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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香港记者有非凡的语言创造能力，比如将“财富缩水”说成是“财富蒸发”，将“狮子大张口”说成是“飞擒大咬”等等。这次，我算是明白了港人称穷追不舍的记者们为“狗仔队”的理由，狗仔者，据我猜测，言下之义是像一群狗仔那样跟在“母狗”后面，话里行间，极为形象幽默。此次一路千里跟踪龙永图，颇有狗仔的味道，只是一路就有我这么一只狗仔，略为寂寞罢了。
1999年11月19日上午，广州中山纪念堂，共有3000人（不包括外面没有门票不能进入的众多听众）仔细聆听龙永图关于WTO的演讲，气氛极为热烈。事前，当龙永图即将来穗演讲的消息传出后，演讲组织单位便被四面八方的电话“淹没”了。原定在广东省委礼堂进行的演讲不得不移师到更大的中山纪念堂进行，800元一张的门票也被一抢而空。演讲一结束，龙永图就独身悄然登上了飞往海口的班机。在经历6天6夜“不合眼”的谈判之后，龙永图孤身南下，除了解释中央的重要决策背景，以及向各级政府解释WTO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外，估计还有小憩的动机。龙永图说过，对他们谈判代表来讲，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让他们痛快地睡一觉！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神秘之旅。
从飞往海口的飞机上开始，或更确切地说，从预定航班开始，我就开始了4天的“狗仔”经历，目的只有一个，专门采访这位经历13年风雨的首席谈判代表。
飞机一再误点，当我和龙永图同机到达海南美兰机场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按照计划，龙永图将于晚上7：30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简称中改院）向海南省的四套班子讲述关于WTO中美协议的种种问题。一下飞机，龙永图直接驱车到位于海口最北端幽静的中改院大院，我也打的一路跟着前往。7：00左右，龙永图的车到达中改院的大院。这时，他还没有吃饭。在这近乎休假的时间里，龙永图依然是节奏紧张。
晚上7：45，“WTO专题报告会”正式开始，这是龙永图在一天之内的第二场报告会（确切而言，这是一次内部通气会）。地域间隔接近千里，场面依然热烈隆重。本来安排的一个小报告厅已经满座。小报告厅外戒备森严，海南各级政府的负责同志济济一堂，省委书记杜青林、省长汪啸风更是亲自坐镇洗耳恭听。在最后一排的最边上，记者谋得了一个宝贵的位置。在我的左右前后，都是海南的高级干部以及一些在中改院进修学习的河北省高级干部。
由于人数众多，中改院的负责同志在小报告厅的下面，临时加设了一个报告厅，通过电视同步直播。虽然龙永图是悄然而至，但闻风来听的人依然挤得满满的。不过，也有人告诉我，当开会的通知电话打到某厅局单位时，接电话的官员对报告会颇不以为然，觉得和自己的工作没有多大关系。而打到另一个同级别的单位，电话那一头的反应是：“龙永图？是不是农民的农？”
龙永图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语调低沉。但其说话的口气依然铿锵有力，“铁嘴”风格依旧。报告会完毕以后，我挤到被一群高级官员包围的龙永图身边，向他表达了采访的意愿。龙副部长当时表示，等到他休息好了，看有没有时间，再另行约定。看到龙副部长满脸的倦容，我也实在不忍心再打扰他。
根据计划，我先采访了中改院的常务副院长迟福林同志。中改院是我国的第一家民间股份制研究院，作为我国著名的转轨经济专家的迟副院长，一直以来在国内经济问题的探讨上默默奉献。迟福林院长在接受采访完以后，一再说将尽力帮我说服龙副部长接受采访。
本来对采访有一定的把握，不料当晚风云突变，有通知说有关报道须统一安排，采访顿时遇到了很大的难度。这是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如何让采访得以进行成了最让人焦虑的问题。总不能不远千里而来，却落得两手空空而归吧。虽然有接近龙永图的机会，但毕竟还是想通过文明的方式，而非“狗仔”式的手段来向这位“龙卷风”式的谈判专家请教。
但事已至今，唯有找些下策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躁急之下，我想过在龙永图住处附近“扎营”，等待他露面，以趁机采访。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之下，我们在龙永图的住处附近开车兜圈，兜了半天，但也终于无果。这种无奈之举，相信龙永图也能理解。
实在没招了，在明确了龙永图的回程航班以后，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机场贵宾室的短短一段时间了。飞机10：50起飞，我一大早就到达了机场，由于贵宾室的规矩，我只能是一个人在门外静静等待。
10：20，望穿秋水，終于，龙永图的小车出现了，我大步迎上去。想想当时我像模像样衣着光鲜像个处级干部般地站立门外等待，还是很滑稽的事。万幸的是，同车送龙永图到机场的是迟福林副院长，看到我居然“埋伏”在此地，颇感意外。估计是心诚所至吧，迟福林马上跟龙永图介绍一番，经龙永图同意，终于才有了这篇专访。再见到龙副部长时，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了这个采访，我已经等您4天了……
采访完毕，我全力冲向安检通道——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4天的等待在最后得到了机会，也算是最大的安慰了。当我步上飞机时，龙永图已经在飞机上坐着阅读文件了。这位忙碌的首席代表还要面对诸多不明朗因素，以及20多个国家的谈判……
