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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行政生态学理论分析北京市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运行状态，分析了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问题，并尝试在制度构建、平台打造、信息沟通等多方面为大学生“村官”行政生态环境的完善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北京地区 大学生“村官” 行政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62-02
行政生态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大学生“村官”制度与其它宏观社会制度安排、微观运行机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视角和方法。现有的从行政生态学视角研究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文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里格斯从对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中，归纳出了影响公共行政的五个主要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架构，里格斯生态行政理论主要从这五个行政环境要素来分析环境要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北京地区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了“村村都有大学生，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然而从现有资料及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大学生“村官”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深入剖析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行政生态环境，才能了解阻碍大学生“村官”制度发挥实效的因素，进而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和运行机制。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影响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社会因素、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合并为文化生态因素，同时也深入分析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政治架构和经济因素。
一、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问题
1、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政治生态环境
（1）农村压力型体制及村级职能制约。在北京市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分配上，村组织无法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对大学生“村官”的专业、技能提出要求；在制度设计上，由于大学生“村官”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中国压力型政治体制，大学生“村官”成为上级布置给村委会或党支部的一项任务，安全、稳定永远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宁愿大学生“村官”什么都不做也不愿他们在自主开展工作中出现安全问题或引发不安定因素。
由于北京地区税费改革使得村级组织能够获取的资源减少，使村组织的职能完全错位，除了调解民间纠纷外，对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开办农村公益事业较为冷漠。后农业税时代村组织的资源下降使村组织职能转变无法实现，从而使大学生“村官”可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减少，发挥自己所学、所长的平台狭小、资源十分稀缺。
（2）村组织的民主管理规范化程度不高。袁达毅在对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显示：北京农村民主自治能力还有待提高，村民参与村务的程度不高，村民会议的民主决策功能发挥不够。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不规范，议事规则杂乱无章，“两会”形同虚设。尽管大学生“村官”具有较高的法治和民主观念，但由于基层农村两委管理上的混乱，大学生“村官”在力图使管理有序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那么可能会引起安于现状的两委成员的不满，从而使工作无法顺利完成。
2、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经济生态环境
（1）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梯度管理难度加大。北京地区农村发展在首都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而北京13个涉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是相差径庭。北京市农村人口分布整体分布呈现由中心向外围的倒梯度分布特征，离中心城区越近，人口越多结构层次越高，较远的地区人口数量和结构层次越低。这一具有北京特色的人口分布规律，增加了大学生“村官”开展工作的难度。如何保持本村工作的稳定性、有序性，新增人口与原住居民融合等很多问题值得探究，而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农村，年轻人口外出务工或直接留在城区导致本村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也给大学生“村官”开展本村工作，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带来了难度。
（2）大学生“村官”发展机遇、福利待遇不对等。从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整体薪资来看，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其薪酬与大学生“村官”同时毕业的同班同学两者对比来看，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普遍低于在社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而北京13个涉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发展水平及政策倾向也有很大不同，朝阳、海淀、丰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所处环境及发展机遇更好更多，所以大学生“村官”更愿意在这边发展；与此相反某些地区诸如平谷、怀柔等边远山区的大学生“村官”来说，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交通闭塞，造成大学生“村官”与外界隔离，仍是一种经济环境待遇上的不对等，合理的经济环境保障机制也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重要部分。
3、 大学生“村官”文化生态环境的问题
