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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胡床；踞坐；绳床；交椅；东汉灵帝
【摘要】通过对传统坐姿进行区分，确认垂脚踞坐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坐姿。胡床由东汉灵帝时传入中国，魏晋渐盛，隋唐在民间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不仅使用地点与床、榻有别，而且取独坐和踞坐为坐姿。1世纪前后胡床传入日本，传入途径可能并非由中国，而是直接通过东胡输入。宋人名胡床为交椅，故推想胡床为交腿折叠椅，初为革面，后改绳面，因而北朝、唐也称绳床，且可能带有靠背。折叠椅早于固定椅子由西方舶来中国，是因为游牧民族尚其便利，并由其传入中国。《补遗》根据胡三省所记元时实物定绳床为固定扶手靠背椅，胡床为折叠马扎，而板制固定椅子后出，仍袭用胡床的旧称——绳床为名。
一
古代中国皆用平坐，至少晚至东汉，中国人似皆用平坐，今之倚坐习惯未之有也。征诸古代文献，或观东汉所建孝堂山及武梁石室壁画，即可了然。尤其是画中表现的诸色人物，无一例为倚坐者。至于平坐之法，据古代文献所见文字，约略可别为“居”和“跪”两类，进而细分，则有“凥”“跪”“居”和“箕踞”四种。
“居”，依《说文》即蹲也。又同书“足”部曰：“蹲，居也。”换言之，“居”即今之“踞”字，也即蹲踞。《论语·宪问篇》：“原壤夷俟，……以杖叩其胫。”“夷俟”即蹲踞不出迎。“夷”也解作夷踞，据《后汉书·郭林宗传》可知。该传载茅容事迹，记其与同伴避雨树下之情形：“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此坐姿依段玉裁所述，为以足底触地或著席，臀部垂下，膝盖耸立【译注1】。
此种居即为蹲踞。然而被视为更不敬的，则是“箕踞”。《史记》卷九七《陆贾传》述陆贾出使南越见南越王尉他时的情状：“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其后尉他闻陆生说辞，“乃蹶然起坐”，谢之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此处之“箕倨”，《汉书》作“箕踞”，颜师古注之曰：“谓伸其两脚而坐。”然则箕踞者，即谓以臀及地或著席、两脚前伸，与蹲踞之别惟在两条小腿直立或是伸展。晋皇甫谧《高士传》“严光”条记侯霸受光武帝之命，遣属吏奉书于严光，其时，“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
蹲踞与箕踞，本通行之坐姿，惟中国古代有教养之士视其为不敬，故而受到排斥，此由上举诸例应可看出。士人使用的规范坐姿大致为“跪”或“跽”。《释名》卷三曰：“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谓两膝著席、上体耸立也。而《说文》云：“跪，拜也，从足危声”，或当如段玉裁所疑，本作“所以拜也”【译注2】。《说文》于“跪”之外复有“跽”字，各本均作“长跪也”，而段玉裁改作“长跽也”。《史记》卷七十九【译注3】《范雎传》“范雎入秦谒秦王”条：“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索隐》曰：“跽，其纪反。跽者长跽，两膝被也。”此或段氏所本？跪与跽虽同样是将双膝一并触地或及于席，臀部上提躯体耸起，然跪为“首至于手”的拜姿，跽则未及拜也，故而可解何以名之曰“长跽”了。跽未及于拜，由范雎与秦王问答后“范雎拜，秦王亦拜”可知。跪与跽固然本义有别，但多作同义使用。此外，《毛诗》中与跪同义的文字是“启”，也即《小雅·四牡》中的“不遑启处”，《小雅·采薇》中的“不遑启居”与“不遑启处”，以及《小雅·出车》中出现的“不遑启居”。而《毛传》曰：“启，跪也；处，居也。”这些不过是文字上的异别，内容则一。再有，此等所谓之“居”乃“凥”也，“居”为其俗字。
今观孝堂山和武梁石室画像，卑微者坐姿既有跪坐也有跪拜，如臀部落下，看上去与日本人的正坐无别；而尊者尚有盘膝坐姿，这在日本同样属于正坐。此种盘膝坐，于古代中国未见专名【译注3】，但就臀部著席一点来看，似应视作居或踞的一种①。此外与日本人正坐相同的这种形式，或谓之跪，或谓之跽，用表当下恭敬之意，持之久，臀部不得不落下，此自然使然，故而恭敬者取以为坐姿。前引《后汉书·郭林宗传》中“容独危坐愈恭”之危坐，当即此也。此外，同书卷七六《郭躬传》：“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其中的“端膝”亦应指此。很明显，同书《向栩传》中“常于灶北坐板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与《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所说的也是这种坐姿。此外，《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有“终日敛膝危坐”，《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述其弟藻之为人“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即便在中国古代，这也被视作是正规的坐姿，此由《周书》卷二三《苏绰传》亦可断言，其文曰：“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
席为床上的坐垫。回顾《史记》，尉他闻陆贾说辞“蹶然起坐”，其所谓的“坐”当亦是此种正式的坐姿，而“仲尼凥”之“凥”，想來必也是如此。反过来，降及后世，此一坐姿遗风犹存。甚至到了清代，椅式坐姿已成主流，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四中还提到：“今人虽不席地，而北方多用床上坐，谓之盘膝坐。此尚合古礼，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两手皆有倚，无不伸脚者矣。”
二
另外，《释名》谓：“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此谓小榻。前引《后汉书》卷八三《徐穉传》“特设一榻”，同书卷九六《陈蕃传》“特为置一榻”。而且榻不拘小大，皆与床供人席坐，但不用于后世的那种垂足倚坐。此由前引管宁和薛湻的例子即可鉴识。再如《三国志·蜀志》卷八《简雍传》有曰：“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可见其横卧榻上，对临他人。此固属特例，然据此等实例，榻之如何使用，当可大体想象。 惟与后世倚坐相近的坐姿，于特殊场合亦非没有。《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所言即是：“郦食其谓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此事又见于《汉书》卷一《帝纪》及卷四十三《郦食其传》，惟“洗足”单作“洗”。此处“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则“踞”非蹲踞也。颜师古注之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据。”是则臀部著于床上、两脚垂于床下。后代中国画家每每以此故事为画题，莫不绘作两脚垂于床下之状。毋庸赘言，此处谓之“踞”当就臀部着于床而言。再有王充《论衡》卷二六《实知篇》：“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号始皇，巡狩至鲁，观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此固不过是附会传言，但似可作东汉仍以踞为非礼坐姿的证据。他如《晋书》卷三八《平原王幹传》：“（齐王）冏既辅政，幹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儿。’其意指（赵王）伦也。”同书卷九一《刘兆传》亦见：“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延世（兆字）。’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若以“著靴骑驴”观想，则刘兆之访客乃著胡服者也。两处所谓“踞”，当即据床垂脚而坐。此外，《晋书》卷九五《王嘉传》又可见：“下马踞床，一无所言。”据下马推之，王嘉所著似仍为胡服。再如唐人小说《虬髯客传》：“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李靖谒之，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
总之，自晋代起，踞床的例子渐多，但我以为这大概并非是由本文将要提到的胡床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在当时，床、榻通常为平坐器具，即便以为上述踞床皆是垂脚坐姿，那也应将其视作为数不多的特例①。
三