家在海南文昌，过家门而不入的心情的确难以言状。但杂志几十万读者的目光，似乎比年迈父母的期盼更为凝重。为了他们的满意，我和我的同伴们只有不断冲刺，冲过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1999年11月19日上午，广州中山纪念堂，共有3000人（不包括外面没有门票不能进入的众多听众）仔细聆听龙永图关于WTO的演讲，气氛极为热烈。事前，当龙永图即将来穗演讲的消息传出后，演讲组织单位便被四面八方的电话“淹没”了。原定在广东省委礼堂进行的演讲不得不移师到更大的中山纪念堂进行，800元一张的门票也被一抢而空。演讲一结束，龙永图就独身悄然登上了飞往海口的班机。在经历6天6夜“不合眼”的谈判之后，龙永图孤身南下，除了解释中央的重要决策背景，以及向各级政府解释WTO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外，估计还有小憩的动机。龙永图说过，对他们谈判代表来讲，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让他们痛快地睡一觉！这是一次鲜为人知的神秘之旅。
从飞往海口的飞机上开始，或更确切地说，从预定航班开始，我就开始了4天的“狗仔”经历，目的只有一个，专门采访这位经历13年风雨的首席谈判代表。
飞机一再误点，当我和龙永图同机到达海南美兰机场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按照计划，龙永图将于晚上7：30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简称中改院）向海南省的四套班子讲述关于WTO中美协议的种种问题。一下飞机，龙永图直接驱车到位于海口最北端幽静的中改院大院，我也打的一路跟着前往。7：00左右，龙永图的车到达中改院的大院。这时，他还没有吃饭。在这近乎休假的时间里，龙永图依然是节奏紧张。
晚上7：45，“WTO专题报告会”正式开始，这是龙永图在一天之内的第二场报告会（确切而言，这是一次内部通气会）。地域间隔接近千里，场面依然热烈隆重。本来安排的一个小报告厅已经满座。小报告厅外戒备森严，海南各级政府的负责同志济济一堂，省委书记杜青林、省长汪啸风更是亲自坐镇洗耳恭听。在最后一排的最边上，记者谋得了一个宝贵的位置。在我的左右前后，都是海南的高级干部以及一些在中改院进修学习的河北省高级干部。
由于人数众多，中改院的负责同志在小报告厅的下面，临时加设了一个报告厅，通过电视同步直播。虽然龙永图是悄然而至，但闻风来听的人依然挤得满满的。不过，也有人告诉我，当开会的通知电话打到某厅局单位时，接电话的官员对报告会颇不以为然，觉得和自己的工作没有多大关系。而打到另一个同级别的单位，电话那一头的反应是：“龙永图？是不是农民的农？”
龙永图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语调低沉。但其说话的口气依然铿锵有力，“铁嘴”风格依旧。报告会完毕以后，我挤到被一群高级官员包围的龙永图身边，向他表达了采访的意愿。龙副部长当时表示，等到他休息好了，看有没有时间，再另行约定。看到龙副部长满脸的倦容，我也实在不忍心再打扰他。
根据计划，我先采访了中改院的常务副院长迟福林同志。中改院是我国的第一家民间股份制研究院，作为我国著名的转轨经济专家的迟副院长，一直以来在国内经济问题的探讨上默默奉献。迟福林院长在接受采访完以后，一再说将尽力帮我说服龙副部长接受采访。
本来对采访有一定的把握，不料当晚风云突变，有通知说有关报道须统一安排，采访顿时遇到了很大的难度。这是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如何让采访得以进行成了最让人焦虑的问题。总不能不远千里而来，却落得两手空空而归吧。虽然有接近龙永图的机会，但毕竟还是想通过文明的方式，而非“狗仔”式的手段来向这位“龙卷风”式的谈判专家请教。
但事已至今，唯有找些下策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躁急之下，我想过在龙永图住处附近“扎营”，等待他露面，以趁机采访。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之下，我们在龙永图的住处附近开车兜圈，兜了半天，但也终于无果。这种无奈之举，相信龙永图也能理解。
实在没招了，在明确了龙永图的回程航班以后，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机场贵宾室的短短一段时间了。飞机10：50起飞，我一大早就到达了机场，由于贵宾室的规矩，我只能是一个人在门外静静等待。
10：20，望穿秋水，終于，龙永图的小车出现了，我大步迎上去。想想当时我像模像样衣着光鲜像个处级干部般地站立门外等待，还是很滑稽的事。万幸的是，同车送龙永图到机场的是迟福林副院长，看到我居然“埋伏”在此地，颇感意外。估计是心诚所至吧，迟福林马上跟龙永图介绍一番，经龙永图同意，终于才有了这篇专访。再见到龙副部长时，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了这个采访，我已经等您4天了……
采访完毕，我全力冲向安检通道——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4天的等待在最后得到了机会，也算是最大的安慰了。当我步上飞机时，龙永图已经在飞机上坐着阅读文件了。这位忙碌的首席代表还要面对诸多不明朗因素，以及20多个国家的谈判……
家在海南文昌，过家门而不入的心情的确难以言状。但杂志几十万读者的目光，似乎比年迈父母的期盼更为凝重。为了他们的满意，我和我的同伴们只有不断冲刺，冲过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