（1）自然生态环境使大学生“村官”心理产生落差。北京地区农村尤其是远郊农村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交通相对闭塞，一个村落或一定地域往往由自然条件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容易造成其文化的保守性格，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吸纳，制约着文化的开放和发展。在这种交通相对闭塞、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中，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缺乏共同语言、村民人际关系难处理，矛盾大，跟其所受正统文化教育格格不入，很难融入到其中。部分“村官”，特别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制定较高，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从繁华的大都市到京郊农村，走上岗位后条件的简陋和工作环境的复杂、开展工作中所遇的种种困难无疑让他们如头泼冷水。
（2）人文生态环境同化并影响大学生“村官”有效开展工作。小农文化在北京地区仍根基深厚，宗族观念强烈，复兴的宗族势力已经成为建构和参与村庄公共权力的重要力量，在村干部选举、村公益事业、重大决策上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会直引发一些社会矛盾。作为外来户的大学生“村官”由于与村庄主要宗族势力毫无关系， 并且作为新手缺乏与其打交道的经验， 故而会对其正常开展工作构成不小的挑战。农村社会韧性大、惰性强、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有些农民急功近利，社会正义感、责任感淡化，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日俱增，农民沉浸于高消费，摆阔气，从而使农村信仰体系呈现出空前紊乱、价值观严重失落，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民的思想和农村人文环境建设。部分大学生自身修养和定力不足，到农村后受一些不良社会和人文风气影响，养成了懒于进取，怨天尤人的不良心态。
（3）农村地区“重经济，轻文化”理念限制。由于城乡经济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农村地区地方政府也跟全国多数农村存在同样的观念--“重经济，轻文化”，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乡村文化建设的各项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各项设施严重短缺，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乡村文化需求。部分乡村文化建设停滞不前，缺乏相应经费投入，文化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缺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乡村文化市场中产品不够丰富，大学生“村官”投入到村级工作后，主要工作还是落实上级下派的经济工作任务，这样也会使大学生“村官”将主要工作重心会投入到对提高本村经济发展上，疏于对文化体系建设。
二、对北京地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发展的建议
1、加快村组织职能转变，规范村务管理
在整个农村地区形成革新的氛围，通过引入公共服务指标、村务公开、村务管理规范化等考核指标，对农村干部形成一定的变革压力，从而促使村干部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为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行政生态环境和契机。
农村公共事务减少、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公共服务水平低已经引起北京市政府的极大关注。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村干部就必须更加借重大学生“村官”的才能。这就需要做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规划，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培训，再通过大学生“村官”将培训的收获带回农村。因此必须将村务管理公开化、规范化作为村庄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加以考核。
2、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供政策保障
北京农村地区依托于首都中心，大学生“村官”在各项政策资源的享有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政府应适时推出优惠政策给与优惠、扶持，降低其创业门槛；在信贷资金上给予扶持，设立北京市大学生工作“村官”创业基金，为大学生“村官”提供资金扶持或金融信贷服务；举办北京市农村建设论坛，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信息和技术资源，根据大学生的专业特长，结合所在村的实际，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信息服务、政策咨询、技术培训、资金扶持、市场开拓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支持他们大胆创业，从而在实践中增强大学生“村官”的实践能力和工作自信心。
充分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加强财政制度的支持力度，保持政策的均衡性和持续性，切实解决大学生“村官”在工作、生活和个人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之安心工作。但是，我们在上文中也提到，北京当前涉农区县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发展水平及政策倾向也有很大不同，大学生“村官”周围的相关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的不同也使大学生“村官”产生一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热情和动力给与其物质或精神奖励。
3、充分利用首都功能核心区划，做好大学生“村官”定位
2010年7月，中国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将北京市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三个大块，北京区县划分之后，对于大学生“村官”发展来说，带来了新的契机，对于各区县也应根据新的行政区划，对大学生“村官”做好定位，充分了解任职村庄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及选聘生本身的特点，更好的将合适的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学生“村官”的效能。离中心城区较近的地区，人口多、层次高，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明显，大学生“村官”在开展工作时可以借鉴日本和中国广州等地的成功经验拓展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挖掘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而对于生态涵养区，农学及旅游学专业需求会更加旺盛，完全可以自然优势调整农业的经营方式，发展了适应城市居民旅游和消费特点的采摘、垂钓、休闲、旅游等经营模式。而经济与人口的带动，也驱使村民越来越主动或被动地摒弃“熟人社会”的排外心理，去接纳外部世界，习惯各种新鲜事物应接不暇地出现，包括大学生“村官”对村庄 “礼俗社会”的融入。
4、打造北京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创业合作平台
