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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丽译
[摘要]本文集中讨论自然写作修辞的基本分类,主要目的是论证所有修辞都具有政治含意。自然写作文类修辞在认识论美文和政治论檄文两种修辞模式之间波动。一些自然写作作家倾向于离散地使用两种修辞,而一些作家则把政治论镶嵌在认识论美文之中,达到更深层持久的环境思想与价值的转变。作者在文章中集中讨论了20世纪初期与中期的亨利•拜斯顿、奥尔多•利奥颇德、雷彻尔•卡森以及罗恩•埃斯利作品中出现的对认识论问题的执著探求与对意识形态的清晰表述之间的张力。4位作家既对自然历史以及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表现出孜孜不倦的求索,又渴望提升公众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意识,他们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把他们与早期的马瑟与爱德华兹呼应起来论述,提出美国自然写作衍生于美国文学传统。
[关键词]自然写作;认识论;政治学;美文;檄文;修辞
[中图分类号]I3/7-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09)02-0114-15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男,美国内华达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态批评权威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ISLE)主编。
[译者简介]宋丽丽(1965—),女,辽宁人,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北京100084)
[收稿日期]2009-07-28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Embedded Rhetoric and Discrete Rhetoric
Scott Slovic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preliminary taxonomy of natural writing rhetoric for the purpose of suggesting that while all languages or rhetorics may hav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is particular literary genre could be viewed as a spectrum with episte-mological rhapsody at one extreme and political jeremiad at the other. Some writers tend to work discretely near each of the extremes at different times; other writers tend to embed their politics in their epistemological rhapsod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lasting change in environmental thinking and value in depth. This essay will focus chiefly the tensions between ingenuous ex-ploration of epistemological issues and the explicit voicing of ideology occurred in the early- and mid-twentieth-century works of Henry Beston, Aldo Leopard, Rachel Carson, and Loren Eisley. All these four writers combined their fascination with natural history and their own places in the natural order with a desire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The author discusses their works by echoing Mather and Edwards in order to suggest that American natural writing descend from an impor-tant, deeply rooted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Key words: nature writing; epistemology; politics; rhapsody; jeremiad; rhetoric
当代自然作家,如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特里•塔姆比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以及里克•巴斯(Rick Bass)凭借引人注目的美文(赞美)的(Rhapsodic)与檄文(批评、警示)的(Jeremaidic)修辞模式,已经在文学劝导传统中开创了一个重大(实际上前所未有)的阶段。在这块大陆上,这个劝导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的约翰•缪尔(John Muir)和亨利•大卫•梭罗,最终可以追溯到比那还早一个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以及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迄今为止,自然写作研究要么强调文类综合,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历史与奥古斯丁的精神自传结合起来;要么强调其生态内涵,例如彼得•A•福利泽尔(Peter A. Fritzell)的《自然写作与美洲:论文化类型文集》(1990)以及弗兰克•斯图尔特(Frank Stewart)的《自然写作的自然史》(1995)。本文旨在把美国的自然写作置于另一个亚里士多德的语境——劝导修辞的语境中,提出这种写作衍生于重要的、根深蒂固的美国本土文学传统。本文集中讨论20世纪初期与中期的亨利•拜斯顿(Henry Beston)、奥尔多•利奥颇德(Aldo Leopard)、雷彻尔•卡森(Rachel Carson)以及罗恩•埃斯利(Loren Eiseley)的作品中出现的对认识论问题的执著探求与对意识形态的清晰表述之间的张力。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4位作家既对自然历史以及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表现出孜孜不倦的求索,又渴望提升公众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意识,他们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与马瑟、爱德华兹、梭罗以及缪尔遥相呼应,引领这个国家自然写作传统的最新修辞潮流。
著名的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筛除蠢蛋》一书中指出,自然作家利用无韵律、掩盖诗歌语言“光彩”的优雅散文阻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能力。此外,哈丁还写道:“那些运用诸如‘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言而喻’、‘必须’、‘需要’这样词汇的人无非要剥夺他人回应的权利。”(1985:33)然而,我想指出,思考与讨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意识形态——恰恰是自然作家的目标,就连为了推广特定的政治议题也一样。在讨论“科学行动主义”的修辞时,M.吉米•吉林斯华斯(M.Jimmie Killingsworth)与S.帕默(S.Palmer)区分了属于“赞美与批评”的文本(也就是把环境主义者与支持发展的人们分化)和其他致力于“达成一致意见,形成群体中的‘我们’,消除以往彼此之间争执或者各持不同兴趣的人们之间的冲突”的环境话语(1992:76)。哈丁所谴责的“欺骗性的不可商量性”实际上往往是自然写作作家努力唤醒人们的关注,并非一定要众口一词,或者用吉林斯华斯和帕默的话说,是“集结支持者”。因此,哈丁的担心似乎虚张声势,有欠准确。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个别文本,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个别作家的多个文本内的修辞转换与修辞差异。
如同我所研究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也体验到丰富、持久的张力,我把它称之为自然写作的认识论维度与文类的政治维度之间的张力。“认识论”指的是致力于对宇宙本质和人类(或者人类自身)与自然世界关系的理解。“政治的”一词,指的是努力劝导听众去接受对自然环境的一套新态度,潜在地把这些启蒙态度转化为相对而言非破坏性的行为。自然作家早已经知道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认识论探索与政治劝导结合起来。然而,大多数作家与文学批评家不肯直白认识论与政治的准确关系,原因也许在于这种讨论很容易退化为公理:任何文学文本都既有认识论含意,又有政治含意;在已知作品中,无论认识论因素,还是政治因素,其优势既取决于作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与地理学语境,又取决于实际使用的语言;认识论与政治学之间的平衡会发生波动(一部作品曾经看起来在政治上取中立态度,而在另一时刻却会政治味十足)。但是,因为自然作家本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作品分类为政治的与非政治的,所以,学者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对此加以讨论。
1985年5月,巴里•罗珀兹(Barry Lopez)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位美国当代自然写作的领军人物说,他创作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思想、反应、惊叹、敬畏与思索的环境”(O‘Connell,1987:16)。这听起来像最典型的认识论大业——筹划探索而不努力劝导。然而,相隔不到一年,在给自然写作刊物《Antaeus》的1986年秋季特刊刊尾的“注释书目”栏目投稿中,罗珀兹陈述道:“我想这有点狂妄,但是我相信这个写作领域(自然写作)总有一天不仅会成为主要的、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美国文学,而且还会为整编美国的政治思想奠定基础。”(1986:297)
创造一个“惊叹、敬畏与思索”的环境怎么就会导致“整编美国政治思想”呢?两者似乎是竞争目标。我现在试图通过把具体的自然写作文本分为“美文”、“檄文”或者两者的杂糅形式来理解美国自然写作的这一重要动态。我把自然写作中的认识论模式与美文(或赞美)的修辞行为联系起来,因为对某一主题表达真挚深厚的情趣就是潜在的欣赏(赞美)。因此,E. O威尔逊(E. O. Wilson)把他的生物科学作品描述为“热爱生命”或者爱生物的产物,他写道:“探索生命并与生命融合是智力发展深层而复杂的过程。尽管在哲学与宗教上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我们的存在依赖这种倾向,我们的精神由它编织,我们的希望在生命之流中升腾。”(1984:1)探索与融合被表现为心智的基本关联状态。在文学文本表现中,两个过程都有助于塑造读者对这个主题的态度。然而,有些学者把田园美文看做具有内在局限的社会变革策略,例如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eull)写道:“在某个层面,人们总会发现文本诱惑读者只看到甜看不到苦,即使是艰难行进也被轻描淡写为不起眼的远足。美国文本尤其如此,因为持不同意见者对安逸也无可厚非。”(1992:469)美文最公然的政治对应物是檄文(警告或批评),其主要宗旨是通过指出读者目前的思维方式问题,劝导听众接受新视角。从罗珀兹1991年的著作《重新发现北美》中,我们就能看到政治与檄文批评之间的联系:
我清楚这些词汇,或者像这样的词汇在历史上引发了革命。但是我反问自己,当男男女女站在沙滩上,看到小海豚们被扼死在沙滩流网中,已经被泡涨;当他们站在田野中,没脚深的土壤已成了粉沙;或者当他们乘飞机飞过卡斯科山上空,看到绵延40英里的树木皆被伐,太阳炙烤着大地,溪流翻滚着泥沙,谁不想说:“饶恕我,正在流血的大地,在这些屠夫面前我无能为力?”(1991:40-41)
这种语言,以提问的形式,把当代问题糅合在《圣经》结构和莎士比亚典故之中,直接、有力地批判了20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秩序,如里克•巴斯在本文引语中所说,这是自然写作作家试图扑灭发生在世界上的环境“之火”。
接下来,我要指出对美国自然写作进行如此修辞分类(美文/认识论与檄文/政治学的对立)的历史根源,并通过研究4位20世纪重要的自然写作作家,对此加以深入阐述,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如今非小说自然写作中使用的基本修辞范式。我将特别研究下列著作中使用的美文与檄文:亨利•拜斯顿的《最遥远的房子》(1928),奥尔多•利奥颇德的《沙乡年鉴》(1949),雷彻尔•卡森的《海的边缘》(1955)和《寂静的春天》(1962),罗恩•埃斯利的《广阔的旅行》(1957)和《无形的金字塔》(1970)。拜斯顿与埃斯利被看做是探索人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关系的代表性作家,是认识论主义者。另外两位,利奥颇德与卡森主要被当做政治作家,环境主义者。但是事实上,4位作家都表现出把认识论探索与劝导社会批评合为一体的特点。他们之所以被冠以不同的名誉,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一者使用所谓“嵌入式劝导修辞”,另一者使用“离散式劝导修辞”。这些修辞方法早在18世纪的科顿•马瑟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布道与叙述中就出现过,在美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马瑟的布道如“救世主与他的彩虹”(1714)和“来自天堂的声音”(1719),就是嵌入式修辞形式的例子,文章倾向于把自然历史信息并入社会/宗教训词中。与此相对,爱德华兹不论美文模式(参见1734年的布道“一道神圣与超自然的光”和1740年的布道“个人叙述”)还是檄文模式(最佳的例子当属1741年的骇人听闻的布道“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都倾向于使用离散方式。当然,20世纪作家不亲临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但是他们的作品仍然散发出紧迫感与使命感——无论强调认识论还是政治学。自然写作修辞论证一种作家、读者与修辞行为对世间语境的不断认知。
许多自然写作学者相信自然写作文学的最重要模式是美文——认识论散文。这个文类的分支,我把它描述为“政治自然写作”,往往会遭到这类学者的谴责,甚至嘲讽。例如约翰•P.奥格雷迪(John P. O’Grady)在发表于1993年的《去荒野朝圣:埃弗雷特•鲁斯(Everett Ruess)、亨利•大卫•梭罗、约翰•缪尔、克拉伦斯•金(Clarence King)、玛丽•奥斯丁(Mary Austin)》的著作中,曾经抱怨道:“所谓的自然写作作家们总是把他们的主题局限在有限的领域,只是轻描淡写地描写。在充满危险的时刻,他们往往紧紧抓住道德不放,这样的作家是生态-道德主义者,关注文化建构而不是澄清认识;与意识形态结党,而不产生影响。他们发表声讨檄文。”相比之下,奥格雷迪对另外一些自然写作作家更为重视,他们“把荒野当做写作主题”并表现出“作家与不可能的事物抗争:写所不能写的;写他们自身与那所不能写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写他们自身与他们社区的关系”(1993:19-20)。这种思想认为最重要、最文学的自然写作表现为美文、认识论模式,这似乎镜像出描绘这个大陆景观的美国写作的实际历史。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认定塞缪尔•西维尔(Samuel Sewall)的短文《Phaenomena quaedam Apocalyptica ad Aspectum Novi Or-bis configurata》为美国作家关注土地现实的最早例证之一:“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发自内心的呐喊表明英国清教徒几乎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他们已经成为扎根于美洲土壤中的美国人。”(1956:213)当西维尔在新英格兰思考自然表面的永恒时,这种扎根土地的意识采用了纯粹美文的形式:
只要普鲁姆岛(Plum Island)能够顶得住傲慢、咆哮的大海猛烈冲击与威胁,切实地保持其俯临之态;只要鲑鱼、鲟鱼在梅里迈克(Merrimac)溪流中遨游,河鲈、梭鱼子在克雷恩(Crane)池塘中游戏;只要海鸟记得它们飞回的时间,应时地光顾它们常去的地方;只要牛群在草地上吃草,草地上草儿茂盛,草地谦恭地生长在火鸡山前;只要羊儿漫步在老城山上,从那里悠闲自得地俯视帕克(Parker)河畔以及卧在山下的湿地;只要自由自在与人相安无事的兽群能找到一颗白色橡树或者别的什么树,或栖、或食、或随意搭个窝,在收获大麦之后主动承担拾落穗的任务;只要自然不变得老弱昏聩,而是永远记得教导成排的印第安玉米成双结果;基督徒们就会诞生在这里,适宜初造,就可以加以转化,使之成为光中圣灵的一员。(1956:214-15)
从20世纪后期的视角来看,上段描述要么天真得离奇,要么不祥地预感到这类田园安全的变数,但是似乎西维尔本人并没有反讽的意思。相反,这里描述的田园世界倒是充满赞美的憧憬——断定新大陆用之不竭的富饶足以让清教徒的子孙后代永远享用不尽。但是,继西维尔《Phaenomena》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越来越难看到这类简朴的美文了。我们在18时初期先后出现的或嵌入在一起、或离散再现的描述中,开始看到20世纪美文与檄文再清楚不过的先例了。
在1710年和1720年间,科顿•马瑟在波士顿发布的许多布道均表现出敏锐的张力:洛克的经验主义与从观察的现象中抽取社会宗教道德愿望之间的张力。我的第一个例证,“救世主与他的彩虹”是圣经中的诗句“他的头上环绕着彩虹”(Rev. 10.1)的注解。事实上,尽管布道全文使用了彩虹与暴风雨的意象,但是并没有提到真正具体的暴风雨,只看到由经文激发的关于这些现象的思考。“看到自然界的彩虹”(1970:225)实际上仅仅让马瑟联想起心存疑问的经文,暗示经文的重要性。然而,在这篇布道中,我们看到马瑟把美文与檄文、赞美与批评结合起来的特点。第一部分强调的是《圣经》文本的欢快含意:
这就是你们敬仰的救世主的头像,啊,曾经令上帝子民悲伤,现在出现在你们面前。啊!看啊,带着美好的鼓励,带着应时的奇迹!那赏心悦目的彩虹环绕着的头像就是他的头像,啊,活生生的上帝的教堂;就是他,上帝让他做你们的领袖,而且,你们自己选择他,承认他。(1970:219)
但是,在布道中间部分,马瑟对彩虹的阐释显得扑朔迷离,提出这个意象有其暗淡的一面。最初,彩虹对于马瑟(大概还包括他的信众们)而言,就意味着上帝的慈爱:“啊!上帝的子民,脑海中出现耶路撒冷的人们;抬起头,抬起头,看救世主头顶周围的彩虹;从他口中发出的引人入胜的声音,我要倍加爱护我的尘世的教堂。我为教堂制定的盟约决不能打破,不能失约。”(1970:227)这种爱随着马瑟布道语气转为檄文,爱的祝福变得越来越可疑:
教堂不能完全被淹没,世界被淹没了,遍布整个世界的邪恶洪流将要消失。我们这个悲惨世界有个痛苦记录:I约翰5.19。整个世界陷于邪恶之中。唉,整个世界淹没在那个洪流之下。这就是大洪水之前的样子,并导致了大洪水的发生。我们应该以极大的愤慨发出控诉,看,地球在上帝面前腐败,所有的肉身在地球上都已腐化堕落。一场邪恶的洪流令人类在水下呻吟,没受到广宇之内人类邪恶传染的微乎其微。我们还要控诉,他们全都袖手旁观,他们也全变得肮脏不堪!但是,我的兄弟们,事情不会总是如此。人类的救世主向我们现身,头上环绕着彩虹。这是告诉我们,今天埋葬世界的邪恶洪流总有一天会被击退。(1970:231)
布道的其余部分强调檄文的劝导策略,使用威胁而不是诱导的手段确保集会教徒的信念。由于文中相对清楚地把美文与檄文分为两个部分,因此可以认为这是“离散修辞”而不是“嵌入修辞”的个案。然而,马瑟对彩虹的描述至少还常常保留一丝美感,这就以其“最感人的力量把罪人们引向上帝”,与此同时,又威胁要“向罪恶者射下可怕的霹雳”。
如乔治•P.蓝杜(George P. Landow)所释:“彩虹是自然物或自然事件中的主要实例,被解释为寓言的、神圣宇宙一部分。”(1982:159)因此,这个意象本身有助于进行明确肯定-否定阅读。马瑟在认识论话语中嵌入政治批评也许在1719年“来自天堂的声音”的布道中表现得更加强大有力。这篇布道讲述了更模棱两可的自然现象——北极光,副标题“对最近天堂里的不同寻常面孔的说明”明显地暗示这种神秘。与“救世主与他的彩虹”不同,后面这篇布道不以《圣经》经文开始,而以讨论实际自然现象开始。于是,这篇布道的焦点最初就从道德阐释与政治劝导转向科学探索——换句话说,转向认识论。马瑟在行文开始写道:
我们知道,关于流星的话语沸沸扬扬,有些人惊叹,学者一致同意称之为北方的黎明。柴尔德雷(Childrey)、卡西姆(Cassim)和其他人在天体恒星的北部血红色区域观察到光的锥形空地,光消失时,被命名为北极光;而且,在我们的流星区域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的光都被命名为北极光。似乎后期光的出现有点比以前频繁。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或许值得追究。(1970:240)
在叙述欧洲种种大气现象的见闻之后,马瑟转而思考最近在新英格兰上空出现的北方的光,包括1719年12月11日的例子,就发生在他发表这篇布道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马瑟用一段篇幅详细描述“天堂北部光的出现”(1970:242),然而,对这一事件的物理解释却非常简短:“应该注意到我们处在怎样的黑暗之中,而且我们的哲学对光的解释多么一筹莫展,而永远闪现在天堂的光,现在就出现在我们身旁。”(1970:243)与20世纪的自然作家类似,马瑟不仅仅满足于报道自身的体验,他也不由自主地加以说明阐释,揭示他本人对这个世界体验的领悟。
承认时下“哲学”(自然科学)对北极光的解释无所适从之后,马瑟开始预言般地走向神学解释,但是他很谨慎,不对自然现象进行过渡明显的字面意义或寓言性的解读。马瑟用了几页的篇幅思考阐释自然的难度与险度,因为“预言的规则如此之不确定、模糊与不稳定”,而且必须承认“某种东西常常会被理解为那些星星之光”(1970:248)。最后,在模棱两可的论述之后,在可以看出尽可能地把道德阐释嵌入“认识论探索”中后,作者表述了他的观点:
不过,我可以更彻底地自圆其说,给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观点。如何解释最近天上闪现的北极光?我要说,尽管我们不能预言什么,而且我也不会像哥比亚(Gebeah)人那样,看到自天而降的烟柱与火焰,就下结论说是邪恶降临;我也不会像敦德顿(Tenderton)塔上诚实的老人那样,把流星看做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先兆。然而,不容置疑,天上其他流星,还有彩虹意在传达教诲。光荣的上帝,万物的与也是我们的造物主(恰好他又是我们的救世主),他向被他称为世间万物的观者——我们透露,他们定会接受教诲(1970:251-52)。
这个“教诲”到底是什么呢?对自然含意进行适度、谨慎的描述成就了马瑟修辞的说服力。马瑟把读者/听众纳入微妙的哲学思考中,共同体验如何具体地从自然中得出信息判断的过程,而不是夸大这些“天堂暗示”的字面意义。在布道结尾部分,他写到,在格陵兰,北极光实际上给人们在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从事日常事务提供了足够光亮,“我们也许还可以让北极光在我们生活大业中为我们发挥某些作用,”马瑟继续写道,“如果它唤醒我们对正义作正确思考的话。”(1970:253)马瑟的“来自天堂的声音”这篇布道,把认识论美文与政治檄文结合起来传达自己的世界观,不至于引起听众反感。亨利•拜斯顿和20世纪其他使用嵌入劝导修辞的人们极力压低他们意识形态陈述的刺耳之音,也是如此。
乍一看,拜斯顿的《最远的房子》是我选择的20世纪文本例证中最缺乏劝导的——其政治维度深深嵌入在美文意味深长的长篇大论中。那一年,拜斯顿独自一人生活在鳕鱼角(Cape Cod)大沙滩上的小屋里。如果我们用纯定量的术语思考的话,那一年的精彩描述几乎都与风、沙、海浪和鸟有关,偶尔也有漫步在风景中人的形象的个人观察。最能表现拜斯顿认识论模式的一章是“汹涌的波浪”。这一章描述了海洋的景观与声音、水自身的景观与声音,中间插入作者的感慨,但没有明确表达环境主义的宣传教义。下面摘录其中典型的一段:
我能够连续几个小时盯着海浪看,从它汹涌澎湃与变化莫测中感受快乐。我喜欢站在沙滩上,观看绵延的波浪从各处涌来。看到高低起伏、南来北往的水从几个地方泛起,碰在一起撞击出反作用能量的白色激浪金字塔。壮丽的喷泉常常令人赏心悦目。波浪大腹便便,高耸如塔,摇摇晃晃,在它的漩涡中包裹了大量的空气。波浪溅起几秒钟之后,密封在里面的蒸汽如沸腾了一般急流喷出,呈羽毛状喷射泡沫,好似羽毛一样的喷泉。一个九月天,我在这里看到了喷泉,20、25、甚至30英尺高。有时,会发生令人好奇的事情。高高卷起的空气不是垂直溢出,而是向水平方向溢出,浪花突然四溢,仿佛是从龙嘴里吐出来的,横着喷出一大片蒸汽雾。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随着波浪泛起浪花,摇晃的浪峰常常映照在像玻璃一样的漩涡里。一个怡人的秋日午后,我看到一只美丽的白海鸥伴着波浪中自己的影子沿着浪花翻起的漩涡翱翔。(1928:54)
在这段描述中,力与动作的意象很丰富,像“美妙”、“壮观”、“有趣”、“怡人”、“美丽”等赞美词与“感受快乐”、“欣喜”这样的动词词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鳕鱼角波浪气势磅礴的美文再现。在这一段和其他段落里,拜斯顿对浪的大小和形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如果这时他试图“劝导”读者什么,那么一定是大海潜含的对人类心灵产生美好诱惑的效果。
偶尔,《最远的房子》中会有明显的劝告段落,但是不多,而且零零散散。拜斯顿作品中嵌入式劝导修辞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力——它闪现出来,达到雄辩顶峰,然后消失在文本的认识论氛围中。例如,在前面题为“秋天、海洋与鸟”一章中,作者谈及“在这个海滩上,没有像成群的岸禽飞翔那样的自然景观更令他感到神秘迷人”(1928:23)。接着,他详细描述并思考海鸟的飞翔,然后,突然跃入一个明显说教式的评论段落,这在全书中并不多见:
我们需要另一个更聪明、也许更神秘的动物概念。远离宇宙自然,靠复杂技巧为生的文明的人类通过他的知识之镜审视生物,因此,看到一只放大的羽毛,扭曲的完整形象。我们因为它们不完善,因为它们的悲惨命运而恩惠于它们,以为它们的形象远远低于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错了,大错特错了,因为动物不应该由人类的标准来衡量。在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古老、更完善的世界里,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完美、全面;它们富有我们已经遗失或者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博大感知;它们赖以生存的声音我们从来都没有听懂过;它们不是同胞,但它们不低下;它们是另一个种族,和我们一样被罩在生命与时间的网中,同样被囚在光彩壮丽却又悲惨的地球上。(1928:25)
接下来的句子又把修辞转回到认识论陈述模式:“午后的落日像火一样映红了天空,潮汐匍匐着向岸边爬来,泛起奇怪的深红色泡沫;绵延几英里以外,驶向北方,在浅滩卸载。”(1928:25)拜斯顿时断时续的说教嵌入在连续的叙述与描写篇章中,不表露明显的意识形态,只表达对自然的欣赏态度,其效果却在明确地肯定世界观。文本温和地、逐渐地、几乎无意识地把这种世界观传达给读者。于是,在读者还没有对强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感到不悦的时候,拜斯顿就退出鼓动性说辞,再一次成为热情投入、全神贯注的世界观察者。
得克萨斯重要的自然作家约翰•格拉夫(John Graves,以其1959年问世的《与河流再见》而闻名)在1963年12月的《大学交流与创作》上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论可欲而不可求的宣告”。文中,他声称思路清晰、仔细再现的事实(例如自然历史信息)的确比所谓的“不遗余力的劝导”更有说服力(1963)。在他自己的自然散文中,格拉夫刻意避免明显的辩论,而只是运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叙述与推导信息。最近,不怎么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当代自然作家之一安•茨威格(Ann Zwinger)在她与加里•那伯罕(Gary Nab-han)的公开对话里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茨威格说:
我认为我们要去挽救世界……但却以一种默默无闻的方式。我觉得自然作家在说:“瞧这个所有可能存在的最美的世界。”我的理论就是我们应该努力让读者真正地去看自然世界。如果你曾经看某件事,真正看到了,就此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得到一个答案,习得了,它就成为你的了。而且一旦它成为你的了,你就永远不会去毁坏它。我认为这就是自然作家要做的一件事。也许这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因为我的确早已放弃了哪个人可以改变世界的思想……最不可能是我。但是为自然而写的自然写作有意义,而且它会令人感到欢欣鼓舞,产生家的意识……。
也许那就是自然作家所做的:他们书写家园——按理你不该把家搞得一团糟。而且也许我们在说我们能够适应这个对这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世界,一个我们铸造城墙以对的自然世界。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简单生活理念就是把万豪酒店(Marriot)的彩色电视停掉——而且那还是我的听众。如果我能对那样的人说“外面有某种真实的、生机勃勃的、令人兴奋的事情”,引起他们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兴趣,刺激他们的好奇心,那就是我想要影响的听众。感谢你在这,也感谢你阅读我们写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站在一起。我想要影响还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从来没到那的人,从来没有偶遇一株夜来香,从来没有在夏天的夜晚手捧蓓蕾感受它开放的人。我想找到某个人,看到魔鬼洞里的沙漠鱼会想,它还在那儿,多神奇啊!我想找到某个人,他对“这些该死的环境主义者”很气愤。我想要找到某个不是信徒的人。(1989:72-73)
与亨利•拜斯顿不同,虽然茨威格在自然写作中只发表零零星星的感性评论,喜欢更加非个人化风格的说明文,她仍然会即使朴实无华地再现自然信息,也潜在地对读者产生鼓舞作用:鼓舞读者重新关注自然,认识自然。拜斯顿、格拉夫、茨威格等自然作家的主要修辞模式是认识论探索与描述,对公开劝导只作零星微妙的处理——但是,这种陈述具有特殊的力量,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态度已经在文本的其他地方表现出来,他们不会因为喋喋不休的说教而与读者疏远。
罗恩•埃斯利当然也是通过认识论探索来劝导的个案。如拜斯顿一样,他只是利用时断时续的“嵌入式”政治陈述(用檄文批判社会),巧妙地影响读者的价值与态度,而不偏离其基本的认识论目的。众所周知,埃斯利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回避政治上不稳定的议题,他在1975年的自传《所有的陌生时光》中,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学与学术兴趣置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浓厚政治气氛的对立面。巡回讲学期间,他在不同的大学里讲“冰、时间与人类命运”的主题,在谈到这段故事时,埃斯利评论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晦涩的主题如此吸引听众,除非因为大学校园如此热……,以至于学生们需要一缕来自大冰原的清凉空气。我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因为就在我离开不久,一座大楼被炸,造成1人死亡。(1975:132)
这个评论很能反映作者的主要表达模式:不关心政治、认识论探索模式——努力理解自我与外部宇宙的本质(尤其是个体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角色),而没有试图直接向社会发布预言。埃斯利的认识论模式最典型的范例当属他的散文《河水之流动》的开始段落:
如果这个星球有魔力,那么魔力就在水里。即使最平淡无奇的水,就像我办公室对面楼顶上的一洼雨水,也足以把我吸引到窗前。微风拂起的波纹也许就会转化成生命。我一直觉得不知什么时候,我就会在城市的屋顶上见证巨大的奇迹,看到生命果真突然从一堆锈迹斑斑的管道和旧电视天线中迸发出来。我惊奇于水甲虫是如何突然出现,如何在绿藻的污水中潜游。薄薄的蒸汽、铁锈、潮乎乎的焦油和太阳就是蒸馏器,特别像大脑;他们散发出臭气熏天的阴影,可能在人不注意的时候现出真形。
