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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明的创造将走什么道路、展现怎样的文明？这既是世界各国关心的话题也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一个本质内涵是中华文明的复生（regeneration）。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构筑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等，以独立、平等、自主的文明主体身份思考和行动。从世界观层面来说，培育新文明可以立足中国“天下”世界观理解天人关系，以“天下”胸怀和视野超越各种“中心论”，包括古代中国的“中央帝国”的自负。从价值观层面来说，培育新文明需要探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肯定基本价值。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古老文明的复归，恢复中国文明的大度与自信，展现其通灵与明澈。这一复归是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复归，恢复神州大地的宁静与平和；是向人与人的和睦复归，恢复人与人的信任和友爱；是向人与自身的统一复归，恢复中国人的朝气与活力。新文明立足于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统之上，但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立足现实生活去开掘传统的积极因素，让有生命力的文明传统在当下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巴克爵士探讨了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及大发现（Discovery）的关系后认为，这三个概念是人为的划分，而历史进程的事实是它们构成相互渗透的整体，在几个世纪里反复互动汇成了近代欧洲文明兴起的洪流。其中一条线索是对古希腊文明的重新认识、发现和复归（recovery）。他说道：“人类心灵不能摒弃其遗产的伟大；伟大的时代总有伟大的回转与伟大的复归；宗教改革就像文艺复兴，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了伟大的回转与复归。”在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觉醒、反思、改革之后，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现代西方文明涌现出来。中国的复兴也需要经历深刻的思想与政治革命，也会经历重新发现的过程，即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经历一个伟大的回转和复归，即中华文明的回转和复归。这是部分死亡基础上的浴火重生，是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创造性复归。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各种文明的复合，即融合、吸纳一切文明的合理因素。文明的复合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复合，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改造传统；体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复合，融汇东西方等各种文明的合理成份，在相互参照与对话中形成新的文明形态；也体现为各种主体的复合，融汇市场、社会、政府等各种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种文明在这一块土地上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汇聚、融通各种文明并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总之，文明的复合是在开放的时空坐标中审视一切文明并汇成新文明的历史洪流。现代西方文明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充分而彻底地吸收其合理部分是对本土文明有信心的表现。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新文明，由再生而走向复兴。如落叶归根又催生出新的嫩芽，古老文明在磨难中自我革命、死而复生，新文明的出现是基于新的生活实践而进行创造的过程，表现为批判性的审查、建设性的交融、创造性的再生。一个历史经验是，不论是传统文明还是其他文明，简单的移植都缺少生命力而难以生存，唯有结合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并在生活实践中创造，才能生根发芽并结出新的文明成果。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借助于知识、技术、制度、价值观和信仰的创设确立某种规则和秩序，由于人性的弱点以及知识的有限，这一过程常常包含了错误，而人的智慧与德性的成长则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中国复兴意味着在文明的复生中探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构筑新型文明秩序，这是一个系统创新的过程，意味着社会结构和思想世界的深刻变革。按照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解，文明意味着克服丛林世界的残酷竞争，通过确立政治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文明的核心是确立共同体生存的制度体系，制度与文化的变迁构成文明发展的深层内容。中国的复兴不仅要探索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更要探索新型民主政治与社会治理体系，构筑新文明的制度与文化基础。
中华文明的复生还意味着再造中国人。文明通过人的生活表现出来，内化为人的思想、外化于人的行为，人的生命活动便是文明最切实的体现。中国新文明将在亿万中国人的生命实践中创造出来，新文明的创造更是中国人自我革新的过程，这是文明复生的核心所在。对中国问题反思的一个维度是认识和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包括“劣根性”，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饥民”“东亚病夫”“阿Q”等“丑陋的中国人”。经历了苦难与死亡的洗礼之后，中国人在革命中浴火重生，在发展中重塑了自我。人都是不完美、有缺陷的，中国人自然也有许多弱点、缺陷，因而需要在其他文明参照下改进自己；同时，还要恢复中国人的平和、达观、仁厚、精进等美好品格，再造“美丽中国人”。这既是实现中国文明复兴的条件，也是文明复生的标志。当然，这里依然需要经历一番新的自我革命，包括融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克服奴性、膜拜权力等弱点，进而开创一种新生活、新文明、新生命。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走出持续几个世纪的停滞、衰退以及治乱循环，在一种新的系统结构和文明秩序下开始新的生活。中华文明的复生内含对国民的一个承诺，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让人留恋的家园，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要求在克服一己之私、集团之私中形成合作共赢的新格局，进而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基础并构筑大中华文明圈。中华文明的复生也内含对世界的一个承诺，即中国不仅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且是解决矛盾、化解危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中国将以文明大国的心态和天下情怀处理国家关系，化解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之争，为解开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死结”做出贡献。