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创业，对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支持。提供从技术培训到信息咨询到信贷支持的一系列优惠条件，举办大学生“村官”创业专题培训，对涉农创业项目进行技术指导重点帮扶。在资金信贷上，由镇、村推荐，对素质高、信用好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申请小额贷款，区财政贴息，对科技创新项目，经科委审批后，列入科技扶持计划，提供科技扶持资金，对引领农民致富的项目，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通过一系列举措打造创业平台。
同时，推出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台，探索大学生“村官”工作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相结合的新路，为北京市重点支持发展的合作社配备大学生“村官”担任理事长助理或社长助理，有针对性、有重点地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做大作强提供人才支持，从工作形势上拓展大学生“村官”发挥作用的途径，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了大学生“村官”的才智，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大学生“村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
5、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定期为大学生“村官”进行疏导
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北京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动态的大学生“村官”管理信息系统，不断补充和更新相关信息。在大学生“村官”管理系统中，要建立大学生“村官”的个人信息情况，统计大学生“村官”的学习、培训情况及工作能力与村民融合能力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大学生“村官”横向、纵向沟通的渠道，利用网络资源，实现全国各地、北京各地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相互学习和交流，但同时亦应增加直接互动环节。横向沟通上，在北京地区设立官方大学生“村官”聊天群，以解决交通不便地区的刚刚工作的大学生“村官”的孤单感、与外界隔离感，并通过大学生“村官”同龄人的实际交流，让他们分享工作心得与成功的工作经验，消除大学生“村官”步入农村工作的不适应，使有着同样教育背景、同样工作性质、同样年龄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分享快乐和忧愁，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纵向沟通上，设置定期的信息上报与反馈机制，村两委干部要及时发现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吕书良.新农村视角下大学生村官及其政策考量［J］.中国农村观察,2008,（3）.
［2］胡跃高.争做新型村官建设和谐新村———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www.aweb.com.cn/2008/3/30/ 22520080330222317160.html.
［3］温铁军.大学生“村官”背后的政策背景与工作建议［N］.人民日报,2009-01-20.
［4］冯建平.关于晋城市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实践与思考［J］.前进,2008,（4）.
［5］殷殷.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苏北农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08,（6）.
作者简介：
康坤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984- 女 河北保定人，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研究
刘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984- 男 四川成都人，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研究
【关键词】:北京地区 大学生“村官” 行政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62-02
行政生态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大学生“村官”制度与其它宏观社会制度安排、微观运行机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视角和方法。现有的从行政生态学视角研究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文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里格斯从对美国公共行政研究中，归纳出了影响公共行政的五个主要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架构，里格斯生态行政理论主要从这五个行政环境要素来分析环境要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北京地区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了“村村都有大学生，每村有两名大学生”的目标。然而从现有资料及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大学生“村官”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深入剖析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行政生态环境，才能了解阻碍大学生“村官”制度发挥实效的因素，进而完善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和运行机制。
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将影响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社会因素、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合并为文化生态因素，同时也深入分析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政治架构和经济因素。
一、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问题
1、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政治生态环境
（1）农村压力型体制及村级职能制约。在北京市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分配上，村组织无法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对大学生“村官”的专业、技能提出要求；在制度设计上，由于大学生“村官”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中国压力型政治体制，大学生“村官”成为上级布置给村委会或党支部的一项任务，安全、稳定永远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宁愿大学生“村官”什么都不做也不愿他们在自主开展工作中出现安全问题或引发不安定因素。