众所周知，魏晋以降的历代史籍中，于床、榻之外，坐具中又见胡床。如其名所示，此当为舶来之物。《后汉书》卷二三《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饮、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此条似以东汉应劭《风俗通》为据。《太平御览》卷七〇六“胡床”条下引《风俗通》：“灵帝好胡床，董卓权胡兵之应也。”“权”当“拥”之伪误，且似为《风俗通》之节录。今传《风俗通》本已残缺，《隋书·经籍志》谓三十一卷，现仅存十卷，且此十卷似亦不完整，故今本《风俗通》未见其文，而原本或确有此条。可见东汉灵帝（168—188）时，胡床已用于宫掖，而京城贵戚皆竞相效颦。应劭与灵帝为同代人，故当可确信。
然而《晋书·五行志》云：“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宋书·五行志》文字略同，惟“泰始”前冠“晋武帝”三字。《晋书》纂于唐代，《宋书》由梁沈约撰述，自不待言，而两书似皆本于晋干宝《搜神记》，其书卷七：“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太始”，西汉汉武帝之年号。惟此“太始”与晋武帝“泰始”年号同音而致伪误，其由《晋书》《宋书》可知。又文中有“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戎翟乱华事在晋朝，与汉无涉，故而略无疑义。然则胡床自泰始以来为中国相尚，而所谓“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是晋人述本朝事，想来大致不误。
应劭及《后汉书》，干宝与《晋书》《宋书》，虽所传抵牾若此，然大致仍可疏通：东汉灵帝之际，胡床始入宫掖，在贵戚间使用；晋武帝泰始以来愈益兴盛，行之于贵人和富室之家。实则除《五行志》外，《后汉书》不见胡床，其名于《三国志·魏志》中却已可寻。如《武帝纪》“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条，记曹操西征与马超相拒于潼关的故事，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同书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北堂书钞》于上条之外，更引《魏略》：“苏则从文帝行猎。槎桂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谏乃止。”《三国志·魏志》卷十六《苏则传》亦载此事，文字略同，惟“槎桂”作“槎桎拔”，“床”前也无“胡”字；不过何焯以为宋本“床”前有“胡”字。然则胡床于灵帝时进入中国之说固可凭信，至少献帝朝曹操已用。换言之，将胡床进入中国的时间断在公历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应是恰切的。
四
然而胡床究为何物？其施于坐固明，惟其采用何种坐姿？吾辈于此不惮其烦，将史传中所见胡床用法，胪列如次。
以吾辈所知，三国时代不过上述三例，入晋则证据稍多。
其一，《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子王济事迹，其中可见：“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更而至，一割便去。”
其二，同书卷六五《王导传》亦附子王恬事迹：“性慠诞不拘礼法。谢万尝造恬，既坐，少顷恬便入内，万以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气慠迈，竟无宾主之礼，万怅然而归。”此事又见于《北堂书钞》卷一三五、《艺文类聚》卷七〇，文字稍有异同，且载作“郭子曰”，意《晋书》约取自于《郭子》。《隋书·经籍志》曰：“《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今惟有玉函山房辑本，原书无传。
其三，《晋书·戴若思传》：“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
其四，《庾亮传》云：“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竞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 其五，《桓伊传》曰：“善音乐，尽一时之妙。……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清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其六，《张轨传》附其曾孙《张重华传》，重华命其将谢艾防御石季龙将麻秋，记其实况曰：“艾乘轺车，冠白幍，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矟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敢进。”
其七，《苏峻传》述峻败后余徒始末：“（张）健复与马雄、韩晃等轻军俱走，（李）闳率锐兵追之。及于岩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独出。带两步靫箭，却据胡床，弯弓射之，伤杀甚重。箭尽，乃斩之。”
此外，《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语林》：“谢镇西著紫罗襦，乃据胡床，弹琵琶，作大道曲。”此亦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卷四十及《太平御览》卷六九五。所谓谢镇西者，当指谢尚。依《晋书》，谢尚好衣刺文袴，又善音乐，尝为镇西将军，卒于升平初，年五十。惟《太平御览》卷五八三引此文，于“胡床”下又缀“大市佛图楼上”七字。
至于北朝北魏、北齐，南朝宋、南齐和隋，史书中胡床之名间或有之①。先举魏收的《魏书》。该书卷七一《裴叔业传》附《裴粲传》：“出帝初，出为骠骑大将军、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云：‘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同书卷七五《尔朱彦伯传》附尔朱世隆弟《尔朱弼传》：“世隆既擒，弼欲奔萧衍，数与左右割臂为约。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乃说弼曰：‘今方同契阔，须更约盟，宜可当心沥血，示众以信。’弼乃从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绍隆持刀披心，绍隆因推刃杀之。”又同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弟凉州牧、西平公利鹿孤，……遣弟车骑将军傉檀拒吕纂。纂士马精锐，军人大惧。傉檀下马，据胡床以安众情。”
次及《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北魏孝武帝与高欢相疑之际，高欢上表以示忠款。孝武帝欲答之，命舍人温子升草诏，子升逡巡不敢作，于是“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同书卷九《武成胡后传》：“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
再及《梁書》。《杨公则传》载：“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同书卷二八《韦放传》载普通八年（527）武帝遣放等攻涡阳，时其军为魏兵所围，苦战退敌，曰：“（弟）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流矢，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莫一不当百，魏军遂退。”又同书卷四五《王僧辩传》载僧辩围湘州贼陆纳等于长沙，方坐陇上监视筑垒，贼望见，识其无备，开门掩出。记其迫近时的情状：“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同书卷五六《侯景传》记事尤可得留意。侯景受梁禅，于南郊升坛，行事之际“橐驼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同传又云：“自篡立后，时著白纱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侯景或谓朔方人，或谓雁门人，固胡也。
以下《隋书》记事为胡床这一家具广泛普及于民间的佐证，引人注目。卷五五《尔朱敞传》：“齐神武帝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中而走……遂如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再拜求哀。”同书卷八〇《郑善果母传》：“母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
五
床或榻不必一人坐，只一人坐时谓之独床或独榻，且仅限于异常礼敬的场合，如《三国志·蜀志》简雍于诸葛亮以下独擅一榻，若然，则可知诸葛亮以上者，并非如此。在此略举一二显例。《北堂书钞》卷一三三引《晋中兴书》曰：“中宗既登尊号，百官陪列，诏王导升御床共坐，导辞曰：‘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以由仰照？’上乃止。”此或效周公辅成王之例，当可作为床不必一人独坐之证。尤其是《北齐书》卷十一《渔阳王绍信传》及《白孔六帖》卷十四对于这一点表现得至为明显。《渔阳王绍信传》曰：“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白孔六帖》卷十四曰：“唐公践天子位，擢（刘文静）纳言。时多引贵臣共榻，文静谏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见群下，言尚称名。帝座严尊，屈与臣下均席，此王导所谓太阳俯同万物者也。’”①又，武梁石室壁画有老莱子夫妇及周公、太娰同床共坐之像。此种表现果为事实，固可怀疑，但却可作为东汉营建石室之际时代风貌的反映。要之，床或榻不必独坐，而胡床以前举诸例案之，则皆为独坐。此胡床与床、榻相异之第二点。
