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国家发展铁的定律，没有任何乡愁可以挽留，但是，如何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尽量把握住节奏，尽量兼顾农村利益，尽量保障农民权益，尽量达到城乡协调，我们还要好好思考。
　　温家宝总理今年5月22日在母校发表演讲时说：“领导者如果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农村，就不懂得中国的国情。”
　　虽然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然而，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依然有6.5亿，而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虽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实际上却是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缘阶层。由此可见，农民是中国人口结构中多数比例这一情况，并未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后，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在中国拉开大幕，有人评价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当然也是最大规模的“农民迁徙”。
　　根据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的研究，近1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发展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另有人指出，中国从35％－45％城市化率只用了7年的时间，东京、纽约用了20多年甚至是30多年的时间。
　　这种城市化速度是否过快?我们无法简单评说。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农村空心化严重，劳动力几乎流失殆尽，而城市则人满为患、拥堵不堪。而对于农民而言，在城市打工的2.4亿农民工在付出血汗劳动的同时，却居无定所，无法在城镇安家，甚至成为了城市治安、社会安全的隐患。而在农村的6亿人口中，“三留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又因被城市化“遗弃”而显得惆怅和失落。
　　除此之外，中国式的“拆村运动”也在进一步蚕食农民利益。“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2010年11月2日，《新京报》如此评论。
　　这场“拆村运动”，拆村本身并不是关键，但是拆村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则已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全国发展大局。
　　当然，拆迁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的问题，对此，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在著名的宜黄官员发表的、被人们讥讽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一文中表露无遗，其中有些观点也确实有可体谅之处。但是总体而言，“强拆逻辑”确乎是人民利益的对立物，它是唯GDP论的产物，是农民利益、社会稳定、国家长远发展的绊脚石。
　　自从《新周刊》的一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的轰动观点，使不少人对家乡变迁的失落感一下子爆发出来。特别是在农村出身、到城市打工读书的人，对于故乡的现状确实有不少失落情绪。“城市化摧枯拉朽，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失去故乡的人，还将失去什么?”《新周刊》的文字道出不少人的心声。
　　然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铁的定律，没有任何乡愁可以挽留，故乡也不可能为了人们一年一次回家乡怀旧而停下发展的脚步。但是，如何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尽量把握住节奏，尽量兼顾农村利益，尽量保障农民权益，尽量达到城乡协调，我们还要好好思考。
　　英国农村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美的农村。田园，山间别墅、休闲老人——似乎让人们忘记了它曾经遭受过的“圈地运动”。在英国完成了农村城市化之后的150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应该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但愿中国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