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出土的国宝级文物———莽权，准确的叫法应是新莽度量衡标准器。在莽权的出土地定西巉口一带，人们把它通俗地叫做“王莽秤”。
　　笔者在甘肃省技术监督局看到一本志书，记载着莽权的发现始末。在简洁的记述中，莽权的经历非常富于传奇色彩。此国宝曾被古董商多次转手倒卖，经军阀觊觎，大盗下手，皇宫展览，后又分散在大陆、台湾两地……此文物的发现者有名有姓，说得非常明确：“为定西巉口秦恭发现。”至于如何发现，没有细说。
　　 1998年秋季的一天，笔者从兰州乘车只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达定西县巉口。下车伊始，便向路人打问乡政府所在地，接着改口又问，你知不知道有个叫秦恭的人？对方一口回答知道。他还活着吗？对方肯定地说还活着，就是挖出王莽秤的那老汉嘛！
　　 在巉口乡西街村的一户农家院里，我见到了时年84岁的秦恭老人。老人须发皆白，但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一提起当年辉煌往事，他的劲头就来了，坐在炕席上，非常具体地述说起来。
　　 70年前，秦恭年方13岁，他在村外玩耍，看见一只美丽的松鼠钻进半崖的小洞里去了。秦恭想抓住这只松鼠，就用铲子在崖面上挖掘、开辟小路，挖下的土像瀑布一样直朝崖下跌落……挖着挖着，突然看见半崖面上露出一个半圆形黑色光滑的物件。这是什么？他加紧挖出来一看，竟是一个一巴掌多厚、圆形、中间有孔的怪家伙，沉重得很呢（重达30公斤）。
　　 除了这一个最大的，又在同一地方挖出了形状一模一样，但一个比一个要小的四个圆形有孔的物件。把它们叠起来，极像今天的宝塔形月饼。另外还挖出三件1米长短的铜杆，杆身呈方形，上面有美丽的铭文。
　　 13岁的孩子根本拿不动这么多的铜家什，他便跑到家里对父亲说：“爹，我在崖面上挖出来了一大堆铜！”父亲正忙，喝斥他：“滚，哪里的铜能叫你挖出来！”
　　 秦恭灰溜溜跑出家门，又到土崖边来。这时崖边上已聚拢了几个闻讯赶来的人，大家鼓励秦恭再去叫家中大人。秦恭硬着头皮，二次返回家中，恳切地央求父亲。父亲这才和大伯来到崖边，果然看见了一大堆乌黑沉重的金属物件。便用绳子捆了，吃力地抬到家中。
　　这是一些什么东西？他们请来巉口村学校里的教书先生，让他辨认辨认。老师看了大半天，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甚至连那些亮丽的铭文也认不得。
　　 连老师都说不清，这足以说明这些怪铜货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值钱货。农民们的心一下子凉了。
　　 于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莽权就被撇在了农家小院里。孩子们把这些乌黑的圆轮子滚着玩儿，在土院子里滚来滚去。那三件有铭文的铜杆先还立在房子里面的墙角落里，后来要收拾房子，大人们嫌它碍手碍脚，便把这几根铜杆连同那些厚厚的铜环一起扔进干草棚里。從此，八件莽权文物就跟枯草、马粪为伍。
　　 有一年，这里发生军阀混战，秦恭一家人逃往别处避难。待多日以后，战乱平息，他们举家返回。只见家家门户大开，屋里全被乱兵翻腾得一塌糊涂，东西被掠走不少。秦恭家也是受了损失的，惟独撂在草棚里的那些铜杆、铜轱辘一件不差，还好好放在原地。
　　 过了几年，秦恭父亲秦安国死，其兄秦让接班做了家长。这秦让和父辈们有些不同，他除了躬耕田亩，还有个赌博的嗜好。因为赌博和天灾，日子过得很艰辛，情急之下，他便把眼光落在那几件铜器上。