也许,人生可以逃离肉体的局限一次。一生有那么一次,如果幸运,可以和阳光、空气、流水合一,以至于所有的年代,只有高山与沙漠才知晓的万古年代,会在没有丝毫不适的情况下浓缩在一个午后。心灵坠入原初状态,与古老的树根、隐隐约约的细流以及搅动无生命物质的移动在一起。正如人类曾经跨入的迷人的神秘循环,在突现中得知整个世纪在一夜之间逝去,人永远无法解释这个秘密,但是我敢肯定,这与平常的水有关。水的物质无处不在,它上承过去,下续未来,它在两极的地下移动,在高空的稀薄空气中游走。它在雪花中呈现出其精致完美的形式,或者把生命剥离得只剩下闪烁的骨头,被大海投向岸边。(1957:15-16)
与《最远的房子》一样,伴随着措词华丽的构思,文中含有惊叹与敬畏的劝导意义(用巴里•罗珀兹的话说)。埃斯利的非小说文学创作——他的自然写作——几乎都使用这种修辞模式。如果努力劝导什么,其目的也是相当于茨威格式的一般目的:激发对人类本质与非人类自然的好奇与兴趣,从而提升保护世界的意愿。但是,埃斯利与大多数作家一样,并没有忽略社会与政治语境。在美国现代环境运动之初,他的声音在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温德尔•伯利、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大卫•布鲁尔(David Brower)以及华莱士•斯特根纳(Wallace Stegner)等(不一一列举)的新声音构成的洪亮激昂的合唱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我在埃斯利著作中发现的最直接的政治言论散见于《看不见的金字塔》中。这是一部散文集,出版于和顺的1970年,与第一个地球日同年问世。在《看不见的金字塔》序言中,埃斯利写道:
但是我梦想,因为我梦想,所以我又谴责、又恐惧、又展望未来。这是角斗士的展望,被一群不抬头看星空的人们所包围。人类自己在孤独地裁决其自身的成败。我思索从石器到钢铁的所有时代的消亡。他们盲目而卓绝地与未来对抗,否则就不会有我们自己和城市存在了。现在,所有关于我们的、看不见的、最后的、绝望的约定仍在继续。
如果人类堕落,我不认为他会有才智或力量保卫葵花林的同时,还沿着诱人的星空之路行走。如果现在做不到,那么永远也做不到。代价太大。也许,如A. E.豪斯曼(A. E. Housman)所说,我们正呼吸令身边的人和远方的人都难逃劫难的空气。他不是谈污染,而是指发生在记忆中的死亡。我不知道一个伟大文化的社会记忆在没有同样变得有害的情况下能够持续多久。我们这个世纪也许要决断。(1970:2)
乍一看,这似乎是典型的“埃斯利式忧郁”,更确切地说,他喜欢把它称为“午夜乐观主义”。但是仔细思考发现,埃斯利显然正在表达不同寻常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他平常的杰夫式非人文主义不同。埃斯利在《看不见的金字塔》中表达的关怀,适应挽救人类生存的地球的需要。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号召他的同类同心竭力。埃斯利更典型的认识论评述则强调有机生存的过渡本质,也就是说人类尽管目前存在,但是终将会灭绝的可能性,或者经历漫长的进化终将转变成不同事物的可能性。所以,他暗示保护主义的努力徒劳无益。
但这并不是《看不见的金字塔》表达的信息,本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最后一位魔术师”,真挚动人,痛斥美国航空探索在哲学上、情感动机上的危险性。在下面这段在当时看来既大胆又不得人心的陈述中,埃斯利对现代科学提出严厉批评: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梦想能见到太阳系里的智能生命。我们错了;我们视为当然而且漫不经心对待的地球——福佑人类幼年的葵花之林——就是重中之重的行星的宝石。我们,即万事万物——人类、非人类动物以及生长的植物——登上了视野有限的宇宙飞船。早在很久以前,飞船起航,我们抛弃了一批上帝,现在我们正以科学的形态取代另一个上帝。(1970:152)
埃斯利继续回忆道,“一位航空业的代表”最近告诉他,“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离开这颗行星”。另一位航空机构的管理人员在《新闻周报》上声明:“如果人类在他的命运面前退缩……这个星球的禁锢就会把他毁灭。”有思想的散文家会对这样的断言提出反问:“为什么?”即使埃斯利在发表自己有力辩论的过程中,他也以探索的形式呈现他的观点,而非直接发表他的真知灼见:
合上杂志,深思对家园生活突如其来的厌恶,我感觉,这样思考我们的行星很奇怪。为什么会暗含这种愤怒?为什么内心会有这种逃离综合征?对仍然留在地球上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威胁?某种强大的但不完全科学的冲动牵着人类的心。难道害怕人类本身不断攀升的数量、蔓延的菌线吗?可是,这些人又打算逃到哪里去呢?太阳系广阔无边,荒凉又阴冷。在我的脑海里,它弹坑累累。距离我们最近的、可能无行星的恒星也有4光年远,几代人之遥。我再次拿起杂志。这里,就在这里,从太空拍到的如此美丽的图片,就是有水、有生命的绿色构成的蓝色宝石。然而,就在这一页,不断重复这样的话:“这个行星会毁灭她。”(1970:153)
然后,翻过来,在下一页,埃斯利概括了他对现代环境危机的解决办法:“今天,人类不断攀升的数量和他污染环境的技术力量揭示出一个迫在眉睫的需要:为了他自身的安全,他必须有意识地重新进入并保存他起源的最初古老世界。”(1970:154)令我感兴趣的事情不只是认识论作家这时如此明显地转向政治论这个事实,而是埃斯利这位通常用甜美、缥缈的美文语言(如上述对水的赞美)创作的作家,现在却借助激烈的檄文进行语言交流。不过,如果我们要对20世纪美国自然写作环境修辞进行分类,我们仍然要把埃斯利与拜斯顿界定为嵌入式劝导修辞的使用者,因为埃斯利把他的抗议与警告置于一个宏大的对存在本质进行持续思索的语境之中。拜斯顿与埃斯利两者都把演讲台上雄辩家与孤独日记体作家的语言合为一体,主要记录专注于人类个体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探索,只是偶尔停下来,讲讲社会疏忽这种关系的实质。
《看不见的金字塔》表明罗恩•埃斯利既意识到环境的脆弱性,又意识到劝导修辞的檄文模式。这种意识绝非空穴来风。以文学形式表达环境关爱有两个主要先例,它们是奥尔多•利奥颇德的《沙乡年鉴》(1949)和雷彻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然而,与埃斯利与拜斯顿不同,利奥颇德与卡森的例子表现所谓的“离散辩论家”风格——他们有时运用美文的认识论模式,有时运用檄文的政治论模式,他们很少把两者合而为一。如上述嵌入式劝导修辞一样,把认识论美文与政治论檄文离散开来的用法在美国非小说文学中也有悠久的传统,试举几个乔纳森•爱德华兹创作的例子加以说明。
表现爱德华兹的美文模式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神圣而超自然的光”的布道文,发布于1734年。本文丝毫没有警告与批评的痕迹,通篇旨在解释与赞美上帝的“精神与神圣之光”的细微差别。下面一段散发出仁慈的光芒,是能够表达通篇布道语气很好的范例。爱德华兹陈述道:
这种精神之光,表达出宗教事务的神圣与最尊贵的真实感、至高无上的上帝与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的真实感、救赎的真实感以及福音书中显现的上帝行为的真实感。在这些事物中存在某种神圣与最荣耀的东西;某种更为高远的尊贵,比其他事情更为崇高的本质;把它们与短暂的世俗事物彻底区别开的荣耀。只有精神上受到启蒙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并看到它,或者感知它。他不仅理性地相信上帝之荣耀,而且发自内心地感知上帝之荣耀;不仅理性地信仰上帝之神圣(神圣是善),而且感知到上帝之神圣的魅力;不仅经过深思熟虑判断出上帝之崇高,而且感知到,由于这种神圣品质之美,上帝是多么的仁慈可亲。(Winslow,1966:128)
如果用“自然”取代“上帝”,你就会发现他的语言与19、20世纪自然作家的美文散文诡异地相似。但是我列举爱德华兹布道的例子,其主要的目的不是指出现代环境作家继承美洲大陆上早期作家的精神倾向。更确切地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段中所表达的纯粹快乐,是1734年布道的全部内容,是爱德华兹完全依赖美文获取“大觉醒”宗教运动初期观众对他的支持与响应的方式。几年之后,爱德华兹在“个人叙述”中解释道:他本人在宗教上的转化就是早年在快乐的情绪中发生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阅读《圣经》,与父亲探讨宗教思想。一天,他在父亲的牧场里散步:
我信步走着,抬头看看天空和白云,我的头脑中突然产生上帝如此美好的感觉。他雄伟,仁慈,荣耀。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似乎看到两者完美地联系在一起,雄伟与温顺连在一起:那是美好、文雅、神圣的至高无上,而且还具有威武的温顺,美好极了;高尚、伟大而神圣的优雅。(Winslow,1966:85)
依据他自己早期宗教快乐体验,我们可以理解爱德华兹最初在公开布道中以美文为劝导模式。不过爱德华兹却在最著名的布道中戏剧性地放弃了“神圣而超自然之光”与“个人叙述”的纯粹美文语言。题为“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的布道是他1741年7月8日在康涅狄克州的埃菲尔德的演讲,当时正值大觉醒宗教热潮的高峰期。在此文中,1734年的“仁慈上帝”彻底缺席,取而代之,爱德华兹采用“愤怒上帝”的檄文修辞主导听众的注意力。布道文本明显表明作者聚焦的是信众的疏忽,对宗教思想的日益懈怠。布道开始时,爱德华兹猛烈抨击听众自以为是和怀疑他所看不见的事物:
邪恶的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可见的死亡。自然人现在健康,不定哪一条路上他立刻意外地离开这个世界,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可见的危险。这个世界上世世代代人经历的纷繁复杂的体验表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人类不是处在永恒的边缘,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人类下一步不会迈进另一个世界……没有被转化的人们行走在地狱的深渊之上,上面覆盖着腐烂之物,覆盖物上有数不清不牢固的地方,不牢固的地方无法承受他们的重量,而这些地方是隐秘的……上帝又有许许多多神秘之法把邪恶的人带离这个世界,送他们下地狱。没有办法表明上帝是需要施展奇迹,或者以超乎寻常之道去消灭邪恶的人。(Winslow,1966:154-55)
布道的檄文语言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令人心生恐惧。首先历数“邪恶之人”愚蠢的自以为是,然后,爱德华兹塑造文本的核心意象:一个愤怒上帝的意象,把不忠实的人高举在地狱的熊熊大火之上,准备作出最后审判:
因此,被上帝高举在地狱深渊之上的正是自然人;他们应该进入深渊,已经被判入深渊;上帝被激怒了,非常可怕。他对他们的怒火不亚于对那些实际上在地狱中遭受他的怒火猛烈惩罚的人;他们丝毫没有安抚他或减轻他的怒火,上帝也丝毫不受任何约定的束缚每时每刻都保护他们;魔鬼在等待他们,地狱大门已经敞开,火焰日盛,并向他们射出愤怒之火,乐于在他们身上燃烧,吞没他们;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之火在奋力爆发;他们对任何中保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可及的方法保证他们的任何安全。总而言之,他们没有避难所,什么也抓不住;每时每刻保护他们的就只有被激怒的上帝的任意意志,没有先例,不受克制。(Winslow,1966:156-157)
在爱德华兹的教堂里,这种威胁的实体性由于明显地针对人们而得到强化。他解释道:“用这个可怕的题目就是要唤醒聚会中还没有被转化的人。你所听到的就是你们每一个脱离基督的人的下场——那个苦难的世界,那个燃烧着硫黄的湖泊延伸到了你的脚下。”(Winslow,1966:157)由于爱德华兹的威胁针对聚会上每一个个体,而不一定针对整个聚会,因此有别于20世纪散文家们的檄文。他们常常深思——而且往往预言———“地球的命运”,乔纳森•舍尔(Jonathan Schell)把它用作1982年著作的题目。但是,这篇1741年的布道以其严厉的威胁直接预见20世纪作家,如奥尔多•利奥颇德和雷彻尔•卡森的离散修辞,包括从开始几章的美文修辞向书中结束部分的檄文修辞的转换。即使爱德华兹在“罪人”的结论部分提出拯救的最后一次机会——“现在你们有个异乎寻常的机会,一个基督把宽恕大门敞开的日子……”(Winslow,1966:165)———他提供的这个机会也继续用威胁的口吻。最后几行力促听众“冲出罪恶之地……‘否则就会被消灭’”(Winslow,1966:167)。
两个世纪之后,奥尔多•利奥颇德巧妙地把《沙乡年鉴》分成认识论部分和政治论部分。本书以3部分结构出版:开始是一组以威斯康星为背景的季节散文;接着是一系列关于美国不同地方的零零散散文章;最后以几篇冗长的辩论散文结束。但是书中大部分材料明显地要么适应认识论的范畴,要么适应政治论的范畴———第1与第3部分尤其如此,中间部分起到转承的作用。在书的前言中,利奥颇德写道:“有些人离开野生事物能够生存,而有些人则不能。这些散文表达离开野生事物就不能生存的人的喜悦与窘境”——一方面是探索自然以及人类自然体验的美文,另一方面冷静分析人类行为如何危害到星球与人类。《沙乡年鉴》中的语言变化相当大,前面100页篇幅的“年鉴”部分的语言与后面的辩论性增强的散文语言大不相同。这种时而认识论的、时而政治论的分裂就是我所说的“离散劝导修辞”。在年鉴叙事中,有神奇的、谦卑的、激昂的劝导意识——尽管利奥颇德把非人类自然拟人化(如在小品文《天舞》中,他把鸟鹬交配行为比拟为舞台上人体舞者)。他以谦卑的姿态描写道:“也许,很幸运,无论人们多么专注地研究林中多姿多彩的小戏剧,他们永远都无法学到任何一个戏剧的生动活泼的方方面面。”(1949:32-33)这个无知告白承认神秘,它包含我们所说的“生态敏感性”——人类观察者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与同一个生态系统中被观察的动物一样占据有限的生境。修正批评家如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最近质疑利奥颇德“所谓的生物中心主义”——弗洛姆更想称作家为“审美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不是“生物中心主义者”(1993:45)。但是,我们无论在《沙乡年鉴》的认识论部分还是政治论部分,都能觉察到利奥颇德依据生态科学的粗浅发现对现代文明的再思考。
然而,在惊叹与赞美的介绍性叙事之后,书后面部分的文本进行日益严厉的社会批判,包括《大地伦理》和《保护的美育》这样的名篇。利奥颇德写道:“我们目前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态度与工具的问题。我们正在用蒸汽挖土机装修爱尔罕布拉宫(Alhambra),而我们还为我们的算计感到得意。”(1949:226)在《保护的美育》中,他指出:
科学家有一句警句:个体发生学重复系统发生学。意思是指单个个体的发展重复种族的进化历史。这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正确的。追求奖品的人就是穴居人再生……现代图景中令人忧虑的事情是追求奖品的人永远长不大。他们身上隔离的能力、感知的能力以及管理的能力得不到发展,或者也许遗失了。他们是机动化蚂蚁,他们还没学会看清自家后院什么样就一窝蜂涌向大陆。他们消费,但永远创造不出户外的满足。对于他们而言,娱乐制造弱化了荒野,人为制造出奖品,矫情地认为他们在为大众作贡献。(1949:175-176)
利奥颇德在本章的最后一行提出“在还不美的人类心灵中构建感受性”,这个任务预设整个文本的目的。美文叙述如此,檄文评论也是如此。难怪,作者开始用美文,接下来用檄文。最初叙述材料的效果带给读者——尤其如安•茨威格写作中提到的不信上帝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同情一瞥,短暂地处在赞赏的视角。在其《天空就是界限:捍卫地球》一书中,约翰•尼克拉斯(John Nichols)写道:“绕不过去,要挽救世界,我们首先必须爱它。”(1990:80)利奥颇德的美文一开始就激发这种爱,然后在书余下的部分利用严厉檄文提出“感受性”的理想条件与我们社会忽视并支配自然的现实倾向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的冷静观察。“个体发生学重复系统发生学”这个规则的特点在于其内在的乐观主义,利奥颇德的计划也含有这种乐观主义。
在我所讨论的所有作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动向,即从个人体验的认识论叙述向环境退化的政治论分析发展。这又是安•茨威格的范式:体验导向爱,同样导向责任,导向保护人类“家园”的欲望。我要介绍的从认识论自然写作向政治论自然写作流动的最后一个范例是雷彻尔•卡森的事业。卡森开始以一些普及海洋学与海洋生物学的系列畅销书闻名,其中包括《海风下》(1941)、《我们身边的海》(1951)以及《海的边缘》(1955)。当代许多读者还熟悉她对潮池自然史的优美叙述,以及人类观察者拜访这些地方的情形——这是《海的边缘》的第1章,题为“边缘的世界”——常常被选入文集中。下面是“边缘的世界”中典型的一段:
每当我走进这个春潮低洼的边缘地带,总要寻找岸边所有栖息动物中最精致美丽的花——不是植物而是动物——在深水口处盛开。在那个神仙洞里,我不会失望的。悬垂的花从洞顶上垂下来,这是空心珊瑚虫。淡淡的粉色,像银莲花那样卷着花边,精致美丽。这种生物细腻得仿佛不是真的一般。它们的美太脆弱了,无法在狂暴的世界里生存。然而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发挥着用处,每一结构、水螅体、花瓣一样的缘毛环都是为了解决生存的实际问题而生。我知道它们只是在等潮退的那一刻返归大海。然后在水的急流中,在海浪的澎湃中,在即将到来的潮水的压力下,精致的头状花序会涌动出生命。他们纤细的结构左右摇摆,长长的缘毛环会扫过退下去的水,从中找到他们生命中所需的一切。(1955:3-4)
卡森对潮池的认识论描述与拜斯顿对鳕鱼角边缘的水与野生生物的描述非常相像,突出主题事物的审美特征,但是更强调自然美的“精致”与“脆弱”。《海的边缘》的主要作用在于向读者灌输保护观念,与安•茨威格的方法一样,帮助读者更仔细地、更知性地看待世界。然而,打着怀旧的幌子,《寂静的春天》的论辩已露端倪,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微妙评述中,早期自然主义者观察到这些自然现象,现在却遗失了:
它们是梯子海蜷。当我看到它们时,我陷入了怀旧的沉思,真希望我看到奥特朋(Audubon)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所看到的。这么小的梯子海蜷是火烈鸟的食物,在这个海岸曾经数不胜数,我微闭双眼,仿佛看到成群的火鸟在那个小湾吃食,令小湾色彩斑斓。(1955:7)
尽管表面看来这里强调的还是海岸的审美,但是作者在这一段关注的美是遗失的美,与前面引用中提到的在场的美相对立。对于从在场到遗失的微妙转换,在《海的边缘》开始章节既没有做过多的论述,甚至也没有很清楚地表现,尽管如此,这种转换预示着卡森将在最著名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拉响政治警笛。
事实上,《寂静的春天》的檄文焦点——从书的标题开始——就对准遗失现象。但是尽管在她早期著作中政治论因素悄无声息,极为少见,但是,努力唤醒公众意识与对环境的关注——甚至彻底的恐惧——却主导着《寂静的春天》。无论人们是否真正按照檄文修辞来做,这里有某种思想的负面论述,萦绕着人们的心灵——继弗洛伊德之后,加勒特•哈丁指出:“潜意识心灵不能应付负面论述”(1985:215),这就导致我们把精力集中在负面论述之上。《寂静的春天》详尽地论述众多岌岌可危的话题,如“死亡特效药”、“没有鸟儿歌唱”、“死亡河流”、“老天不偏不倚”、“超越波尔基亚家族的梦想”、“人类的代价”等(不一一提及),这些篇章都准确无误地使用这种修辞策略。但是我们也饶有兴趣地看到,卡森著作的檄文结构与乔纳森•爱德华兹后期布道“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的结构极其相似。卡森著作的第1章“明天的寓言”预告如果人类继续目前的行为,未来的图景将会很凄凉,而最后的“另一条路”给出的结论却是较为乐观的选择。这些著作各自把论点置于绝望的最低点,然后指出可能的解决方法。奇怪的是,正如爱德华兹在大众的脑海中是著名的大觉醒时代惩罚说教的布道牧师一样,卡森的辩论家的名声也早已掩盖了她作为探索的、自然美文作家的声誉。
但是卡森从认识论修辞向政治论修辞的大转变并非轻而易举、漫不经心——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开始理解现今令许多自然作家困扰的困难抉择。1957年,卡森的朋友奥尔加•哈金(Olga Huckin)愤怒地给《波士顿通告》(Boston Her-ald)写了一封信,抱怨马塞诸塞州派飞机在她的家——波斯顿郊外的德克斯伯利(Duxbury)附近的湿地上空喷药杀灭蚊虫,但是,在灭蚊过程中,杀死了这个地区的许多鸟儿。卡森后来把她《寂静的春天》的创作归功于哈金的这封信。卡森在写给哈金的信中说:
你应该接受这个荣誉(或者指责,就观点而言),是你让我又重新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想也许你已经遗忘,但是除了你投给报纸的一封信外,还有你给我的私人信件引发了这一切。信中,你向我讲述了发生的一切连同你对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喷雾的感觉,恳请我在华盛顿找到可以帮忙的人。就是要找到“某个人”任务令我意识到我必须写这本书。(Graham,1970:310)
如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 Jr.)在《自寂静的春天之后》(1970)中明晰阐释的那样,卡森决定从认识论自然写作向政治论自然写作转变是由于一种生存危机的缘故。尽管许多自然作家,如我上面论述的一样,要么时不时地表达政治论观点,要么从自然探索向大胆辩论演变,但是卡森却始终如一地忠实于她的科学家身份——她大脑自然而然地处于惊叹而不是争论状态。1956年,就在她看到哈金那封关于喷洒杀虫剂的信件前一年,卡森在《妇女家庭指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助长孩子好奇心”的文章。她希望把这篇文章扩展为一本大书。格雷厄姆引用她个人信件中如下一段,证明她于1958年在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表达模式之间取舍所作的思想斗争:
我的大脑壅塞已久,首要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我想就生活说点什么,另外一些原因很难解释。当然,到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整个科学界被过去10年左右发生的事件彻底革新了。我猜想在原子科学牢固确立之后,我的思考就开始受到影响。有些新思想了无趣味被我彻底否决了,因为旧思想很顽强,特别是当这些思想在情感与智力上对人至关珍贵时尤其如此。例如,人们乐于相信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永远超出人类可调节的能力之外:他也许能把森林夷为平地,在河流上修筑大坝,但是云、雨、风为上帝所独有。如果假设生命之流永远按照上帝指定的任意方向流动——不受那个生命之流中的水滴之一,人类的干涉——人们会很心安理得。而且可以假设无论物理环境如何塑造生命,生命永远不会施加力量剧烈地改变——甚至毁灭——物质世界。
从我思考这类事情起,我就执著于这些信仰。哪怕只是模模糊糊地威胁到它们也令我震惊得关闭大脑——拒绝承认我不得不看到的事情。但是那无济于事。于是我现在睁开双眼,敞开心灵。我也许不喜欢我所看到的,但是没必要忽视它。而且重复古老的“永恒真理”更没有用,它还不如诗人笔下的山更永恒。似乎到了我们应该按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真理书写生命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也许我要写的这部书——至少能提出新思想,虽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论述到——大概没人能够,当然我也做不到。
我觉得关于我的旧信仰还有一点要加以说明。随着人类走进“新天新地”,或者走进太空时代的宇宙——如果愿意——必须谦卑地而不是傲慢自大地走进。而且,我认为人类如果谦卑,就会有惊奇的空间。(1970:28-29)
尽管当代许多修辞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现在相信不可能有不问政治的认识论写作,但是自然作家常常设想他们自己的作品要么是艺术的,要么是政治的(例如利奥颇德和卡森的个案),或者设想在两极之间轻微摇摆(如我们研究拜斯顿与埃斯利所看到的)。然而,尽管卡森准备发表她文学生涯中重要的政治声明,她似乎仍然坚持她的“旧信仰”,坚信还会有“惊奇的空间”,还需要文学在自然界里继续探寻人类的最初生境。的确,如对《寂静的春天》的回应所示,认识论自然写作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探寻美国自然写作的觉醒》(1992)中,我已经阐明卡森著名的檄文虽然在美国文学史上对唤醒公众的环境意识产生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但是在她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即在杀虫剂的使用上所产生的效果却有限。《寂静的春天》像直接泼向美国社会的一盆冷水,具有紧急警报的力量。不过,它需要新一代作家从温德尔•伯利到理查德•纳尔逊,逐渐引导恐慌或冷漠的公众慢慢接受更加欣赏自然的劝诱——或者用利奥颇德的术语“接纳自然”的态度。偶尔这些作家会发表相当尖锐的政治预言,如艾比的《大漠隐士》(1968)中“旅游产业与国家公园:一次辩论”一章,或者最近的里克•巴斯的《九里狼》(1992),但是这些预言大多由副标题提出,是“镶嵌”式修辞模式。
卡森在谈论遇到威胁的信息就会作出关闭大脑的反应时,暗示理性上倾向于嵌入式辩论方法。在其《社会心理学:态度、认知与社会行为》(1986)中,J.理查德•艾瑟(J. Richard Eiser)使用“同化-对比模式”解释这类反应,这是1961年由M.舍里夫(M.Sherif)与C.I.霍乌兰(C.I.Hovland)提出的思想。艾瑟认为,“这种模式满足劝导心理。它表明人们在交流中主张一种与他们自己观点相异的立场,也许就会朝着他们主张的立场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他们会多多少少通过交流把自己说服。另外,如果提出的立场与他们自己的观点迥然不同,对立的‘飞反效应’有时就会发生”(1986:152)。换句话说,以明显的喋喋不休的檄文形式尖锐地再现意识形态或者环境信息,不仅导致非环境主义者敬而远之,而且还会让有环境意识的听众群予以回绝。到底有多少读者甚至群众长期阅读或思考关于环境的事情,每天都拿起像《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书浏览一番呢?难道只读一本书就够了吗?或者难道因为它引起读者畏缩,退后一步并说“慢着……,事情不可能那么糟糕吧”,檄文就在交流上是天然受限的形式吗?檄文最大的优势——无论在环境语境中还是在其他政治语境中——就是震惊效果,它导致直接的、不过却是短命的觉醒。而更重要的、长期的价值转变在于那些强调基本认识论发现的作家的作品,他们的政治观点,如果有的话,或朦朦胧胧地、或深深地嵌入于认识论之中。
D. W.热杰吉( D. W. Rajecki)在1982年的著作《态度:主题与前进》中,把R.B.扎让科(R.B. Zajonc)1968年的“纯曝光假设”解释为M.舍里夫与C.I.霍乌兰提出“同化-对比模式”的另一种形式。扎让科的劝导理论主张“对某一动机重复地纯曝光足以强化观察者对这个动机的态度”(Rajeckt,1982:97)。正如热杰吉所指出的,这是广告领域的主导思想。频繁曝光被用来刺激观众对某种产品的注意。借助“纯曝光”进行劝导的心理理论与约翰•格拉夫和安•茨威格的直觉修辞理论非常接近。这种理论提出,认识论自然写作作为一种从长远计议改变公众态度的手段有其自身的优势,而公开表达政论的自然写作模式(尤其是檄文)作为直接攫取公众注意力的手段特别有效。
最近几年遇到两位在环境劝导方面做出最有趣文学成就的作家,我要以谈论他们来结束本文。第一位是约翰•尼克拉斯,他给新墨西哥北部的大地与天空的66张绚丽彩色图片配上檄文描述(通常是令人忧虑的数据,或者是很牵强的引语)。尼克拉斯解释道:
乍一看,下面的文本与照片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读者会问:为什么配上反义词?但是……我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观就无法不想到图片之外的推土机正严阵以待。不再有诸如不关政治的图片了。所有环境都受到威胁,所有空气都中毒了。(1990:xi)
尼克拉斯一前一后使用两种方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识与恐惧,来向他的读者/观者表达这些情感,而不只是依赖檄文或者美文的技巧。尼克拉斯的散文往往很有进攻性,甚至很尖锐,比如他叙述“猩猩、比夫拉、美洲杉以及贫穷的巴西人轮番被牺牲,这样富人就可以吃鱼子酱,或者中产阶级就可以在空调娱乐室里观看周一晚间足球”(1990:60)。但是,在映入眼帘的页面上,我们又看到陶斯地区平静的冬日景观:稀稀拉拉的灌木丛,大片雪地上留下几个明显的动物足迹,远处地平线上高山耸立,一抹白云向山顶落去。尼克拉斯因此达成一种引人入胜的刺激形式,既没有用一连串的天启轰鸣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也没有让我们在“不关政治”的审美体验中麻木不仁。我们重复曝露在可怕而美丽的关联下,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在世界上的问题以及我们与世界的联系。“绕不过去,”尼克拉斯写道:“要挽救世界,首先我们必须爱它”(1990:80)——此外,他并置的策略意味着要挽救世界,我们绝不能忽视危险。
另一位是理查德•纳尔逊,他在1989年关于阿拉斯加的著作《内部岛屿》中使用弱对抗方法。纳尔逊强调他个人对大自然的反应不是打击读者或者攻击某些造成现代破坏的模棱两可的媒介。他在严酷的北极洋里冲浪,穿越茂密的森林猎鹿,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达成与自然接触,心怀敬意。如巴利•罗珀兹所说,纳尔逊一遍又一遍地体验自己与世界之间意义深远的“叠合”,在冲浪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搭乘在流星上的一颗粒子”(1986:44);而当他从溪流中捧水喝,采摘橘果吃,呼吸森林中清凉的空气时,他认识到,“我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大地的,一刻也无法与之分离,没有任何粒子把我和我的环境隔开。我就是大地本身……大地的生命就是我自己的生命”(1986:249)。尽管纳尔逊从来没有直接表明他的读者应该像他一样生活和思考,但是我们发现——借助心理学家扎让科的术语,“重复纯曝光”以及安•茨威格所指的“真正地看看自然界”——我们深深地被作者强烈的体验以及他对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领悟所吸引。
实际上,纳尔逊故意避开与持不同想法的读者对抗,不用极端论调拒他们千里之外。最初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题为“进行清理”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段,他认为超然地对待社会对世界的破坏,让别人做出判断很困难,“我从没有这样地坚信,要毁坏整个森林而不是有选择地、适度地砍伐森林,这是正在发生的重大犯罪,”他写道:
然而,无论我怎样判决砍树者,我都必须判决我自己。我属于同一个种族,说同一种语言,在同一个选举中投票,分享许多同样的价值,得益于同样的技术,我生存的大部分归功于同样的全球交流大系统。就谴责伐木工或者他们的产业、或者把森林委托给他们的政府而言,谁也难逃干系。整个社会——我也是其中活跃分子——要对造成这个山谷光秃秃一片负责。(1989:56-57)
这段陈述的要点不只沉溺于集体犯罪,或者暗示读者同样也加入到这个“全球交流的大系统”中而令其沮丧。纳尔逊的目的也不是通过分散决策与行为的责任而为政府、伐木工开脱罪名,确切地说,他的要点是要证明问题与解决办法人人有责。纳尔逊写道:我最能做的就是为激发另一种道德良心而奋斗,倾听一种秩序,倾听更能经受住考验的智慧,最低限度地介入减低自身环境可持续性的系统,为了另一个未来工作,希望总有一天一切都可以得到宽恕。(1989:57)
作为作家、学者与教师,我们当中许多人分享纳尔逊的使命感,用语言“为激发另一种道德良心而奋斗”。在环境条件恶劣的时刻(历史学家现在指出,人类从没有停止过向环境施加压力,甚至史前时代也是如此),每一句关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话语都潜在地寓有政治含意,即使作者的目的只是有意识地提供自然历史信息,或者给读者提供某种审美体验。
理查德•韦弗(Richard M. Weaver)认为:“所有修辞,确切地说,所有语言都是说教性的,人类表达的最高目的就是劝导听众接受或者拒绝对世界的态度”。韦弗主张:
修辞必须从形式上被看做在文学与政治的交点上起作用,或者在文学价值与政治应急能够聚合的地方起作用。修辞学家利用文学表现的可变力影响听众的态度或决策,这在相当广义上是政治论的……但是至于他采取什么行动,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不比建筑公共大楼时使用永恒的审美原则更不合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价值秩序是修辞的最终裁定……因为修辞让我们面对涉及价值的选择。修辞家是我们的牧师,如果他把我们的激情引向高尚的目的,就是高尚的;如果他利用我们的激情迷惑我们,令我们蒙受耻辱,就是卑鄙的。(1970:225)
依据语言这个概念来看,本文两段引语——里克•巴斯担忧把艺术与政治混合起来,加勒特•哈丁担心自然作家闪光的语言会堵塞读者理性思考能力——都应该受到置疑。如果所有文学、所有语言都有价值取向,引申地说,有政治性,那么,无论它的表现文体是“诗歌体”还是“散文体”,我们作为读者只要提防我们所研究的文本维度就可以了。里克•巴斯认为一些作品倾向于艺术与认识论,而另一些作品主要进行公开劝导,这在自然写作作家中,不是绝无仅有,从爱德华•艾比到特里•塔姆比斯特•威廉斯都极力理清这些相互重叠的目的。我在本文中对自然写作修辞进行基本分类,主要目的就是要论证:既然所有语言都具有政治含意,我们可以把这个特殊文学文类看做一个频谱——一级是认识论美文,而另一极则是政治论檄文。一些作家,如奥尔多•利奥颇德和雷彻尔•卡森倾向于离散地在不同时刻靠近每一极;而另一些作家,如亨利•拜斯顿、罗恩•埃斯利则是我用来论证的案例,趋向于把他们的政治学镶嵌在诗歌中,如哈丁所说的那样。借助心理学家舍里夫、霍乌兰、扎让科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理论,我们终于能够预言,各种各样文学文体的潜在功效将决定我们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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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颖峰
