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胡野秋，文化学者、作家。曾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香港卫视《东边西边》首席嘉宾、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出版有《胡腔野调》《冒犯文化》《六零派作家对话录》《闲人，书生活》等。导演电影故事片《爱不可及》、纪录片《触摸》等。
自序：为深圳立传，一次幸福的探险
试图迅速而准确地描述深圳，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虽然它只有短短的40岁，但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中国其它任何城市，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獨一无二的。在人类的建城史上，城市都是一步一步叠加式地累积而成，在漫长的累积过程中，建构了城市的自然风貌和人文传统，形成了此城与彼城的分别。深圳则不然。准确地说，深圳不是建成的，而是“造”成的，它的出现让人猝不及防，于是人们只能用“一夜之城”来形容它。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起首便道出这座城市的特别。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搭积木一样地搭出了一座城。这样的速度被命名为“深圳速度”。快则快矣，惟解读便成为万难。有太多的人到过深圳，写过深圳，但是却无人能够为深圳找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关键词。在很多年里，人们认为这里到处是黄金，当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人中，有一多半是冲着深圳而来;还有一些人认为深圳是一个暴发户，缺乏底蕴，略显肤浅，这里可以是事业的疆场，但不是宜居的温床;还有人以为这里充满着冒险家的争夺，商人们在尔虞我诈中获得快感，到处是灯红酒绿与刀光剑影，胆小者勿进;当然也有人把这里视为天堂。而只有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才能明白这座城市的形式与内容有多么地与众不同，随便你怎么想象她，她都在你的想象以外，无论是好，还是坏。
认识一座城，总是由表及里的，正如认识人。在我眼里，深圳是一个有点鲁莽的小伙子。这里曾经尘土滚滚、脚架林立，到处是“坑”，到处是“围”，到处是“岭”。然而，对于到深圳寻梦的人来说，小伙子还是挺帅的。他没有什么不敢试，没有什么不敢闯，创下过辉煌，也犯下过错误，但他始终坦然地朝前走，像背着双肩包的旅行者。在我眼里，深圳亦是一位性格温和的儒生。这里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因为读书而受人尊重。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图书在这里随处可借，也随处可还。在我眼里，深圳还是一位包容谦让的绅士。他的口头禅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里一直用“英雄不问出处”作为对陌生人的标准。当然，更多人的眼里会有更多的深圳，无论哪一种，都可能颠覆你曾经的想象。
这是我的“读城记”，我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阅读这座城市，除了用眼睛阅读，还常常用脚阅读，我愿意把自己读城的感受与您分享。我觉得深圳就是一台无场次的先锋话剧，当北上广在叙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时候，深圳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各自独立、穿插、互不干涉的话剧。这些桥段既可成为折子戏，又能联袂演出，每场戏都有关联，但也可能冲突。中国的城市中本土居民比例最少的唯有此城，这种与生俱来的碎片化、多元化、杂处化，让我为这个城市立传时，选择与其相应的更为自由的结构方式，文章中的脉络、章节与文字，同这座纷繁的城市正相呼应。我力求重返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场，把那些即将湮灭的光阴碎片打捞起来，并通过我的重新梳理，让今天的人能够看到一座城的前世今生。使城市与人离得更近些，与人的心不再那么遥远，那么陌生。
文章写完了，但我突然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写，这个城市虽然年轻，却又似乎怎么也写不完，你刚写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却立刻发现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被遗漏。深圳既像一个魔方，又像一个谜团，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阅读、去书写，却仍然写不尽。写不尽的城市才是最有魅力的城市。
第一章 深圳有多深？
“深圳”释名
深圳，也许是当今中国最知名的城市之一。深圳是一匹黑马，人们对这匹黑马几乎来不及打量，它是如此年轻。我们似乎从未听闻一个城市只用了40年，就从一个30万人的小城扩张为2000万人的超级都市。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关于“深圳”这个市名，早年闹过不少笑话。大家对“圳”这个字不熟悉，秉承“读字读半边”的光荣传统，大都念成“深川”。一座城市让一个不常用的汉字复活，是另一种奇迹。其实，深圳这个地名古已有之，从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看，“深圳”最早记载在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新安县志》，地理志内“墟市”条目下有“深圳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从那时算起，“深圳”这个地名至少已经存在332年了。“土”指田土，“川”指“归向大江大海的水流”。“圳”即意为：田野间通向江海的水道。“深圳”也即“深深的水沟”。“圳”字在岭南其实是常用字，深圳、梅州、惠州等地以之构成的地名比比皆是，如圳上村、圳头村、石圳等等。离开了广东区域，这个字的使用率才逐渐变低。
“墟”就是集市的意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如今的深圳区域内形成了36个集市，其中最著名的四大名墟为：深圳墟、清平墟、观澜墟、东和墟。分别位于今天的东门街道、沙井街道、观澜街道和东沙头角街道。这四大古墟中，现在只有观澜墟还保留了清末的集市旧痕，其它三个都已不复当年的容颜。当年的深圳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深圳河与它的三条主要支流冲刷出一大片平坦的谷地，深圳墟正好位于谷地中心。三条连接深圳和香港的道路也都在这里交汇。这样的优越地形，让深圳墟一跃成为广东省内著名的集市。其繁盛程度远远超过周边的其它集市。深圳墟拥有东、南、西、北四门，最为繁荣之所是东门一带。如今深圳的商业中心区之一东门老街，便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从清朝中期开始的两百多年间，每逢农历的二、五、八日，便是热闹的“墟日”（赶集日）。到了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都会汇聚到东门，他们肩扛手提，带来丰富的海产品和农作物，在这里交换各自需要的物资。东门老街的中心位置有一幅巨大的铜版浮雕《老东门墟市图》，我曾面对这幅浮雕，寻找当年深圳墟繁荣的印记。从这幅图上，可看见“鸭仔街”“猪仔街”“西和街”“渔街”等街道的昔日繁华。人们在“多仁米铺”前买米，在“大来金铺”前秤金，在“怡和海鲜货栈”前交易生猛海鲜，在“四季花店”前选摘露水欲滴的鲜花。“深圳”就这么一直并不寂寞地繁荣着。 一些喜爱看黑白电影的影迷，应该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有部电影叫《秘密图纸》，那是一部反特片，今天我们习惯称之为谍战片。其中有个特务说了句台词：“我明天要去深圳”，指的就是到宝安县城的深圳镇，他要到东门老街附近的罗湖桥与香港来的特务接头。这也许是当代最早涉及“深圳”地名的文艺作品。
如此看来，谁还能妄言“深圳”年轻呢？在很多人的眼里，深圳也许是横空出世的现代商都。但实际上，深圳是历经600多年的烟尘以后，依然健在的古代商业文明的标本。中国的改革开放，把它从南方以南的深水里打捞出水面。历史选择了深圳，决不偶然。
别名“鹏城”何来？
中国的城市都有别名，概无例外。如昆明四季如春，叫春城;重庆依山而筑，叫山城;拉萨因位于青藏高原终日沐浴日光，叫太阳城;广州因传说有五羊衔穗降福，叫羊城。每个城市的别名，都包含着祥瑞和期待。深圳的别名叫“鹏城”。大鹏其实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大鸟，是人类对鸟类的图腾崇拜。庄子在《逍遥游》中写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是浪漫的，但这种由大鱼幻化而成的巨鸟，谁也没有真的见过。那么，深圳究竟为什么叫这个别名呢？又从什么时候被称为“鹏城”的呢？
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有三种。其一，认为是“大鹏所城”的简称。因为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设立“大鹏守御千户所城”，距今626年。其二，认为是因“大鹏湾”而得名，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只在空中翱翔的大鹏飞至南海边，被这里的秀丽风景所吸引，于是以此为家。其三，深圳的别名叫“鹏城”，是因为大鹏半岛和九龙半岛舒展开来，构成了大鹏湾的两翼。海岸线的形状像极了庄子笔下“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那个大鹏鸟。撇去浪漫主义的泡沫，我们理性地分析。大鹏所城是明朝的军营，按照一般命名规律，会依照属地原有地名命名，正如当今在深圳西部南山区的南头村，还有一座与大鹏所城同时期的“南头千户所城”。想来“大鹏”的地名在建“所城”前便已有之，可能是个村落的名字，大鹏所城因大鹏村而得名。至于大鹏湾，离今天应该就更近些了，在古代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海湾概念，即使有“湾”和“涌”等字样，那也只是指小湾、小涌而已。在明朝的海图上，我们还看不到标注“大鹏湾”，在晚清以前，海图上同样没有“大鹏湾”。“大鹏湾”在地图上的现身，最早出现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前深港同属一地，所以地图上并不特别标明海域。但因为要割让领土，必须分清与土地相连的海洋。英国又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海洋帝国，具有极强的海洋意识，所以海湾自然也就开始被命名并标注了。
大鹏半岛的陆地面积294.1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达到了133.22公里，被称为深圳的“黄金海岸”，曾被《中國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这条海岸线像一条金色项链悬挂在蔚蓝色的南海颈项。大鹏海岸包含了东涌、西涌、杨梅坑以及南澳四个区域。这里沙质细软、礁石林立，海边景色融山光、水色、林涛、海风、潮音、征帆、鸟语、花香为一体，有如“蓬莱仙境”;陆上山峦起伏、云雾缭绕、林密鸟众、草茂流清，好似“世外桃源”。深圳虽起于农耕文明，没有赶上“大航海时代”的脚步。但在“一带一路”的新时代，它已经做好了向深邃的海洋挺进的准备。“鹏城”这个别名早就预言了这一天的到来。
咸头岭那片碎裂的彩陶
咸头岭，是个很土的名字。但这个名字把深圳的历史朝前推了7000年。人们被深圳的现代故事吸引了目光，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城市的故事还藏在大鹏海边的一方荒凉沙丘上，在一片片破碎的陶块上。1982年的夏天，一支考古队来到大鹏半岛东北端的咸头岭村，他们踩在了远古的沙丘上。“沙丘遗址”指的是分布在沿海或岛屿的沙滩、沙堤、沙洲上的遗址。这些以不同时期的沙质为主要堆积物的沙丘，埋葬着不会说话的器物甚至化石。历史的密码储存于此，等他们苏醒过来，就会向你讲述那些尘封千年的故事。咸头岭沙丘遗址，就是深圳故事的源头。
我曾跟随深圳博物馆的馆长走进他们的藏品库，看到他们冒着毒日、暴雨挖掘出来的那些宝物。那些坛坛罐罐被放在博物馆的几个巨大的木橱里，器物大部分是经过修复的，还有一部分过于残破无法修复，只能散落着摆放，名副其实的“文明碎片”。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一个陶杯摩挲着，想象7000年前的某个人正在用泥巴捏造它，那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很奇特。馆长告诉我，咸头岭的发现不仅是把深圳的历史向前大大推进，也是建立起环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到6000年考古学文化分期与断年的一个重要标尺，证明这里是珠三角地区最早的文化，呈现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活动。2006年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我一次次地来咸头岭遗址，看这里的红烧土，看发掘出来的房址、土灶、彩陶、白陶、夹砂陶片，还有数量可观的石器。那些石刀、石斧、陶尊、陶盆、彩陶圈足盘，都在争先恐后地诉说它们曾经的繁忙。在层次分明的沙层下，还有多少更加精美的陶片和奇巧的石器，仍然酣睡在它们的梦里呢？我在那方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沙丘上反反复复地转圈，惊叹于人类7000年前已聚集到这块近海的沙滩上生活、生产，在这几乎是天涯海角的地方为我们开发了一派休养生息的乐土。据史料记载，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古南越先民就已经在这里结成社群开始集体生活。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71℃，气候暖湿。繁茂的植被、丰富的动物，催生了华夏远古人类的繁衍、进化。
