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隐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但不幸的是，相关的法律制度却落后于创新的脚步。的确，最新的一部有关隐私的法规《电子通信隐私法》还是在1986年通过的！
　　虽然彼得雷乌斯将军的丑闻事件触发了对该法律的更新，但这种更新也仅仅是对例如邮件等电子通信内容予以更多的保护，仍然无法把我们的隐私与其他很可能违法的行为区别开来，我们的数据信息很可能会被非法搜集并使用。
　　一些立法者宁愿不要相关的法律限制，因为这会“威胁互联网的命脉：数据。”听听这群人的代表玛莎·布莱克本，在2010年4月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吧：“如果我们效仿欧洲的隐私模式，把信息从信息经济当中抽离出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国民经济衰落、创新发展停滞，而你会输给选择到别处工作的创新者们。”
　　即便认定很多诸如Facebook等公司的行为是合法的，他们的做法还是有令人不满的地方。不应只是像现在这样，把隐私作为换取创新的货币，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也就等同于公司利益。要想保护隐私，我们需要对于隐私的目的以及价值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
　　隐私是一种重要缓冲
　　在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乔治城大学法律教授朱莉·科恩，提出了关于“隐私是为了什么”这一话题的有力论点。科恩的观点本质上是对当今理论家和立法者所持有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
　　当今的理论家多将隐私看作是发展价值的工具。在这一框架下，隐私就被降级为我们多种防卫的其中一种，比如防止他人的偷窥，比如防止Facebook最近在未经个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试图提升其面部识别软件，以此获取更多用户数据的行为。只要是能通过其他途径来保护，或是当隐私阻碍了其他像创新这样更有利可图的目标时，那么这些原则就显得不那么有用因而也会被漠视。
　　科恩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将隐私视为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工具。反之，她主张隐私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可以被明确界定的一个固定条件或属性（例如隔离或控制）。隐私其实是一种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喘息空间。”
　　生活和环境总是在变化，所以隐私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具体的事物来定义。隐私应该被理解成是一种重要的缓冲，给我们空间来发展自己的身份而不受监管、评价和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影响。
　　隐私对于帮助我们处理好这些影响我们人格发展的压力十分关键，同时对于“创造自我（发展）劳与逸的空间”有着重要影响。科恩还认为，这种自我发展使得我们发现我们想要的社会形态以及我们的努力方向，而这两者是决定生活充实与否的关键因素。
　　伍德罗·哈特佐格和埃文·塞林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中，对于“模糊”的价值发表了类似观点。当结构限制阻碍了不速之客获取数据的时候，模糊保护就会开始。这些保护会继续阻止公司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开发我们的隐私信息。它们会通过促进“人身自由、自我实现、社会化、以及滥用权力的相对自由”来保证民主社会的安全。
　　拒绝实时监控
　　出于这些考虑，真正危险的是像传说中Facebook的地理位置跟踪应用那样的功能吗？你可能觉得自愿交换自己的数据，来获得个性化的优惠券或促销活动非常划算，或者通过这种应用，向朋友播报自己的位置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想想看——在商店里细细浏览并购买商品——这种安静而独立的时刻，恰恰是我们自我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是这样的时刻让步于无时不在的监视，甚至是发生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行为或是自我认知的方式就会发生改变。
　　从这种意义来讲，我们会发展出一种缺乏隐私且出于监视之下的身份；我们必须决定自己是否想生活在一个把任何行为都看作要被分析的数据点，并将其视为像货币那样用于交易的社会。我们越是容忍这种长期的跟踪行为，我们就越难改变科技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
　　隐私不仅是我们用来享受的东西。它是我们的一种必需品，它影响着我们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思维、决定和行为不受社会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情况下，建立怎样的身份；以及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
　　不管愿不愿意，关于我们一切行为的数据搜集——包括如Facebook以及越来越多其他公司所组织的——都在塑造和生成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私底下和监视中会展现出不同的一面。科恩的论证也解释了隐私所带来的喘息空间，对于发展完整而充实的人格具有怎样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章选自《大西洋月刊》译者：kiera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