[摘要]本文集中讨论自然写作修辞的基本分类,主要目的是论证所有修辞都具有政治含意。自然写作文类修辞在认识论美文和政治论檄文两种修辞模式之间波动。一些自然写作作家倾向于离散地使用两种修辞,而一些作家则把政治论镶嵌在认识论美文之中,达到更深层持久的环境思想与价值的转变。作者在文章中集中讨论了20世纪初期与中期的亨利•拜斯顿、奥尔多•利奥颇德、雷彻尔•卡森以及罗恩•埃斯利作品中出现的对认识论问题的执著探求与对意识形态的清晰表述之间的张力。4位作家既对自然历史以及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表现出孜孜不倦的求索,又渴望提升公众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意识,他们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把他们与早期的马瑟与爱德华兹呼应起来论述,提出美国自然写作衍生于美国文学传统。
[关键词]自然写作;认识论;政治学;美文;檄文;修辞
[中图分类号]I3/7-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09)02-0114-15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男,美国内华达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态批评权威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ISLE)主编。
[译者简介]宋丽丽(1965—),女,辽宁人,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北京100084)
[收稿日期]2009-07-28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Embedded Rhetoric and Discrete Rhetoric
Scott Slovic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preliminary taxonomy of natural writing rhetoric for the purpose of suggesting that while all languages or rhetorics may hav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is particular literary genre could be viewed as a spectrum with episte-mological rhapsody at one extreme and political jeremiad at the other. Some writers tend to work discretely near each of the extremes at different times; other writers tend to embed their politics in their epistemological rhapsod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lasting change in environmental thinking and value in depth. This essay will focus chiefly the tensions between ingenuous ex-ploration of epistemological issues and the explicit voicing of ideology occurred in the early- and mid-twentieth-century works of Henry Beston, Aldo Leopard, Rachel Carson, and Loren Eisley. All these four writers combined their fascination with natural history and their own places in the natural order with a desire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The author discusses their works by echoing Mather and Edwards in order to suggest that American natural writing descend from an impor-tant, deeply rooted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
Key words: nature writing; epistemology; politics; rhapsody; jeremiad; rhetoric
当代自然作家,如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特里•塔姆比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以及里克•巴斯(Rick Bass)凭借引人注目的美文(赞美)的(Rhapsodic)与檄文(批评、警示)的(Jeremaidic)修辞模式,已经在文学劝导传统中开创了一个重大(实际上前所未有)的阶段。在这块大陆上,这个劝导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的约翰•缪尔(John Muir)和亨利•大卫•梭罗,最终可以追溯到比那还早一个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以及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迄今为止,自然写作研究要么强调文类综合,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历史与奥古斯丁的精神自传结合起来;要么强调其生态内涵,例如彼得•A•福利泽尔(Peter A. Fritzell)的《自然写作与美洲:论文化类型文集》(1990)以及弗兰克•斯图尔特(Frank Stewart)的《自然写作的自然史》(1995)。本文旨在把美国的自然写作置于另一个亚里士多德的语境——劝导修辞的语境中,提出这种写作衍生于重要的、根深蒂固的美国本土文学传统。本文集中讨论20世纪初期与中期的亨利•拜斯顿(Henry Beston)、奥尔多•利奥颇德(Aldo Leopard)、雷彻尔•卡森(Rachel Carson)以及罗恩•埃斯利(Loren Eiseley)的作品中出现的对认识论问题的执著探求与对意识形态的清晰表述之间的张力。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4位作家既对自然历史以及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表现出孜孜不倦的求索,又渴望提升公众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意识,他们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与马瑟、爱德华兹、梭罗以及缪尔遥相呼应,引领这个国家自然写作传统的最新修辞潮流。
著名的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筛除蠢蛋》一书中指出,自然作家利用无韵律、掩盖诗歌语言“光彩”的优雅散文阻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能力。此外,哈丁还写道:“那些运用诸如‘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言而喻’、‘必须’、‘需要’这样词汇的人无非要剥夺他人回应的权利。”(1985:33)然而,我想指出,思考与讨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意识形态——恰恰是自然作家的目标,就连为了推广特定的政治议题也一样。在讨论“科学行动主义”的修辞时,M.吉米•吉林斯华斯(M.Jimmie Killingsworth)与S.帕默(S.Palmer)区分了属于“赞美与批评”的文本(也就是把环境主义者与支持发展的人们分化)和其他致力于“达成一致意见,形成群体中的‘我们’,消除以往彼此之间争执或者各持不同兴趣的人们之间的冲突”的环境话语(1992:76)。哈丁所谴责的“欺骗性的不可商量性”实际上往往是自然写作作家努力唤醒人们的关注,并非一定要众口一词,或者用吉林斯华斯和帕默的话说,是“集结支持者”。因此,哈丁的担心似乎虚张声势,有欠准确。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个别文本,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个别作家的多个文本内的修辞转换与修辞差异。
如同我所研究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也体验到丰富、持久的张力,我把它称之为自然写作的认识论维度与文类的政治维度之间的张力。“认识论”指的是致力于对宇宙本质和人类(或者人类自身)与自然世界关系的理解。“政治的”一词,指的是努力劝导听众去接受对自然环境的一套新态度,潜在地把这些启蒙态度转化为相对而言非破坏性的行为。自然作家早已经知道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认识论探索与政治劝导结合起来。然而,大多数作家与文学批评家不肯直白认识论与政治的准确关系,原因也许在于这种讨论很容易退化为公理:任何文学文本都既有认识论含意,又有政治含意;在已知作品中,无论认识论因素,还是政治因素,其优势既取决于作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与地理学语境,又取决于实际使用的语言;认识论与政治学之间的平衡会发生波动(一部作品曾经看起来在政治上取中立态度,而在另一时刻却会政治味十足)。但是,因为自然作家本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作品分类为政治的与非政治的,所以,学者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对此加以讨论。
1985年5月,巴里•罗珀兹(Barry Lopez)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位美国当代自然写作的领军人物说,他创作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思想、反应、惊叹、敬畏与思索的环境”(O‘Connell,1987:16)。这听起来像最典型的认识论大业——筹划探索而不努力劝导。然而,相隔不到一年,在给自然写作刊物《Antaeus》的1986年秋季特刊刊尾的“注释书目”栏目投稿中,罗珀兹陈述道:“我想这有点狂妄,但是我相信这个写作领域(自然写作)总有一天不仅会成为主要的、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美国文学,而且还会为整编美国的政治思想奠定基础。”(1986:297)
创造一个“惊叹、敬畏与思索”的环境怎么就会导致“整编美国政治思想”呢?两者似乎是竞争目标。我现在试图通过把具体的自然写作文本分为“美文”、“檄文”或者两者的杂糅形式来理解美国自然写作的这一重要动态。我把自然写作中的认识论模式与美文(或赞美)的修辞行为联系起来,因为对某一主题表达真挚深厚的情趣就是潜在的欣赏(赞美)。因此,E. O威尔逊(E. O. Wilson)把他的生物科学作品描述为“热爱生命”或者爱生物的产物,他写道:“探索生命并与生命融合是智力发展深层而复杂的过程。尽管在哲学与宗教上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我们的存在依赖这种倾向,我们的精神由它编织,我们的希望在生命之流中升腾。”(1984:1)探索与融合被表现为心智的基本关联状态。在文学文本表现中,两个过程都有助于塑造读者对这个主题的态度。然而,有些学者把田园美文看做具有内在局限的社会变革策略,例如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eull)写道:“在某个层面,人们总会发现文本诱惑读者只看到甜看不到苦,即使是艰难行进也被轻描淡写为不起眼的远足。美国文本尤其如此,因为持不同意见者对安逸也无可厚非。”(1992:469)美文最公然的政治对应物是檄文(警告或批评),其主要宗旨是通过指出读者目前的思维方式问题,劝导听众接受新视角。从罗珀兹1991年的著作《重新发现北美》中,我们就能看到政治与檄文批评之间的联系:
我清楚这些词汇,或者像这样的词汇在历史上引发了革命。但是我反问自己,当男男女女站在沙滩上,看到小海豚们被扼死在沙滩流网中,已经被泡涨;当他们站在田野中,没脚深的土壤已成了粉沙;或者当他们乘飞机飞过卡斯科山上空,看到绵延40英里的树木皆被伐,太阳炙烤着大地,溪流翻滚着泥沙,谁不想说:“饶恕我,正在流血的大地,在这些屠夫面前我无能为力?”(1991:40-41)
这种语言,以提问的形式,把当代问题糅合在《圣经》结构和莎士比亚典故之中,直接、有力地批判了20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秩序,如里克•巴斯在本文引语中所说,这是自然写作作家试图扑灭发生在世界上的环境“之火”。
接下来,我要指出对美国自然写作进行如此修辞分类(美文/认识论与檄文/政治学的对立)的历史根源,并通过研究4位20世纪重要的自然写作作家,对此加以深入阐述,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如今非小说自然写作中使用的基本修辞范式。我将特别研究下列著作中使用的美文与檄文:亨利•拜斯顿的《最遥远的房子》(1928),奥尔多•利奥颇德的《沙乡年鉴》(1949),雷彻尔•卡森的《海的边缘》(1955)和《寂静的春天》(1962),罗恩•埃斯利的《广阔的旅行》(1957)和《无形的金字塔》(1970)。拜斯顿与埃斯利被看做是探索人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关系的代表性作家,是认识论主义者。另外两位,利奥颇德与卡森主要被当做政治作家,环境主义者。但是事实上,4位作家都表现出把认识论探索与劝导社会批评合为一体的特点。他们之所以被冠以不同的名誉,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一者使用所谓“嵌入式劝导修辞”,另一者使用“离散式劝导修辞”。这些修辞方法早在18世纪的科顿•马瑟与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布道与叙述中就出现过,在美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马瑟的布道如“救世主与他的彩虹”(1714)和“来自天堂的声音”(1719),就是嵌入式修辞形式的例子,文章倾向于把自然历史信息并入社会/宗教训词中。与此相对,爱德华兹不论美文模式(参见1734年的布道“一道神圣与超自然的光”和1740年的布道“个人叙述”)还是檄文模式(最佳的例子当属1741年的骇人听闻的布道“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都倾向于使用离散方式。当然,20世纪作家不亲临公众集会发表演说,但是他们的作品仍然散发出紧迫感与使命感——无论强调认识论还是政治学。自然写作修辞论证一种作家、读者与修辞行为对世间语境的不断认知。
许多自然写作学者相信自然写作文学的最重要模式是美文——认识论散文。这个文类的分支,我把它描述为“政治自然写作”,往往会遭到这类学者的谴责,甚至嘲讽。例如约翰•P.奥格雷迪(John P. O’Grady)在发表于1993年的《去荒野朝圣:埃弗雷特•鲁斯(Everett Ruess)、亨利•大卫•梭罗、约翰•缪尔、克拉伦斯•金(Clarence King)、玛丽•奥斯丁(Mary Austin)》的著作中,曾经抱怨道:“所谓的自然写作作家们总是把他们的主题局限在有限的领域,只是轻描淡写地描写。在充满危险的时刻,他们往往紧紧抓住道德不放,这样的作家是生态-道德主义者,关注文化建构而不是澄清认识;与意识形态结党,而不产生影响。他们发表声讨檄文。”相比之下,奥格雷迪对另外一些自然写作作家更为重视,他们“把荒野当做写作主题”并表现出“作家与不可能的事物抗争:写所不能写的;写他们自身与那所不能写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写他们自身与他们社区的关系”(1993:19-20)。这种思想认为最重要、最文学的自然写作表现为美文、认识论模式,这似乎镜像出描绘这个大陆景观的美国写作的实际历史。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认定塞缪尔•西维尔(Samuel Sewall)的短文《Phaenomena quaedam Apocalyptica ad Aspectum Novi Or-bis configurata》为美国作家关注土地现实的最早例证之一:“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发自内心的呐喊表明英国清教徒几乎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他们已经成为扎根于美洲土壤中的美国人。”(1956:213)当西维尔在新英格兰思考自然表面的永恒时,这种扎根土地的意识采用了纯粹美文的形式:
只要普鲁姆岛(Plum Island)能够顶得住傲慢、咆哮的大海猛烈冲击与威胁,切实地保持其俯临之态;只要鲑鱼、鲟鱼在梅里迈克(Merrimac)溪流中遨游,河鲈、梭鱼子在克雷恩(Crane)池塘中游戏;只要海鸟记得它们飞回的时间,应时地光顾它们常去的地方;只要牛群在草地上吃草,草地上草儿茂盛,草地谦恭地生长在火鸡山前;只要羊儿漫步在老城山上,从那里悠闲自得地俯视帕克(Parker)河畔以及卧在山下的湿地;只要自由自在与人相安无事的兽群能找到一颗白色橡树或者别的什么树,或栖、或食、或随意搭个窝,在收获大麦之后主动承担拾落穗的任务;只要自然不变得老弱昏聩,而是永远记得教导成排的印第安玉米成双结果;基督徒们就会诞生在这里,适宜初造,就可以加以转化,使之成为光中圣灵的一员。(1956:214-15)
从20世纪后期的视角来看,上段描述要么天真得离奇,要么不祥地预感到这类田园安全的变数,但是似乎西维尔本人并没有反讽的意思。相反,这里描述的田园世界倒是充满赞美的憧憬——断定新大陆用之不竭的富饶足以让清教徒的子孙后代永远享用不尽。但是,继西维尔《Phaenomena》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越来越难看到这类简朴的美文了。我们在18时初期先后出现的或嵌入在一起、或离散再现的描述中,开始看到20世纪美文与檄文再清楚不过的先例了。
在1710年和1720年间,科顿•马瑟在波士顿发布的许多布道均表现出敏锐的张力:洛克的经验主义与从观察的现象中抽取社会宗教道德愿望之间的张力。我的第一个例证,“救世主与他的彩虹”是圣经中的诗句“他的头上环绕着彩虹”(Rev. 10.1)的注解。事实上,尽管布道全文使用了彩虹与暴风雨的意象,但是并没有提到真正具体的暴风雨,只看到由经文激发的关于这些现象的思考。“看到自然界的彩虹”(1970:225)实际上仅仅让马瑟联想起心存疑问的经文,暗示经文的重要性。然而,在这篇布道中,我们看到马瑟把美文与檄文、赞美与批评结合起来的特点。第一部分强调的是《圣经》文本的欢快含意:
这就是你们敬仰的救世主的头像,啊,曾经令上帝子民悲伤,现在出现在你们面前。啊!看啊,带着美好的鼓励,带着应时的奇迹!那赏心悦目的彩虹环绕着的头像就是他的头像,啊,活生生的上帝的教堂;就是他,上帝让他做你们的领袖,而且,你们自己选择他,承认他。(1970:219)
但是,在布道中间部分,马瑟对彩虹的阐释显得扑朔迷离,提出这个意象有其暗淡的一面。最初,彩虹对于马瑟(大概还包括他的信众们)而言,就意味着上帝的慈爱:“啊!上帝的子民,脑海中出现耶路撒冷的人们;抬起头,抬起头,看救世主头顶周围的彩虹;从他口中发出的引人入胜的声音,我要倍加爱护我的尘世的教堂。我为教堂制定的盟约决不能打破,不能失约。”(1970:227)这种爱随着马瑟布道语气转为檄文,爱的祝福变得越来越可疑:
教堂不能完全被淹没,世界被淹没了,遍布整个世界的邪恶洪流将要消失。我们这个悲惨世界有个痛苦记录:I约翰5.19。整个世界陷于邪恶之中。唉,整个世界淹没在那个洪流之下。这就是大洪水之前的样子,并导致了大洪水的发生。我们应该以极大的愤慨发出控诉,看,地球在上帝面前腐败,所有的肉身在地球上都已腐化堕落。一场邪恶的洪流令人类在水下呻吟,没受到广宇之内人类邪恶传染的微乎其微。我们还要控诉,他们全都袖手旁观,他们也全变得肮脏不堪!但是,我的兄弟们,事情不会总是如此。人类的救世主向我们现身,头上环绕着彩虹。这是告诉我们,今天埋葬世界的邪恶洪流总有一天会被击退。(1970:231)
布道的其余部分强调檄文的劝导策略,使用威胁而不是诱导的手段确保集会教徒的信念。由于文中相对清楚地把美文与檄文分为两个部分,因此可以认为这是“离散修辞”而不是“嵌入修辞”的个案。然而,马瑟对彩虹的描述至少还常常保留一丝美感,这就以其“最感人的力量把罪人们引向上帝”,与此同时,又威胁要“向罪恶者射下可怕的霹雳”。
如乔治•P.蓝杜(George P. Landow)所释:“彩虹是自然物或自然事件中的主要实例,被解释为寓言的、神圣宇宙一部分。”(1982:159)因此,这个意象本身有助于进行明确肯定-否定阅读。马瑟在认识论话语中嵌入政治批评也许在1719年“来自天堂的声音”的布道中表现得更加强大有力。这篇布道讲述了更模棱两可的自然现象——北极光,副标题“对最近天堂里的不同寻常面孔的说明”明显地暗示这种神秘。与“救世主与他的彩虹”不同,后面这篇布道不以《圣经》经文开始,而以讨论实际自然现象开始。于是,这篇布道的焦点最初就从道德阐释与政治劝导转向科学探索——换句话说,转向认识论。马瑟在行文开始写道:
我们知道,关于流星的话语沸沸扬扬,有些人惊叹,学者一致同意称之为北方的黎明。柴尔德雷(Childrey)、卡西姆(Cassim)和其他人在天体恒星的北部血红色区域观察到光的锥形空地,光消失时,被命名为北极光;而且,在我们的流星区域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的光都被命名为北极光。似乎后期光的出现有点比以前频繁。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或许值得追究。(1970:240)
在叙述欧洲种种大气现象的见闻之后,马瑟转而思考最近在新英格兰上空出现的北方的光,包括1719年12月11日的例子,就发生在他发表这篇布道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马瑟用一段篇幅详细描述“天堂北部光的出现”(1970:242),然而,对这一事件的物理解释却非常简短:“应该注意到我们处在怎样的黑暗之中,而且我们的哲学对光的解释多么一筹莫展,而永远闪现在天堂的光,现在就出现在我们身旁。”(1970:243)与20世纪的自然作家类似,马瑟不仅仅满足于报道自身的体验,他也不由自主地加以说明阐释,揭示他本人对这个世界体验的领悟。
承认时下“哲学”(自然科学)对北极光的解释无所适从之后,马瑟开始预言般地走向神学解释,但是他很谨慎,不对自然现象进行过渡明显的字面意义或寓言性的解读。马瑟用了几页的篇幅思考阐释自然的难度与险度,因为“预言的规则如此之不确定、模糊与不稳定”,而且必须承认“某种东西常常会被理解为那些星星之光”(1970:248)。最后,在模棱两可的论述之后,在可以看出尽可能地把道德阐释嵌入“认识论探索”中后,作者表述了他的观点:
不过,我可以更彻底地自圆其说,给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观点。如何解释最近天上闪现的北极光?我要说,尽管我们不能预言什么,而且我也不会像哥比亚(Gebeah)人那样,看到自天而降的烟柱与火焰,就下结论说是邪恶降临;我也不会像敦德顿(Tenderton)塔上诚实的老人那样,把流星看做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先兆。然而,不容置疑,天上其他流星,还有彩虹意在传达教诲。光荣的上帝,万物的与也是我们的造物主(恰好他又是我们的救世主),他向被他称为世间万物的观者——我们透露,他们定会接受教诲(1970:251-52)。
这个“教诲”到底是什么呢?对自然含意进行适度、谨慎的描述成就了马瑟修辞的说服力。马瑟把读者/听众纳入微妙的哲学思考中,共同体验如何具体地从自然中得出信息判断的过程,而不是夸大这些“天堂暗示”的字面意义。在布道结尾部分,他写到,在格陵兰,北极光实际上给人们在漫长而黑暗的冬天从事日常事务提供了足够光亮,“我们也许还可以让北极光在我们生活大业中为我们发挥某些作用,”马瑟继续写道,“如果它唤醒我们对正义作正确思考的话。”(1970:253)马瑟的“来自天堂的声音”这篇布道,把认识论美文与政治檄文结合起来传达自己的世界观,不至于引起听众反感。亨利•拜斯顿和20世纪其他使用嵌入劝导修辞的人们极力压低他们意识形态陈述的刺耳之音,也是如此。
乍一看,拜斯顿的《最远的房子》是我选择的20世纪文本例证中最缺乏劝导的——其政治维度深深嵌入在美文意味深长的长篇大论中。那一年,拜斯顿独自一人生活在鳕鱼角(Cape Cod)大沙滩上的小屋里。如果我们用纯定量的术语思考的话,那一年的精彩描述几乎都与风、沙、海浪和鸟有关,偶尔也有漫步在风景中人的形象的个人观察。最能表现拜斯顿认识论模式的一章是“汹涌的波浪”。这一章描述了海洋的景观与声音、水自身的景观与声音,中间插入作者的感慨,但没有明确表达环境主义的宣传教义。下面摘录其中典型的一段:
我能够连续几个小时盯着海浪看,从它汹涌澎湃与变化莫测中感受快乐。我喜欢站在沙滩上,观看绵延的波浪从各处涌来。看到高低起伏、南来北往的水从几个地方泛起,碰在一起撞击出反作用能量的白色激浪金字塔。壮丽的喷泉常常令人赏心悦目。波浪大腹便便,高耸如塔,摇摇晃晃,在它的漩涡中包裹了大量的空气。波浪溅起几秒钟之后,密封在里面的蒸汽如沸腾了一般急流喷出,呈羽毛状喷射泡沫,好似羽毛一样的喷泉。一个九月天,我在这里看到了喷泉,20、25、甚至30英尺高。有时,会发生令人好奇的事情。高高卷起的空气不是垂直溢出,而是向水平方向溢出,浪花突然四溢,仿佛是从龙嘴里吐出来的,横着喷出一大片蒸汽雾。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随着波浪泛起浪花,摇晃的浪峰常常映照在像玻璃一样的漩涡里。一个怡人的秋日午后,我看到一只美丽的白海鸥伴着波浪中自己的影子沿着浪花翻起的漩涡翱翔。(1928:54)
在这段描述中,力与动作的意象很丰富,像“美妙”、“壮观”、“有趣”、“怡人”、“美丽”等赞美词与“感受快乐”、“欣喜”这样的动词词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鳕鱼角波浪气势磅礴的美文再现。在这一段和其他段落里,拜斯顿对浪的大小和形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如果这时他试图“劝导”读者什么,那么一定是大海潜含的对人类心灵产生美好诱惑的效果。
偶尔,《最远的房子》中会有明显的劝告段落,但是不多,而且零零散散。拜斯顿作品中嵌入式劝导修辞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力——它闪现出来,达到雄辩顶峰,然后消失在文本的认识论氛围中。例如,在前面题为“秋天、海洋与鸟”一章中,作者谈及“在这个海滩上,没有像成群的岸禽飞翔那样的自然景观更令他感到神秘迷人”(1928:23)。接着,他详细描述并思考海鸟的飞翔,然后,突然跃入一个明显说教式的评论段落,这在全书中并不多见:
我们需要另一个更聪明、也许更神秘的动物概念。远离宇宙自然,靠复杂技巧为生的文明的人类通过他的知识之镜审视生物,因此,看到一只放大的羽毛,扭曲的完整形象。我们因为它们不完善,因为它们的悲惨命运而恩惠于它们,以为它们的形象远远低于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错了,大错特错了,因为动物不应该由人类的标准来衡量。在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古老、更完善的世界里,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完美、全面;它们富有我们已经遗失或者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博大感知;它们赖以生存的声音我们从来都没有听懂过;它们不是同胞,但它们不低下;它们是另一个种族,和我们一样被罩在生命与时间的网中,同样被囚在光彩壮丽却又悲惨的地球上。(1928:25)
接下来的句子又把修辞转回到认识论陈述模式:“午后的落日像火一样映红了天空,潮汐匍匐着向岸边爬来,泛起奇怪的深红色泡沫;绵延几英里以外,驶向北方,在浅滩卸载。”(1928:25)拜斯顿时断时续的说教嵌入在连续的叙述与描写篇章中,不表露明显的意识形态,只表达对自然的欣赏态度,其效果却在明确地肯定世界观。文本温和地、逐渐地、几乎无意识地把这种世界观传达给读者。于是,在读者还没有对强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感到不悦的时候,拜斯顿就退出鼓动性说辞,再一次成为热情投入、全神贯注的世界观察者。
得克萨斯重要的自然作家约翰•格拉夫(John Graves,以其1959年问世的《与河流再见》而闻名)在1963年12月的《大学交流与创作》上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论可欲而不可求的宣告”。文中,他声称思路清晰、仔细再现的事实(例如自然历史信息)的确比所谓的“不遗余力的劝导”更有说服力(1963)。在他自己的自然散文中,格拉夫刻意避免明显的辩论,而只是运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叙述与推导信息。最近,不怎么公开发表政治观点的当代自然作家之一安•茨威格(Ann Zwinger)在她与加里•那伯罕(Gary Nab-han)的公开对话里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茨威格说:
我认为我们要去挽救世界……但却以一种默默无闻的方式。我觉得自然作家在说:“瞧这个所有可能存在的最美的世界。”我的理论就是我们应该努力让读者真正地去看自然世界。如果你曾经看某件事,真正看到了,就此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得到一个答案,习得了,它就成为你的了。而且一旦它成为你的了,你就永远不会去毁坏它。我认为这就是自然作家要做的一件事。也许这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因为我的确早已放弃了哪个人可以改变世界的思想……最不可能是我。但是为自然而写的自然写作有意义,而且它会令人感到欢欣鼓舞,产生家的意识……。
也许那就是自然作家所做的:他们书写家园——按理你不该把家搞得一团糟。而且也许我们在说我们能够适应这个对这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世界,一个我们铸造城墙以对的自然世界。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简单生活理念就是把万豪酒店(Marriot)的彩色电视停掉——而且那还是我的听众。如果我能对那样的人说“外面有某种真实的、生机勃勃的、令人兴奋的事情”,引起他们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兴趣,刺激他们的好奇心,那就是我想要影响的听众。感谢你在这,也感谢你阅读我们写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站在一起。我想要影响还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从来没到那的人,从来没有偶遇一株夜来香,从来没有在夏天的夜晚手捧蓓蕾感受它开放的人。我想找到某个人,看到魔鬼洞里的沙漠鱼会想,它还在那儿,多神奇啊!我想找到某个人,他对“这些该死的环境主义者”很气愤。我想要找到某个不是信徒的人。(1989:72-73)
与亨利•拜斯顿不同,虽然茨威格在自然写作中只发表零零星星的感性评论,喜欢更加非个人化风格的说明文,她仍然会即使朴实无华地再现自然信息,也潜在地对读者产生鼓舞作用:鼓舞读者重新关注自然,认识自然。拜斯顿、格拉夫、茨威格等自然作家的主要修辞模式是认识论探索与描述,对公开劝导只作零星微妙的处理——但是,这种陈述具有特殊的力量,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态度已经在文本的其他地方表现出来,他们不会因为喋喋不休的说教而与读者疏远。
罗恩•埃斯利当然也是通过认识论探索来劝导的个案。如拜斯顿一样,他只是利用时断时续的“嵌入式”政治陈述(用檄文批判社会),巧妙地影响读者的价值与态度,而不偏离其基本的认识论目的。众所周知,埃斯利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回避政治上不稳定的议题,他在1975年的自传《所有的陌生时光》中,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学与学术兴趣置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浓厚政治气氛的对立面。巡回讲学期间,他在不同的大学里讲“冰、时间与人类命运”的主题,在谈到这段故事时,埃斯利评论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晦涩的主题如此吸引听众,除非因为大学校园如此热……,以至于学生们需要一缕来自大冰原的清凉空气。我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因为就在我离开不久,一座大楼被炸,造成1人死亡。(1975:132)
这个评论很能反映作者的主要表达模式:不关心政治、认识论探索模式——努力理解自我与外部宇宙的本质(尤其是个体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角色),而没有试图直接向社会发布预言。埃斯利的认识论模式最典型的范例当属他的散文《河水之流动》的开始段落:
如果这个星球有魔力,那么魔力就在水里。即使最平淡无奇的水,就像我办公室对面楼顶上的一洼雨水,也足以把我吸引到窗前。微风拂起的波纹也许就会转化成生命。我一直觉得不知什么时候,我就会在城市的屋顶上见证巨大的奇迹,看到生命果真突然从一堆锈迹斑斑的管道和旧电视天线中迸发出来。我惊奇于水甲虫是如何突然出现,如何在绿藻的污水中潜游。薄薄的蒸汽、铁锈、潮乎乎的焦油和太阳就是蒸馏器,特别像大脑;他们散发出臭气熏天的阴影,可能在人不注意的时候现出真形。