从已经出土的文物分析，这里的先民主要的生活方式是原始农业和渔业。从咸头岭遗址向北十公里，在葵涌还有个略晚些的大黄沙遗址，那里出土了炭化的粮食颗粒，证明古越族先民已经掌握了种植农作物技术，并且可以依赖它们填饱肚子。深圳的多个遗址都发掘出新石器时期的网坠，这些用椭圆形鹅卵石打凿而成的亚腰形网坠，与现代的渔具极为近似，佐证了当时的渔民已经学会了用渔网捕鱼。在咸头岭遗址上，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当年在沙丘上夯房基、挖柱洞的遗迹。从房基、柱洞的分布和走势初步推断，这种原始的民居大约为圆锥式窝棚。解决了吃的、住的、用的，先民们也可以安居乐业了。珠江流域的咸头岭文化，与同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马家浜文化，交相辉映，建构了早期华夏文明的大厦。有了咸头岭灿烂的开始，深圳的文明便不乏绚烂和多彩。 从商代起，中国进入了农业、手工业乃至艺术品空前喷发的年代，我们有了青铜器，有了甲骨文，有了彩纹陶……深圳也绝不寂寞。7000年前的祖先还在咸头岭探索人类如何生存时，未曾想到经过漫长岁月的载浮载沉，这方快要被遗忘的土地再次聚拢起人气，开启了探索人类如何高质量延续下去的新旅程。命运在这里又一次转了一个圈，完成了一次螺旋式上升。
一座碉楼一卷史
在岭南的建筑中，碉楼是一种独特的的存在。在村落里、田野间，一座座碉楼高高耸立，像一座座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像一卷卷史书，记载了客家人开疆拓土的艰辛历程。史书可以变黄，变脆，以致无法展读。但碉楼历经数百年沧桑，仍屹立不倒，让人们穿越岁月的风尘，在南国继续阅读它。
许多人是从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初识这种建筑的，从银幕上被它的静默与巍峨震撼。土匪们攻打碉楼，用上了各种武器，但碉楼就是坚不可摧，那种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让人肃然起敬。电影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原小说中并无碉楼，也不在广东，但姜文选外景时，到了广东开平，当他看到梅家大院的碉楼群就不想走了。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了碉楼，《让子弹飞》肯定会逊色太多。碉楼，是客家村落的符号，它们居于村口要道，居高临下地环伺着周围，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作为客家人主要聚集地之一的深圳，这样的碉楼四处皆是。深圳碉楼现存的有550多座。据考证，本地年代最久的碉楼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最晚的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深圳历史上曾有1500多个自然村，绝大部分村庄都有碉楼。张先生称中国有条“炮楼文化走廊”，约西起于川、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南至于广东、海南，呈“西南—东南”的走向。深圳地处这个“炮楼文化走廊”的东南端，其数量仅次于开平。但与开平碉楼相比，深圳碉楼出现的历史要早一些，
正因如此，深圳碉楼没有像开平碉楼那样多中西合璧的痕迹，更多地呈现出汉民族自己的建筑风格与特色。深圳炮楼中比较早期样式的那一部分，是我国汉族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炮楼建筑系统目前仅存的最集中、最大量的遗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特征最重要的表现载体之一。深圳本土碉楼分布在从西边的西乡、沙井直到东部的大鹏半岛，可以说覆盖了深圳全境。而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碉楼群有两处，一在观澜，一在龙华。观澜碉楼群更为壮观，至今尚有114座，它们建于清代至民国时期。
由于大量客家人从中原一带迁入，他们面临着土匪、兵家和土著人的排外与攻击，为求自保建起了围屋与碉楼，聚族而居。围屋用于居住，碉楼则成为防守的堡垒。碉楼其实是学术界的命名，民间常常习惯把碉楼直接称之为“炮楼”，这就更加明确地指证了碉楼的功能。碉楼一般高为三五层，最高为八九层，修建楼层越高，越便于瞭望;碉楼的墙体远比普通的民居厚实坚固，不怕匪盗凿墙或火攻;碉楼上部的四角，一般都建有突出悬挑的全封闭或半封闭的角堡（俗称“燕子窝”），角堡内开设了向前和向下的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地还击入侵之敌。同时，碉楼各层没有窗户，而在墙上开设有射击孔兼瞭望孔，因此开口均小于民居的窗户，而且都有铁栅和窗扇，外设铁板窗门，各层射击点形成楼内居民的立体攻击点，攻守兼备，易守难攻。碉楼的主要功能自然是军事，但在和平年代也是民居，族人可以住进里面。有些成为宗族的祭祀点，甚至可以用作仓库。碉楼内每层楼板都是木质的，楼梯沿四周墙壁拾级而上。
走进今天的观澜古墟，赫然可见一座“成昌楼”鹤立鸡群于东门街的一排古旧建筑中。成昌楼建于民国初期，又被称为文昌古炮楼，楼高30米，共8层，是目前古墟中最高、最醒目的建筑。楼顶护墙外装饰着一圈黑红双色彩带，像巨大的冠帽，四面各设两处“口”形瞭望孔，东西两面各设一鱼形排水口，西北角、东北角各设一瞭望台。雕楼的东面墙体上仍清晰可见密集的坑洞，那是在抗日战争时，东江游击队与日本作战时留下的弹孔，斑驳的历史遗痕里隐藏着多少热血与悲壮。
而要论观澜最老的炮楼，则当属桂花社区庙溪老村的文秀公炮楼。此楼建于清朝嘉庆或道光年间，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被称为“宝安第一碉楼”。而它外表看來虽与观澜其它炮楼并无不同，但整体散发着更加古朴雄拙的沧桑感。此村原住民以陈姓为多，修建的炮楼就以陈氏族长的名讳命名。“文秀”是族长名，“公”是敬称，文秀公炮楼代表着族长的身份。这些碉楼，讲述着从清朝至民国的历史，也成为众多离乡者回溯寻根的节点符号。一座碉楼一卷史。那一座座矗立百年的碉楼，它们守候苦难，守候严寒，守候风雨，也守候希望。它是客家先辈种在这里的一个梦，从未动摇的梦。这些遗落在村口和田野里的碉楼群，是耸立着的凝固的乡愁。
情满大围屋
客家人，生而为客。自晋唐以至明清，他们从北方中原地区辗转流落南国，一个“客”字道尽他们身份的尴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成为所到之处的“客人”。“客家人”的称谓起于宋朝。北宋开始将户籍分为“主”“客”之别，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从此客家人便成为南迁群体的代称。从他称到自称，既有辛酸无奈，也有包容豁达。客家人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人，是唯一一个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也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他们都有故乡，但皆不能回，那里已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但客家人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扎下根来，融入进去，繁衍壮大。据统计目前全球客家人大约8000万，约5000多万在中国，他们主要聚居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云南、香港、台湾等19个省的180多个市县，其余的客家人散居于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美洲、欧洲、澳洲、非洲皆有，总体上还是以东南亚居多。
客家人是一个不断逃亡的族群。在客家人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哪里荒凉便迁向哪里。 “山高皇帝远”的广东向他们张开了宽厚的怀抱，故而客家人有三分之一便落到广东，并与广府人、潮汕人三分南粤。世世代代的迁徙、流离，锻造了客家人聪慧、低调、情商高的集体性格，他们具有天生的族群认同和自我保护意识，这从他们的建筑风格上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客家建筑的三大代表是：碉楼、围屋、排屋。碉楼完全是军事性建筑，高点攻击，立体防卫;围屋则是同宗家族群居之所，世代同堂，封闭式建筑固若金汤，集御外凝内于一体;排屋虽然已经开始以家庭分居，但家家户户并排建屋，左邻右舍墙瓦相连，依然具有很强的联动性。这三种建筑往往是互相依存的，无论是围屋还是排屋，都离不开碉楼的拱卫。 如果说围屋是航母，那么碉楼就是护卫舰，排屋就是驱逐舰。客家人最懂“抱团取暖”的重要。我曾经站在“大万世居”门前的月形池塘，透过深邃的大门朝里望去，一眼仿佛看不到底。这座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古堡式建筑，历经风雨，如今依然巍然屹立。这座庞然大物，占地2.5万平方米，共有房屋400余间。居住在这里的是曾姓家族。该曾姓家族自明永乐年间开始南迁，先迁江西吉安、后迁福建汀州、继迁广东潮洲，至十三世始迁坪山，十五世时曾传周开始兴建大万世居。
围绕此楼曾流传一个故事，大万世居原地曾是一片沼泽地，曾传周每天靠牧放鹅鸭和推独轮车赚钱，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盖房子。但后来曾传周建房心切，想迅速致富，竟沉迷于赌博，渐渐地他输光了“血汗钱”。为了回本，曾传周来到亲戚家借钱，亲戚不但不肯借，还教训了他一番。这一顿教训让曾传周幡然醒悟，于是回家后斩断了右手大拇指，以示戒赌决心。自此之后，曾传周戒赌归正，勤俭持家，兴办实业，成为坪山一带的富裕人家，并筹足资金建起大万世居。
走进大万世居，你会惊讶于古人建筑格局的精妙。围屋以四圈回字形建筑构成，内有九条大街、十八个天井、八个楼脚，外加四周相互贯通的走马楼串联成一个整体。围屋内的街巷走廊，互相连接，四通八达，南北格局对称。围屋四周为厚约80公分的院墙，墙外有护城河，围墙的四个角分别建有四座三层的碉楼，这样一座铜墙铁壁的大围屋，无异于一座兵营。因此建成二百多年中，经历过太多次兵荒马乱和土匪攻掠，大万世居仍保持原有面貌，不怒自威地蹲伏着。
深圳的围屋目前尚存20多座，除了坪山“大万世居”以外，还有龙岗的“鹤湖新居”“龙田世居”“新桥世居”等等。深圳围屋造型上基本都为方形围屋，这与福建地区的圆形围屋有较大差别。一直追踪研究客家围屋的张一兵研究员认为，形成方与圆形态差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礼制”。“围”和“寨”“城”同源，早期的寨多数为圆，城则有方有圆，多数为方。圆形的城寨，从古到今一直延续，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比起方城，圆寨节省工料、防御无死角，但不合周礼，总体上只有河南和闽南有一点遗存，但河南明代以后就没有再建圆寨了。所以闽南由于地处僻壤，严谨的礼制尚未完全覆盖，加上俭省和古风依存，所以建筑上才留下了这么一点圆形围屋，也叫土楼。
由此可见，客家人虽也流落僻壤岭南，但中原的礼制法度让他们在建筑上留下了自觉的约束。其实，客家围屋除了功能强大的实用性外，它的审美功能也不容忽视。凡亲眼见到过围屋的人都会用“震撼”“叹为观止”来形容第一印象。围屋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整体造型上，它不是随性地杂乱无章地建起来的，而是规划严谨、布局合理、均衡对称。木石细节的精雕细刻、屋脊山梁的优美弧线、祠堂内外的牌匾书画，工艺运笔精湛，都让人如览艺术品。围屋以中轴线纵贯其间，与上堂、中堂、下堂一道构成建筑的脊梁，左右环绕的多圈房屋构成建筑的骨架，纵横交错的巷道如建筑的血管，这样的围屋本身就是跃然灵动的生命体，住在这里会让孤独的人不再寂寞，胆怯的人不再懦弱。
客家大围屋，是客家人独有的建筑形式，它既是一种物质遗产的留存，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当你注意到“大万世居”整座建筑物后墙筑成半圆弧形，与前面半月形的风水池塘遥相呼应时，你会叹服于这座建筑体现了深刻的天圆地方、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理念。每座围屋都有一个“心脏”，这就是祠堂，他们都被包裹在卷心菜式的中间，是一个宗族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它将列祖列宗和当下的所有个体生命紧紧联系起来，于是处理内部事务便游刃有余。祠堂在所有的围屋内都居于群体建筑的核心之中。
一座围屋就是一座城堡。一座围屋就是一个小社会。几十乃至数百个家庭居住在一个闭合的环境，如果没有清晰的秩序建构，以及极高的磨合机制，那是不可想象的。仍以“大万世居”为例，大围屋建筑群由于是全封闭的，所以在三堂的前后又发展出两个横向铺开的露天内院，又称上天街、下天街。上、下天街是族人休闲、孩童玩耍的公共活动场所，还有公共厨房、厕房、仓库和完整的排水系统。除了公用水井之处，家家户户屋内还设有水井。族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客家人以他们的智慧与情商，再造了一个世界，他们在自我管理的宗法社会内幸福而安乐地生活，这在今天看來都不禁让人羡慕不已。