其三，胡床与床、榻最为相异之处，在于其坐姿。如前举各例所示，言及坐胡床，用字大抵为“据”或“踞”。前已述，于床并非无用“踞”者，惟属特异。反之，胡床用“据”或“踞”则为常式，一二用“坐”字者，似不过是单纯的泛言。
至若踞床，则臀部著于床上、足垂于床下，征诸汉高祖之例，略无置疑。又《太平御览》卷七〇六引《异物志》亦值得参考：“麡，狼状，如麋而角向前，入林则得之。角正四据，人因以作踞床。”此外，“据”，《说文》释“杖持也”，《释名》作“居也”；“据”与“居”音同义通。且“居”即“踞”，故踞胡床与据胡床义同。胡床用于垂脚坐，由《杨公则传》“几中吾脚”即可知之。最为明显的则莫过于《梁书·侯景传》之“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此于当时惯于平坐床榻者而言应显得极为古怪。然而此处将筌蹄与胡床并列，“筌”本渔具，“蹄”固为捕兽器。关于筌蹄，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四题有“筌蹄谓鱼笥、兔蹄也，后人合称之，遂以名篮”的条目，曰：“段公路《北户录》‘新州作五色藤筌台……梁刘孝仪《谢太子五色藤筌蹄一枚》’，按此乃借筌蹄之称，其实则织藤为篮也。‘筌台’又‘筌蹄’之讹也，广人呼‘蹄’为‘台’。”即以藤编制篮笼，或用以悬挂腰间。刘孝仪，梁人，《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有其集，然未见此文，或方以智所见刻本有之。不管怎样，“筌蹄”即藤椅子之来源。 此等据坐之习，于东汉末与胡床一道进入中国。其时所谓胡人，殆与夷狄同义。除东夷、西羌而外之夷狄，皆胡人也。若以匈奴余类为胡，则鲜卑、乌丸、吐谷浑等东胡种族亦胡人也，而西域诸国人众本即是胡。惟中国史传于此等胡人之坐姿并无明载。不过《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述及北魏人风俗：“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魏人即鲜卑，此类骑马人种难于屈膝，尽管竭力以求汉化，而垂脚坐习似亦不能轻易更张。此所谓“偏坐”，即不坐于当中之义【译注1】。言及据坐，有用其辞者，《梁书》卷五四《海南诸国传》“婆利”条：其王“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既“以银蹬支足”，则明为据坐②。另外，魏主与后妃于殿上皆“跂据”，其所据者何？依垂脚提踵坐之义推测，或用的是胡床？视侯景之例，亦可想像。
六
《后汉书》卷一〇二《乌桓鲜卑传》述乌桓习俗：“父子男女相对踞蹲”，其“鲜卑”条既曰“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则鲜卑当亦如此。此等文字与《三国志注》所引晋王沈《魏书》相同，故《后汉书》殆以《魏书》为据。魏人者，鲜卑也，倘以魏人据坐胡床，则此间所说的踞蹲就颇具深意了。抛开普通民众毋论，魏人上层显贵的踞胡床，不亦同样可视作是蹲踞吗？
与鲜卑同种的吐谷浑在魏收的《魏书》中有传，记其英主夸吕的事迹：“夸吕椎髻眊珠，以皂为帽，坐金师子床。”据此与前条相参或可推知，此处所谓“坐”，当非指汉人坐姿，而应是胡人的踞坐。
然则同书《龟兹传》其王“坐金师子床”及《波斯传》其“王坐金羊床”，均同此，所谓“坐”皆指踞坐，而所谓“床”，亦皆指踞床。如此想来，则斯坦因于突厥斯坦房址中清理出的椅子和扶手椅，也可一并纳入思考了。
尤为有趣的是，胡床古已传入日本【译注1】。姑毋论《古事记》中的记载提到神话时代天若日子寝胡床的故事，《日本书纪》“继体天皇元年（507）”条曰：“于是男大迹天皇晏然自若，踞坐胡床，齐列陪臣，既如帝坐。”“敏达天皇十四年（585）”条：“物部弓削守屋大连自诣于寺，踞坐胡床，斫倒其塔，纵火燔之。”“用明天皇元年（585）”条：“（穴穗部）皇子不听而行，马子宿称即便随去。到于盘余而切谏之，皇子乃从谏止，仍于此处踞坐胡床，待大连焉。”其中的文字都用到“踞坐胡床”，显为垂脚倚靠之姿。此类胡床见诸《太神宫仪式帐》《内里仪》《延喜式》《江家次第》等多种图书，表明日本古代亦存有倚式坐姿。
“胡床”【译注2】之名初现于《日本书纪》，为继体天皇元年，也即梁武帝天监六年、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此等胡床于东汉灵帝时（168—188）即已输入中国，则由中国舶来日本似无疑碍。胡床在日语中发音阿古拉（アグラ），神话时代已显，故此类家具至少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必已出现于日本【译注3】，故而在日本学者间出现了种种说辞，甚而将《搜神记》提到的“太始”当作西汉武帝的年号，而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晋武帝泰始年号之伪误。尽管吾辈于此等知识全然为门外汉，但若以为此一器具乃由胡国传入中国，且此前至少在东胡间已有流行的情况，那么视其非必由中国输入日本，或亦无不可。即不是可以将其视作由胡国——大约即东胡直接或间接地输入日本的吗？况且神话时代的诸神或以为即有来自大陆的成分，则此一可能就更大了。或许这一不起眼的家具，亦可成为考定日本人种起源的一个关键。
七
胡床用于踞坐，采用椅式坐姿，据以上叙述，约略明了。然而胡床又为怎样一种器具？此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最早触及此者，宋人张端义也，其《贵耳集》下卷论曰：“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在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制荷叶讬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样。今诸郡守倅必坐银校椅，此藩镇所用之物，今改为太师样，非古制也。”“校椅”亦作“交椅”。而《渊鉴类函》卷三八二“胡床”条引《诗话》曰：“今之交床本自外国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改名交床。唐穆宗时，又名绳床。”此所谓“今之交床”的“床”，当为“椅”字之误。惟隋时名“交床”之说，吾辈所未尝闻。如前所引，今《隋书》以胡床为名者两见。又“唐穆宗时，又名绳床”，见于宋程大昌《演繁露》：“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二月，见群臣紫宸殿，御大绳床。”尤其是《孟东野诗集》（孟郊，751—815）卷三《教坊歌儿》见“供养绳床禅”句，《偷诗》有“绳床独坐翁”句。此外，《太平广记》卷一九二引《原化记》“车中女子”条，其为开元故事，中有“据绳床”一语，故明唐时已有绳床。然其必不始于唐，《北齐书》卷三二《陆法和传》已现：“无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时烧香礼佛，坐绳床而终。”绳床与胡床是否同为一物，并不清晰。以宋王观国《学林》卷四“绳床者，以绳贯穿为坐物，即俗谓之交椅之属是也”观之，或为座面绳制之椅子。尤以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四所引《同话录》最值得玩味：“交椅谓之绳床，敌制也，欧公不御。”①《同话录》，宋曾三异著。欧公，当指歐阳修。敌制，契丹或西夏制度之义，是为契丹或西夏常用椅子之证。想来《北齐书》陆法和所坐之绳床，当即是此物。
再有，宋孟珙《蒙鞑备录》“军装器械”条，言及成吉思汗之仪卫：“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国王者间有用银处，以此为别。”宋徐霆《黑鞑事略》曰：“鞑主帐中所坐胡床，如禅寺讲席，亦饰以金。”宋人以胡床为交椅，故此等胡床，当作交椅解。
“交椅”又作“校椅”。“校”者，栏格之义也，然则校椅当解作扶手椅。惟毛刻《贵耳集》作“校椅”，余书概作“交椅”。而交椅以椅腿交叉而得名，应与唐代称剪子为“交刀”相类①。然则胡床之形，亦可作此观想。《太平御览》等类书引梁庾肩吾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②“足欹”与“文斜”只能作床腿交叉来想像。此等文字当取交叉或“×”形之义。此型椅子输入日本，无靠背者谓之床木③，带靠背者谓之折叠椅④。然交椅究指何者，则难以明了。由《贵耳集》“偃仰片时，坠巾”，《黑鞑事略》“如禅寺讲席”等来看，则似与带靠背之折叠椅为一类【译注1】。西方罗马的官座（curule chair）【译注2】即作此型，初无背，后加之而成扶手椅。如前所述，交椅似带靠背，胡床如何，则未可知。《苏峻传》“却⑤据胡床”，如御敌姿态，依此而论，似胡床亦附靠背；此外再无明证。另外，若据王观国之说，则绳床座面贯绳而制，其名或由此来，且与佛家有缘。再以“据”之来看，似无妨将绳床视作胡床或交椅之一种。另外，倘以胡床附带靠背，则如天若日子寝⑥于胡床【译注3】，返射之矢中其胸膺，即变得文从字顺了。 八