由于北京地区税费改革使得村级组织能够获取的资源减少，使村组织的职能完全错位，除了调解民间纠纷外，对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开办农村公益事业较为冷漠。后农业税时代村组织的资源下降使村组织职能转变无法实现，从而使大学生“村官”可参与农村公共事务减少，发挥自己所学、所长的平台狭小、资源十分稀缺。
（2）村组织的民主管理规范化程度不高。袁达毅在对北京市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查显示：北京农村民主自治能力还有待提高，村民参与村务的程度不高，村民会议的民主决策功能发挥不够。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不规范，议事规则杂乱无章，“两会”形同虚设。尽管大学生“村官”具有较高的法治和民主观念，但由于基层农村两委管理上的混乱，大学生“村官”在力图使管理有序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那么可能会引起安于现状的两委成员的不满，从而使工作无法顺利完成。
2、大学生“村官”制度运行的经济生态环境
（1）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梯度管理难度加大。北京地区农村发展在首都现代化建设中占据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而北京13个涉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是相差径庭。北京市农村人口分布整体分布呈现由中心向外围的倒梯度分布特征，离中心城区越近，人口越多结构层次越高，较远的地区人口数量和结构层次越低。这一具有北京特色的人口分布规律，增加了大学生“村官”开展工作的难度。如何保持本村工作的稳定性、有序性，新增人口与原住居民融合等很多问题值得探究，而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农村，年轻人口外出务工或直接留在城区导致本村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也给大学生“村官”开展本村工作，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带来了难度。
（2）大学生“村官”发展机遇、福利待遇不对等。从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整体薪资来看，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其薪酬与大学生“村官”同时毕业的同班同学两者对比来看，大学生“村官”工资待遇普遍低于在社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而北京13个涉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发展水平及政策倾向也有很大不同，朝阳、海淀、丰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所处环境及发展机遇更好更多，所以大学生“村官”更愿意在这边发展；与此相反某些地区诸如平谷、怀柔等边远山区的大学生“村官”来说，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交通闭塞，造成大学生“村官”与外界隔离，仍是一种经济环境待遇上的不对等，合理的经济环境保障机制也是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重要部分。
3、 大学生“村官”文化生态环境的问题
（1）自然生态环境使大学生“村官”心理产生落差。北京地区农村尤其是远郊农村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交通相对闭塞，一个村落或一定地域往往由自然条件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容易造成其文化的保守性格，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吸纳，制约着文化的开放和发展。在这种交通相对闭塞、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中，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缺乏共同语言、村民人际关系难处理，矛盾大，跟其所受正统文化教育格格不入，很难融入到其中。部分“村官”，特别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制定较高，对工作的期望值过高，从繁华的大都市到京郊农村，走上岗位后条件的简陋和工作环境的复杂、开展工作中所遇的种种困难无疑让他们如头泼冷水。
（2）人文生态环境同化并影响大学生“村官”有效开展工作。小农文化在北京地区仍根基深厚，宗族观念强烈，复兴的宗族势力已经成为建构和参与村庄公共权力的重要力量，在村干部选举、村公益事业、重大决策上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会直引发一些社会矛盾。作为外来户的大学生“村官”由于与村庄主要宗族势力毫无关系， 并且作为新手缺乏与其打交道的经验， 故而会对其正常开展工作构成不小的挑战。农村社会韧性大、惰性强、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有些农民急功近利，社会正义感、责任感淡化，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日俱增，农民沉浸于高消费，摆阔气，从而使农村信仰体系呈现出空前紊乱、价值观严重失落，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民的思想和农村人文环境建设。部分大学生自身修养和定力不足，到农村后受一些不良社会和人文风气影响，养成了懒于进取，怨天尤人的不良心态。
（3）农村地区“重经济，轻文化”理念限制。由于城乡经济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农村地区地方政府也跟全国多数农村存在同样的观念--“重经济，轻文化”，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乡村文化建设的各项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各项设施严重短缺，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乡村文化需求。部分乡村文化建设停滞不前，缺乏相应经费投入，文化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缺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乡村文化市场中产品不够丰富，大学生“村官”投入到村级工作后，主要工作还是落实上级下派的经济工作任务，这样也会使大学生“村官”将主要工作重心会投入到对提高本村经济发展上，疏于对文化体系建设。
二、对北京地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行政生态环境发展的建议
1、加快村组织职能转变，规范村务管理
在整个农村地区形成革新的氛围，通过引入公共服务指标、村务公开、村务管理规范化等考核指标，对农村干部形成一定的变革压力，从而促使村干部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为大学生“村官”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行政生态环境和契机。
农村公共事务减少、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公共服务水平低已经引起北京市政府的极大关注。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村干部就必须更加借重大学生“村官”的才能。这就需要做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规划，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加大对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培训，再通过大学生“村官”将培训的收获带回农村。因此必须将村务管理公开化、规范化作为村庄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加以考核。