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客家围屋里的人大都搬出去了，剩下的老屋在岁月的冲刷下，有些残破不堪，有些损毁几尽，还有些成为养鸡场。很多人都在呼吁要抢救这些文物，不能让客家的历史只剩下传说。每到夕阳西下，看着这些沐浴在金辉下的辉煌围屋，回望那些并未湮灭的客家人迁徙之旅，让人不禁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第二章 城史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众所周知，深圳是移民之城。从秦朝开始，深圳经历了六次大移民。这六次迁徙的浪潮，让北方的移民从黄土地移居到这块靠近蓝色海洋的大陆南端。前六次移民浪潮都是被动的，都饱含着难以计数的血泪，而二十世纪末开始的这次大移民，是自觉自愿的，是满怀希望的，是一个梦幻的开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歌叫《春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记录了一个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先倒回一点说，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而且这是建国以来继1957年、1962年、1972年之后最大的一次逃港潮。这次外逃风潮被很多当代史学者称之为“大逃港”。封闭的国门开始露出一丝缝隙，一河之隔，却是上百倍的收入悬殊，于是偷渡者们开始用脚做出了选择。他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子弹击毙的危险，拼命游向对岸。一旦他们觉得机会来了，便不惜铤而走险。其情可叹，其状可怜，但人在新生活的诱惑面前，谁又能保证能够抵挡呢？
深圳经济特区就在“杀出一条血路”的悲壮中出生了。1979年，因此被称为“深圳元年”。说来神奇，深圳特区诞生的消息，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让一直难以根绝的“逃港风”骤然停止。建特区需要勇气，但光有勇气是建不成特区的。当时因为中央的态度是“只给政策不给钱”，所以深圳最缺的还是钱。那年冬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了。那时的深圳连一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吴南生对谷牧总理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至少要修一条好路给人走。”谷牧问：“你大概要多少钱？”吴南生说：“我也说不清楚，眼下最急用的要几千万。”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这贷来的3000万，造就了后来的深南大道。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从法律意义上，“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来到了深圳。当邓小平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他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一口气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深圳不再是孤军奋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快车道。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春天的故事》依然在讲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深圳已经悄然崛起，做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创举。深圳引进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次进行土地拍卖，成立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深圳在一路高歌中飞跑。人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毫无阻挡地飞跑下去。然而，春天过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姓社姓资的争论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套住人们的头脑，对改革开放事业冲击很大，深圳作为前沿阵地首当其冲。
中国该走怎样的道路？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还能否走下去？很多人开始困惑起来。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他先来到了皇岗口岸。站在皇岗口岸，邓小平面朝香港方向默然站立很久，这也是他一生中离香港最近的一次。从次日起，老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巡遍深圳。这一次与八年前南巡时显著不同，老人不再沉默，而是一路走一路说。也许老人觉得有些话需要抓紧说出，不说就来不及了。在国贸中心大厦的旋转餐厅，老人讲道：“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的面貌就会很不同了。”
在将要离开深圳的22日下午，老人没有外出，就在迎宾馆里接见来访者。正是在这天下午的谈话中，老人说出了那段分量极重的话：“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我说不争论，一争论，就把时间都争掉了。要敢闯，没有一点敢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干劲，干不出新事业……现在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现在又搞这个东西好不好？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看对了，就放开，错了就纠正，关了就是了。关的时候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
并且在回答“现在有人说我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疑问时，老人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据亲历者回忆，当此话刚刚落音，现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1月28日上午，在拱北口岸的粤海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小平讲了一句带有调侃的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1992年，中国选择了一条继续改革下去的正确道路。接下来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都与改革开放有关，都与深圳有关。深圳没有辜负历史给予的机会，不断刷新着城市发展的记录，并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足以让人惊叹的奇迹。1979年建市之初，深圳GDP不到两个亿。2019年，全市GDP已经超过2.4万亿，跻身亚洲城市前五。
难舍难分城中村
“城中村”这个词，最初起源于深圳。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前，还叫宝安县的深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县。1987年深圳有1500多个村落。1992年普查时，深圳还有1200多个村落。深圳的本土村落奠定了如今深圳城中村的整体空间结构布局。
早期闯深圳的人，几乎没有不住城中村的。我在1992年底来到这座城市，刚来就发现深圳的城市中心和边缘常常混在一起。这些城中村，距离那些闻名遐迩的CBD只有咫尺之遥。高楼大厦与城中村相依相偎，像一对身份悬殊的恋人，看起来很不般配，但仍然如胶似漆。这一千多个城中村，掩映在现代化都市的霓虹灯影里，构成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很多人的深圳梦都从城中村出发，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很多人像蒲公英一样飘飞过来。他们在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找到各自安身立命之所，他们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中心。
当年我还在做记者，每天都在巴登街的各种市井嘈杂声中醒过来。下楼时看见热气腾腾的小吃摊，便坐下来点一份客家肠粉。我因为常年熬夜写作，早餐是基本不吃的。但肠粉，我屡吃不厌。用米粉做成的粉皮包裹着油条、豆芽、韭黄、青菜，当然也有肉末的，但不太荤。吃肠粉更不能在大酒楼吃，夹杂在各种早点之间的肠粉似乎做得过于精细，吃起来反而没有味道。在城中村的小餐馆里略好些。真要想吃到口感正宗的，必须在街边小摊子上，看着厨师在一格格铝合金的小抽屉里蒸米粉。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炉火，师傅拉出蒸熟的米皮，熟练地包裹上一根油条和其它蔬菜，最可期待的是最后浇下去的那几勺子酱卤，卷起、盛好、端上，一气呵成。自己在本身就很浓郁的酱料之上拌上辣椒酱，一边吃得满头大汗，一边看着那些从“亲嘴楼”里涌出来匆匆忙忙地赶着去上班的年轻人，一边闻着巷子里不同的小餐馆飘出的不同的香味。袅袅交杂在一起，才能真正感受到鲜活的热腾腾的生活。
夹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吃完这顿便宜的早餐，便从这里各奔东西，走进各种高档的写字楼，开始一天的白领生活。每个人都充满热情地工作，憧憬有一天能在那些体面的商品房里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到了晚上，他们仍然会回到自己城中村里的农民房，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最繁华热闹的城中村要数蔡屋围了，我当年住的巴登街也属于蔡屋围范畴。蔡屋围，深南大道最初的起点，深圳最高的几栋摩天大楼都在那儿，地王、京基、深交所、中信广场……每到入夜，直刺星空的激光灯和令人目眩神迷的霓虹灯，让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蔡屋围的城中村改造是成功的，既成为气宇轩昂的金融中心，又没有彻底消灭“握手楼”“亲嘴楼”。当然，“亲嘴楼”只是个说法，在两栋楼之间真的接吻大约只能存在于电影里，但握手却是真切的。居民常常在炒菜时缺葱少蒜又懒得下楼去买的时候，喊一嗓子对面楼的邻居，对方一伸手，姜、葱就轻松地递过来了。 如果把城中村稱为“都市里的村庄”，“亲嘴楼”也不失为一种都市现实主义的浪漫，虽然有那么一丝酸楚。现代“吃货”们都知道，到一个城市要吃地道的美食，不能去高档的大酒楼，而是要去街边的大排档。在深圳，要找好吃的大排档，就必须走进城中村，在那些“亲嘴楼”“握手楼”的缝隙里，美味正在等着你。这是日常烟火气的浪漫。这里的村民基本已经不住在村里，而是选择回迁到旁边KKmall上面的“老围花园”，他们每年的个人平均分红能达到十万以上，过上了高端社区生活。但在村里，依然可以吃到便宜的客家肠粉，初来深圳闯荡的人，依然可以在这里继续做属于他们的深圳梦。
论规模，深圳最大的城中村非白石洲莫属。原来的白石洲村更大，被华侨城买去了一半，建成了旅游景点。现在的这一半村子，因着相对便宜的出租房和便利的交通，不愁让农民坐收房租。每天，每个时刻，都有从白石洲里走出来的人在楼下的广场上坐着，也许在等人，也许在感受近在咫尺的城市繁华。早晨，从白石洲里匆匆步出的白领，衣着光鲜，神色自信，有的在附近的华侨城、科技园上班，有的从这里乘地铁、大巴转往不同地方。
城中村是一个容易让人陷进来的地方。它包容着形形色色的人，而为这形形色色的人服务的各种店铺也档次参差。生活在里面就像一个小社会，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现在，白石洲已经拆了，但曾经的生活和曾经有过的梦想是拆除不了的。用不了多久，“亲嘴楼”“握手楼”乃至“城中村”都会消失，蜕变成为一个个历史名词，或许会作为城市的历史被保留下有限的一点点，成为历史的废墟，记录下一段故事。
第三章 山川与河流
莲花山的守护者
曾有人对中国的山名做过统计，发现重名者众多，前三名为“莲花山”“笔架山”“马鞍山”。究其原因，大约一是象形，二是寓意。莲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甚高。几乎所有的诗家、文豪都不惜笔墨赞颂它，视它为“出污泥而不染”的典范。莲花是人类生存的象征，原始人类发现荷花的果实和根节不仅可以食用，而且清香甘甜，味美可口。渐渐地，莲花成为原始人类最初的粮食来源。莲花还是佛教的象征物，所谓“花开见性”，在佛经中，莲花代表着智慧的境界。如此之多的美意，造就了华夏南北众多的莲花山。在这些莲花山中，最著名的也许就是深圳的莲花山了，到过这座山的除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外，还有多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莲花山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北端，占地面积166.14公顷，由七个翠绿的山头蜿蜒相拥，从空中俯瞰形状如蓝天下盛开的巨大莲花瓣，得名不虚。这座山其实并不高，海拔只有93米，山势也不险峻雄伟，却万众瞩目，真应了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莲花山山顶上有一尊青铜铸造的塑像，一个老人身披风衣，气宇轩昂，步伐坚实，身体微微前倾地大步向前迈进。他是邓小平。邓小平站在莲花山顶，向着南方望去，南方便是香港。他曾经希望在有生之年访问香港，他说：“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但是在1997年2月19日，离回归还有130多天的时候，他不幸逝世，没有等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时刻。现在邓小平站在莲花山顶，永远地守护着这个新城，也守护着深圳河对岸那个他未能去成的东方明珠。