至若西方，椅子起于埃及，希腊、罗马等国古已有之，罗马人使用的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不过是其中一种。若椅子是从此等西方国家舶来，不知何故，最先进入中国的却似是这一型的椅子。近年，斯坦因在突厥斯坦发掘出普通型的椅子和扶手椅，虽时代不明，但也应相当地古老。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何以会早于普通型的椅子和扶手椅，最先进入中国？倘若承认胡床西来，那么大概任谁都会对此抱有疑问。
设以此型椅子经由塞外游牧者为媒介输入中国，则此疑问或即涣然冰释。curule本是拉丁语currus——车辆的衍生词，因其便于车载搬运，故得此名。然则于中国塞外逐水草移徙、惯于骑乘的民族而言，此型坐具既便携又无须屈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继而传入中国，其本来属性亦未丧失，故而施之于军阵、行旅。作为裴潜廉洁的例证，《魏略》载：“及其离任，未持胡床而去”，倘非便携之故，此等记事便无从措意。
要之，胡床，即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其初传中国乃假塞外游牧者之手。另一方面，若做此解说，则该型椅子之东来即变得顺理成章，了无滞涩之感。
及此再就“机”“桌”附识一言。如前述及，“几”本坐时人所凭倚之物，而“机”原作木名。《说文》曰：“机，机木也。”《山海经》“单狐之山有机木”即是，与几席之“几”本无瓜葛。然而“机”字陡现于《三国志·魏志·华歆传》①，王鸣盛据此以为几在制作上出现了变革。所谓《华歆传》中的“机”字，见于魏明帝【译注1】谕歆的诏书，作“机筵”，文字连言，与“几筵”略无异同。不管怎样，“机”字用于“几席”肇始于此。机和几的制作和用途于魏晋间似乎渐显变化，《晋书》卷六二《张华传》“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又同书卷六二《刘琨传》有“宾客满筵，文案盈机”。然则其时，机与仅供倚凭的几相揖别，用于承载书籍文案，其形制似较几增大。惟当此之际，供人席坐的正规之具仍是床、榻，故窃以为机在制作上当无太大的变化。
然隋唐以降，胡床盛行，遍见于人家之中。及入唐末五代，与胡床有别的椅子得以应用，机之外出现了“卓”“棹”“桌”等字。至于宋代，世俗间称椅为“椅子”、卓为“卓子”②，故而机之形制不得不增大，或最终导致了供八人同坐共食的八仙桌的出现。
*《胡床考》及《〈胡床考〉补遗》，皆采自1943年荻原星文馆出版的《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及附篇》。该书由池内宏编定。作者藤田丰八（1869—1929），日本东洋史学家，南海史、西域史学家。民国时期，杨炼选译了他的《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及附篇》一书，以《西域研究》为题，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惜未录此篇。
【译注1】《说文解字注》699页：“若蹲，则足底著地，而下其、耸其厀曰蹲。”凤凰出版社，2007年12月，后文同。
【译注2】《说文解字注》144页：“‘拜，首至手也。’按，跪与拜二事，不当一之，疑当云‘所以拜也’，后人不达此书，‘所以’往往删之。”
【译注3】原文作十九，非。
①虽曰东汉床始用于坐，但不能说西汉绝无。如《汉书》卷六十四上《朱买臣传》即是。该传记买臣怨张汤之由：“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此为原文注，后文同。
【译注1】“跪耸其体”则臀与上身皆直立，“坐下其”似指臀部著于小腿上。
【译注2】“日本人”前原修飾“我们”，略去。后文同。
【译注3】似即跏趺坐或趺坐，但此名在中国或后起。
①或即夷或夷踞？《后汉书》章怀太子注，夷踞之“夷”解作“平也”。
②《高士传》汉魏丛书本中，“箕股”作“箕踞”。
③几、帷、枕、筵、箦附属物除外。
【译注1】原作“氍”，误。
①关于汉高祖踞床之“踞”，或以为无妨视作蹲踞（踞床洗足，又见于《汉书·黥布传》），但此说似不妥帖，故颜师古将其注作“据”。尤其是《汉书》卷四十《张良传》：“从东击楚，至彭城。汉王兵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此处之“踞”当视作“据”而非蹲踞。再有同书卷五十《汲黯传》记武帝敬惮汲黯之状：“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丞相弘宴见，上或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这里的厕，如淳以为“溷也”，孟康解作“床边侧也”。颜师古以“如说是也”，而刘奉世奉孟说为圭臬，予亦思孟说至当。不论孰是，此处之“踞”断非蹲踞之义。
①然北朝《周书》、南朝《陈书》不见。
①《旧唐书·刘文静传》“共榻”改作“共食”，然则与文静言论难相契合。
【译注1】此谓前后偏，非偏于左右也。
②此一坐姿，敦煌千佛洞造像中亦多有实例。
【译注1】原文为“我国”。后文同。
【译注2】日文中的汉字写法。
【译注3】第三节末谓：“将胡床进入中国的时间断在公历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应是恰切的”，那么作者似又以为，胡床进入日本早于中国，作者的观点不很肯定。
①《说郛》陶刻本中，“敌制也”作“乃〇〇所制”。
【译注1】原文作《释名》，误。
【译注2】原文脱“管宁”。
①《太平御览》卷一二二“陈义郎”条下。
②“文斜”之“斜”，《太平御览》鲍刻本作“邪”，而《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庾度支集》作“斜”。“邪”与“斜”相通。司马相如《上林赋》有“邪与肃慎为邻”句，颜师古以为：“邪读为斜。”细思，庾肩吾诗或本作“邪”字，而后人改为“斜”。虽则我在本文中将日本式之正坐，即中国之危坐、端膝、敛膝，与“孔子凥”之“凥”视同，然其间仍多少存有疑问。“凥”为人凭几之义，但身体下半部的姿势不明。若以其为闲居之态，或未必即是日本式的正坐。特别是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有云：“吴王懼然改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据此可知，危坐至少当去几。然危坐与跪用作同义，故危坐意即跪，则孔子闲居之“凥”，想来似亦无妨视作日本式的正坐。总之，我所举为坐姿的凥或坐，均带有日本式正坐之意味，惟望对“凥”字的理解，务必不要拘泥于其本义。 ③行于猿乐。
④僧侣等人用之。
【译注1】这里的床木和折叠椅，即中国人常素所说的马扎与交椅。
【译注2】古罗马最高级别的民事官员坐的腿部为弧形的装有垫子的椅子，可折叠，无靠背。
⑤如“却行”之“却”。
⑥仰卧。
【译注3】李濯凡注的《古事记》是以岩波书店的《古事记》、小学馆的《古事记》和仓野宪司校注的《古事记》为底本，该书此处作“天若日子寝朝床”（70页）。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邹有恒译《古事记》亦作“朝床”（41页）。但明治七年（1874）发行、由中西忠诚和内藤傅右卫门、坂田铁安所撰的《假名古事记》却作“胡床”，并注音あぐら（12页）。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国史大系”《日本书纪》卷二提及此事，只说：“其矢落下，则中天稚彦之胸上，于时天稚彦新尝休卧之时也，中矢立死”（43页），未及寝具。故此条史料存疑。
附：
《胡床考》补遗
予尝以《胡床考》为题，在《东洋学报》第十二卷第四号上刊载过一篇小文。其原本是为“东洋史谈话会”准备的讲演稿，故极不完备。文中虽以诸史所见胡床的用法和用途为据，并引证庾肩吾的诗句，将该种坐具断为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然仍颇显含混，惟至今仍信持不移。顷者偶阅《资治通鉴》，读胡三省之说，益觉其可信，故借同好文末余白，绍述如次。
《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云云。胡三省注引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有胡，改名交床。唐穆宗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群臣，则又名绳床矣”，继之曰：“余按交床、绳床，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而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绦，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午，故曰交床。绳床以板为之，人坐其上。其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对此类胡床——即交床解说之精密，似为他处所不见。如此，则谓其交床的理据明矣。而胡三省以板制、后附靠背、左右带托手者为绳床，此固扶手椅也，制作与胡床或交床迥异。三省以目见为凭，其说当大致不误。然而此不过是元时论调，至若北宋以前，据绳床之名，考以宋王观国《学林》和宋程大昌《演繁露》的观点，交床座面用绳，故立绳床之名，其说也无不妥。故而予今仍信，胡床本以革制座面，后更用绳，故有绳床之名。即如此，座面用板、附带靠背、托手的纯粹的扶手椅，何以入元却用绳床相称？倘以三省之说不误，则除以此类扶手椅袭用交床别名——“绳床”这一古称而外，似再无旁的解释。换言之，当时既有古老的折叠椅，亦见板制座面的扶手椅；前者已具交床之名，而后者为与之别，故假交椅别称，名之曰绳床；除此，当无可解说。
