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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大国，委内瑞拉的近期局势尤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国商务部研究人员和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均已表示，委内瑞拉完全有能力偿还中国的650亿美元贷款，该国反对派以罢免现任总统马杜罗为目的的请愿活动依然为西方媒体提供了各种猜测的理由。有观点认为，从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投资与回馈模式可以管中窥豹，拉美地区或许并不值得中国如此大规模地“撒钱”。
投资拉美大势所趋
即便夹杂戏谑成分，“撒钱”的说法也并非毫无依据。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全年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总额达到290亿美元，几乎达到2014年的3倍，超过了该地区从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获得的贷款总额。同一年，世界银行对拉美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为80亿美元，而美洲开发银行则为115亿美元。
“不过中国并非拉美地区的最大投资国”，中拉学术青年共同体发起人郭存海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按照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简称拉美经委会）的最新报告，以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存量为标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荷兰、美国和西班牙，它们对该地区的投资分别占其获得海外总投资的20%、17%、13%。
中国甚至连前三都排不上，为什么国内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是拉美地区的最大投资国呢？
郭存海指出，上述错误判断起源于统计口径的不统一。很多海外统计机构习惯从新闻消息中寻找数据，简单累计计算，没有官方根据，有些数据单纯来源于协议，而不是落实到经济活动中的真实数据。
“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同国家所认可的投资范围不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机构完全掌握中国对拉美地区投资额度的准确数字，而海外媒体的错误结论也与近些年中国对拉美投资的高速增长趋势有关”，郭存海这样分析。
中国从2008年开始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也即政府白皮书，此后对该地区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尤其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援助和贷款全面直线增长，速度惊人。2016年4月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投资21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在拉美新签承包合同180亿美元，同比增长10%。
“一个巴掌拍不响”。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净流出时代、中国企业需要拓展海外市场，如果拉丁美洲各国并不存在相应需求，上面的一系列数字也不会出现。事实是，拉美地区“很差钱”。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美洲开发银行对外推广和伙伴合作部部长Bernardo E. Guillamon公开表示，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其交通、能源等很多行业的基础设施处于非常不足的状态。2015年第六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论坛统计数据显示，拉美国家基础建设投资总缺口每年高达1700亿美元。
因此，中国与拉美地区互相需要。“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其他经济领域，双方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拉美出口的大量原材料恰是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铁矿石、大豆”，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唐俊对《经济》记者说。
当然，看准拉美缺口的不仅中国一家。拉美经委会还披露了另外一组数据：从投资来源国看，2015年，美国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一大投资国，占该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25.9%，其次是荷兰的15.9%，西班牙的11.8%。
逆流而上更要精心
拉美经委会的数据是在今年6月中旬公布的。在此之前，美国有线电视台新闻网于2月发布文章称，中国正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展开实力攻势，大举投资该地区，而美国政府对拉美的援助和私人投资已经连续3年下降。文章断言，中国将在2016年填补美国留下的更多投资缺口。
除了再次印证对拉美投资不仅是中国的选择以外，上述报道加上拉美经委会的数据，还暗示了一种事实——拉美地区吸引外资的魅力不比从前了。不然，美国对拉美投资已经连续3年下降，它如何还仍能处在拉美投资第一大国的位置。
“拉美地区在经历了十年的‘黄金增长’期之后，在2011年迎来转折点，自此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而其获得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从这一年逐渐降低，2014年出现资金外流和投资大幅下滑的明显表现，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血”，唐俊这样分析。实际上，2015年该地区吸引海外直接投资1791亿美元，比上一年降低9.1%，为2010年以来最低。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西领跑拉美GDP负增长，多国面临政府更迭，自然灾害外加人为腐败案件，大宗商品低位徘徊，似乎我们也没什么理由相信拉美地区在2016年能够得到更多投资支持。
