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高考季节，我总会想起当年赶考的时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可自己考大学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回忆起来，虽然清苦有加，倒也趣味多多。
　　父母四十多岁才生下我，1964年我高中毕业时，他们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多病。高一高二两个学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伺候母亲。毕业考试前夕才匆匆赶到学校。要拍毕业照了，我竟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记得拍照那天，在我们班实习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孙老师看到我的衣服太破旧，就笑着说：“夏传寿，报考志愿表上的照片是给大学招生人员的第一印象，这些招生人员往往以貌取人，你这英俊的小伙子穿这衣服拍照，太土里土气了，这怎么行？”他主动拿来他崭新的西装和雪白的衬衫给我换上，让我这个乡巴佬焕然一新，拍出来的照片果然精神焕发，不同凡“相”。
　　说出来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置信，高考报名时，我竟然穷得连一元钱报名费都拿不出来。你知道那时的一元钱意味着什么吗？那时候的一元钱几乎是我一个月伙食费的五分之一。因为我们住校生那时候一个月伙食费就五六元钱，我是全县两个高三班70多人中唯一享受全额5元助学金的最贫困的学生，也就是说在校伙食费几乎全由国家包了。那时候住校生一周当中，只有每周四中午才有一样荤菜“加餐”。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报名那天，正好我小学时的一名老师来看望我，帮我交了报名费，替我解了燃眉之急。
　　盛夏之际，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皖南大学（即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参加高考。去时还是赤日炎炎，谁知三伏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考试的那几天一直阴雨绵绵。我没有凉鞋、胶鞋，只穿了一双旧布鞋，要留到晚上洗脚后穿。白天只好打著赤脚进考场。书面考试时问题不大，大家都坐在教室里答题，谁也顾不上谁，没人发现我光着脚。最难堪的是外语口试，当主考老师喊到我的名字时，我光着个脚丫子，跨进那神圣的殿堂，反差实在太大。不过，口试的效果，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到外语系，不知是否与赤脚有关——后来才知道，因为自己的语文考得更好些，而被录取到安徽大学中文系。
　　我们那时候高考文科语文试卷分值是200分，相当于“两门”，分两场考，各100分。一场是文言文翻译，那年考的是两篇短文。一篇说的是小孔成像，已经记不清选自哪里了。
　　另一篇选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这段文言文中的“哂”可把我难住了，因为从来没有学过，足足想了几分钟，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只好把“上哂之曰”说成“皇上哂着对他说”。
　　这场考试我28分钟就交卷了（那时候还没有半个小时后方可交卷的规定），以致我走出考场时，带队老师还以为试卷很难我不会做（后来到大学后才知道考了87分）。得知我感觉不错时，还“罚”我跑到中山路买些吃的来，给来不及吃早饭的同学准备着。
　　我们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可有的考生写的却是《草稿纸》，文章大谈纸的历史和功能。这让阅卷教师大惑不解。待改到后来，发现以此为题的还大有人在。阅卷老师们经过“会诊”，终于发现问题所在：那年高考，作文不准自己带草稿纸，要求考生在试卷上打草稿，然后和誊抄的作文一并上交，因而作文试卷纸一分为二。前边印的是“草稿纸”三个字，示意考生在这里打草稿；后边印的才是作文题《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谁知竟有不少同学稀里糊涂，误以“草稿纸”为题而做起文章来。这些文不对题的作文，最后的得分之低可想而知。
　　《干菜的故事》写的是某年发生在灾区的故事：支援灾区物资征集部门的同志，在汇集整理各地的捐献物资时，发现有些干菜的包裹里居然夹带着一块块腊肉——需知那年代这可是珍馐哦。这故事表现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精神。我确定了文章的主题后，构思了自己文章的框架：诗歌开头，诗歌结尾，中间夹叙夹议抒情。谁知坐在偌大的大学阶梯教室考场第一排的我刚刚打好开头的四行诗草稿，正准备拟写中间部分时，一位监考老师用手指点点我的卷子上作文要求事项。我看到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写成诗歌”时，明白了这位陌生的监考老师的良苦用心。我向他微笑着点点头，他也向我微笑地点点头，我们心照不宣。尽管这位好心老师的这一小小的“作弊”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惠，可我还是心存感激。
　　也许正是那篇“独出心裁”的作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的高考，使得我顺利地被录取到第一志愿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呢！（作者单位：安徽省当涂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