大正十三年（1924）二月二十七日
〔責任编辑：李琳〕
①王氏《十七史商榷》卷二四。
【译注1】原文作“后汉明帝”，误。
②方以智《通雅》。
【摘要】通过对传统坐姿进行区分，确认垂脚踞坐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坐姿。胡床由东汉灵帝时传入中国，魏晋渐盛，隋唐在民间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不仅使用地点与床、榻有别，而且取独坐和踞坐为坐姿。1世纪前后胡床传入日本，传入途径可能并非由中国，而是直接通过东胡输入。宋人名胡床为交椅，故推想胡床为交腿折叠椅，初为革面，后改绳面，因而北朝、唐也称绳床，且可能带有靠背。折叠椅早于固定椅子由西方舶来中国，是因为游牧民族尚其便利，并由其传入中国。《补遗》根据胡三省所记元时实物定绳床为固定扶手靠背椅，胡床为折叠马扎，而板制固定椅子后出，仍袭用胡床的旧称——绳床为名。
一
古代中国皆用平坐，至少晚至东汉，中国人似皆用平坐，今之倚坐习惯未之有也。征诸古代文献，或观东汉所建孝堂山及武梁石室壁画，即可了然。尤其是画中表现的诸色人物，无一例为倚坐者。至于平坐之法，据古代文献所见文字，约略可别为“居”和“跪”两类，进而细分，则有“凥”“跪”“居”和“箕踞”四种。
“居”，依《说文》即蹲也。又同书“足”部曰：“蹲，居也。”换言之，“居”即今之“踞”字，也即蹲踞。《论语·宪问篇》：“原壤夷俟，……以杖叩其胫。”“夷俟”即蹲踞不出迎。“夷”也解作夷踞，据《后汉书·郭林宗传》可知。该传载茅容事迹，记其与同伴避雨树下之情形：“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此坐姿依段玉裁所述，为以足底触地或著席，臀部垂下，膝盖耸立【译注1】。
此种居即为蹲踞。然而被视为更不敬的，则是“箕踞”。《史记》卷九七《陆贾传》述陆贾出使南越见南越王尉他时的情状：“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其后尉他闻陆生说辞，“乃蹶然起坐”，谢之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此处之“箕倨”，《汉书》作“箕踞”，颜师古注之曰：“谓伸其两脚而坐。”然则箕踞者，即谓以臀及地或著席、两脚前伸，与蹲踞之别惟在两条小腿直立或是伸展。晋皇甫谧《高士传》“严光”条记侯霸受光武帝之命，遣属吏奉书于严光，其时，“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
蹲踞与箕踞，本通行之坐姿，惟中国古代有教养之士视其为不敬，故而受到排斥，此由上举诸例应可看出。士人使用的规范坐姿大致为“跪”或“跽”。《释名》卷三曰：“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谓两膝著席、上体耸立也。而《说文》云：“跪，拜也，从足危声”，或当如段玉裁所疑，本作“所以拜也”【译注2】。《说文》于“跪”之外复有“跽”字，各本均作“长跪也”，而段玉裁改作“长跽也”。《史记》卷七十九【译注3】《范雎传》“范雎入秦谒秦王”条：“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索隐》曰：“跽，其纪反。跽者长跽，两膝被也。”此或段氏所本？跪与跽虽同样是将双膝一并触地或及于席，臀部上提躯体耸起，然跪为“首至于手”的拜姿，跽则未及拜也，故而可解何以名之曰“长跽”了。跽未及于拜，由范雎与秦王问答后“范雎拜，秦王亦拜”可知。跪与跽固然本义有别，但多作同义使用。此外，《毛诗》中与跪同义的文字是“启”，也即《小雅·四牡》中的“不遑启处”，《小雅·采薇》中的“不遑启居”与“不遑启处”，以及《小雅·出车》中出现的“不遑启居”。而《毛传》曰：“启，跪也；处，居也。”这些不过是文字上的异别，内容则一。再有，此等所谓之“居”乃“凥”也，“居”为其俗字。
今观孝堂山和武梁石室画像，卑微者坐姿既有跪坐也有跪拜，如臀部落下，看上去与日本人的正坐无别；而尊者尚有盘膝坐姿，这在日本同样属于正坐。此种盘膝坐，于古代中国未见专名【译注3】，但就臀部著席一点来看，似应视作居或踞的一种①。此外与日本人正坐相同的这种形式，或谓之跪，或谓之跽，用表当下恭敬之意，持之久，臀部不得不落下，此自然使然，故而恭敬者取以为坐姿。前引《后汉书·郭林宗传》中“容独危坐愈恭”之危坐，当即此也。此外，同书卷七六《郭躬传》：“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其中的“端膝”亦应指此。很明显，同书《向栩传》中“常于灶北坐板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与《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所说的也是这种坐姿。此外，《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有“终日敛膝危坐”，《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述其弟藻之为人“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即便在中国古代，这也被视作是正规的坐姿，此由《周书》卷二三《苏绰传》亦可断言，其文曰：“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
席为床上的坐垫。回顾《史记》，尉他闻陆贾说辞“蹶然起坐”，其所谓的“坐”当亦是此种正式的坐姿，而“仲尼凥”之“凥”，想來必也是如此。反过来，降及后世，此一坐姿遗风犹存。甚至到了清代，椅式坐姿已成主流，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二四中还提到：“今人虽不席地，而北方多用床上坐，谓之盘膝坐。此尚合古礼，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两手皆有倚，无不伸脚者矣。”
二
另外，《释名》谓：“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此谓小榻。前引《后汉书》卷八三《徐穉传》“特设一榻”，同书卷九六《陈蕃传》“特为置一榻”。而且榻不拘小大，皆与床供人席坐，但不用于后世的那种垂足倚坐。此由前引管宁和薛湻的例子即可鉴识。再如《三国志·蜀志》卷八《简雍传》有曰：“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可见其横卧榻上，对临他人。此固属特例，然据此等实例，榻之如何使用，当可大体想象。 惟与后世倚坐相近的坐姿，于特殊场合亦非没有。《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所言即是：“郦食其谓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此事又见于《汉书》卷一《帝纪》及卷四十三《郦食其传》，惟“洗足”单作“洗”。此处“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则“踞”非蹲踞也。颜师古注之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据。”是则臀部著于床上、两脚垂于床下。后代中国画家每每以此故事为画题，莫不绘作两脚垂于床下之状。毋庸赘言，此处谓之“踞”当就臀部着于床而言。再有王充《论衡》卷二六《实知篇》：“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号始皇，巡狩至鲁，观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此固不过是附会传言，但似可作东汉仍以踞为非礼坐姿的证据。他如《晋书》卷三八《平原王幹传》：“（齐王）冏既辅政，幹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儿。’其意指（赵王）伦也。”同书卷九一《刘兆传》亦见：“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延世（兆字）。’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若以“著靴骑驴”观想，则刘兆之访客乃著胡服者也。两处所谓“踞”，当即据床垂脚而坐。此外，《晋书》卷九五《王嘉传》又可见：“下马踞床，一无所言。”据下马推之，王嘉所著似仍为胡服。再如唐人小说《虬髯客传》：“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李靖谒之，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
总之，自晋代起，踞床的例子渐多，但我以为这大概并非是由本文将要提到的胡床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在当时，床、榻通常为平坐器具，即便以为上述踞床皆是垂脚坐姿，那也应将其视作为数不多的特例①。
三
众所周知，魏晋以降的历代史籍中，于床、榻之外，坐具中又见胡床。如其名所示，此当为舶来之物。《后汉书》卷二三《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饮、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此条似以东汉应劭《风俗通》为据。《太平御览》卷七〇六“胡床”条下引《风俗通》：“灵帝好胡床，董卓权胡兵之应也。”“权”当“拥”之伪误，且似为《风俗通》之节录。今传《风俗通》本已残缺，《隋书·经籍志》谓三十一卷，现仅存十卷，且此十卷似亦不完整，故今本《风俗通》未见其文，而原本或确有此条。可见东汉灵帝（168—188）时，胡床已用于宫掖，而京城贵戚皆竞相效颦。应劭与灵帝为同代人，故当可确信。