邓小平塑像矗立在山顶广场的中央，高有6米，重达7吨，另有高约3.68米的花岗岩基座。铜像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白澜生等4位雕塑家创作，上海造船厂铸造。塑像原想赶在九七香港回归日竖立，但塑像在1997年6月25日从上海运抵深圳后，因为尚未得到中央批准，因此同月向公众开放的莲花山公园并没有这尊塑像。2000年11月，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20周年时，人们才见到这尊传说已久的邓公塑像。这是全国第一座以城市雕塑形式竖立的邓小平塑像。从那时起，莲花山公园便一刻没有冷清过。“过节了，我们来山上看看小平！”这已成为许多深圳人的一种习俗，深圳人对小平的特殊感情，通过他们的每一次登临、每一束鲜花，不厌其烦地表达着。
莲花山的南面山坡，植有一万多株凤凰木。当夏天来临，凤凰木花开，满山红遍，一片迷醉。缓步进入东南角，藏着一泓 “漾日湖”。湖边花草摇曳、蝴蝶纷飞，湖水系雨林溪谷的溪流汇聚而成。两股溪水从山谷中跌宕而下，溪水流经生态净水湿地、雾谷、生态体验通道等处，植满了藤蔓植物和气根植物，形成藤蔓交错的热带雨林景观。山下有巨大的风筝广场，儿童欢呼雀跃着竞放风筝，成人也手牵丝线，一日重返少年，心情和风筝一起向蓝天放飞。
梧桐烟云与禅院钟声
梧桐山是深圳第一高峰，海拔974米。在国内，像梧桐山这样与繁华市区如此邻近的高峰并不多见。进一步是车水马龙，退一步是山高林幽。登临极顶，东眺大鹏湾，西看东深水库，南望香港新界，北达特区边际。视野内，你的眼睛会被目及之处的绿色填满。最早记述梧桐山名的是明朝的《广东通志》，当时深圳属东莞县管辖，书中明确写道：“又南七十里曰梧桐山（其木多梧桐）。”此书为黄佐所著，黄佐是明朝中晚期岭南重要的思想家和史学家，父祖两代也均为岭南名儒。他生长、治学于此，写作了一批地方志。由此可见，梧桐山的名字来源于“其木多梧桐”，既合理也合情。在中国文化中，凤凰皆与梧桐紧密相连，梧桐山自然也被赋予了诸多美好的寓意。
梧桐山是南亚热带野生植物的天堂，各类植物有1419种，其中刺桫椤、红皮油茶、土沉香、白桂木都是濒危的珍稀植物。另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蟒蛇、赤腹鹰、穿山甲、小灵猫等196种。深圳河的发源地就在这座山上，山溪自龙潭洞飞流直下，溅起千堆雪，八条谷渠如八道白练垂挂而下，汇聚成一道轰鸣的水流。让人想不到这道起初并不起眼的水流，竟会成为让深港一衣带水的母亲河。
深圳是国内最早开启登山运动的城市，众多的“驴友”均以登梧桐山为第一选择，虽然山中建设了很完善的柏油登山主道，但他们往往会选择一条自然山路。有一条自然山路备受青睐，它叫“泰山涧”。走在藤蔓植物旁逸斜出的山路上，可闻谷底水声潺潺。继续往上，会遇到登山途中最为险峻的一段，不少人望而却步，故被称为“好汉坡”。这段线路几乎垂直，加上两边视野开阔处均为悬崖，稍欠定力的人往往会头晕目眩。山顶上，也有一个天池，虽不及天山和长白山的天池那般浩淼，但也十分写意。放眼望去，朦胧的雾气飘荡山间。从天池向含笑谷走去，不远可见一方奇石，此为“试剑石”。国内名山不乏试剑石，较为出名的是安徽天柱山和苏州虎丘的试剑石。梧桐山的这块试剑石足足比苏州虎丘的试剑石大了二十多倍。二者体积虽不同，形状却惊人相似，巨石从中裂开，断面齐整，裂处如剑砍刀劈，让人不由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自山上俯瞰下去，西面山脚下是一大片翡翠似的绿地，那是深圳人引以为傲的仙湖植物园。这个始建于1983年的植物园，早已声名远播海内外。2017年来自全球的3000多名科学家在此召开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国际植物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被誉为植物科学界的“奥运会”。自1900年在法国巴黎首次举办以来，百年后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便选择了仙湖。这里的植物种类多达8000多种，不乏国家级珍稀濒危种类。这里的“苏铁保护中心”，内有苏铁类植物共计3科10属240余种，位居世界第二。除了这些难得一见的珍稀植物外，仙湖还有一座不同凡响的寺庙—弘法寺。
弘法寺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改革开放后，国内宗教场所逐渐恢复，深圳位于开放前沿，为满足海内外佛教信众的期待，在深圳兴建大型寺院的计划开始落实。1983年，弘法寺开始筹建，1985年7月1日，弘法寺破土动工。弘法寺完全是一座新建寺院，有别于国内其它寺院均为维修或复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题写了“弘法寺”牌匾。开山方丈为南禅临济宗第44代传人本焕，本焕长老为蜚声海内的高僧大德，23岁出家。本焕长老俗姓张，名志山，1907年出生于湖北新洲。因家境贫寒，本焕长老读了六年私塾就辍学到武昌当印刷徒工。他在碧山寺修行期间，曾用自己的血液书写了《普贤行愿品》等19部佛经，共计20余万字。由他出任弘法寺开山方丈，实至名归。本焕长老一生出任多处禅院方丈，包括五台山碧山寺、韶关南华寺、丹霞山别传寺、广州光孝寺等禅院方丈。1992年，弘法寺对外开放。自深圳弘法寺建成后，本焕长老即以此为固定道场，相守终生。每到晨昏，弘法寺的暮鼓晨钟缓缓敲响，梵音袅袅远达天际，为这座年轻躁动的城市送去安宁祥瑞的空灵。
小河弯弯向南流
城市如人体，水如血液。倘若没有血液奔流，多么伟岸的身躯都只能萎顿。从空中看下去，绿色的大地上像蛛网一般密布着三百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它们缠绕交织着从山丘、绿地、高楼间蜿蜒穿过，像晶莹剔透的血管一样，让深圳的城市肌体始终充盈着饱满的能量。它们无论从何处出发，终点只有一个—南海。这些河流纵横开合，滋润着被摩天大厦和沥青水泥覆盖的土地。它们时而写意、时而工整地勾勒出一幅氤氲弥漫的水墨画长卷。在这所有的河流中，最值得写上一笔的还是深圳河，她是深圳的母亲河。
据清代《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水深且急，遇到下雨，必发洪水，居民来往十分困难，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当地人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桥”。此桥以石头建造，是今日“人民桥”的前身。不过县志里所记载的深圳河，只是深圳河的一个枝杈。深圳河发源于梧桐山，全长37公里，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出伶仃洋。深圳河流域的上游植被良好，草木丰茂，水流清澈。中下游因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污染情况一度比较严重。汽车从鹿丹村通行时，乘客因为异味难闻都会捂住口鼻。沿岸市民更是叫苦不迭，甚至影响到长期驻守在界河的武警战士。
深港于2004年起合作进行深圳河水面保洁。深圳建有专门的水面保洁码头，保洁员每天8小时水面工作，确保深圳河水面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异物漂浮。随着城市治理，深圳河水质逐年提升。日积月累，如今的深圳河已经“改头换面”，河水变得清澈，异味也基本消除。每到假期，落日红霞、万鸟齐飞的深圳湾畔再次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深圳河还有10条支流，从东到西依次为：深圳水库排洪河、布吉河、福田河、新洲河、凤塘河、皇岗河、笔架山河、小沙河、大沙河、双界河。在农耕时代，这些河流注入阡陌纵横的水田、河沟，使农夫一年的播种得以收获。在都市时代，它们为流域内的人们输送着清冽的甘霖，使这片紧绷的热土不至龟裂。阳光下，这些恣意汪洋的河流成为这个城市的筋络，使得深圳的躯干富有弹性，曲张有致。
第四章 古怪的地名
到处皆是“围”与“坑”
在深圳时尚的城市里，有很多拗口甚至土气的地名。有些街道名、社区名让外地人一时难以明白。这是深圳快速发展留下的历史痕迹。农村、渔村倏忽间变成超级大都市的证明。刚来深圳时候，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深圳地名有点蒙，到处皆是‘围’与‘坑’。”蔡屋围、沙田围、白灰围、水浸围、草围、基围、海围、上围、下围……在其它城市，假如你拦住一位姑娘问：“请问您三围在哪里？”迎接你的可能是一耳光。但在深圳，你可以光明正大这么问。宝安区西乡街道有个三围社区，以前叫“三围村”。三围村里不但有三围街，还有三围码头，处处都有“三围”。
“围”字的来历有两种。一是基于一种水利工程。因为深圳地处沿海，历史上就有“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的说法，水网密布、滩涂交错，因此必须“围垦造田”，这些在近水地带筑堤构成的封闭圈就叫作“围”。在北方的江淮地区一般写作“圩”，在汉语字典上“围”与“圩”是相通的。第二种，来源于客家围屋文化，客家人因为战乱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入岭南，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只能聚族而居，建起了一座座庞大而封闭的堡垒式建筑，这种或方或圆的封闭建筑被称为“围屋”，很多村也就以最大的围屋命名。
深圳的“坑”与“涌”也多。带“坑”的地名如：杨梅坑、大水坑、白泥坑、老虎坑、料坑、甘坑、塘坑、坑梓等等，甚至还有万年坑。因为在粤语里“坑”带有“低洼地”的意思，这些带有“坑”的村、街、路，大都处于地势较低的位置，大雨一来，很快就成了水坑一片，稍不留神就掉进坑里。好在今天有了完善的市政排涝设施，即使在雨季，这里也不再被水淹。深圳帶“涌”的地名如东涌、西涌、葵涌、溪涌、塘下涌等等也很多。这个“涌”在粤语里必须读作“冲”，而不能读作“勇”，深圳人靠这个地名的读音，立马就可以判断你是“老深圳”还是“新深圳”。“涌”其实就是河汊的意思，是指河流中因河间小岛或沙洲使水流分成两股或多股的河床，是一种冲积平原。
当然，深圳地名也不全都是土得掉渣，观澜镇、鲤鱼门、灵芝村、通心岭、百鸽笼等等，也都非常文艺雅致。深圳有个重要的关口叫“文锦渡”，本来是个乡间渡口，在深圳河畔，后成为香港与内地之间最早的大型公路口岸。“文锦”语出《汉书》，意为文彩斑斓的织锦，这面锦绣通道曾经铺就多少人的创业梦。在南山区西丽有个村子叫“留仙洞”，具体地名来由已不可考。村里老人都笃信一个传说，清朝初年，每到傍晚时分，村中都会出现一名年轻女子，她用两枚钱向村民购买灯油，然后飘飘走向村外的一片竹林，消失不见。村中人大都因为卖灯油而渐有收益，再想向女子道谢，却遍寻不着。人们认为是神仙龙母下凡显灵，于是在村边建庙供奉，现在留仙洞仍存有一座“龙母古庙”。 此外，深圳还有“民主村”“共和村”“民治村”等。这其实并不奇怪，深圳是名副其实的反封建策源地。深圳因为地处中西文化交集点，地名也无可避免地呈中西文化交互性，俗称土洋结合。甚至在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有个村就直截了当地叫“土洋村”。这里有古老的岭南民居，也有罗马风格的天主教堂，抗日战争时还成为东江抗日游击纵队的司令部，土洋村此名不虚。地名是解读历史的密码。在深圳的这些或土或洋的地名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八卦岭没有八卦
八卦岭，什么时候叫这个名字的？谁也说不清。“八卦”这个词神秘莫测。“八卦”是一个哲学概念，是相生相克的阴阳学说。“八卦”也是最早的文字符号，是推演时间、空间的万能工具。但广东人另有解释，粤语里的“八卦”指一个人喜欢搬弄是非，到处打探个人隐私。人们把娱乐新闻一概称之为“八卦新闻”，把好管闲事的长舌妇称之为“八婆”。八卦岭，既无“八卦”，也不“八卦”。史料遍查无着，在古地图上这里是一片无名丘陵，改革开放前这里尚是沟壑纵横的田地。“八卦”应当源于此处纵横交错规划的街道，是现代人的起名。这里的规划格局与深圳所有的城区迥然相异，四横九纵的街道像棋盘劃线一样规整，东西向与南北向垂直相交。
八卦岭始建于八十年代初，属于福田区，与罗湖区交界。按规划这里是个规模巨大的工业区，带着鲜明的老式香港工业建筑的风味，一幢幢的框架式工业厂房，货柜车在四横九纵里自如穿行。近二十年，八卦岭在新发展思维下，从一个傻大黑粗的工业区蜕变成花枝招展的商业物流区。现在的八卦岭已经布满设计公司、时装公司、IT企业，有最为庞大的文化产品批发市场，大楼也从单一的灰色调变得有了丰富的色彩。每到初春时节，种在八卦岭大街小巷旁的火红的木棉花齐齐盛开，在蓝天白云下与各种色彩的楼房相映成辉，给这片过于整齐的园区增添了几分灵动的味道。
最初的八卦岭，是印刷基地。大大小小的印刷厂都群聚于此，包括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可以印刷钞票的国宝金币铸造厂也在这里。最高峰的时候八卦岭进驻了一千多家印刷企业，形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印刷产业群。几乎国内所有出版设计业、包装业都知道，“中国印刷看深圳”。印刷业的发展，自然也带旺了图书发行业，深圳最大的民营书刊批发市场便位于此处。在那些灵魂无处安放的周末，我最喜欢的去处就是八卦岭512栋“书刊批发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最新出版的图书，书籍像菜市场里的萝卜白菜一样堆在地上，这让酷爱读书的书虫子欣喜若狂。很多人都推着小车，一买就是几十本。毕竟是批发市场，即便是零售，也能享受极低的折扣价。这里从对折书到一折书均可能买到，就看你和老板的砍价功夫，与在东门服装店里砍价无异。
八卦岭像黄埔军校，很多年以后叱咤商海的老板，都曾在这里摸爬滚打过。有个叫吴长明的年轻人，他是江西九江人。当他闯深圳时，因为没有文凭，找工作异常艰难，几乎弹尽粮绝时，找到了一份报纸投递员的工作。因为常常到八卦岭批发报纸，慢慢摸到门道。辞了投递员，自己做起了书刊批发。从一个摊位到一个柜台，再到一个门店，自己开起了独立书店，最终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出版公司，这个文化本来不高的年轻人最终成了出版社董事长。这样的故事，在八卦岭相当平常。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创业神话。