然而，好像只有中国没有退缩。对于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谢文泽告诉《经济》记者：“国际投资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短期与中长期，短时期内投资、赚了就撤退的做法是投机，而中长期投资是在考虑多重风险的基础上做长远打算”。
按照谢文泽的分析，拉美地区33个国家中，目前看，综合风险最高的当属以下4个：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阿根廷和巴西，但中国资本并没有退出。以巴西为例，该国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低位，可以预见未来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起色，但正是艰难处境让巴西政府和企业了解开放经济、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巴西当前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阶段，中国投资者恰好可以抓住时机更深一步进入当地市场。
上述观点非常中肯。当地时间2016年1月5日，巴西伊利亚、朱比亚两座水电站特许经营权签约仪式在巴西矿能部举行，标志着三峡集团获得两座水电站30年特许经营权，完成该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此外，中国企业对委内瑞拉石油精炼厂、对厄瓜多尔水电站、对阿根廷核电站和能源的投资，无一不证明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信心。 “拉美地区的不稳定大家有目共睹，但这些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我们的投资可以在变动‘高温期’暂缓推进，之后再加速落实，前提是中国的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谢文泽这样说。
作为海外投资模式之一，工程承包在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很常见。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承包项目新签总额和完成额连续双位数增长。而近期，对外承包行业分析人士开始担心边际递减效应，即在承包总额不变的情况下，从一个临界点开始，投资者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或者为了得到相同的回报，投资者需要不断大幅度增加承包总额才可能。
“边际递减效应可分为内生性和外生性，前者由技术成熟、进步空间小造成，后者则归咎于外部环境，比如市场需求、国家技术水平等”，郭存海这样说。在他看来，中国对拉美地区长期大规模、快速地投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反倒不正常，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如何处理它。
以铁路建设为例说明。拉美地区地势复杂，山河湖泊众多，幅员辽阔但人口有限，城市首位度高（即人口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人口很少），整体倾向慢生活，原材料运输繁荣。若要在当地修建铁路，就需要考虑客运还是货运、怎样保证运力充足、如何修建才能避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怎样尽量降低成本等。他指出，其中不仅涉及建设问题，还有文化风俗、环境保护、运营效果等，对中国企业提出更多挑战。
另外，工程承包也只是中国投资拉美的一种方式，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指出，中国企业可以主动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他告诉《经济》记者，尽管一些国家存在偿还贷款的困难，拉美地区基础建设潜力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BOT和PPP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将中国企业、拉美企业、拉美国家政府联系起来，同甘共苦”。BOT即建设-经营-转让，是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PP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
做好本土化功课
不得不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向其他多领域扩展已经成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发展经济合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全世界有目共睹。然而，中国投资者仍需要警惕对拉美投资热潮中时刻可能出现的“暗流”。
2014年11月，涉及37.5亿美元的墨西哥高铁项目在成功签约中国企业3天后就被毁约，2015年5月，项目所涉中方企业中铁建公司向墨西哥当局索赔。尽管最终墨西哥表示计划向中方企业赔偿131万美元，但该事件引起的关注与思考却不止于此。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拉美问题的美籍专家陈懋修指出，历史上，英国曾经在拉美地区扮演中国当今的角色，但英国资本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却在当地引发激烈矛盾。许多阿根廷人将英国参与铁路建设看作该国独立发展的障碍和威胁，也有人质疑政府为什么一开始就如此依赖外国资本。陈懋修认为，中国也应做好准备措施，避免重蹈英国覆辙。
对此，唐俊指出，拉美国家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备受掠夺资源之苦，独立后，又出现新殖民主义，原材料大量出口发达国家，看上去经济繁荣但普通老百姓却更加贫穷。所以，拉美地区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外资有较为复杂的感触。一方面，这些国家相信外资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开发很重要，另一方面，又担心外资会影响本国主权行使，影响其独立发展。
“早期投资拉美的时候，中国企业犯过不少错误，只从自己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当地水土情况，对风险评估、劳工保护和法律规范等了解不足”，孙岩峰这样说。如今，积累不少经验之后，中国企业从思维高度和风险意识上已有长足进步，但还是存在不足。
他告诉《经济》记者，中国走向海外的企业以国企居多，倾向走“上层路线”，更擅长与政府打交道，却不懂得适时适当地与当地媒体、社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构建良好合作关系。