然而《晋书·五行志》云：“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宋书·五行志》文字略同，惟“泰始”前冠“晋武帝”三字。《晋书》纂于唐代，《宋书》由梁沈约撰述，自不待言，而两书似皆本于晋干宝《搜神记》，其书卷七：“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太始”，西汉汉武帝之年号。惟此“太始”与晋武帝“泰始”年号同音而致伪误，其由《晋书》《宋书》可知。又文中有“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戎翟乱华事在晋朝，与汉无涉，故而略无疑义。然则胡床自泰始以来为中国相尚，而所谓“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是晋人述本朝事，想来大致不误。
应劭及《后汉书》，干宝与《晋书》《宋书》，虽所传抵牾若此，然大致仍可疏通：东汉灵帝之际，胡床始入宫掖，在贵戚间使用；晋武帝泰始以来愈益兴盛，行之于贵人和富室之家。实则除《五行志》外，《后汉书》不见胡床，其名于《三国志·魏志》中却已可寻。如《武帝纪》“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条，记曹操西征与马超相拒于潼关的故事，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同书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北堂书钞》于上条之外，更引《魏略》：“苏则从文帝行猎。槎桂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谏乃止。”《三国志·魏志》卷十六《苏则传》亦载此事，文字略同，惟“槎桂”作“槎桎拔”，“床”前也无“胡”字；不过何焯以为宋本“床”前有“胡”字。然则胡床于灵帝时进入中国之说固可凭信，至少献帝朝曹操已用。换言之，将胡床进入中国的时间断在公历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应是恰切的。
四
然而胡床究为何物？其施于坐固明，惟其采用何种坐姿？吾辈于此不惮其烦，将史传中所见胡床用法，胪列如次。
以吾辈所知，三国时代不过上述三例，入晋则证据稍多。
其一，《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子王济事迹，其中可见：“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更而至，一割便去。”
其二，同书卷六五《王导传》亦附子王恬事迹：“性慠诞不拘礼法。谢万尝造恬，既坐，少顷恬便入内，万以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于庭中晒发，神气慠迈，竟无宾主之礼，万怅然而归。”此事又见于《北堂书钞》卷一三五、《艺文类聚》卷七〇，文字稍有异同，且载作“郭子曰”，意《晋书》约取自于《郭子》。《隋书·经籍志》曰：“《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今惟有玉函山房辑本，原书无传。
其三，《晋书·戴若思传》：“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
其四，《庾亮传》云：“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竞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 其五，《桓伊传》曰：“善音乐，尽一时之妙。……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清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其六，《张轨传》附其曾孙《张重华传》，重华命其将谢艾防御石季龙将麻秋，记其实况曰：“艾乘轺车，冠白幍，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矟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敢进。”
其七，《苏峻传》述峻败后余徒始末：“（张）健复与马雄、韩晃等轻军俱走，（李）闳率锐兵追之。及于岩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独出。带两步靫箭，却据胡床，弯弓射之，伤杀甚重。箭尽，乃斩之。”
此外，《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语林》：“谢镇西著紫罗襦，乃据胡床，弹琵琶，作大道曲。”此亦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卷四十及《太平御览》卷六九五。所谓谢镇西者，当指谢尚。依《晋书》，谢尚好衣刺文袴，又善音乐，尝为镇西将军，卒于升平初，年五十。惟《太平御览》卷五八三引此文，于“胡床”下又缀“大市佛图楼上”七字。
至于北朝北魏、北齐，南朝宋、南齐和隋，史书中胡床之名间或有之①。先举魏收的《魏书》。该书卷七一《裴叔业传》附《裴粲传》：“出帝初，出为骠骑大将军、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云：‘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同书卷七五《尔朱彦伯传》附尔朱世隆弟《尔朱弼传》：“世隆既擒，弼欲奔萧衍，数与左右割臂为约。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乃说弼曰：‘今方同契阔，须更约盟，宜可当心沥血，示众以信。’弼乃从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绍隆持刀披心，绍隆因推刃杀之。”又同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弟凉州牧、西平公利鹿孤，……遣弟车骑将军傉檀拒吕纂。纂士马精锐，军人大惧。傉檀下马，据胡床以安众情。”
次及《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北魏孝武帝与高欢相疑之际，高欢上表以示忠款。孝武帝欲答之，命舍人温子升草诏，子升逡巡不敢作，于是“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同书卷九《武成胡后传》：“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
再及《梁書》。《杨公则传》载：“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同书卷二八《韦放传》载普通八年（527）武帝遣放等攻涡阳，时其军为魏兵所围，苦战退敌，曰：“（弟）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流矢，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莫一不当百，魏军遂退。”又同书卷四五《王僧辩传》载僧辩围湘州贼陆纳等于长沙，方坐陇上监视筑垒，贼望见，识其无备，开门掩出。记其迫近时的情状：“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同书卷五六《侯景传》记事尤可得留意。侯景受梁禅，于南郊升坛，行事之际“橐驼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同传又云：“自篡立后，时著白纱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侯景或谓朔方人，或谓雁门人，固胡也。
以下《隋书》记事为胡床这一家具广泛普及于民间的佐证，引人注目。卷五五《尔朱敞传》：“齐神武帝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中而走……遂如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再拜求哀。”同书卷八〇《郑善果母传》：“母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
五
床或榻不必一人坐，只一人坐时谓之独床或独榻，且仅限于异常礼敬的场合，如《三国志·蜀志》简雍于诸葛亮以下独擅一榻，若然，则可知诸葛亮以上者，并非如此。在此略举一二显例。《北堂书钞》卷一三三引《晋中兴书》曰：“中宗既登尊号，百官陪列，诏王导升御床共坐，导辞曰：‘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以由仰照？’上乃止。”此或效周公辅成王之例，当可作为床不必一人独坐之证。尤其是《北齐书》卷十一《渔阳王绍信传》及《白孔六帖》卷十四对于这一点表现得至为明显。《渔阳王绍信传》曰：“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白孔六帖》卷十四曰：“唐公践天子位，擢（刘文静）纳言。时多引贵臣共榻，文静谏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见群下，言尚称名。帝座严尊，屈与臣下均席，此王导所谓太阳俯同万物者也。’”①又，武梁石室壁画有老莱子夫妇及周公、太娰同床共坐之像。此种表现果为事实，固可怀疑，但却可作为东汉营建石室之际时代风貌的反映。要之，床或榻不必独坐，而胡床以前举诸例案之，则皆为独坐。此胡床与床、榻相异之第二点。
