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以占全国1%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1/8的财政收入
重新打量外滩
上海是良港。在中国沿海的不冻港中,它是最北面的一个。
然而在16世纪以前,沿海这个词不祥,多半跟荒滩碱地、狂风恶浪、倭寇侵扰连在一起。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哥伦布登陆美州,郑和下西洋,全世界的距离不断缩短,沿海才慢慢展现万商云集、物产丰饶、高楼林立的图景。
在农耕文明时代,沿海处于边缘地带;而在工业文明格局中,沿海处于中心位置。所以,只有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考察历史的演进,才能看清上海的来路。
2010年世博会在浦江两岸的巨大舞台,重新让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上海外滩。
百余年来,外滩一直作为上海的象征出现在世人面前。
开埠之前,作为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上海航运事业很不发达,人们没必要、也没能力在沿江修筑堤岸,所以除东门黄浦江外大部分江岸是一片自然滩地。
退潮时,江水聚滞在河床中心,露出一大片滩地。涨潮时,江水又没过河滩。黄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河道。由于江宽水急,逆水而行的船只就须拉纤行走。几百年来,纤夫的足迹就在黄浦江滩踩出一条曲折多弯的小道,人们称之“纤道”,这纤道就是外滩最早的道路。
近代以来,上海中心逐渐北移:英国和法国殖民者抢占外滩,建立了租界,到185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各式洋行120家,重要的都集中在外滩。
由于金融业的集群效应,外滩日渐成为一块“风水宝地”。在外滩拥有一块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名誉的象征。
租界给上海留下了什么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地皮章程》,“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最早的英租界占地约830亩。当时在上海登记居住的英国人是25个,多为传教士和商人。
这只是开了个头。
之后,美、法相继染指上海,各国租界也在五大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历史学者唐振常认为:历时近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影响;消极与积极、动力与阻力始终混杂在一起,以极其含混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早期的现代化。
近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建设首先是在租界出现和发展的,郭嵩焘在咸丰六年(1856)路过上海租界,大为震惊,从此对西方刮目相看。孙中山一再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租界,但也由衷赞扬过上海租界“道路宽广,街衢整洁,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
戊戌期间蓬勃兴起的报业,便得到过租界的庇护,清廷虽虎视耽耽,但投鼠忌器,不像过去那样能轻易动用文字狱,这也是近代上海报业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章炳麟、刘光汉、于佑任、蔡元培等人,都曾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管制,逃避迫害,出版进步报刊,发表爱国、民主言论。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尊心》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最安静的地方。
中共机关也在很长时间里设在租界或租界边缘。“孤岛”时期,共产党人利用租界出版了大批进步书籍。鲁迅虽对租界批评很多,但每遇当局的迫害,多半跑到租界或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避难。杂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以寓“半租界”之意。
进步与屈辱,繁荣与罪恶,就这样纠结在外滩——这个上海的典型符号中。
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
近代中国,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机构,往往先在上海出现,然后推向全国。如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梅溪书院是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小学,中国女学堂是第一所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万国公报》、《时务报》、《新青年》都在上海创办,新剧在上海发韧,中国电影在上海诞生……
各地知识分子的文化菁英汇聚上海滩,产生了一批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翻译家、诗人、小说家、律师和政治家。
近代上海是西学输入的最大窗口。晚清戊戌变法以前,西学输入的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9家,其中7家设在上海;全国近8成的西学书籍是在上海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也都在上海面市。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一个戏班子如果能在上海唱红,就能唱红全中国;一幅画,一部小说,一出戏,一部电影,如果能在上海得到承认,也就能走向全国。美术、戏剧、电影,更占了中国半壁江山甚至大半部分。
浦东今年20岁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以及交通、通讯方面,比其他口岸都要优越,因此成为外资集中投资之地。
1897年,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由盛宣怀在上海发起创办,到1911年,全国17家华资银行一半以上在上海设有总行或分行。
民族企业的发展,加上金融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配合,使得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上海的发展几经起落,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开进上海,接收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开工不足,物资匮乏,物价飞涨,506万人民生活不安定。经过公私合营、“五反运动”、“大跃进”、“文革”,上海经济在恢复元气后又遭破坏,但通观来看,它依然在全中国处于支柱地位。
1978年起,经历了10年转轨的阵痛,上海在90年代走到改革前沿。现在,上海以占全国1%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1/8的财政收入。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中心地位得到恢复,都让上海跻身世界大都市行列。
一年前的4月29日,国务院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中国商用飞机总装制造中心也将落户浦东……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借助世博东风,上海已建成拥有11条线路、420公里运营里程的地铁网络,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地铁第二大城市。“伦敦地铁花了147年达到目前439公里的运营里程,上海仅用15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
世博开幕以后,如潮的人流从世界各地涌到上海,世博园里几百座造型各异的外国建筑,让人们对上海关注的视线从黄浦江西的外滩转移到黄浦江东。
