商……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海外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不仅是引进资金，还包括促进国内贸易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引入全球化的市场规则与先进管理理念、技术、方法，提供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坚实桥梁和网络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华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族群像华商这样，即使远在海外，仍愿意并能够对其母国的经济发展给予如此的关注和投入。
以“五缘”文化为纽带，世界华商网络日益壮大
融汇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华族社会中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同业同学、物物连媒、宗教信仰等内涵关系，历史地形成为“亲缘、地缘、业缘、物缘和神缘”的五缘文化关系。这种“五缘”性的文化对华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对国际华人资本运营的影响力，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的影响力，特别是“五缘”性社会网络对华商运营以及管理模式形式的影响力，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作用和健康积极的现实作用。
由亲缘、地缘、业缘、物缘和神缘构成的五种关系，并不是只有华人才有的，而是人类一般交往即会形成的五种渠道。所不同的是，东方文化强调这种关系，西方文化则比较淡化这种关系，而注重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和人与人的契约联系，显然这是由各自文化内在特质所决定的。中华传统文化注重社会伦理道德，以追求社会和谐为其目标，因而更注重社会联系和由此形成的网络。五缘文化是这种社会联系的内在文化特质，五缘网络是这种社会联系的具体表现，五缘经贸网络是以五缘文化为维系纲要和以经贸活动为目标的社会立体网络。
现代经贸活动的五大要素，或称五大资源是：网络、管理、人才、资本、信息。现代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在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宗教。现代经济活动就是要素在领域中结合、变化、发展、再结合、再变化、再发展的不断上升的循环体现。由于海外华人在海外迁息和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受到促使他们在海外迁息和发展的原动性的限制，海外华人很少进入政治和军事领域，更多的则是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宗教等五个领域中求发展。因此，海外华人特别注重互相的沟通，经贸活动的五大要素是他们互相沟通的主要内容。海外华人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顺应市场为导向，用“五缘”文化，将互相沟通的五大要素，在互相发展的五大领域中，逐渐构筑着互动、多维、发展的世界华商经贸网络。
当代世界华商的经贸网络，主要是以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为基础而发展、扩大起来的；而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的形成，更集中地体现华商网络的基本特点，它是依托于华族移民的族群关系，随着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之中，而扩散到全球。
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属于国弱外流以谋生和追求和平的生存空间为目的，自发地依靠家族和乡土关系的牵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漂洋过海，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父引子、兄领弟，子代传孙，形成一条民族移民的世代走廊。
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和江苏、浙扛一带，那里方言众多，移民们来到移居地后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为主体的群体，结成商帮，主要有广东帮、潮洲帮、福建帮、客家帮和海南帮，还有晋帮、徽帮、宁波帮等。并在帮内建立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以便于他们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各帮移民很会经商做生意，各帮的商业活动也侧重于一些地方和某些物产。例如米业，早期是由潮洲人在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操纵和控制。华商间的业缘和物缘关系得到发展。
随着各帮移民经商生意越来越红火，宗亲与乡亲会馆便成为华商集会的重要场所。中华商会逐步突破了亲缘和地缘的限制，作为华商们业缘组织，便由此发展起来。由同姓宗亲会到异姓同乡会，由方言群的会馆到中华商会和中华总会，一层层地扩大，不是由于政治统属，而是由于族群关系的组合，构成了海外华人社会集合点和华商网络的一种形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华商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华商经贸网络的企业形态多种多样。母公司之下设立分公司、转投资企业等；在企业外部发展联营，建立合资企业、联营公司、联系公司、联号公司、控股公司、跨国公司等等。华商传统的合伙制向股份制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华人财团的崛起，在传统伙伴制的基础上互相掺股，组成具有实力的集团，进行多角跨国经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华人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过程，对华商来说，既能有效地避开一个时期中一国国内政策对它发展的限制，或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外部网络的办法来分散风险；又能适时、有效地占领世界市场。
世界性的华商网络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淘汰转移要优越得多，它能直接参与新型产业上游产品的销售并很快引进技术，进行高效投资生产。
华人企业通过网络寻求的是市场优先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华人企业在规模、资金，技术甚至服务都无法与美、日企业抗衡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企业高效运传的原因。世界华商经贸网络在全世界的拓展，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华商经贸网络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展，主要不是通过某种制度结构来体现，而是以族群联系和人际关系为基础，进而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华商网络具有网状开放性和共通性的特点。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把华商企业之间的关系比作当今电脑的互联网网络。认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特征上二者都十分相似。互联网电脑网络中没有统一的控制中心，任何一位入网成员都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网络的价值来自于信息市场的扩大；在华人圈，企业网络也可以无限扩大，没有权力中心。他说：“那是很隐形的、复杂微妙的网络。华人家族企业其实就是宗族和同乡之网，许许多多小网交织成一大面铺盖全球的网络”。作为华商网络形态之一的华商社团，日益呈现国际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纸，历来被称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进入7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经济活动迅速发展，海外华人社团组织也迅速增加，目前总数已发展到1万个左右，其中工商社团有1000多个。
这些遍布全球多资多彩的华人社团，为所在地的华侨华人服务，通过它们不断扩大华人族群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为世界华商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海外华人分布范围的扩大以及华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世界性的华人社团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社团目前已多达70多个，其中近70％是80年代以后建立的。近10年来，各种国际性的宗亲或同乡恳亲联谊会纷纷召开。
潮汕人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创始于1980年，每两年在世界各地召开。2000年11月世界客属第十六届恳亲大会在客家祖地福建省龙岩市举行，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个客族社团的代表参加，其中境外代表1700多人。这些华人族亲国际性联谊聚会，进一步加强了华商的凝聚力，更为他们加强相互联系与交流，发展世界各地区商贸关系，特别是发展广大海外华商与其祖籍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性的华商组织，有在1963年4月成立的世界华商贸易会议。
由新加坡总商会，联合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泰国中华总商会共同发起的世界华商大会，从1991年开始，每两年一次相继在新加坡、香港、泰国的曼谷、加拿大的温哥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中国南京召开。世界华商大会把世界华商的国际网络联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以文化为纽带，以网络为平台、以各种社团为组织形式，华商网络集合了现代商业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双重优势，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和事业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