其三，胡床与床、榻最为相异之处，在于其坐姿。如前举各例所示，言及坐胡床，用字大抵为“据”或“踞”。前已述，于床并非无用“踞”者，惟属特异。反之，胡床用“据”或“踞”则为常式，一二用“坐”字者，似不过是单纯的泛言。
至若踞床，则臀部著于床上、足垂于床下，征诸汉高祖之例，略无置疑。又《太平御览》卷七〇六引《异物志》亦值得参考：“麡，狼状，如麋而角向前，入林则得之。角正四据，人因以作踞床。”此外，“据”，《说文》释“杖持也”，《释名》作“居也”；“据”与“居”音同义通。且“居”即“踞”，故踞胡床与据胡床义同。胡床用于垂脚坐，由《杨公则传》“几中吾脚”即可知之。最为明显的则莫过于《梁书·侯景传》之“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此于当时惯于平坐床榻者而言应显得极为古怪。然而此处将筌蹄与胡床并列，“筌”本渔具，“蹄”固为捕兽器。关于筌蹄，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四题有“筌蹄谓鱼笥、兔蹄也，后人合称之，遂以名篮”的条目，曰：“段公路《北户录》‘新州作五色藤筌台……梁刘孝仪《谢太子五色藤筌蹄一枚》’，按此乃借筌蹄之称，其实则织藤为篮也。‘筌台’又‘筌蹄’之讹也，广人呼‘蹄’为‘台’。”即以藤编制篮笼，或用以悬挂腰间。刘孝仪，梁人，《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有其集，然未见此文，或方以智所见刻本有之。不管怎样，“筌蹄”即藤椅子之来源。 此等据坐之习，于东汉末与胡床一道进入中国。其时所谓胡人，殆与夷狄同义。除东夷、西羌而外之夷狄，皆胡人也。若以匈奴余类为胡，则鲜卑、乌丸、吐谷浑等东胡种族亦胡人也，而西域诸国人众本即是胡。惟中国史传于此等胡人之坐姿并无明载。不过《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述及北魏人风俗：“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魏人即鲜卑，此类骑马人种难于屈膝，尽管竭力以求汉化，而垂脚坐习似亦不能轻易更张。此所谓“偏坐”，即不坐于当中之义【译注1】。言及据坐，有用其辞者，《梁书》卷五四《海南诸国传》“婆利”条：其王“偏坐金高坐，以银蹬支足”。既“以银蹬支足”，则明为据坐②。另外，魏主与后妃于殿上皆“跂据”，其所据者何？依垂脚提踵坐之义推测，或用的是胡床？视侯景之例，亦可想像。
六
《后汉书》卷一〇二《乌桓鲜卑传》述乌桓习俗：“父子男女相对踞蹲”，其“鲜卑”条既曰“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则鲜卑当亦如此。此等文字与《三国志注》所引晋王沈《魏书》相同，故《后汉书》殆以《魏书》为据。魏人者，鲜卑也，倘以魏人据坐胡床，则此间所说的踞蹲就颇具深意了。抛开普通民众毋论，魏人上层显贵的踞胡床，不亦同样可视作是蹲踞吗？
与鲜卑同种的吐谷浑在魏收的《魏书》中有传，记其英主夸吕的事迹：“夸吕椎髻眊珠，以皂为帽，坐金师子床。”据此与前条相参或可推知，此处所谓“坐”，当非指汉人坐姿，而应是胡人的踞坐。
然则同书《龟兹传》其王“坐金师子床”及《波斯传》其“王坐金羊床”，均同此，所谓“坐”皆指踞坐，而所谓“床”，亦皆指踞床。如此想来，则斯坦因于突厥斯坦房址中清理出的椅子和扶手椅，也可一并纳入思考了。
尤为有趣的是，胡床古已传入日本【译注1】。姑毋论《古事记》中的记载提到神话时代天若日子寝胡床的故事，《日本书纪》“继体天皇元年（507）”条曰：“于是男大迹天皇晏然自若，踞坐胡床，齐列陪臣，既如帝坐。”“敏达天皇十四年（585）”条：“物部弓削守屋大连自诣于寺，踞坐胡床，斫倒其塔，纵火燔之。”“用明天皇元年（585）”条：“（穴穗部）皇子不听而行，马子宿称即便随去。到于盘余而切谏之，皇子乃从谏止，仍于此处踞坐胡床，待大连焉。”其中的文字都用到“踞坐胡床”，显为垂脚倚靠之姿。此类胡床见诸《太神宫仪式帐》《内里仪》《延喜式》《江家次第》等多种图书，表明日本古代亦存有倚式坐姿。
“胡床”【译注2】之名初现于《日本书纪》，为继体天皇元年，也即梁武帝天监六年、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此等胡床于东汉灵帝时（168—188）即已输入中国，则由中国舶来日本似无疑碍。胡床在日语中发音阿古拉（アグラ），神话时代已显，故此类家具至少于公元一世纪前后必已出现于日本【译注3】，故而在日本学者间出现了种种说辞，甚而将《搜神记》提到的“太始”当作西汉武帝的年号，而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是晋武帝泰始年号之伪误。尽管吾辈于此等知识全然为门外汉，但若以为此一器具乃由胡国传入中国，且此前至少在东胡间已有流行的情况，那么视其非必由中国输入日本，或亦无不可。即不是可以将其视作由胡国——大约即东胡直接或间接地输入日本的吗？况且神话时代的诸神或以为即有来自大陆的成分，则此一可能就更大了。或许这一不起眼的家具，亦可成为考定日本人种起源的一个关键。
七
胡床用于踞坐，采用椅式坐姿，据以上叙述，约略明了。然而胡床又为怎样一种器具？此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最早触及此者，宋人张端义也，其《贵耳集》下卷论曰：“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在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制荷叶讬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样。今诸郡守倅必坐银校椅，此藩镇所用之物，今改为太师样，非古制也。”“校椅”亦作“交椅”。而《渊鉴类函》卷三八二“胡床”条引《诗话》曰：“今之交床本自外国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改名交床。唐穆宗时，又名绳床。”此所谓“今之交床”的“床”，当为“椅”字之误。惟隋时名“交床”之说，吾辈所未尝闻。如前所引，今《隋书》以胡床为名者两见。又“唐穆宗时，又名绳床”，见于宋程大昌《演繁露》：“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二月，见群臣紫宸殿，御大绳床。”尤其是《孟东野诗集》（孟郊，751—815）卷三《教坊歌儿》见“供养绳床禅”句，《偷诗》有“绳床独坐翁”句。此外，《太平广记》卷一九二引《原化记》“车中女子”条，其为开元故事，中有“据绳床”一语，故明唐时已有绳床。然其必不始于唐，《北齐书》卷三二《陆法和传》已现：“无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时烧香礼佛，坐绳床而终。”绳床与胡床是否同为一物，并不清晰。以宋王观国《学林》卷四“绳床者，以绳贯穿为坐物，即俗谓之交椅之属是也”观之，或为座面绳制之椅子。尤以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四所引《同话录》最值得玩味：“交椅谓之绳床，敌制也，欧公不御。”①《同话录》，宋曾三异著。欧公，当指歐阳修。敌制，契丹或西夏制度之义，是为契丹或西夏常用椅子之证。想来《北齐书》陆法和所坐之绳床，当即是此物。
再有，宋孟珙《蒙鞑备录》“军装器械”条，言及成吉思汗之仪卫：“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国王者间有用银处，以此为别。”宋徐霆《黑鞑事略》曰：“鞑主帐中所坐胡床，如禅寺讲席，亦饰以金。”宋人以胡床为交椅，故此等胡床，当作交椅解。
“交椅”又作“校椅”。“校”者，栏格之义也，然则校椅当解作扶手椅。惟毛刻《贵耳集》作“校椅”，余书概作“交椅”。而交椅以椅腿交叉而得名，应与唐代称剪子为“交刀”相类①。然则胡床之形，亦可作此观想。《太平御览》等类书引梁庾肩吾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②“足欹”与“文斜”只能作床腿交叉来想像。此等文字当取交叉或“×”形之义。此型椅子输入日本，无靠背者谓之床木③，带靠背者谓之折叠椅④。然交椅究指何者，则难以明了。由《贵耳集》“偃仰片时，坠巾”，《黑鞑事略》“如禅寺讲席”等来看，则似与带靠背之折叠椅为一类【译注1】。西方罗马的官座（curule chair）【译注2】即作此型，初无背，后加之而成扶手椅。如前所述，交椅似带靠背，胡床如何，则未可知。《苏峻传》“却⑤据胡床”，如御敌姿态，依此而论，似胡床亦附靠背；此外再无明证。另外，若据王观国之说，则绳床座面贯绳而制，其名或由此来，且与佛家有缘。再以“据”之来看，似无妨将绳床视作胡床或交椅之一种。另外，倘以胡床附带靠背，则如天若日子寝⑥于胡床【译注3】，返射之矢中其胸膺，即变得文从字顺了。 八
至若西方，椅子起于埃及，希腊、罗马等国古已有之，罗马人使用的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不过是其中一种。若椅子是从此等西方国家舶来，不知何故，最先进入中国的却似是这一型的椅子。近年，斯坦因在突厥斯坦发掘出普通型的椅子和扶手椅，虽时代不明，但也应相当地古老。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何以会早于普通型的椅子和扶手椅，最先进入中国？倘若承认胡床西来，那么大概任谁都会对此抱有疑问。