八卦岭在给人们提供了足够的精神食粮以后，它还能满足大家不可或缺的胃口需求。八卦一路的美食街是深圳第一条荟萃华夏各地美食的食街。走在这条街上，每天换一家饭店挨个吃过去，三个月都不会吃重。经常困扰吃货们的一大难题就是“今天去哪吃？”往往一句“去八卦一路美食街”便立刻得到答案。在这条街上，你能从岭南一直吃到东北，能从大陆一直吃到台湾，甚至从国内一直吃到东南亚。无论你是重口味还是清淡控，都能一解舌尖之欲。当然，海鲜和与河鲜仍然是特色中的特色。八卦一路的食街后来又扩展到二路、三路。不单在八卦岭一带上班和居住的人喜欢到这里吃饭，这里也吸引了许多远在关外的美食爱好者。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八卦岭食街如同八卦路上的木棉花一样红火依旧，成就了不少老字号和连锁店。
随着城市空间的更新改造，当年的印刷厂和其它工厂均已陆陆续续搬出了八卦岭，这里不再听闻机器的轰鸣声。书刊批发市场依然还在，但红火不再，见证了纸质书籍日益边缘化的现实。经过了蝶变的八卦岭，已经成为很多游客的目的地，他们愿意迷失在这样的气息里。
不眠的巴登街
巴登街是我在深圳最初的租住地，这里离我工作的《深圳特区报》只有六百米。它虽然身处绝对的市中心，但这里的房租很便宜。这条街位于南园街道，西边紧靠繁华的蔡屋围，地王大厦和深圳大剧院都矗立在旁。一般人所说的巴登街实际上是指以这条街为核心的整个城中村，如今叫做“巴登社区”。这个社区由两个村组成：巴登村、埔尾村。改革开放之初，国人鲜有机会去香港，一踏入深圳就被告知：“去巴登街看看，那里最像香港。”走进这条处于闹市中心的小街，便会被耀眼闪烁的霓虹灯迷醉。街道似乎并不长，但你好像永远也逛不到头。在夜色中完全辨不清犬牙交错的街巷中，究竟走进了哪一条小巷。这种复杂如蛛网的格局，将城市演化成变幻无穷的魔方，也让初来者体验到某种隐秘的兴奋感。
巴登街的楼房与楼房是紧挨着的，站在下面向上望去，到处都是“一线天”，最早关于“握手楼”“亲嘴楼”的称谓就发源于这里。在本已狭窄的“握手楼”之间，居然还能挤出一栋“指缝楼”，这栋楼被命名为“埔尾康乐楼”，八层高的楼，却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从握手楼的指缝中漏下。地面一楼都无例外地成为各种饭店、商场、菜场的门面。这里有最丰富的服务业，港式茶餐厅乃至各色大排档、小酒楼，是这里的主角。绵延不绝的流水席，让各路食客永不满足。酒足饭饱之后，舞厅、发廊、洗脚屋、卡拉OK厅便承接了夜场。
在巴登街，我才懂得什么是“港式理发”。走进一家发廊，一个洗头妹便会迎上，她让你坐直靠在椅背上，各种洗发液、清水朝你头上招呼，手指在头上一寸一寸地按摩。这个过程让人昏昏欲睡，很多人会趁机打个盹。洗完头，剪完发，你顿觉一天的疲劳灰飞烟灭。如今这样的理发方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都早已普及。在那段时间里，朋友或者生意伙伴间“请你洗头”是拉近感情的重要手段。 巴登街的上午基本是沉睡着的，中午开始醒来，下午逐渐躁动，各种服务行业开始准备工作。到了夜晚，万家灯火组成的光带和各种音乐组成的声波，刺激着人的眼睛和耳朵，空气中飘荡来刺激味蕾的饮食和水果的香气。巴登街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活色生香地存在着。直到有一天，一切戛然而止。1998年，随着中信城市广场的兴建，埔尾旧村被全部拆除重建，巴登街还在，但已经度过“青春期”了。虽然人非物也非，但巴登街的传说却依然强劲。
中英街：特区中的特区
这是一条又短又窄的街，只有250米长，三四米宽。但它应该称得上中国最著名的街道之一。街心立了一块方石，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一块界石。它将原本相连的国土断然分开。这条小街便与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越南的贤良桥，一起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4条民族与地区的分裂线。它像一道深深的伤痕，勒在国土的躯体上。中英街的属地在盐田区沙头角，沙头角的名字粗听起来好像很土，其实是“日出沙头，月悬海角”的意思。中英街本名叫“鸬鹚径”，可以想见当年这里一定是条美丽的水洲。“中英街”以街心的界石为限，深港双方各在街两边做自己的生意，店铺门对门，几米之遥，经常可以隔街聊天。据记载，平素雙方人员可以自由走动，但凡中英关系紧张时，两边均不能越雷池一步。
在不断地“触摸”现代文明过程中，中英街两边一直在发生变化。九龙海关洋关分厂也建在附近，海关是座单层的欧式建筑。1905年前后，有人在4号界碑旁边西侧，盖起了房屋，挂上了“同裕木厂”的招牌，做起了木材生意。此后，历年均有房屋盖起，逐渐鳞次栉比。东泰源杂货店、东和隆米店和济生堂药店相继开张。有些商铺利用地理优势开始经营洋货。惠新隆就专营各种洋布，新界新楼街的逸生昌专营“火水”（煤油），永乐园茶楼设有经营中西食品和饮料的茶餐厅，街边还出现了梁心牙医和新时代理发店等一批旧时代的时尚门市。后来，乡绅、士人们合作在文武庙里办起了东和学校。1923年时，东和学校至少有五位教师。教授英语和生理的陈谨章是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教授新知的陈重浪是广州学校的毕业生，加上教授语文和音乐的刘焕光，三人都属于本土“十约”的知识分子。学校还聘请了两名外地教师，香港元朗的李渭流和韶关的胡范伍。直到1941年，日本侵华，占据了中英街，年底又经此攻占香港，港英当局无力抵抗，遂举白旗投降。日本人侵占中英街后，将街名改为“中兴街”。直到日本投降，中英街又恢复原名。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沙头角的中英街重新苏醒过来。本来进深圳经济特区需要办一张“边防证”，而要进中英街还需再办一张“边境特别通行证”，所以中英街被称之为“特区中的特区”。从1983年起，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游客因而逐渐增多，但当时不允许国内游客到港方一侧的商店购物，几步之遥也许是最难以企及的距离。访客呈井喷状涌入，观念在不断更新，从1985开始，不再限制游客到英界的香港商店购物，游客进入中英街也更容易。此时用“摩肩接踵”来形容，已经不堪其用了。人们多来此处购买服装、电子表、进口录音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女士的连裤袜和香皂，是绝对的畅销品。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购买黄金首饰。中英街的金铺是名声在外的，因为金价便宜，加工精良，所以每家金店几乎都被挤破。此时的中英街成了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去不了香港的国人，在这里一样可以买到各种港货和洋货。
进入新世纪之后，深圳自身发展太快了，港货洋货也不用削尖脑袋去沙头角了。中英街的黄金时期逐渐结束了，人们一度再次遗忘了这个角落。近些年沙头角又开始重振旗鼓，对中英街进行了规划和升级，游客又一次掀起了入街的热情。这回不完全是为了购物，也不用去花钱买那张通行证，只需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免费进去潇洒走一回。今天的人常去 “中英街博物馆”，摸一摸粗砺的界石，逢上年节还可以欣赏到已列入省级文化遗产名录的“沙头角鱼灯舞”。
街的尽头有棵超过百年的老榕树，树干斜斜地生长着，根须在深圳，枝叶开在香港。人少的时候，在树下坐一坐，和这棵沧桑百年的老榕树互相打量。微风吹过树叶的飒飒声，是一个世纪前的回声。在中英街走一圈，等于上了一堂近代史课。曾经深港警察剑拔弩张的对视，已经成为紫铜浮雕定格在墙面。中英街不再繁荣，它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沉浮太久了。此刻，它需要安静。
我的东门，我的老街
深圳的东门老街既老，又潮。说它老，是因为它已经有300多岁了。明朝即已存在，延至清康熙年间，新安县的“深圳墟”即已声名远播。说它“潮”，是建立特区以后，老街是深圳最早的商业中心，游客必逛之地。大家都觉得不到东门老街，就不算到过深圳。东门老街成为从明清直垂下来的历史天梯，让今天的人还可以用脚步和远去的时空做一次重叠，意会一下不同时代的繁华。
从空中俯瞰，东门老街的解放路和人民路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大十字，被老深圳称为十字街。当深圳还是新安城的时候，郊外的农民打赤脚挑着咸菜咸鱼、鸡鸭鹅蛋、青菜萝卜从十里八里外聚集到此叫卖。今天的十字街上高楼迭起，各种新潮时尚的店铺和大超市取而代之，而十字街还是一横一竖那个十字。在十字街的那两划里，许多国际商业品牌都纷纷抢滩。今天的“麦当劳”已经遍布中国，当年大陆的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便开在这里。那个红黄相间的麦当劳叔叔就端坐在光华楼西华宫的顶上，咧着大嘴笑容可掬地俯瞰着路边的人山人海。队伍从一楼排到二楼，再绕着整个光华楼转了一圈。餐厅第一批员工实在忙不过来，公司不得不从香港临时调来500员工相助，每人每天要忙10个小时，还不能满足顾客要求。麦当劳旋风此后刮遍了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小县城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新新人类都是经过麦当劳的“速成班”成长起来的。这家洋快餐，与历史颇为悠久的“新安酒家”遥遥相对，“老”与“潮”在十字街上泾渭分明，碰撞出中西餐厅对视的火花。
“深圳戏院”隐藏在老街街口的大厦里，看来并不起眼。它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是当时岭南一带最豪华的戏院，拥有一架德国原装“依巴赫”三角钢琴，据说当时广东全省仅有两台。这里时常有东方歌舞团、中国京剧团等国家级剧团的演出。对岸的香港人喜欢来这里看粤剧，看马师曾、红线女。他们坐着火车到罗湖站，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戏院。往事如烟，五十多年过去，戏院外貌不断在变，不变的是戏院门口不息的人流。 去逛东门老街，最爱到当时还在解放路上的古籍书店，那里有比北京、上海也毫不逊色的线装书，还有不少港台版繁体字书。不过书价也是不敢看的，有的书一本近2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至于线装书，上千乃至几千元就更多了。记得在这里只零星买过两三本书，还是咬着牙的。买不起书，便站在书店看，无事找个角落席地而坐，大有席卷天下之感。好在，那时喜欢看书的人多，书店亦和时装店一样人潮如涌，所以也不感到孤单。老板也极好，书店虽然既小又挤，却也从未撵过人，连白眼也没见过。只是有次去看书，看着看着钱包看丢了。转念一想，就当作买了一本高价书，心里立时平静了。
九十年代初开始流行唱卡拉OK，老街遍布卡拉OK厅。一个下雨天，我和朋友在东门一家西餐厅吃饭。夜半尽兴后起身准备回家，才发现外面已经“水浸街”，无法及时排放的雨水已经淹到二楼的楼梯口，只得退回楼上。结果唱了一夜歌，下了一夜雨，天亮时分，嗓子唱哑了的几个人望“洋”兴叹，花了几十元钱雇了一个“澡盆船”才得以脱险。
那几年，每当暴雨倾泻，“水浸街”的戏码就在东门一带上演，催生了昙花一现的水淹老街之后用大澡盆来当渡船的行业。船家一边划船（实际是划盆），一边还唱起广东民谣《落雨大》：“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读书人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生意人信奉“水为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常被水淹的原因，在东门老街做生意，确实比较容易赚得“盆满钵满”的。
后来老街经过不断地改造，终于变成一片崭新的街道，再也没有“水浸街”。我去得少了，我的周边老深圳们也去得少了。总觉得这个老街确实新得有点不像话，变得愈发陌生了。大家还是怀念那个旧石板铺路的老街，人们在两边的旧商铺往返穿梭，摩肩接踵。那条你挤我、我挤你的老街翻篇了。
地标：上海宾馆
深圳的酒店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高级。但如果问名气最大的宾馆是哪家？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它，甚至不用想，就是它。上海宾馆！它太著名，太著名。然而当你看到它时，说不定会有点失望，这就是那座被称为深圳地标的上海宾馆吗？用广东话说，有冇（没）搞错啊？冇错，就是它。你的惊讶在今天看来十分合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中心地块，这座宾馆只有区区十层，而且只有163间客房，实在是貌不出众。它究竟是靠什么著名起来的呢？那还得请您把时针倒拨回35年前。
请先闭上眼，从脑子里把上海宾馆周边的所有建筑都抹去，把那些高它一头乃至好多头的高大威猛的建筑统统抹掉，但是它还是今天的模样，一点也没变。岁月对它并不如刀。这时候你也许还是会惊讶，惊讶于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一样的城市里，这幢建筑像个海派少女一样优雅地坐在你对面。尘土只不过是她的面纱，在一片灰尘里，她的容颜实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为什么深圳当年最高大上的宾馆要用“上海”命名呢？
1982年，时任深圳中航首任总经理的李国富接待来深考察的美国希尔顿酒店总裁小希尔顿，李总向小希尔顿提议，在深圳投资建个酒店绝对是个好商机，但彼时的小希尔顿哪能看上具有小县城气质的深圳，遂以条件太差为由直接拒绝。李国富不甘心，洋人不投资，中国人不能盖吗？自己势单力薄，便又找来了上海石化和香港深业投资，当时因为上海石化所占股份最大，而且筹建组的组长也是从上海国际饭店派来的，所以“上海宾馆”的名字便顺势而来。
從1985年开业之后，由于处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位置极为优越，刚抵达深圳的人，从深圳火车站出发，沿着建设路向北步行 900 米，在建设路公交总站，人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公交车都途经一个地方—上海宾馆。到了上海宾馆又发现，从这里往东的路边，矗立着一块大牌子，上书“进入市区”，于是，人们便把上海宾馆称为深圳的“坐标原点”。