众所周知，拉美国家中，左翼与右翼轮番执政。左翼执政的时候，“上层路线”还比较顺利，目前虽然一些中小国家还是左翼政党当政，但整体上右翼趋势已经明朗。“右翼执政党更关注国际规则，强调市场的开放、透明与自由，如何在适应不同党派执政规则的背景下深耕拉美市场，如何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是中国企业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孙岩峰强调说。
投资拉美大势所趋
即便夹杂戏谑成分，“撒钱”的说法也并非毫无依据。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全年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总额达到290亿美元，几乎达到2014年的3倍，超过了该地区从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获得的贷款总额。同一年，世界银行对拉美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为80亿美元，而美洲开发银行则为115亿美元。
“不过中国并非拉美地区的最大投资国”，中拉学术青年共同体发起人郭存海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按照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简称拉美经委会）的最新报告，以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存量为标准，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荷兰、美国和西班牙，它们对该地区的投资分别占其获得海外总投资的20%、17%、13%。
中国甚至连前三都排不上，为什么国内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是拉美地区的最大投资国呢？
郭存海指出，上述错误判断起源于统计口径的不统一。很多海外统计机构习惯从新闻消息中寻找数据，简单累计计算，没有官方根据，有些数据单纯来源于协议，而不是落实到经济活动中的真实数据。
“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同国家所认可的投资范围不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机构完全掌握中国对拉美地区投资额度的准确数字，而海外媒体的错误结论也与近些年中国对拉美投资的高速增长趋势有关”，郭存海这样分析。
中国从2008年开始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也即政府白皮书，此后对该地区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尤其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援助和贷款全面直线增长，速度惊人。2016年4月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投资21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在拉美新签承包合同180亿美元，同比增长10%。
“一个巴掌拍不响”。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净流出时代、中国企业需要拓展海外市场，如果拉丁美洲各国并不存在相应需求，上面的一系列数字也不会出现。事实是，拉美地区“很差钱”。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美洲开发银行对外推广和伙伴合作部部长Bernardo E. Guillamon公开表示，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其交通、能源等很多行业的基础设施处于非常不足的状态。2015年第六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论坛统计数据显示，拉美国家基础建设投资总缺口每年高达1700亿美元。
因此，中国与拉美地区互相需要。“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其他经济领域，双方也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拉美出口的大量原材料恰是中国需要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铁矿石、大豆”，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唐俊对《经济》记者说。
当然，看准拉美缺口的不仅中国一家。拉美经委会还披露了另外一组数据：从投资来源国看，2015年，美国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一大投资国，占该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25.9%，其次是荷兰的15.9%，西班牙的11.8%。
逆流而上更要精心
拉美经委会的数据是在今年6月中旬公布的。在此之前，美国有线电视台新闻网于2月发布文章称，中国正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展开实力攻势，大举投资该地区，而美国政府对拉美的援助和私人投资已经连续3年下降。文章断言，中国将在2016年填补美国留下的更多投资缺口。
除了再次印证对拉美投资不仅是中国的选择以外，上述报道加上拉美经委会的数据，还暗示了一种事实——拉美地区吸引外资的魅力不比从前了。不然，美国对拉美投资已经连续3年下降，它如何还仍能处在拉美投资第一大国的位置。
“拉美地区在经历了十年的‘黄金增长’期之后，在2011年迎来转折点，自此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而其获得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从这一年逐渐降低，2014年出现资金外流和投资大幅下滑的明显表现，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血”，唐俊这样分析。实际上，2015年该地区吸引海外直接投资1791亿美元，比上一年降低9.1%，为2010年以来最低。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西领跑拉美GDP负增长，多国面临政府更迭，自然灾害外加人为腐败案件，大宗商品低位徘徊，似乎我们也没什么理由相信拉美地区在2016年能够得到更多投资支持。
然而，好像只有中国没有退缩。对于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谢文泽告诉《经济》记者：“国际投资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短期与中长期，短时期内投资、赚了就撤退的做法是投机，而中长期投资是在考虑多重风险的基础上做长远打算”。