设以此型椅子经由塞外游牧者为媒介输入中国，则此疑问或即涣然冰释。curule本是拉丁语currus——车辆的衍生词，因其便于车载搬运，故得此名。然则于中国塞外逐水草移徙、惯于骑乘的民族而言，此型坐具既便携又无须屈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继而传入中国，其本来属性亦未丧失，故而施之于军阵、行旅。作为裴潜廉洁的例证，《魏略》载：“及其离任，未持胡床而去”，倘非便携之故，此等记事便无从措意。
要之，胡床，即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其初传中国乃假塞外游牧者之手。另一方面，若做此解说，则该型椅子之东来即变得顺理成章，了无滞涩之感。
及此再就“机”“桌”附识一言。如前述及，“几”本坐时人所凭倚之物，而“机”原作木名。《说文》曰：“机，机木也。”《山海经》“单狐之山有机木”即是，与几席之“几”本无瓜葛。然而“机”字陡现于《三国志·魏志·华歆传》①，王鸣盛据此以为几在制作上出现了变革。所谓《华歆传》中的“机”字，见于魏明帝【译注1】谕歆的诏书，作“机筵”，文字连言，与“几筵”略无异同。不管怎样，“机”字用于“几席”肇始于此。机和几的制作和用途于魏晋间似乎渐显变化，《晋书》卷六二《张华传》“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又同书卷六二《刘琨传》有“宾客满筵，文案盈机”。然则其时，机与仅供倚凭的几相揖别，用于承载书籍文案，其形制似较几增大。惟当此之际，供人席坐的正规之具仍是床、榻，故窃以为机在制作上当无太大的变化。
然隋唐以降，胡床盛行，遍见于人家之中。及入唐末五代，与胡床有别的椅子得以应用，机之外出现了“卓”“棹”“桌”等字。至于宋代，世俗间称椅为“椅子”、卓为“卓子”②，故而机之形制不得不增大，或最终导致了供八人同坐共食的八仙桌的出现。
*《胡床考》及《〈胡床考〉补遗》，皆采自1943年荻原星文馆出版的《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及附篇》。该书由池内宏编定。作者藤田丰八（1869—1929），日本东洋史学家，南海史、西域史学家。民国时期，杨炼选译了他的《东西交涉史研究——西域篇及附篇》一书，以《西域研究》为题，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惜未录此篇。
【译注1】《说文解字注》699页：“若蹲，则足底著地，而下其、耸其厀曰蹲。”凤凰出版社，2007年12月，后文同。
【译注2】《说文解字注》144页：“‘拜，首至手也。’按，跪与拜二事，不当一之，疑当云‘所以拜也’，后人不达此书，‘所以’往往删之。”
【译注3】原文作十九，非。
①虽曰东汉床始用于坐，但不能说西汉绝无。如《汉书》卷六十四上《朱买臣传》即是。该传记买臣怨张汤之由：“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此为原文注，后文同。
【译注1】“跪耸其体”则臀与上身皆直立，“坐下其”似指臀部著于小腿上。
【译注2】“日本人”前原修飾“我们”，略去。后文同。
【译注3】似即跏趺坐或趺坐，但此名在中国或后起。
①或即夷或夷踞？《后汉书》章怀太子注，夷踞之“夷”解作“平也”。
②《高士传》汉魏丛书本中，“箕股”作“箕踞”。
③几、帷、枕、筵、箦附属物除外。
【译注1】原作“氍”，误。
①关于汉高祖踞床之“踞”，或以为无妨视作蹲踞（踞床洗足，又见于《汉书·黥布传》），但此说似不妥帖，故颜师古将其注作“据”。尤其是《汉书》卷四十《张良传》：“从东击楚，至彭城。汉王兵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此处之“踞”当视作“据”而非蹲踞。再有同书卷五十《汲黯传》记武帝敬惮汲黯之状：“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视之。丞相弘宴见，上或不冠。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这里的厕，如淳以为“溷也”，孟康解作“床边侧也”。颜师古以“如说是也”，而刘奉世奉孟说为圭臬，予亦思孟说至当。不论孰是，此处之“踞”断非蹲踞之义。
①然北朝《周书》、南朝《陈书》不见。
①《旧唐书·刘文静传》“共榻”改作“共食”，然则与文静言论难相契合。
【译注1】此谓前后偏，非偏于左右也。
②此一坐姿，敦煌千佛洞造像中亦多有实例。
【译注1】原文为“我国”。后文同。
【译注2】日文中的汉字写法。
【译注3】第三节末谓：“将胡床进入中国的时间断在公历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应是恰切的”，那么作者似又以为，胡床进入日本早于中国，作者的观点不很肯定。
①《说郛》陶刻本中，“敌制也”作“乃〇〇所制”。
【译注1】原文作《释名》，误。
【译注2】原文脱“管宁”。
①《太平御览》卷一二二“陈义郎”条下。
②“文斜”之“斜”，《太平御览》鲍刻本作“邪”，而《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庾度支集》作“斜”。“邪”与“斜”相通。司马相如《上林赋》有“邪与肃慎为邻”句，颜师古以为：“邪读为斜。”细思，庾肩吾诗或本作“邪”字，而后人改为“斜”。虽则我在本文中将日本式之正坐，即中国之危坐、端膝、敛膝，与“孔子凥”之“凥”视同，然其间仍多少存有疑问。“凥”为人凭几之义，但身体下半部的姿势不明。若以其为闲居之态，或未必即是日本式的正坐。特别是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有云：“吴王懼然改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据此可知，危坐至少当去几。然危坐与跪用作同义，故危坐意即跪，则孔子闲居之“凥”，想来似亦无妨视作日本式的正坐。总之，我所举为坐姿的凥或坐，均带有日本式正坐之意味，惟望对“凥”字的理解，务必不要拘泥于其本义。 ③行于猿乐。
④僧侣等人用之。
【译注1】这里的床木和折叠椅，即中国人常素所说的马扎与交椅。
【译注2】古罗马最高级别的民事官员坐的腿部为弧形的装有垫子的椅子，可折叠，无靠背。
⑤如“却行”之“却”。
⑥仰卧。
【译注3】李濯凡注的《古事记》是以岩波书店的《古事记》、小学馆的《古事记》和仓野宪司校注的《古事记》为底本，该书此处作“天若日子寝朝床”（70页）。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邹有恒译《古事记》亦作“朝床”（41页）。但明治七年（1874）发行、由中西忠诚和内藤傅右卫门、坂田铁安所撰的《假名古事记》却作“胡床”，并注音あぐら（12页）。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国史大系”《日本书纪》卷二提及此事，只说：“其矢落下，则中天稚彦之胸上，于时天稚彦新尝休卧之时也，中矢立死”（43页），未及寝具。故此条史料存疑。
附：
《胡床考》补遗
予尝以《胡床考》为题，在《东洋学报》第十二卷第四号上刊载过一篇小文。其原本是为“东洋史谈话会”准备的讲演稿，故极不完备。文中虽以诸史所见胡床的用法和用途为据，并引证庾肩吾的诗句，将该种坐具断为官座型椅子（curule chair），然仍颇显含混，惟至今仍信持不移。顷者偶阅《资治通鉴》，读胡三省之说，益觉其可信，故借同好文末余白，绍述如次。
《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云云。胡三省注引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有胡，改名交床。唐穆宗于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群臣，则又名绳床矣”，继之曰：“余按交床、绳床，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而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绦，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午，故曰交床。绳床以板为之，人坐其上。其广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阁臂，其下四足著地。”对此类胡床——即交床解说之精密，似为他处所不见。如此，则谓其交床的理据明矣。而胡三省以板制、后附靠背、左右带托手者为绳床，此固扶手椅也，制作与胡床或交床迥异。三省以目见为凭，其说当大致不误。然而此不过是元时论调，至若北宋以前，据绳床之名，考以宋王观国《学林》和宋程大昌《演繁露》的观点，交床座面用绳，故立绳床之名，其说也无不妥。故而予今仍信，胡床本以革制座面，后更用绳，故有绳床之名。即如此，座面用板、附带靠背、托手的纯粹的扶手椅，何以入元却用绳床相称？倘以三省之说不误，则除以此类扶手椅袭用交床别名——“绳床”这一古称而外，似再无旁的解释。换言之，当时既有古老的折叠椅，亦见板制座面的扶手椅；前者已具交床之名，而后者为与之别，故假交椅别称，名之曰绳床；除此，当无可解说。
大正十三年（1924）二月二十七日
〔責任编辑：李琳〕
①王氏《十七史商榷》卷二四。
【译注1】原文作“后汉明帝”，误。
②方以智《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