彼时有句话流传甚广：“如果你在深圳迷了路，就坐上任何一辆能够到达上海宾馆的车，在那里，总有一辆车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一句话道尽上海宾馆作为城市地标的作用。朋友间如果有事相约碰头，往往脱口而出：“上海宾馆见”。每天多少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同时又有多少上班族从这里辐射到城市的四面八方，上海宾馆见惯了城市人群的穿梭吐纳。深南路在上海宾馆门前也便到了尽头，以此为界分为两个世界：东边是城市，西边是郊区。向东是刚铺好的水泥路，向西是颠簸不平的泥土路，有人戏称是“颠脏线”，取了“滇藏线”谐音，意思是颠得你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
上海宾馆的建筑风格确实带有鲜明的上海滩的欧陆印记，海派玻璃印花、哥特式的圆顶，一切都带着旧时光的贵族气息。即使到了今天，身边崛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厦，但它在其中仍旧不卑不亢地端坐着，俨然老贵族对新贵们不屑一顾。
上海宾馆公交车站也许是深圳最繁忙的车站，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公交车排队进站。起初这个站名叫“福田路口”，宾馆的一名员工在这里被公交车擦碰，出了交通事故。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中，上海宾馆与公交公司协商、配合十分默契。上海宾馆顺势和公交公司协商，出于方便市民和住店旅客的要求，将该公交站命名为“上海宾馆”，方便定位。1987 年，“福田路口”公交站正式改名为“上海宾馆”公交站。从此，写着“上海宾馆—火车站”的中巴车，成为深南路上最活跃的交通工具，夹着各式公文包的人们从车里上上下下。横贯东西的几十条公交线路都在这里交汇，来往于宝安机场、蛇口码头的专线大巴每天都会运营到深夜。
老深圳依然还记得上海宾馆旁边有家免税商店，常常顾客盈门。而在宾馆后面的天虹商场，当时也算是深圳百货商场的龙头之一。宾馆对面的“老大昌”酒楼，也以上海菜为招牌，搭了宾馆的顺风车。此后的若干年中，上海宾馆的所有者数次想拆除重建，再建一个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五星级宾馆。市民闻之纷纷反对，认为上海宾馆已经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深圳不缺大宾馆，但是缺少像它一样有历史厚度的建筑。雪片一样的挽留信件飞向报纸、电台、电视台，一向尊重民意的深圳企业最终尊重了市民的记忆，这个只有163间客房的宾馆得以在寸土寸金的地段原样保留着。如今，在流光溢彩的深圳，上海宾馆静静安坐于闹市一隅，像留声机和老照片，勾起人们对往日时光的无尽回忆。 深圳的天际线
曾经有个外国记者采访深圳，写过一句有意思的话：“这座城市虽然没有农民在种田，但他们仍然在耕种，耕种的是大楼。”深圳曾经是中国第一座摩天大楼诞生的地方，并且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中国建楼史的新纪录。以国贸大厦为起点，中国的城市开始了一场高度竞赛。此后不断有城市以超越“深圳高度”为目标，冲击着各自城市的天空。但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赛，深圳仍然保持着中国300米以上的高楼数量第一，成为300米以上大楼最多的城市。在这座不大的城市，已建成的300米以上大楼16座，最高楼已达599.1米。
深圳的每一座高楼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它们不舍昼夜地向太阳和月亮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当然还是国贸大厦的故事，因为它是楼群王国中的绝对群主，即使今天已经有一座又一座高楼超过了它，但是它的位置岿然不动，像一个尊贵的国王在威严地巡视他的王子。1981年，在罗湖区人民南路与嘉宾路的交汇处，还是一片灰色的沼泽地，周围是低矮杂乱的房屋。谁也想不到这里会崛起一座伟大的建筑。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实力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三天一层楼”就此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享誉至今。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建三局一时名声大噪，随后又承建了同样著名的发展大厦和地王大厦。此后，国贸大厦的璇宫迎来过历届国家领导人，并先后接待过国外600多位首脑政要，也一直是国内外游客造访深圳的必到景点。
深圳一直在自我超越，11年后，又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再次刷新了深南中路的天际，这就是灵秀青翠的地王大厦，它除了68层的超高高度，其造型也独树一帜。地王大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它的顶层，这里主题性观光项目“深港之窗”，是亚洲第一个高层观光区。360度玻璃视窗，缓缓旋转一周回到原地，站在384米的顶层“南望香港”“北瞰深圳”，可以将深圳河南北的香港与深圳尽收眼底。除了空中观景，还设有15个游乐区，在游乐中了解深港历史与现状，无异于一个小博物馆。这会让初到深圳者缩短与这座城市的距离。它让你意识到，大楼不仅是冷冰冰的建筑，还承载着人文的内涵。
深圳人建楼的热情一直都未消退过，城市高度一再被刷新，地王大厦之后是京基100大厦，高度达到441.8米，整整100层。第100层的钢铁框架极富后工业时代的艺术气息，宛如艺术馆。城市拔节而起的脚步仍没有停止，摩天建筑的冠军被又一座大厦占据：平安国际金融中心，599.1米。作为平安集团总部的这座庞然大物，迅速成为中心区令人瞩目的新地标，“深圳第一”实至名歸。
当然，随着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各种质疑也从未停止。很多人诟病为“炫富”，也有认为曾经优美疏朗的城市天际线正在消失，代之以崎岖险峻的天际线。曾经举头望明月的天空也正在一点一点被蚕食，无限地向天空要高度，是需要遏制的。反思与质疑有极大的价值，但城市建筑不断向上的趋势依然没有放缓的意思。深圳乃至中国人建楼的冲动，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比阔的行为，实际上这也是由中国城市人口的总量与密度决定的。与其说是一种追求，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日益拥挤的空间，让城市决策者和建筑师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解决建筑的最大容量，又要尽可能多地给市民留一点绿地空间。因此，不断瘦身并长高的建筑成为无法摈弃的选择。这也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梦想，从农业社会的田野、山川，到钢筋水泥的再造山川，这也许是一个既无法回避又歪打正着的螺旋式上升。
第五章 风俗志
恭喜发财，利是到来
每每年关将近的时候，广东的孩子们嘴里就开始念叨一句：“恭喜发财，利是到来。”在江南老家过年，小时候一到年三十父母就会给自己“压岁钱”。一般就是一毛两毛，钱多钱少没概念，但钞票是新的，心里窃喜。晚上睡觉把红包放在枕头下，一觉醒来红包不翼而飞。向大人询之，回答是放在小孩手里怕丢了，爸妈代为保管了。自己做父亲后亦开始年年春节给孩子压岁钱，不过压岁钱都由孩子自己买零食吃，支配权归他。来深圳第一次过年，报社的领导和年长的同事竟然也封了红包给我派“利是”。我吓了一大跳，拿着红包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在广东，除了父母给自己以及亲戚朋友家的孩子派利是之外，已婚人士也必须要给未婚人士派利是。大抵同事们见我长相年轻，便把我列入未婚人士的行列了。
既有“派利是”，便有“逗利是”，这一“派”一“逗”，是利是文化的妙处所在。新年期间孩子们见了大人便蹦着跳着高喊“恭喜发财、利是逗来”，说完便伸出小手，大人无法拒绝。年后开工第一天，员工们见老板的第一句话必是：“恭喜发财”，老板的回答也早准备着：“利是逗来”，然后便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红包，递给员工，二者皆大欢喜。利是既有“利”，便也不在于金额的多少。在广东人看来，利是不过就是一张红纸，取其意头，图个吉利。大家派的利是大多是每封10元、20元，多则50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逐渐上涨，普通利是也便上涨到100至200元不等。若是数目过大，反倒变味了。
深圳的企业无论大小，年后开工必发利是，几乎形成了竞赛，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员工们都到得特别整齐，几乎无缺勤。老板与员工都心照不宣，皆为利来利往。上班第一周，朋友见面也会问起各自公司发了多大的红包。比较之下，有人欢喜，有人失落。
很多城中村里，在派发利是的同时会有隆重的舞狮表演。岭南地区在新春期间流行醒狮表演，在正月初六、初八这些吉利的日子里开工的店铺、公司，会请来醒狮队进行舞狮仪式迎接新春。醒狮舞动，热闹非凡。狮子从睡梦中被舞狮人逗醒，然后欢腾跳跃，通过眼花缭乱的套路表演，猎取悬挂于高处或置于盆中的“利是”。因“利是”往往伴以生菜，故名“采青”。采青是醒狮表演的最高潮，一般包括操青、惊青、食青、吐青等套路。当彩礼用竹竿挑起高悬时，舞狮人会搭人梯登高采摘，人梯搭得越高，则技艺越高，挂“青”者越高越多也就越吉利。利是的高潮很快会过去，正应了老古话：过了三天年，还是原还原。 大盆菜吃了700年
有朋友请我到下沙村里去吃大盆菜。未入村，心里便生了一丝好奇，都说广东人食物量少、精致，为何独独来了一个大盆菜？到了村里才知道，不仅仅是大盆菜大。每张桌子上仅摆了一只巨大的盆子，里面满满当当地盛着各式各样的香气四溢的菜。吃大盆菜的阵仗也大，村祠堂前的小广场上，红红火火地摆了几十桌，几百个村民欢聚一堂，庆祝村里某太公的百岁寿诞。一顿盆菜吃下来，齿颊留香，感觉味道足以媲美满汉全席。
大盆菜的来历，一说是南宋末年。宋少帝落难到如今的香港元朗，村民得悉，为表心意，纷纷将家中最珍贵的食物贡献出来，木盆充作器皿，盛载佳肴。因此大盆菜如今也被称作“皇帝菜”。另一说文天祥兵败被元军追杀，凄风苦雨中过伶仃洋，狼狈逃至新安县的滩头。船家们同情忠臣义士，用自己储备好准备过年吃的猪肉、萝卜，加上现捕的鱼虾做成菜肴，拿木盆一齐盛出犒劳将士来。
如今大盆菜成了深圳和香港的原住民的重要民俗，于岁时祭祀、大时大节、乃至婚嫁庆典等礼仪时作为招待客人的佳肴。今天的人们吃大盆菜时，更多的是欢乐、喜庆和热闹，时间已经洗去了伤感的烟尘。若论当下大盆菜做工、配料、烹饪方式保存最完好的，首推深圳下沙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聚族吃盆菜就成了村民们庆祝元宵节的特殊形式。
我算得一个“吃货”，对大盆菜的做工以及配料亦充满了好奇。做记者时曾经采访过做大盆菜的老厨师，得知大盆菜其实并没有严格的食材用料规范。加上客家人的支系众多，各有发展，所以大盆菜也是千姿百态的。老厨师告诉我，大盆菜的食材是一层层叠进大盆之中的，最易吸收肉汁的蔬菜和豆制品等通常放在下面，鸡鸭鱼肉海鲜都放在上面。这样上面产油，下面吸油，一层一层吃下去，汁液交融，味道馥郁而香浓。我的老家在徽州，也有类似的大杂烩叫“一品锅”。同样是大杂烩，“一品锅”到底是江南菜，很有点儒生的秀气。而“大盆菜”却要粗放得多，颇像个壮士，而且更具乡土气息。做大盆菜必须的食材猪肉，从一大早就要开始炆的。要拣半肥半瘦的猪肉出水、上色、入味、风干后用柴火灶猛火出油。再慢火炆十多个小时以致入口即化，放置在大盆菜的最上端。
大盆菜看起来简单粗放，但烹饪方法十分考究，不同的食材要经过多种烹饪手法。按摆放顺序层层装盆，内有乾坤。大盆菜的吃法也极其符合中国人传统，一桌子食客只吃一盆菜，寓意团圆，祥瑞氤氲。每桌都见竹筷、汤勺齐飞，那是一种别样的情趣盎然。越是在大盆深处的菜，味道越鲜美。
如今各大粤系酒楼里也随时可以吃到一些改良版乃至迷你版的“大盆菜”。传统的大木盆多已不见，悉数改用不锈钢盆，亦有餐厅采用砂锅的，可以随时加热，兼有火锅的特色。这些大盆菜看上去做工精细，其中鲍鱼、龙虾之类的配料也十分高端，但和围村里真正的大盆菜比起来，终究是差了一些味道。
凉茶非茶也
在深圳不能轻易与人说“饮茶”。深圳人饮茶实际上就是打发时间，“叹茶”既不是对着茶杯唉声叹气，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喝茶解渴。粤语里的“叹”字是慢慢享受、细细品味的意思。“叹”是需要工夫的，不能与消暑解渴的牛饮相提并论。深圳人的“饮茶”，其实不仅是饮茶，甚至主要不是饮茶，而是吃点心、小吃。没有觥筹交错，没有推杯换盏。坐在一起，天南海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深圳人受广府人影响，饮茶时的礼数确实较内地讲究得多。在斟茶和饮茶的时候，都得互敬互让，颇有古风。每当对方给自己斟茶，无论是多熟悉的老友，也都会食指、中指弯曲，两指轻叩桌面，表示谢意和敬意。服务员倒茶，也概莫能外。这种茶礼早就成为了岭南的一种习俗。在深圳，还有一样与茶有关的独特饮品—凉茶，为人所称道。不过，“饮凉茶”和“饮茶”是两回事。因为凉茶不是茶。我好奇试喝过一口二十四味凉茶，当场就原样吐出了。饶是如此，嘴里也还是苦了好久。多数的广东人，喝起不加糖的二十四味来如同喝白开水一样，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在深圳的时日久了，便明白了，岭南地区湿热，身体易聚火。岭南人特别讲究食疗养生，为了避免将来形成湿热的体质，传统的广东人在月子里就开始给孩子用金银花泡水洗澡，并给孩子饮用煮得很淡的凉茶。所以，从小就“吃苦”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再喝二十四味根本就不在话下了。我第一次吃苦瓜也是在深圳，只是待久了，为抵御热毒被迫吃苦瓜。逐渐从习惯到喜爱，最后舌尖竟然苦尽甘来了。这与喝凉茶的经历如出一辙。