　　 这位好赌的农民精明。他盘算：这类古董在当地出卖根本没人要，若想脱手，就得到大地方去。他居然推过一辆独轮手推车，把那八件在旮旯里闲置了多年尘封了许久的沉重古董，一件一件装上车。好不容易到兰州城，又经多方打听，这才把手推车推到一家古董店门口。
　　 店主马实斋很会做买卖，他见这个满身尘土、胸膛上流汗的定西人送上门的铜古董，大环小环四五个，铜杆上还布满文字，心知是值钱货。但他故意用脚踢着说，这是烂铜，没处使，谁收？经秦让一再说好话央求，最后商定按废铜价格收购。只因这八件古董庞大而沉重，即便是以废铜价格，过秤后还是付给秦让60块银洋。
　　 待秦让一走，马实斋转手以240块银元出卖给古董商张寿亭，获利不少。
　　 这张寿亭比马实斋更精、更熟悉行情，他先故意给北平古玩店的朱柏华透露了个消息，然后不动声色地静等买卖上门。朱柏华风尘仆仆，从北平一直赶到兰州，主动找到张寿亭门上，经掂量，便以银元140元的价格买去其中两件，带回北平。经专家鉴定，此文物为新莽之度量衡标准器，遂把这两件以5 100银元的高价卖给北平琉璃厂尊古斋古玩店。
　　 留在兰州张寿亭手里的那六件文物，被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实为军阀刘郁芬部下的旅长杨慕时知道了。他不是抢也不是买，而是霸道地采取“硬发价”的办法，叫手下兵丁抬过去800银元，扔给张寿亭，然后将六件文物带走。于是这些文物就被杨慕时据为己有了。
　　 不久，蒋冯阎大战开始，杨慕时接到命令率部随刘郁芬东行。本来他是打算将这六件国宝带走的，结果被兰州的青年学生和文化界、新闻界获知了其事，一时间舆论大哗，群情愤然！学生上街游行，报上刊出消息，老百姓也发出了呼声。
　　 军阀杨慕时见形势不妙，便无奈地将六件宝物交兰州民众教育馆（今兰州晚报社院内）收藏。
　　 民众教育馆收到这些珍贵文物，遂拿到由寺院大殿改装的展览大厅里，摆放陈列在众多文物行列里展出，供游人参观。
　　 这六件古文物太珍贵太惹眼了。展出不久，在一个晦暗的风雨之夜，被兰州人传说是会飞檐走壁的大盗高灿章潜入盗走五件，逃之夭夭了，只留下重达30公斤的最大铜环。
　　 甘肃文化界人士咽不下这口气，便打电报给驻扎在河北廊坊的甘肃籍将军邓宝珊，向他求援。
　　 邓宝珊一听，又重视又愤慨，他申请全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马衡查缉。经多方侦探，终于获悉，大盗高灿章窃走的五件文物在天津英租界源丰永珠宝店里。经严正交涉，该店提出：如要，拿30万银元来赎。
　　 古物保管委员会便通过河北警方，以该店盗卖国宝罪，逮捕了经理翟捷三及原盗宝人高灿章。
　　 五件国宝这才失而复得，被追了回来。对北平尊古斋购走的那两件，也由故宫博物院以5 100银元的原价赎回。八件国宝，七件进入故宫博物院保存，一件最重的暂留兰州。
　　 国宝莽权也算得上是命途多舛，一波三折！北平解放前夕，溃退的国民党政府在仓皇忙乱中只将其中五件带到南京，后又越过海峡，运到台湾。这样，解放后的北京就仅剩莽权中的两件了。直至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甘肃省博物馆将留在兰州的那件最重最大的莽权铜环送往北京。至此，八件莽权中的三件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五件现在台湾……
　　 当然了，在秦恭老人回答笔者提问时，他只说到他哥用手推车把“那些货”推出村子就不知所终了。他说：“我只听人传说，省主席把那些铜货用红绸子包住磕头哩！”笔者遂把志书资料上的记载向他说了一遍，他显出惊讶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