就在世博开幕前的2010年4月,浦东开发区刚刚迎来20岁的生日,如果以人来比喻,20岁刚刚成人,血气方刚,来日方长,他的一切未来都还有待想象。
(参考唐振常、沈恒春编《上海史》,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杨东平著《城市季风》)
重新打量外滩
上海是良港。在中国沿海的不冻港中,它是最北面的一个。
然而在16世纪以前,沿海这个词不祥,多半跟荒滩碱地、狂风恶浪、倭寇侵扰连在一起。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哥伦布登陆美州,郑和下西洋,全世界的距离不断缩短,沿海才慢慢展现万商云集、物产丰饶、高楼林立的图景。
在农耕文明时代,沿海处于边缘地带;而在工业文明格局中,沿海处于中心位置。所以,只有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联系起来考察历史的演进,才能看清上海的来路。
2010年世博会在浦江两岸的巨大舞台,重新让世界的目光投向了上海外滩。
百余年来,外滩一直作为上海的象征出现在世人面前。
开埠之前,作为江南沿海的一个中等县城,上海航运事业很不发达,人们没必要、也没能力在沿江修筑堤岸,所以除东门黄浦江外大部分江岸是一片自然滩地。
退潮时,江水聚滞在河床中心,露出一大片滩地。涨潮时,江水又没过河滩。黄浦江是上海的主要河道。由于江宽水急,逆水而行的船只就须拉纤行走。几百年来,纤夫的足迹就在黄浦江滩踩出一条曲折多弯的小道,人们称之“纤道”,这纤道就是外滩最早的道路。
近代以来,上海中心逐渐北移:英国和法国殖民者抢占外滩,建立了租界,到185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各式洋行120家,重要的都集中在外滩。
由于金融业的集群效应,外滩日渐成为一块“风水宝地”。在外滩拥有一块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名誉的象征。
租界给上海留下了什么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地皮章程》,“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最早的英租界占地约830亩。当时在上海登记居住的英国人是25个,多为传教士和商人。
这只是开了个头。
之后,美、法相继染指上海,各国租界也在五大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历史学者唐振常认为:历时近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影响;消极与积极、动力与阻力始终混杂在一起,以极其含混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早期的现代化。
近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建设首先是在租界出现和发展的,郭嵩焘在咸丰六年(1856)路过上海租界,大为震惊,从此对西方刮目相看。孙中山一再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租界,但也由衷赞扬过上海租界“道路宽广,街衢整洁,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
戊戌期间蓬勃兴起的报业,便得到过租界的庇护,清廷虽虎视耽耽,但投鼠忌器,不像过去那样能轻易动用文字狱,这也是近代上海报业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章炳麟、刘光汉、于佑任、蔡元培等人,都曾利用租界不受清政府管制,逃避迫害,出版进步报刊,发表爱国、民主言论。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尊心》中说:租界是中国最安全、最安静的地方。
中共机关也在很长时间里设在租界或租界边缘。“孤岛”时期,共产党人利用租界出版了大批进步书籍。鲁迅虽对租界批评很多,但每遇当局的迫害,多半跑到租界或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避难。杂文集《且介亭》的“且介”二字便是取“租界”二字之半以寓“半租界”之意。
进步与屈辱,繁荣与罪恶,就这样纠结在外滩——这个上海的典型符号中。
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
近代中国,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机构,往往先在上海出现,然后推向全国。如格致书院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办的科技学校,梅溪书院是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小学,中国女学堂是第一所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万国公报》、《时务报》、《新青年》都在上海创办,新剧在上海发韧,中国电影在上海诞生……
各地知识分子的文化菁英汇聚上海滩,产生了一批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翻译家、诗人、小说家、律师和政治家。
近代上海是西学输入的最大窗口。晚清戊戌变法以前,西学输入的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9家,其中7家设在上海;全国近8成的西学书籍是在上海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也都在上海面市。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一个戏班子如果能在上海唱红,就能唱红全中国;一幅画,一部小说,一出戏,一部电影,如果能在上海得到承认,也就能走向全国。美术、戏剧、电影,更占了中国半壁江山甚至大半部分。
浦东今年20岁
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以及交通、通讯方面,比其他口岸都要优越,因此成为外资集中投资之地。
1897年,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由盛宣怀在上海发起创办,到1911年,全国17家华资银行一半以上在上海设有总行或分行。
民族企业的发展,加上金融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的配合,使得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上海的发展几经起落,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开进上海,接收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开工不足,物资匮乏,物价飞涨,506万人民生活不安定。经过公私合营、“五反运动”、“大跃进”、“文革”,上海经济在恢复元气后又遭破坏,但通观来看,它依然在全中国处于支柱地位。
1978年起,经历了10年转轨的阵痛,上海在90年代走到改革前沿。现在,上海以占全国1%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1/8的财政收入。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中心地位得到恢复,都让上海跻身世界大都市行列。
一年前的4月29日,国务院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中国商用飞机总装制造中心也将落户浦东……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借助世博东风,上海已建成拥有11条线路、420公里运营里程的地铁网络,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地铁第二大城市。“伦敦地铁花了147年达到目前439公里的运营里程,上海仅用15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
世博开幕以后,如潮的人流从世界各地涌到上海,世博园里几百座造型各异的外国建筑,让人们对上海关注的视线从黄浦江西的外滩转移到黄浦江东。
就在世博开幕前的2010年4月,浦东开发区刚刚迎来20岁的生日,如果以人来比喻,20岁刚刚成人,血气方刚,来日方长,他的一切未来都还有待想象。
(参考唐振常、沈恒春编《上海史》,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杨东平著《城市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