也许,人生可以逃离肉体的局限一次。一生有那么一次,如果幸运,可以和阳光、空气、流水合一,以至于所有的年代,只有高山与沙漠才知晓的万古年代,会在没有丝毫不适的情况下浓缩在一个午后。心灵坠入原初状态,与古老的树根、隐隐约约的细流以及搅动无生命物质的移动在一起。正如人类曾经跨入的迷人的神秘循环,在突现中得知整个世纪在一夜之间逝去,人永远无法解释这个秘密,但是我敢肯定,这与平常的水有关。水的物质无处不在,它上承过去,下续未来,它在两极的地下移动,在高空的稀薄空气中游走。它在雪花中呈现出其精致完美的形式,或者把生命剥离得只剩下闪烁的骨头,被大海投向岸边。(1957:15-16)
与《最远的房子》一样,伴随着措词华丽的构思,文中含有惊叹与敬畏的劝导意义(用巴里•罗珀兹的话说)。埃斯利的非小说文学创作——他的自然写作——几乎都使用这种修辞模式。如果努力劝导什么,其目的也是相当于茨威格式的一般目的:激发对人类本质与非人类自然的好奇与兴趣,从而提升保护世界的意愿。但是,埃斯利与大多数作家一样,并没有忽略社会与政治语境。在美国现代环境运动之初,他的声音在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温德尔•伯利、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大卫•布鲁尔(David Brower)以及华莱士•斯特根纳(Wallace Stegner)等(不一一列举)的新声音构成的洪亮激昂的合唱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我在埃斯利著作中发现的最直接的政治言论散见于《看不见的金字塔》中。这是一部散文集,出版于和顺的1970年,与第一个地球日同年问世。在《看不见的金字塔》序言中,埃斯利写道:
但是我梦想,因为我梦想,所以我又谴责、又恐惧、又展望未来。这是角斗士的展望,被一群不抬头看星空的人们所包围。人类自己在孤独地裁决其自身的成败。我思索从石器到钢铁的所有时代的消亡。他们盲目而卓绝地与未来对抗,否则就不会有我们自己和城市存在了。现在,所有关于我们的、看不见的、最后的、绝望的约定仍在继续。
如果人类堕落,我不认为他会有才智或力量保卫葵花林的同时,还沿着诱人的星空之路行走。如果现在做不到,那么永远也做不到。代价太大。也许,如A. E.豪斯曼(A. E. Housman)所说,我们正呼吸令身边的人和远方的人都难逃劫难的空气。他不是谈污染,而是指发生在记忆中的死亡。我不知道一个伟大文化的社会记忆在没有同样变得有害的情况下能够持续多久。我们这个世纪也许要决断。(1970:2)
乍一看,这似乎是典型的“埃斯利式忧郁”,更确切地说,他喜欢把它称为“午夜乐观主义”。但是仔细思考发现,埃斯利显然正在表达不同寻常的人文主义关怀,与他平常的杰夫式非人文主义不同。埃斯利在《看不见的金字塔》中表达的关怀,适应挽救人类生存的地球的需要。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号召他的同类同心竭力。埃斯利更典型的认识论评述则强调有机生存的过渡本质,也就是说人类尽管目前存在,但是终将会灭绝的可能性,或者经历漫长的进化终将转变成不同事物的可能性。所以,他暗示保护主义的努力徒劳无益。
但这并不是《看不见的金字塔》表达的信息,本书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最后一位魔术师”,真挚动人,痛斥美国航空探索在哲学上、情感动机上的危险性。在下面这段在当时看来既大胆又不得人心的陈述中,埃斯利对现代科学提出严厉批评: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梦想能见到太阳系里的智能生命。我们错了;我们视为当然而且漫不经心对待的地球——福佑人类幼年的葵花之林——就是重中之重的行星的宝石。我们,即万事万物——人类、非人类动物以及生长的植物——登上了视野有限的宇宙飞船。早在很久以前,飞船起航,我们抛弃了一批上帝,现在我们正以科学的形态取代另一个上帝。(1970:152)
埃斯利继续回忆道,“一位航空业的代表”最近告诉他,“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离开这颗行星”。另一位航空机构的管理人员在《新闻周报》上声明:“如果人类在他的命运面前退缩……这个星球的禁锢就会把他毁灭。”有思想的散文家会对这样的断言提出反问:“为什么?”即使埃斯利在发表自己有力辩论的过程中,他也以探索的形式呈现他的观点,而非直接发表他的真知灼见:
合上杂志,深思对家园生活突如其来的厌恶,我感觉,这样思考我们的行星很奇怪。为什么会暗含这种愤怒?为什么内心会有这种逃离综合征?对仍然留在地球上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威胁?某种强大的但不完全科学的冲动牵着人类的心。难道害怕人类本身不断攀升的数量、蔓延的菌线吗?可是,这些人又打算逃到哪里去呢?太阳系广阔无边,荒凉又阴冷。在我的脑海里,它弹坑累累。距离我们最近的、可能无行星的恒星也有4光年远,几代人之遥。我再次拿起杂志。这里,就在这里,从太空拍到的如此美丽的图片,就是有水、有生命的绿色构成的蓝色宝石。然而,就在这一页,不断重复这样的话:“这个行星会毁灭她。”(1970:153)
然后,翻过来,在下一页,埃斯利概括了他对现代环境危机的解决办法:“今天,人类不断攀升的数量和他污染环境的技术力量揭示出一个迫在眉睫的需要:为了他自身的安全,他必须有意识地重新进入并保存他起源的最初古老世界。”(1970:154)令我感兴趣的事情不只是认识论作家这时如此明显地转向政治论这个事实,而是埃斯利这位通常用甜美、缥缈的美文语言(如上述对水的赞美)创作的作家,现在却借助激烈的檄文进行语言交流。不过,如果我们要对20世纪美国自然写作环境修辞进行分类,我们仍然要把埃斯利与拜斯顿界定为嵌入式劝导修辞的使用者,因为埃斯利把他的抗议与警告置于一个宏大的对存在本质进行持续思索的语境之中。拜斯顿与埃斯利两者都把演讲台上雄辩家与孤独日记体作家的语言合为一体,主要记录专注于人类个体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探索,只是偶尔停下来,讲讲社会疏忽这种关系的实质。
《看不见的金字塔》表明罗恩•埃斯利既意识到环境的脆弱性,又意识到劝导修辞的檄文模式。这种意识绝非空穴来风。以文学形式表达环境关爱有两个主要先例,它们是奥尔多•利奥颇德的《沙乡年鉴》(1949)和雷彻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然而,与埃斯利与拜斯顿不同,利奥颇德与卡森的例子表现所谓的“离散辩论家”风格——他们有时运用美文的认识论模式,有时运用檄文的政治论模式,他们很少把两者合而为一。如上述嵌入式劝导修辞一样,把认识论美文与政治论檄文离散开来的用法在美国非小说文学中也有悠久的传统,试举几个乔纳森•爱德华兹创作的例子加以说明。
表现爱德华兹的美文模式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神圣而超自然的光”的布道文,发布于1734年。本文丝毫没有警告与批评的痕迹,通篇旨在解释与赞美上帝的“精神与神圣之光”的细微差别。下面一段散发出仁慈的光芒,是能够表达通篇布道语气很好的范例。爱德华兹陈述道:
这种精神之光,表达出宗教事务的神圣与最尊贵的真实感、至高无上的上帝与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的真实感、救赎的真实感以及福音书中显现的上帝行为的真实感。在这些事物中存在某种神圣与最荣耀的东西;某种更为高远的尊贵,比其他事情更为崇高的本质;把它们与短暂的世俗事物彻底区别开的荣耀。只有精神上受到启蒙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并看到它,或者感知它。他不仅理性地相信上帝之荣耀,而且发自内心地感知上帝之荣耀;不仅理性地信仰上帝之神圣(神圣是善),而且感知到上帝之神圣的魅力;不仅经过深思熟虑判断出上帝之崇高,而且感知到,由于这种神圣品质之美,上帝是多么的仁慈可亲。(Winslow,1966:128)
如果用“自然”取代“上帝”,你就会发现他的语言与19、20世纪自然作家的美文散文诡异地相似。但是我列举爱德华兹布道的例子,其主要的目的不是指出现代环境作家继承美洲大陆上早期作家的精神倾向。更确切地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段中所表达的纯粹快乐,是1734年布道的全部内容,是爱德华兹完全依赖美文获取“大觉醒”宗教运动初期观众对他的支持与响应的方式。几年之后,爱德华兹在“个人叙述”中解释道:他本人在宗教上的转化就是早年在快乐的情绪中发生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阅读《圣经》,与父亲探讨宗教思想。一天,他在父亲的牧场里散步:
我信步走着,抬头看看天空和白云,我的头脑中突然产生上帝如此美好的感觉。他雄伟,仁慈,荣耀。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似乎看到两者完美地联系在一起,雄伟与温顺连在一起:那是美好、文雅、神圣的至高无上,而且还具有威武的温顺,美好极了;高尚、伟大而神圣的优雅。(Winslow,1966:85)
依据他自己早期宗教快乐体验,我们可以理解爱德华兹最初在公开布道中以美文为劝导模式。不过爱德华兹却在最著名的布道中戏剧性地放弃了“神圣而超自然之光”与“个人叙述”的纯粹美文语言。题为“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的布道是他1741年7月8日在康涅狄克州的埃菲尔德的演讲,当时正值大觉醒宗教热潮的高峰期。在此文中,1734年的“仁慈上帝”彻底缺席,取而代之,爱德华兹采用“愤怒上帝”的檄文修辞主导听众的注意力。布道文本明显表明作者聚焦的是信众的疏忽,对宗教思想的日益懈怠。布道开始时,爱德华兹猛烈抨击听众自以为是和怀疑他所看不见的事物:
邪恶的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可见的死亡。自然人现在健康,不定哪一条路上他立刻意外地离开这个世界,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可见的危险。这个世界上世世代代人经历的纷繁复杂的体验表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人类不是处在永恒的边缘,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人类下一步不会迈进另一个世界……没有被转化的人们行走在地狱的深渊之上,上面覆盖着腐烂之物,覆盖物上有数不清不牢固的地方,不牢固的地方无法承受他们的重量,而这些地方是隐秘的……上帝又有许许多多神秘之法把邪恶的人带离这个世界,送他们下地狱。没有办法表明上帝是需要施展奇迹,或者以超乎寻常之道去消灭邪恶的人。(Winslow,1966:154-55)
布道的檄文语言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令人心生恐惧。首先历数“邪恶之人”愚蠢的自以为是,然后,爱德华兹塑造文本的核心意象:一个愤怒上帝的意象,把不忠实的人高举在地狱的熊熊大火之上,准备作出最后审判:
因此,被上帝高举在地狱深渊之上的正是自然人;他们应该进入深渊,已经被判入深渊;上帝被激怒了,非常可怕。他对他们的怒火不亚于对那些实际上在地狱中遭受他的怒火猛烈惩罚的人;他们丝毫没有安抚他或减轻他的怒火,上帝也丝毫不受任何约定的束缚每时每刻都保护他们;魔鬼在等待他们,地狱大门已经敞开,火焰日盛,并向他们射出愤怒之火,乐于在他们身上燃烧,吞没他们;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之火在奋力爆发;他们对任何中保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可及的方法保证他们的任何安全。总而言之,他们没有避难所,什么也抓不住;每时每刻保护他们的就只有被激怒的上帝的任意意志,没有先例,不受克制。(Winslow,1966:156-157)
在爱德华兹的教堂里,这种威胁的实体性由于明显地针对人们而得到强化。他解释道:“用这个可怕的题目就是要唤醒聚会中还没有被转化的人。你所听到的就是你们每一个脱离基督的人的下场——那个苦难的世界,那个燃烧着硫黄的湖泊延伸到了你的脚下。”(Winslow,1966:157)由于爱德华兹的威胁针对聚会上每一个个体,而不一定针对整个聚会,因此有别于20世纪散文家们的檄文。他们常常深思——而且往往预言———“地球的命运”,乔纳森•舍尔(Jonathan Schell)把它用作1982年著作的题目。但是,这篇1741年的布道以其严厉的威胁直接预见20世纪作家,如奥尔多•利奥颇德和雷彻尔•卡森的离散修辞,包括从开始几章的美文修辞向书中结束部分的檄文修辞的转换。即使爱德华兹在“罪人”的结论部分提出拯救的最后一次机会——“现在你们有个异乎寻常的机会,一个基督把宽恕大门敞开的日子……”(Winslow,1966:165)———他提供的这个机会也继续用威胁的口吻。最后几行力促听众“冲出罪恶之地……‘否则就会被消灭’”(Winslow,1966:167)。
两个世纪之后,奥尔多•利奥颇德巧妙地把《沙乡年鉴》分成认识论部分和政治论部分。本书以3部分结构出版:开始是一组以威斯康星为背景的季节散文;接着是一系列关于美国不同地方的零零散散文章;最后以几篇冗长的辩论散文结束。但是书中大部分材料明显地要么适应认识论的范畴,要么适应政治论的范畴———第1与第3部分尤其如此,中间部分起到转承的作用。在书的前言中,利奥颇德写道:“有些人离开野生事物能够生存,而有些人则不能。这些散文表达离开野生事物就不能生存的人的喜悦与窘境”——一方面是探索自然以及人类自然体验的美文,另一方面冷静分析人类行为如何危害到星球与人类。《沙乡年鉴》中的语言变化相当大,前面100页篇幅的“年鉴”部分的语言与后面的辩论性增强的散文语言大不相同。这种时而认识论的、时而政治论的分裂就是我所说的“离散劝导修辞”。在年鉴叙事中,有神奇的、谦卑的、激昂的劝导意识——尽管利奥颇德把非人类自然拟人化(如在小品文《天舞》中,他把鸟鹬交配行为比拟为舞台上人体舞者)。他以谦卑的姿态描写道:“也许,很幸运,无论人们多么专注地研究林中多姿多彩的小戏剧,他们永远都无法学到任何一个戏剧的生动活泼的方方面面。”(1949:32-33)这个无知告白承认神秘,它包含我们所说的“生态敏感性”——人类观察者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与同一个生态系统中被观察的动物一样占据有限的生境。修正批评家如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最近质疑利奥颇德“所谓的生物中心主义”——弗洛姆更想称作家为“审美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不是“生物中心主义者”(1993:45)。但是,我们无论在《沙乡年鉴》的认识论部分还是政治论部分,都能觉察到利奥颇德依据生态科学的粗浅发现对现代文明的再思考。
然而,在惊叹与赞美的介绍性叙事之后,书后面部分的文本进行日益严厉的社会批判,包括《大地伦理》和《保护的美育》这样的名篇。利奥颇德写道:“我们目前的问题基本上属于态度与工具的问题。我们正在用蒸汽挖土机装修爱尔罕布拉宫(Alhambra),而我们还为我们的算计感到得意。”(1949:226)在《保护的美育》中,他指出:
科学家有一句警句:个体发生学重复系统发生学。意思是指单个个体的发展重复种族的进化历史。这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正确的。追求奖品的人就是穴居人再生……现代图景中令人忧虑的事情是追求奖品的人永远长不大。他们身上隔离的能力、感知的能力以及管理的能力得不到发展,或者也许遗失了。他们是机动化蚂蚁,他们还没学会看清自家后院什么样就一窝蜂涌向大陆。他们消费,但永远创造不出户外的满足。对于他们而言,娱乐制造弱化了荒野,人为制造出奖品,矫情地认为他们在为大众作贡献。(1949:175-176)
利奥颇德在本章的最后一行提出“在还不美的人类心灵中构建感受性”,这个任务预设整个文本的目的。美文叙述如此,檄文评论也是如此。难怪,作者开始用美文,接下来用檄文。最初叙述材料的效果带给读者——尤其如安•茨威格写作中提到的不信上帝的人们——对自然界的同情一瞥,短暂地处在赞赏的视角。在其《天空就是界限:捍卫地球》一书中,约翰•尼克拉斯(John Nichols)写道:“绕不过去,要挽救世界,我们首先必须爱它。”(1990:80)利奥颇德的美文一开始就激发这种爱,然后在书余下的部分利用严厉檄文提出“感受性”的理想条件与我们社会忽视并支配自然的现实倾向之间的矛盾,表现了作者的冷静观察。“个体发生学重复系统发生学”这个规则的特点在于其内在的乐观主义,利奥颇德的计划也含有这种乐观主义。
在我所讨论的所有作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动向,即从个人体验的认识论叙述向环境退化的政治论分析发展。这又是安•茨威格的范式:体验导向爱,同样导向责任,导向保护人类“家园”的欲望。我要介绍的从认识论自然写作向政治论自然写作流动的最后一个范例是雷彻尔•卡森的事业。卡森开始以一些普及海洋学与海洋生物学的系列畅销书闻名,其中包括《海风下》(1941)、《我们身边的海》(1951)以及《海的边缘》(1955)。当代许多读者还熟悉她对潮池自然史的优美叙述,以及人类观察者拜访这些地方的情形——这是《海的边缘》的第1章,题为“边缘的世界”——常常被选入文集中。下面是“边缘的世界”中典型的一段:
每当我走进这个春潮低洼的边缘地带,总要寻找岸边所有栖息动物中最精致美丽的花——不是植物而是动物——在深水口处盛开。在那个神仙洞里,我不会失望的。悬垂的花从洞顶上垂下来,这是空心珊瑚虫。淡淡的粉色,像银莲花那样卷着花边,精致美丽。这种生物细腻得仿佛不是真的一般。它们的美太脆弱了,无法在狂暴的世界里生存。然而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发挥着用处,每一结构、水螅体、花瓣一样的缘毛环都是为了解决生存的实际问题而生。我知道它们只是在等潮退的那一刻返归大海。然后在水的急流中,在海浪的澎湃中,在即将到来的潮水的压力下,精致的头状花序会涌动出生命。他们纤细的结构左右摇摆,长长的缘毛环会扫过退下去的水,从中找到他们生命中所需的一切。(1955:3-4)