凉茶和粤剧、粤语、粤菜一起，形成了岭南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深圳街边的凉茶铺很多，到过深圳的外地人说：“购物中心里是茶社的世界，街头巷尾是凉茶铺的江湖。”里面叹的是品味，外面喝的是良药，各花入各眼。
凉茶铺里的凉茶如今也丰富了，除了二十四味中草药熬成的传统凉茶，还有五花茶、夏桑菊、茅根竹蔗水、金银花露、苦瓜干等凉茶新饮。当然，不同的涼茶铺出售的凉茶配方也不尽相同，亦不是每一个“热气”“上火”之人都能喝一样的凉茶。传统的凉茶铺子会根据客人的症状、面色乃至胖瘦推荐饮用不同的凉茶。龟苓膏、酸梅汤，虽然不是茶，但也是凉茶铺里的招牌饮品。它们和凉茶组成了梯队，共同为暑热中的人们发挥着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祛火除湿的功效。凉茶铺子里还有各种“送口凉果”，专供吃不得苦的饮者“送口”，大多是九制陈皮梅、话梅之类的果脯。
现在日子好过了，拣二十四味里的几味与猪骨等食材煲汤喝，味道不苦，却也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因此便流传开来，成为一道享誉世界的风味佳肴：生熟地煲猪骨。深圳人都明白，凉茶虽然不是茶，常喝身体不会差。
文豪也喜沙井蚝
深圳人吃东西有几样讲究。吃乳鸽要去光明，吃狗肉要去观澜，吃海鲜要去大鹏，吃生蚝要去沙井。如今，除了狗肉已少有人吃，其它几样美食却还是要去拜那几处吃货圣地的。说到沙井蚝便不能不提苏东坡。我一向自认为是俗人一个，好吃喝玩乐，也算得吃货一枚。文人中我最爱宋代文豪苏东坡，我爱他的诗文字画，爱他狂傲旷达。最佩服的，还是东坡先生对美食的高度热爱和无穷创造力。 苏东坡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是个超级“吃货”。他不但吃得地道，还吃得优雅。据苏东坡在诗文中记载，在他被贬惠州期间曾到过宝安附近观看海市蜃楼，友人专程请他去吃沙井蚝。老苏是动手能力极强的吃货，不仅会做东坡肘子，亦把鲜蚝做得美味无比，一吃之下便迷上了沙井蚝，隔三岔五地请人买了去吃。俗人无论吃了什么，吃了便是吃了。文豪则不然，吃了不单会回味，琢磨，还要写下来。宝安的沙井蚝文化博物馆至今还陈列着苏东坡当年吃蚝上瘾后一挥而就的《食蚝》：“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阅之让人垂涎。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老苏专门写信给自己的小儿子苏过，叮嘱他千万不要让别的官员知道了，担心众大夫为品鲜蚝美味争着要求贬谪南来。”
大文豪作诗著文对生蚝大加赞美，几百年后的后人仍对此心驰神往，晚明官员也知道这段掌故，因之觉此有趣，亦写下其食蚝的趣闻以佐证：“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徒，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乐南徒，则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谓东坡此言，以贤君子望人。”可见沙井蚝不但有千年美味的历史，更有诗情缭绕的文化气息。
我曾到过沙井蚝养殖场参观，据养蚝人介绍，传统的养殖方法和野生蚝的生长无甚区别。从开始养殖到蚝肉上桌，至少要历时两到三年，真应了那句“好食不怕晚”。在岭南文化中，“蚝豉”与“好事”是谐音，因此，逢年过节，桌上有一道蚝豉，便能给人带来一份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如此看来，苏东坡喜欢吃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若是苏东坡能够活到现在，大抵不会拒绝做沙井蚝的代言人。
基围虾和基围人
虾的历史相当悠久，基围虾最初不叫基围虾。
人的历史也很悠久，而基围人最初也不是基围人。
虾是在广东近海的田地里生长的虾，它们喜欢在田地周围建成的堤围里猎食、繁殖，渔民便专门修建了“基围”来养殖这些虾。
基围人最初也不是基围人，他们大多是从外地到宝安来讨生活的渔民。在一百多年前开始，陆陆续续地从附近的海丰、陆丰、东莞、番禺、珠海、中山、南海、惠阳等地迁到宝安。他们在宝安的海边上建了鱼水围，养殖鱼虾蟹，搭建窝棚住在海滩边，过着“无门闩”的日子，成了“基围人”。其中一部分是随着季节迁徙作业，被称为“水流柴”。
我在吃素之前，热衷于吃基围虾，尤其是在海水干净处养殖的小麻虾，壳极薄，只简单地白灼，不用蘸酱，肉质嫩滑爽脆，入口清甜鲜美，半点腥味没有。
从前基围人因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海盗、恶霸的抢劫日子过得很苦，后来生活稳定下来，勤劳依旧，日子愈过愈红火。基围人多继承了疍家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民谣唱出了生活的变化。三十多年前他们唱“入门大围谷，出门两只辘，手上圆碌碌，衣车补衣服”，三十多年后则变成了“家家新楼屋，出门四只辘，手拿大哥大，身上穿西服”。
基围人在深圳被历史的“车辘”推着前进，洗脚上岸，再也不用“水流柴”一般四处漂泊，也告别了骑着单车“两只辘”的年代，从此“出门四只辘”，成了移民城中幸福的一群。
我的一位忘年交陈先生是基围人的后代，祖籍在汕尾，他的先人于一百多年前在蛇口上岸，定居在蛇口渔二村。他算起来是“基三代”，自小便在蛇口出生长大，深圳早已成了他原生的故乡。
陈先生从南头中学毕业后去参军，转业回到深圳，便把自己满腔的热爱回报给了深圳故乡，把自己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深圳。
像陈先生一样的“基围人”其实不少，他们早已走出了“基围”，海阔天空，都是深深扎根于这片热土的深圳人。
粤语难于上青天
中国的方言多不胜数，但被所有讲不同方言的外地人一致称为“鸟语”的方言大抵只有粤语。虽不大尊重，但确实表达了对粤语难懂的慨叹。对于大多数的内地人而言，初识粤语应该都是来自八十年代初期刚开始传入内地的香港歌曲了。一些人明明不会说，甚至也听不懂粤语，却能把一首首粤语歌唱得字正腔圆。进了卡拉OK厅，仿佛都是本地人。
其实粤语本身就分三大类：白话、客家话、潮州话。通常人们口称的粤语是指广府话，也就是“白话”。相对于早期到广州和香港不懂粤语寸步难行，深圳的语言环境就相对宽松多了，大部分的移民都使用普通话。他们在说普通话的同时，也还是有很高的热情学习粤语的。我曾经也是努力学习粤语者中的一员，而且还正儿八经地报过粤语培训班。但除了把从一到九学得字正腔圆以外，一到具体会话就蒙擦擦（粤语：不明白），当然也因此闹了不少笑话。有次去朋友的办公室小坐，朋友是广东老板，他的小助理很热情地烧水泡茶接待我。烧了没一会儿，朋友问小助理：“水滚咗未呀？”（粤语：水烧开没有。）我一听，倒也听明白了三个字：“谁”“滚”“坐”。我刚坐下，应该不是让我“滚”。小助理答道：“滚咗了。”（粤语：烧开了。）于是我心里又犯嘀咕了：此间无他人，到底是让我滚？还是让我坐？为了一雪前耻，我还真的认真地研究过一段时间的粤语，但除了多认识几个港星之外，收效甚微。
比如“机”和“鸡”，普通话明明是同一个音，粤语却是两种不同的发音。类似这样的音，用普通话说可能会弄错，用粤语说，却一听就明白。粤语除了发音与中原大不同，词汇语法也独辟蹊径，但倒反而因此显得既洋又古。说它洋，是因为有很多外来语混杂在粤语中，比如出租车叫“的士”，就来源于TAXI，今日此称谓已为全体国民接受，人人都学会“打的”了。公共汽车叫“巴士”，也来源于英语，并延伸到大巴、中巴、小巴、校巴。说它古，是因为在词汇乃至语法方面，粤语保留了一些古词、古义或古文搭配。广东人说“喝水吃饭”特别文雅，叫“饮水食饭”，几乎是书面语。语法上的倒装句比比皆是，例如“我先走”会说成“我走先”，“给我钱”会说成“俾钱我（给钱我）”。
广东话还常会用“有”来强调一种完成了的动作，比如“打了电话”会说成“有打电话”，“花已经开了”会说成“花有开啊”。最要命的是粤语的声调之多，令人瞠目结舌，漢语的声调现在只有四个，但是粤语却有九个声调，而且相差无几，拿捏不好就荒腔走板。
广东人对别人的称呼很亲切，常常在人名前加“阿”表示亲昵，比如阿珍、阿芳、阿陈、阿张等等，姓或名前加“阿”皆可。如果陌生人第一次见面这么称呼，那就意味着你们很快就会熟悉起来。这也是广东人释放善意的一种方式。
客居粤地久矣，虽然粤语仍不过关，但粤语情结却越来越浓烈了。伴随着方言的存废，争论数十年如一日地延续至今，方言也就一路式微着，普通话也就一路高奏凯歌地前进。刚来深圳的时候，在电视上还能看到白话、潮州话、客家话的频道，虽然基本上听不懂，但越是不懂越想看，除了想尽快融入岭南文化外，也与方言本身具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音韵美分不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粤语频道一个一个消失了。粤语非我母语，但我却站在保卫粤语的队列中。
交际不是语言的唯一功能，语言还有很多其它同样重要的功能。方言里有太多的历史信息，方言对自身历史文化进行记录和传播有重要作用。两种方言相似的读音，可能就暗含着某些语言密码。假如方言被完全消弭，历史的源流可能就再也没有了答案。不过深圳与其它城市比较，倒有个方言上的优势，因为这是国内方言最全的城市。移民社会造就的丰富种群，连同他们的方言、饮食以及所有的生活方式汇聚一起，将深圳锻造成一个事实上的方言博物馆。方言快死了吗？未必。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廖晨）
自序：为深圳立传，一次幸福的探险
试图迅速而准确地描述深圳，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虽然它只有短短的40岁，但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中国其它任何城市，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獨一无二的。在人类的建城史上，城市都是一步一步叠加式地累积而成，在漫长的累积过程中，建构了城市的自然风貌和人文传统，形成了此城与彼城的分别。深圳则不然。准确地说，深圳不是建成的，而是“造”成的，它的出现让人猝不及防，于是人们只能用“一夜之城”来形容它。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起首便道出这座城市的特别。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搭积木一样地搭出了一座城。这样的速度被命名为“深圳速度”。快则快矣，惟解读便成为万难。有太多的人到过深圳，写过深圳，但是却无人能够为深圳找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关键词。在很多年里，人们认为这里到处是黄金，当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人中，有一多半是冲着深圳而来;还有一些人认为深圳是一个暴发户，缺乏底蕴，略显肤浅，这里可以是事业的疆场，但不是宜居的温床;还有人以为这里充满着冒险家的争夺，商人们在尔虞我诈中获得快感，到处是灯红酒绿与刀光剑影，胆小者勿进;当然也有人把这里视为天堂。而只有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才能明白这座城市的形式与内容有多么地与众不同，随便你怎么想象她，她都在你的想象以外，无论是好，还是坏。
认识一座城，总是由表及里的，正如认识人。在我眼里，深圳是一个有点鲁莽的小伙子。这里曾经尘土滚滚、脚架林立，到处是“坑”，到处是“围”，到处是“岭”。然而，对于到深圳寻梦的人来说，小伙子还是挺帅的。他没有什么不敢试，没有什么不敢闯，创下过辉煌，也犯下过错误，但他始终坦然地朝前走，像背着双肩包的旅行者。在我眼里，深圳亦是一位性格温和的儒生。这里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因为读书而受人尊重。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图书在这里随处可借，也随处可还。在我眼里，深圳还是一位包容谦让的绅士。他的口头禅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里一直用“英雄不问出处”作为对陌生人的标准。当然，更多人的眼里会有更多的深圳，无论哪一种，都可能颠覆你曾经的想象。
这是我的“读城记”，我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阅读这座城市，除了用眼睛阅读，还常常用脚阅读，我愿意把自己读城的感受与您分享。我觉得深圳就是一台无场次的先锋话剧，当北上广在叙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时候，深圳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各自独立、穿插、互不干涉的话剧。这些桥段既可成为折子戏，又能联袂演出，每场戏都有关联，但也可能冲突。中国的城市中本土居民比例最少的唯有此城，这种与生俱来的碎片化、多元化、杂处化，让我为这个城市立传时，选择与其相应的更为自由的结构方式，文章中的脉络、章节与文字，同这座纷繁的城市正相呼应。我力求重返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场，把那些即将湮灭的光阴碎片打捞起来，并通过我的重新梳理，让今天的人能够看到一座城的前世今生。使城市与人离得更近些，与人的心不再那么遥远，那么陌生。
文章写完了，但我突然觉得好像什么也没写，这个城市虽然年轻，却又似乎怎么也写不完，你刚写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却立刻发现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被遗漏。深圳既像一个魔方，又像一个谜团，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阅读、去书写，却仍然写不尽。写不尽的城市才是最有魅力的城市。
第一章 深圳有多深？
“深圳”释名