总之，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恢复和重建中国文明的自信，走出近代以来形成的自卑与狭隘，走出西方主导的思维、话语和权力模式，在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局限和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明。从这一视角看，中国复兴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构筑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等，以独立、平等、自主的文明主体身份思考和行动。从世界观层面来说，培育新文明可以立足中国“天下”世界观理解天人关系，以“天下”胸怀和视野超越各种“中心论”，包括古代中国的“中央帝国”的自负。从价值观层面来说，培育新文明需要探索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肯定基本价值。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古老文明的复归，恢复中国文明的大度与自信，展现其通灵与明澈。这一复归是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复归，恢复神州大地的宁静与平和；是向人与人的和睦复归，恢复人与人的信任和友爱；是向人与自身的统一复归，恢复中国人的朝气与活力。新文明立足于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统之上，但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立足现实生活去开掘传统的积极因素，让有生命力的文明传统在当下生活中绽放新的光彩。巴克爵士探讨了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及大发现（Discovery）的关系后认为，这三个概念是人为的划分，而历史进程的事实是它们构成相互渗透的整体，在几个世纪里反复互动汇成了近代欧洲文明兴起的洪流。其中一条线索是对古希腊文明的重新认识、发现和复归（recovery）。他说道：“人类心灵不能摒弃其遗产的伟大；伟大的时代总有伟大的回转与伟大的复归；宗教改革就像文艺复兴，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了伟大的回转与复归。”在经历了这样漫长的觉醒、反思、改革之后，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现代西方文明涌现出来。中国的复兴也需要经历深刻的思想与政治革命，也会经历重新发现的过程，即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经历一个伟大的回转和复归，即中华文明的回转和复归。这是部分死亡基础上的浴火重生，是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创造性复归。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各种文明的复合，即融合、吸纳一切文明的合理因素。文明的复合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复合，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改造传统；体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复合，融汇东西方等各种文明的合理成份，在相互参照与对话中形成新的文明形态；也体现为各种主体的复合，融汇市场、社会、政府等各种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种文明在这一块土地上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汇聚、融通各种文明并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总之，文明的复合是在开放的时空坐标中审视一切文明并汇成新文明的历史洪流。现代西方文明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充分而彻底地吸收其合理部分是对本土文明有信心的表现。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新文明，由再生而走向复兴。如落叶归根又催生出新的嫩芽，古老文明在磨难中自我革命、死而复生，新文明的出现是基于新的生活实践而进行创造的过程，表现为批判性的审查、建设性的交融、创造性的再生。一个历史经验是，不论是传统文明还是其他文明，简单的移植都缺少生命力而难以生存，唯有结合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并在生活实践中创造，才能生根发芽并结出新的文明成果。文明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借助于知识、技术、制度、价值观和信仰的创设确立某种规则和秩序，由于人性的弱点以及知识的有限，这一过程常常包含了错误，而人的智慧与德性的成长则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中国复兴意味着在文明的复生中探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构筑新型文明秩序，这是一个系统创新的过程，意味着社会结构和思想世界的深刻变革。按照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解，文明意味着克服丛林世界的残酷竞争，通过确立政治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文明的核心是确立共同体生存的制度体系，制度与文化的变迁构成文明发展的深层内容。中国的复兴不仅要探索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更要探索新型民主政治与社会治理体系，构筑新文明的制度与文化基础。
中华文明的复生还意味着再造中国人。文明通过人的生活表现出来，内化为人的思想、外化于人的行为，人的生命活动便是文明最切实的体现。中国新文明将在亿万中国人的生命实践中创造出来，新文明的创造更是中国人自我革新的过程，这是文明复生的核心所在。对中国问题反思的一个维度是认识和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包括“劣根性”，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饥民”“东亚病夫”“阿Q”等“丑陋的中国人”。经历了苦难与死亡的洗礼之后，中国人在革命中浴火重生，在发展中重塑了自我。人都是不完美、有缺陷的，中国人自然也有许多弱点、缺陷，因而需要在其他文明参照下改进自己；同时，还要恢复中国人的平和、达观、仁厚、精进等美好品格，再造“美丽中国人”。这既是实现中国文明复兴的条件，也是文明复生的标志。当然，这里依然需要经历一番新的自我革命，包括融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克服奴性、膜拜权力等弱点，进而开创一种新生活、新文明、新生命。
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走出持续几个世纪的停滞、衰退以及治乱循环，在一种新的系统结构和文明秩序下开始新的生活。中华文明的复生内含对国民的一个承诺，即在这块土地上建设让人留恋的家园，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要求在克服一己之私、集团之私中形成合作共赢的新格局，进而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基础并构筑大中华文明圈。中华文明的复生也内含对世界的一个承诺，即中国不仅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且是解决矛盾、化解危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积极因素。中国将以文明大国的心态和天下情怀处理国家关系，化解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及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之争，为解开国际关系中的各种“死结”做出贡献。总之，中华文明的复生意味着恢复和重建中国文明的自信，走出近代以来形成的自卑与狭隘，走出西方主导的思维、话语和权力模式，在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局限和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明。从这一视角看，中国复兴的前景将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