卡森对潮池的认识论描述与拜斯顿对鳕鱼角边缘的水与野生生物的描述非常相像,突出主题事物的审美特征,但是更强调自然美的“精致”与“脆弱”。《海的边缘》的主要作用在于向读者灌输保护观念,与安•茨威格的方法一样,帮助读者更仔细地、更知性地看待世界。然而,打着怀旧的幌子,《寂静的春天》的论辩已露端倪,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微妙评述中,早期自然主义者观察到这些自然现象,现在却遗失了:
它们是梯子海蜷。当我看到它们时,我陷入了怀旧的沉思,真希望我看到奥特朋(Audubon)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所看到的。这么小的梯子海蜷是火烈鸟的食物,在这个海岸曾经数不胜数,我微闭双眼,仿佛看到成群的火鸟在那个小湾吃食,令小湾色彩斑斓。(1955:7)
尽管表面看来这里强调的还是海岸的审美,但是作者在这一段关注的美是遗失的美,与前面引用中提到的在场的美相对立。对于从在场到遗失的微妙转换,在《海的边缘》开始章节既没有做过多的论述,甚至也没有很清楚地表现,尽管如此,这种转换预示着卡森将在最著名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拉响政治警笛。
事实上,《寂静的春天》的檄文焦点——从书的标题开始——就对准遗失现象。但是尽管在她早期著作中政治论因素悄无声息,极为少见,但是,努力唤醒公众意识与对环境的关注——甚至彻底的恐惧——却主导着《寂静的春天》。无论人们是否真正按照檄文修辞来做,这里有某种思想的负面论述,萦绕着人们的心灵——继弗洛伊德之后,加勒特•哈丁指出:“潜意识心灵不能应付负面论述”(1985:215),这就导致我们把精力集中在负面论述之上。《寂静的春天》详尽地论述众多岌岌可危的话题,如“死亡特效药”、“没有鸟儿歌唱”、“死亡河流”、“老天不偏不倚”、“超越波尔基亚家族的梦想”、“人类的代价”等(不一一提及),这些篇章都准确无误地使用这种修辞策略。但是我们也饶有兴趣地看到,卡森著作的檄文结构与乔纳森•爱德华兹后期布道“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的结构极其相似。卡森著作的第1章“明天的寓言”预告如果人类继续目前的行为,未来的图景将会很凄凉,而最后的“另一条路”给出的结论却是较为乐观的选择。这些著作各自把论点置于绝望的最低点,然后指出可能的解决方法。奇怪的是,正如爱德华兹在大众的脑海中是著名的大觉醒时代惩罚说教的布道牧师一样,卡森的辩论家的名声也早已掩盖了她作为探索的、自然美文作家的声誉。
但是卡森从认识论修辞向政治论修辞的大转变并非轻而易举、漫不经心——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开始理解现今令许多自然作家困扰的困难抉择。1957年,卡森的朋友奥尔加•哈金(Olga Huckin)愤怒地给《波士顿通告》(Boston Her-ald)写了一封信,抱怨马塞诸塞州派飞机在她的家——波斯顿郊外的德克斯伯利(Duxbury)附近的湿地上空喷药杀灭蚊虫,但是,在灭蚊过程中,杀死了这个地区的许多鸟儿。卡森后来把她《寂静的春天》的创作归功于哈金的这封信。卡森在写给哈金的信中说:
你应该接受这个荣誉(或者指责,就观点而言),是你让我又重新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想也许你已经遗忘,但是除了你投给报纸的一封信外,还有你给我的私人信件引发了这一切。信中,你向我讲述了发生的一切连同你对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喷雾的感觉,恳请我在华盛顿找到可以帮忙的人。就是要找到“某个人”任务令我意识到我必须写这本书。(Graham,1970:310)
如弗兰克•格雷厄姆(Frank Graham Jr.)在《自寂静的春天之后》(1970)中明晰阐释的那样,卡森决定从认识论自然写作向政治论自然写作转变是由于一种生存危机的缘故。尽管许多自然作家,如我上面论述的一样,要么时不时地表达政治论观点,要么从自然探索向大胆辩论演变,但是卡森却始终如一地忠实于她的科学家身份——她大脑自然而然地处于惊叹而不是争论状态。1956年,就在她看到哈金那封关于喷洒杀虫剂的信件前一年,卡森在《妇女家庭指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助长孩子好奇心”的文章。她希望把这篇文章扩展为一本大书。格雷厄姆引用她个人信件中如下一段,证明她于1958年在认识论与政治论两种表达模式之间取舍所作的思想斗争:
我的大脑壅塞已久,首要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我想就生活说点什么,另外一些原因很难解释。当然,到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整个科学界被过去10年左右发生的事件彻底革新了。我猜想在原子科学牢固确立之后,我的思考就开始受到影响。有些新思想了无趣味被我彻底否决了,因为旧思想很顽强,特别是当这些思想在情感与智力上对人至关珍贵时尤其如此。例如,人们乐于相信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永远超出人类可调节的能力之外:他也许能把森林夷为平地,在河流上修筑大坝,但是云、雨、风为上帝所独有。如果假设生命之流永远按照上帝指定的任意方向流动——不受那个生命之流中的水滴之一,人类的干涉——人们会很心安理得。而且可以假设无论物理环境如何塑造生命,生命永远不会施加力量剧烈地改变——甚至毁灭——物质世界。
从我思考这类事情起,我就执著于这些信仰。哪怕只是模模糊糊地威胁到它们也令我震惊得关闭大脑——拒绝承认我不得不看到的事情。但是那无济于事。于是我现在睁开双眼,敞开心灵。我也许不喜欢我所看到的,但是没必要忽视它。而且重复古老的“永恒真理”更没有用,它还不如诗人笔下的山更永恒。似乎到了我们应该按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真理书写生命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也许我要写的这部书——至少能提出新思想,虽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论述到——大概没人能够,当然我也做不到。
我觉得关于我的旧信仰还有一点要加以说明。随着人类走进“新天新地”,或者走进太空时代的宇宙——如果愿意——必须谦卑地而不是傲慢自大地走进。而且,我认为人类如果谦卑,就会有惊奇的空间。(1970:28-29)
尽管当代许多修辞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现在相信不可能有不问政治的认识论写作,但是自然作家常常设想他们自己的作品要么是艺术的,要么是政治的(例如利奥颇德和卡森的个案),或者设想在两极之间轻微摇摆(如我们研究拜斯顿与埃斯利所看到的)。然而,尽管卡森准备发表她文学生涯中重要的政治声明,她似乎仍然坚持她的“旧信仰”,坚信还会有“惊奇的空间”,还需要文学在自然界里继续探寻人类的最初生境。的确,如对《寂静的春天》的回应所示,认识论自然写作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探寻美国自然写作的觉醒》(1992)中,我已经阐明卡森著名的檄文虽然在美国文学史上对唤醒公众的环境意识产生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但是在她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即在杀虫剂的使用上所产生的效果却有限。《寂静的春天》像直接泼向美国社会的一盆冷水,具有紧急警报的力量。不过,它需要新一代作家从温德尔•伯利到理查德•纳尔逊,逐渐引导恐慌或冷漠的公众慢慢接受更加欣赏自然的劝诱——或者用利奥颇德的术语“接纳自然”的态度。偶尔这些作家会发表相当尖锐的政治预言,如艾比的《大漠隐士》(1968)中“旅游产业与国家公园:一次辩论”一章,或者最近的里克•巴斯的《九里狼》(1992),但是这些预言大多由副标题提出,是“镶嵌”式修辞模式。
卡森在谈论遇到威胁的信息就会作出关闭大脑的反应时,暗示理性上倾向于嵌入式辩论方法。在其《社会心理学:态度、认知与社会行为》(1986)中,J.理查德•艾瑟(J. Richard Eiser)使用“同化-对比模式”解释这类反应,这是1961年由M.舍里夫(M.Sherif)与C.I.霍乌兰(C.I.Hovland)提出的思想。艾瑟认为,“这种模式满足劝导心理。它表明人们在交流中主张一种与他们自己观点相异的立场,也许就会朝着他们主张的立场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他们会多多少少通过交流把自己说服。另外,如果提出的立场与他们自己的观点迥然不同,对立的‘飞反效应’有时就会发生”(1986:152)。换句话说,以明显的喋喋不休的檄文形式尖锐地再现意识形态或者环境信息,不仅导致非环境主义者敬而远之,而且还会让有环境意识的听众群予以回绝。到底有多少读者甚至群众长期阅读或思考关于环境的事情,每天都拿起像《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书浏览一番呢?难道只读一本书就够了吗?或者难道因为它引起读者畏缩,退后一步并说“慢着……,事情不可能那么糟糕吧”,檄文就在交流上是天然受限的形式吗?檄文最大的优势——无论在环境语境中还是在其他政治语境中——就是震惊效果,它导致直接的、不过却是短命的觉醒。而更重要的、长期的价值转变在于那些强调基本认识论发现的作家的作品,他们的政治观点,如果有的话,或朦朦胧胧地、或深深地嵌入于认识论之中。
D. W.热杰吉( D. W. Rajecki)在1982年的著作《态度:主题与前进》中,把R.B.扎让科(R.B. Zajonc)1968年的“纯曝光假设”解释为M.舍里夫与C.I.霍乌兰提出“同化-对比模式”的另一种形式。扎让科的劝导理论主张“对某一动机重复地纯曝光足以强化观察者对这个动机的态度”(Rajeckt,1982:97)。正如热杰吉所指出的,这是广告领域的主导思想。频繁曝光被用来刺激观众对某种产品的注意。借助“纯曝光”进行劝导的心理理论与约翰•格拉夫和安•茨威格的直觉修辞理论非常接近。这种理论提出,认识论自然写作作为一种从长远计议改变公众态度的手段有其自身的优势,而公开表达政论的自然写作模式(尤其是檄文)作为直接攫取公众注意力的手段特别有效。
最近几年遇到两位在环境劝导方面做出最有趣文学成就的作家,我要以谈论他们来结束本文。第一位是约翰•尼克拉斯,他给新墨西哥北部的大地与天空的66张绚丽彩色图片配上檄文描述(通常是令人忧虑的数据,或者是很牵强的引语)。尼克拉斯解释道:
乍一看,下面的文本与照片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读者会问:为什么配上反义词?但是……我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观就无法不想到图片之外的推土机正严阵以待。不再有诸如不关政治的图片了。所有环境都受到威胁,所有空气都中毒了。(1990:xi)
尼克拉斯一前一后使用两种方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识与恐惧,来向他的读者/观者表达这些情感,而不只是依赖檄文或者美文的技巧。尼克拉斯的散文往往很有进攻性,甚至很尖锐,比如他叙述“猩猩、比夫拉、美洲杉以及贫穷的巴西人轮番被牺牲,这样富人就可以吃鱼子酱,或者中产阶级就可以在空调娱乐室里观看周一晚间足球”(1990:60)。但是,在映入眼帘的页面上,我们又看到陶斯地区平静的冬日景观:稀稀拉拉的灌木丛,大片雪地上留下几个明显的动物足迹,远处地平线上高山耸立,一抹白云向山顶落去。尼克拉斯因此达成一种引人入胜的刺激形式,既没有用一连串的天启轰鸣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也没有让我们在“不关政治”的审美体验中麻木不仁。我们重复曝露在可怕而美丽的关联下,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在世界上的问题以及我们与世界的联系。“绕不过去,”尼克拉斯写道:“要挽救世界,首先我们必须爱它”(1990:80)——此外,他并置的策略意味着要挽救世界,我们绝不能忽视危险。
另一位是理查德•纳尔逊,他在1989年关于阿拉斯加的著作《内部岛屿》中使用弱对抗方法。纳尔逊强调他个人对大自然的反应不是打击读者或者攻击某些造成现代破坏的模棱两可的媒介。他在严酷的北极洋里冲浪,穿越茂密的森林猎鹿,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达成与自然接触,心怀敬意。如巴利•罗珀兹所说,纳尔逊一遍又一遍地体验自己与世界之间意义深远的“叠合”,在冲浪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搭乘在流星上的一颗粒子”(1986:44);而当他从溪流中捧水喝,采摘橘果吃,呼吸森林中清凉的空气时,他认识到,“我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大地的,一刻也无法与之分离,没有任何粒子把我和我的环境隔开。我就是大地本身……大地的生命就是我自己的生命”(1986:249)。尽管纳尔逊从来没有直接表明他的读者应该像他一样生活和思考,但是我们发现——借助心理学家扎让科的术语,“重复纯曝光”以及安•茨威格所指的“真正地看看自然界”——我们深深地被作者强烈的体验以及他对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领悟所吸引。
实际上,纳尔逊故意避开与持不同想法的读者对抗,不用极端论调拒他们千里之外。最初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题为“进行清理”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段,他认为超然地对待社会对世界的破坏,让别人做出判断很困难,“我从没有这样地坚信,要毁坏整个森林而不是有选择地、适度地砍伐森林,这是正在发生的重大犯罪,”他写道:
然而,无论我怎样判决砍树者,我都必须判决我自己。我属于同一个种族,说同一种语言,在同一个选举中投票,分享许多同样的价值,得益于同样的技术,我生存的大部分归功于同样的全球交流大系统。就谴责伐木工或者他们的产业、或者把森林委托给他们的政府而言,谁也难逃干系。整个社会——我也是其中活跃分子——要对造成这个山谷光秃秃一片负责。(1989:56-57)
这段陈述的要点不只沉溺于集体犯罪,或者暗示读者同样也加入到这个“全球交流的大系统”中而令其沮丧。纳尔逊的目的也不是通过分散决策与行为的责任而为政府、伐木工开脱罪名,确切地说,他的要点是要证明问题与解决办法人人有责。纳尔逊写道:我最能做的就是为激发另一种道德良心而奋斗,倾听一种秩序,倾听更能经受住考验的智慧,最低限度地介入减低自身环境可持续性的系统,为了另一个未来工作,希望总有一天一切都可以得到宽恕。(1989:57)
作为作家、学者与教师,我们当中许多人分享纳尔逊的使命感,用语言“为激发另一种道德良心而奋斗”。在环境条件恶劣的时刻(历史学家现在指出,人类从没有停止过向环境施加压力,甚至史前时代也是如此),每一句关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话语都潜在地寓有政治含意,即使作者的目的只是有意识地提供自然历史信息,或者给读者提供某种审美体验。
理查德•韦弗(Richard M. Weaver)认为:“所有修辞,确切地说,所有语言都是说教性的,人类表达的最高目的就是劝导听众接受或者拒绝对世界的态度”。韦弗主张:
修辞必须从形式上被看做在文学与政治的交点上起作用,或者在文学价值与政治应急能够聚合的地方起作用。修辞学家利用文学表现的可变力影响听众的态度或决策,这在相当广义上是政治论的……但是至于他采取什么行动,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不比建筑公共大楼时使用永恒的审美原则更不合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价值秩序是修辞的最终裁定……因为修辞让我们面对涉及价值的选择。修辞家是我们的牧师,如果他把我们的激情引向高尚的目的,就是高尚的;如果他利用我们的激情迷惑我们,令我们蒙受耻辱,就是卑鄙的。(1970:225)
依据语言这个概念来看,本文两段引语——里克•巴斯担忧把艺术与政治混合起来,加勒特•哈丁担心自然作家闪光的语言会堵塞读者理性思考能力——都应该受到置疑。如果所有文学、所有语言都有价值取向,引申地说,有政治性,那么,无论它的表现文体是“诗歌体”还是“散文体”,我们作为读者只要提防我们所研究的文本维度就可以了。里克•巴斯认为一些作品倾向于艺术与认识论,而另一些作品主要进行公开劝导,这在自然写作作家中,不是绝无仅有,从爱德华•艾比到特里•塔姆比斯特•威廉斯都极力理清这些相互重叠的目的。我在本文中对自然写作修辞进行基本分类,主要目的就是要论证:既然所有语言都具有政治含意,我们可以把这个特殊文学文类看做一个频谱——一级是认识论美文,而另一极则是政治论檄文。一些作家,如奥尔多•利奥颇德和雷彻尔•卡森倾向于离散地在不同时刻靠近每一极;而另一些作家,如亨利•拜斯顿、罗恩•埃斯利则是我用来论证的案例,趋向于把他们的政治学镶嵌在诗歌中,如哈丁所说的那样。借助心理学家舍里夫、霍乌兰、扎让科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理论,我们终于能够预言,各种各样文学文体的潜在功效将决定我们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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