2、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供政策保障
北京农村地区依托于首都中心，大学生“村官”在各项政策资源的享有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政府应适时推出优惠政策给与优惠、扶持，降低其创业门槛；在信贷资金上给予扶持，设立北京市大学生工作“村官”创业基金，为大学生“村官”提供资金扶持或金融信贷服务；举办北京市农村建设论坛，为大学生“村官”提供信息和技术资源，根据大学生的专业特长，结合所在村的实际，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脱贫攻坚、信息服务、政策咨询、技术培训、资金扶持、市场开拓等方面提供指导和帮助，支持他们大胆创业，从而在实践中增强大学生“村官”的实践能力和工作自信心。
充分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加强财政制度的支持力度，保持政策的均衡性和持续性，切实解决大学生“村官”在工作、生活和个人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之安心工作。但是，我们在上文中也提到，北京当前涉农区县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发展水平及政策倾向也有很大不同，大学生“村官”周围的相关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的不同也使大学生“村官”产生一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热情和动力给与其物质或精神奖励。
3、充分利用首都功能核心区划，做好大学生“村官”定位
2010年7月，中国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将北京市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三个大块，北京区县划分之后，对于大学生“村官”发展来说，带来了新的契机，对于各区县也应根据新的行政区划，对大学生“村官”做好定位，充分了解任职村庄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及选聘生本身的特点，更好的将合适的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学生“村官”的效能。离中心城区较近的地区，人口多、层次高，经济管理类人才需求明显，大学生“村官”在开展工作时可以借鉴日本和中国广州等地的成功经验拓展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挖掘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而对于生态涵养区，农学及旅游学专业需求会更加旺盛，完全可以自然优势调整农业的经营方式，发展了适应城市居民旅游和消费特点的采摘、垂钓、休闲、旅游等经营模式。而经济与人口的带动，也驱使村民越来越主动或被动地摒弃“熟人社会”的排外心理，去接纳外部世界，习惯各种新鲜事物应接不暇地出现，包括大学生“村官”对村庄 “礼俗社会”的融入。
4、打造北京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创业合作平台
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创业，对大学生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支持。提供从技术培训到信息咨询到信贷支持的一系列优惠条件，举办大学生“村官”创业专题培训，对涉农创业项目进行技术指导重点帮扶。在资金信贷上，由镇、村推荐，对素质高、信用好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申请小额贷款，区财政贴息，对科技创新项目，经科委审批后，列入科技扶持计划，提供科技扶持资金，对引领农民致富的项目，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通过一系列举措打造创业平台。
同时，推出北京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台，探索大学生“村官”工作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相结合的新路，为北京市重点支持发展的合作社配备大学生“村官”担任理事长助理或社长助理，有针对性、有重点地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做大作强提供人才支持，从工作形势上拓展大学生“村官”发挥作用的途径，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了大学生“村官”的才智，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大学生“村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
5、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定期为大学生“村官”进行疏导
在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北京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动态的大学生“村官”管理信息系统，不断补充和更新相关信息。在大学生“村官”管理系统中，要建立大学生“村官”的个人信息情况，统计大学生“村官”的学习、培训情况及工作能力与村民融合能力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大学生“村官”横向、纵向沟通的渠道，利用网络资源，实现全国各地、北京各地的大学生“村官”可以相互学习和交流，但同时亦应增加直接互动环节。横向沟通上，在北京地区设立官方大学生“村官”聊天群，以解决交通不便地区的刚刚工作的大学生“村官”的孤单感、与外界隔离感，并通过大学生“村官”同龄人的实际交流，让他们分享工作心得与成功的工作经验，消除大学生“村官”步入农村工作的不适应，使有着同样教育背景、同样工作性质、同样年龄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分享快乐和忧愁，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纵向沟通上，设置定期的信息上报与反馈机制，村两委干部要及时发现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吕书良.新农村视角下大学生村官及其政策考量［J］.中国农村观察,2008,（3）.
［2］胡跃高.争做新型村官建设和谐新村———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www.aweb.com.cn/2008/3/30/ 22520080330222317160.html.
［3］温铁军.大学生“村官”背后的政策背景与工作建议［N］.人民日报,2009-01-20.
［4］冯建平.关于晋城市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实践与思考［J］.前进,2008,（4）.
［5］殷殷.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苏北农村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08,（6）.
作者简介：
康坤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984- 女 河北保定人，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研究
刘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1984- 男 四川成都人，从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