按照谢文泽的分析，拉美地区33个国家中，目前看，综合风险最高的当属以下4个：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阿根廷和巴西，但中国资本并没有退出。以巴西为例，该国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低位，可以预见未来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起色，但正是艰难处境让巴西政府和企业了解开放经济、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巴西当前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阶段，中国投资者恰好可以抓住时机更深一步进入当地市场。
上述观点非常中肯。当地时间2016年1月5日，巴西伊利亚、朱比亚两座水电站特许经营权签约仪式在巴西矿能部举行，标志着三峡集团获得两座水电站30年特许经营权，完成该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此外，中国企业对委内瑞拉石油精炼厂、对厄瓜多尔水电站、对阿根廷核电站和能源的投资，无一不证明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信心。 “拉美地区的不稳定大家有目共睹，但这些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我们的投资可以在变动‘高温期’暂缓推进，之后再加速落实，前提是中国的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谢文泽这样说。
作为海外投资模式之一，工程承包在中国与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很常见。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承包项目新签总额和完成额连续双位数增长。而近期，对外承包行业分析人士开始担心边际递减效应，即在承包总额不变的情况下，从一个临界点开始，投资者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或者为了得到相同的回报，投资者需要不断大幅度增加承包总额才可能。
“边际递减效应可分为内生性和外生性，前者由技术成熟、进步空间小造成，后者则归咎于外部环境，比如市场需求、国家技术水平等”，郭存海这样说。在他看来，中国对拉美地区长期大规模、快速地投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反倒不正常，关键在于中国企业如何处理它。
以铁路建设为例说明。拉美地区地势复杂，山河湖泊众多，幅员辽阔但人口有限，城市首位度高（即人口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人口很少），整体倾向慢生活，原材料运输繁荣。若要在当地修建铁路，就需要考虑客运还是货运、怎样保证运力充足、如何修建才能避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怎样尽量降低成本等。他指出，其中不仅涉及建设问题，还有文化风俗、环境保护、运营效果等，对中国企业提出更多挑战。
另外，工程承包也只是中国投资拉美的一种方式，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指出，中国企业可以主动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他告诉《经济》记者，尽管一些国家存在偿还贷款的困难，拉美地区基础建设潜力巨大却是不争的事实，“BOT和PPP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将中国企业、拉美企业、拉美国家政府联系起来，同甘共苦”。BOT即建设-经营-转让，是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PP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
做好本土化功课
不得不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向其他多领域扩展已经成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发展经济合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全世界有目共睹。然而，中国投资者仍需要警惕对拉美投资热潮中时刻可能出现的“暗流”。
2014年11月，涉及37.5亿美元的墨西哥高铁项目在成功签约中国企业3天后就被毁约，2015年5月，项目所涉中方企业中铁建公司向墨西哥当局索赔。尽管最终墨西哥表示计划向中方企业赔偿131万美元，但该事件引起的关注与思考却不止于此。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拉美问题的美籍专家陈懋修指出，历史上，英国曾经在拉美地区扮演中国当今的角色，但英国资本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却在当地引发激烈矛盾。许多阿根廷人将英国参与铁路建设看作该国独立发展的障碍和威胁，也有人质疑政府为什么一开始就如此依赖外国资本。陈懋修认为，中国也应做好准备措施，避免重蹈英国覆辙。
对此，唐俊指出，拉美国家曾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备受掠夺资源之苦，独立后，又出现新殖民主义，原材料大量出口发达国家，看上去经济繁荣但普通老百姓却更加贫穷。所以，拉美地区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外资有较为复杂的感触。一方面，这些国家相信外资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开发很重要，另一方面，又担心外资会影响本国主权行使，影响其独立发展。
“早期投资拉美的时候，中国企业犯过不少错误，只从自己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当地水土情况，对风险评估、劳工保护和法律规范等了解不足”，孙岩峰这样说。如今，积累不少经验之后，中国企业从思维高度和风险意识上已有长足进步，但还是存在不足。
他告诉《经济》记者，中国走向海外的企业以国企居多，倾向走“上层路线”，更擅长与政府打交道，却不懂得适时适当地与当地媒体、社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构建良好合作关系。
众所周知，拉美国家中，左翼与右翼轮番执政。左翼执政的时候，“上层路线”还比较顺利，目前虽然一些中小国家还是左翼政党当政，但整体上右翼趋势已经明朗。“右翼执政党更关注国际规则，强调市场的开放、透明与自由，如何在适应不同党派执政规则的背景下深耕拉美市场，如何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是中国企业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孙岩峰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