深圳，也许是当今中国最知名的城市之一。深圳是一匹黑马，人们对这匹黑马几乎来不及打量，它是如此年轻。我们似乎从未听闻一个城市只用了40年，就从一个30万人的小城扩张为2000万人的超级都市。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城市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关于“深圳”这个市名，早年闹过不少笑话。大家对“圳”这个字不熟悉，秉承“读字读半边”的光荣传统，大都念成“深川”。一座城市让一个不常用的汉字复活，是另一种奇迹。其实，深圳这个地名古已有之，从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看，“深圳”最早记载在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新安县志》，地理志内“墟市”条目下有“深圳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从那时算起，“深圳”这个地名至少已经存在332年了。“土”指田土，“川”指“归向大江大海的水流”。“圳”即意为：田野间通向江海的水道。“深圳”也即“深深的水沟”。“圳”字在岭南其实是常用字，深圳、梅州、惠州等地以之构成的地名比比皆是，如圳上村、圳头村、石圳等等。离开了广东区域，这个字的使用率才逐渐变低。
“墟”就是集市的意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如今的深圳区域内形成了36个集市，其中最著名的四大名墟为：深圳墟、清平墟、观澜墟、东和墟。分别位于今天的东门街道、沙井街道、观澜街道和东沙头角街道。这四大古墟中，现在只有观澜墟还保留了清末的集市旧痕，其它三个都已不复当年的容颜。当年的深圳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深圳河与它的三条主要支流冲刷出一大片平坦的谷地，深圳墟正好位于谷地中心。三条连接深圳和香港的道路也都在这里交汇。这样的优越地形，让深圳墟一跃成为广东省内著名的集市。其繁盛程度远远超过周边的其它集市。深圳墟拥有东、南、西、北四门，最为繁荣之所是东门一带。如今深圳的商业中心区之一东门老街，便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从清朝中期开始的两百多年间，每逢农历的二、五、八日，便是热闹的“墟日”（赶集日）。到了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都会汇聚到东门，他们肩扛手提，带来丰富的海产品和农作物，在这里交换各自需要的物资。东门老街的中心位置有一幅巨大的铜版浮雕《老东门墟市图》，我曾面对这幅浮雕，寻找当年深圳墟繁荣的印记。从这幅图上，可看见“鸭仔街”“猪仔街”“西和街”“渔街”等街道的昔日繁华。人们在“多仁米铺”前买米，在“大来金铺”前秤金，在“怡和海鲜货栈”前交易生猛海鲜，在“四季花店”前选摘露水欲滴的鲜花。“深圳”就这么一直并不寂寞地繁荣着。 一些喜爱看黑白电影的影迷，应该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有部电影叫《秘密图纸》，那是一部反特片，今天我们习惯称之为谍战片。其中有个特务说了句台词：“我明天要去深圳”，指的就是到宝安县城的深圳镇，他要到东门老街附近的罗湖桥与香港来的特务接头。这也许是当代最早涉及“深圳”地名的文艺作品。
如此看来，谁还能妄言“深圳”年轻呢？在很多人的眼里，深圳也许是横空出世的现代商都。但实际上，深圳是历经600多年的烟尘以后，依然健在的古代商业文明的标本。中国的改革开放，把它从南方以南的深水里打捞出水面。历史选择了深圳，决不偶然。
别名“鹏城”何来？
中国的城市都有别名，概无例外。如昆明四季如春，叫春城;重庆依山而筑，叫山城;拉萨因位于青藏高原终日沐浴日光，叫太阳城;广州因传说有五羊衔穗降福，叫羊城。每个城市的别名，都包含着祥瑞和期待。深圳的别名叫“鹏城”。大鹏其实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大鸟，是人类对鸟类的图腾崇拜。庄子在《逍遥游》中写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是浪漫的，但这种由大鱼幻化而成的巨鸟，谁也没有真的见过。那么，深圳究竟为什么叫这个别名呢？又从什么时候被称为“鹏城”的呢？
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有三种。其一，认为是“大鹏所城”的简称。因为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设立“大鹏守御千户所城”，距今626年。其二，认为是因“大鹏湾”而得名，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只在空中翱翔的大鹏飞至南海边，被这里的秀丽风景所吸引，于是以此为家。其三，深圳的别名叫“鹏城”，是因为大鹏半岛和九龙半岛舒展开来，构成了大鹏湾的两翼。海岸线的形状像极了庄子笔下“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那个大鹏鸟。撇去浪漫主义的泡沫，我们理性地分析。大鹏所城是明朝的军营，按照一般命名规律，会依照属地原有地名命名，正如当今在深圳西部南山区的南头村，还有一座与大鹏所城同时期的“南头千户所城”。想来“大鹏”的地名在建“所城”前便已有之，可能是个村落的名字，大鹏所城因大鹏村而得名。至于大鹏湾，离今天应该就更近些了，在古代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海湾概念，即使有“湾”和“涌”等字样，那也只是指小湾、小涌而已。在明朝的海图上，我们还看不到标注“大鹏湾”，在晚清以前，海图上同样没有“大鹏湾”。“大鹏湾”在地图上的现身，最早出现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前深港同属一地，所以地图上并不特别标明海域。但因为要割让领土，必须分清与土地相连的海洋。英国又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海洋帝国，具有极强的海洋意识，所以海湾自然也就开始被命名并标注了。
大鹏半岛的陆地面积294.1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达到了133.22公里，被称为深圳的“黄金海岸”，曾被《中國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这条海岸线像一条金色项链悬挂在蔚蓝色的南海颈项。大鹏海岸包含了东涌、西涌、杨梅坑以及南澳四个区域。这里沙质细软、礁石林立，海边景色融山光、水色、林涛、海风、潮音、征帆、鸟语、花香为一体，有如“蓬莱仙境”;陆上山峦起伏、云雾缭绕、林密鸟众、草茂流清，好似“世外桃源”。深圳虽起于农耕文明，没有赶上“大航海时代”的脚步。但在“一带一路”的新时代，它已经做好了向深邃的海洋挺进的准备。“鹏城”这个别名早就预言了这一天的到来。
咸头岭那片碎裂的彩陶
咸头岭，是个很土的名字。但这个名字把深圳的历史朝前推了7000年。人们被深圳的现代故事吸引了目光，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城市的故事还藏在大鹏海边的一方荒凉沙丘上，在一片片破碎的陶块上。1982年的夏天，一支考古队来到大鹏半岛东北端的咸头岭村，他们踩在了远古的沙丘上。“沙丘遗址”指的是分布在沿海或岛屿的沙滩、沙堤、沙洲上的遗址。这些以不同时期的沙质为主要堆积物的沙丘，埋葬着不会说话的器物甚至化石。历史的密码储存于此，等他们苏醒过来，就会向你讲述那些尘封千年的故事。咸头岭沙丘遗址，就是深圳故事的源头。
我曾跟随深圳博物馆的馆长走进他们的藏品库，看到他们冒着毒日、暴雨挖掘出来的那些宝物。那些坛坛罐罐被放在博物馆的几个巨大的木橱里，器物大部分是经过修复的，还有一部分过于残破无法修复，只能散落着摆放，名副其实的“文明碎片”。我情不自禁地拿起一个陶杯摩挲着，想象7000年前的某个人正在用泥巴捏造它，那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很奇特。馆长告诉我，咸头岭的发现不仅是把深圳的历史向前大大推进，也是建立起环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到6000年考古学文化分期与断年的一个重要标尺，证明这里是珠三角地区最早的文化，呈现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活动。2006年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我一次次地来咸头岭遗址，看这里的红烧土，看发掘出来的房址、土灶、彩陶、白陶、夹砂陶片，还有数量可观的石器。那些石刀、石斧、陶尊、陶盆、彩陶圈足盘，都在争先恐后地诉说它们曾经的繁忙。在层次分明的沙层下，还有多少更加精美的陶片和奇巧的石器，仍然酣睡在它们的梦里呢？我在那方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沙丘上反反复复地转圈，惊叹于人类7000年前已聚集到这块近海的沙滩上生活、生产，在这几乎是天涯海角的地方为我们开发了一派休养生息的乐土。据史料记载，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古南越先民就已经在这里结成社群开始集体生活。当时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71℃，气候暖湿。繁茂的植被、丰富的动物，催生了华夏远古人类的繁衍、进化。
从已经出土的文物分析，这里的先民主要的生活方式是原始农业和渔业。从咸头岭遗址向北十公里，在葵涌还有个略晚些的大黄沙遗址，那里出土了炭化的粮食颗粒，证明古越族先民已经掌握了种植农作物技术，并且可以依赖它们填饱肚子。深圳的多个遗址都发掘出新石器时期的网坠，这些用椭圆形鹅卵石打凿而成的亚腰形网坠，与现代的渔具极为近似，佐证了当时的渔民已经学会了用渔网捕鱼。在咸头岭遗址上，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当年在沙丘上夯房基、挖柱洞的遗迹。从房基、柱洞的分布和走势初步推断，这种原始的民居大约为圆锥式窝棚。解决了吃的、住的、用的，先民们也可以安居乐业了。珠江流域的咸头岭文化，与同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马家浜文化，交相辉映，建构了早期华夏文明的大厦。有了咸头岭灿烂的开始，深圳的文明便不乏绚烂和多彩。 从商代起，中国进入了农业、手工业乃至艺术品空前喷发的年代，我们有了青铜器，有了甲骨文，有了彩纹陶……深圳也绝不寂寞。7000年前的祖先还在咸头岭探索人类如何生存时，未曾想到经过漫长岁月的载浮载沉，这方快要被遗忘的土地再次聚拢起人气，开启了探索人类如何高质量延续下去的新旅程。命运在这里又一次转了一个圈，完成了一次螺旋式上升。
一座碉楼一卷史
在岭南的建筑中，碉楼是一种独特的的存在。在村落里、田野间，一座座碉楼高高耸立，像一座座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像一卷卷史书，记载了客家人开疆拓土的艰辛历程。史书可以变黄，变脆，以致无法展读。但碉楼历经数百年沧桑，仍屹立不倒，让人们穿越岁月的风尘，在南国继续阅读它。
许多人是从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初识这种建筑的，从银幕上被它的静默与巍峨震撼。土匪们攻打碉楼，用上了各种武器，但碉楼就是坚不可摧，那种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让人肃然起敬。电影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原小说中并无碉楼，也不在广东，但姜文选外景时，到了广东开平，当他看到梅家大院的碉楼群就不想走了。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了碉楼，《让子弹飞》肯定会逊色太多。碉楼，是客家村落的符号，它们居于村口要道，居高临下地环伺着周围，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作为客家人主要聚集地之一的深圳，这样的碉楼四处皆是。深圳碉楼现存的有550多座。据考证，本地年代最久的碉楼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最晚的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深圳历史上曾有1500多个自然村，绝大部分村庄都有碉楼。张先生称中国有条“炮楼文化走廊”，约西起于川、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南至于广东、海南，呈“西南—东南”的走向。深圳地处这个“炮楼文化走廊”的东南端，其数量仅次于开平。但与开平碉楼相比，深圳碉楼出现的历史要早一些，
正因如此，深圳碉楼没有像开平碉楼那样多中西合璧的痕迹，更多地呈现出汉民族自己的建筑风格与特色。深圳炮楼中比较早期样式的那一部分，是我国汉族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炮楼建筑系统目前仅存的最集中、最大量的遗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特征最重要的表现载体之一。深圳本土碉楼分布在从西边的西乡、沙井直到东部的大鹏半岛，可以说覆盖了深圳全境。而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碉楼群有两处，一在观澜，一在龙华。观澜碉楼群更为壮观，至今尚有114座，它们建于清代至民国时期。
由于大量客家人从中原一带迁入，他们面临着土匪、兵家和土著人的排外与攻击，为求自保建起了围屋与碉楼，聚族而居。围屋用于居住，碉楼则成为防守的堡垒。碉楼其实是学术界的命名，民间常常习惯把碉楼直接称之为“炮楼”，这就更加明确地指证了碉楼的功能。碉楼一般高为三五层，最高为八九层，修建楼层越高，越便于瞭望;碉楼的墙体远比普通的民居厚实坚固，不怕匪盗凿墙或火攻;碉楼上部的四角，一般都建有突出悬挑的全封闭或半封闭的角堡（俗称“燕子窝”），角堡内开设了向前和向下的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地还击入侵之敌。同时，碉楼各层没有窗户，而在墙上开设有射击孔兼瞭望孔，因此开口均小于民居的窗户，而且都有铁栅和窗扇，外设铁板窗门，各层射击点形成楼内居民的立体攻击点，攻守兼备，易守难攻。碉楼的主要功能自然是军事，但在和平年代也是民居，族人可以住进里面。有些成为宗族的祭祀点，甚至可以用作仓库。碉楼内每层楼板都是木质的，楼梯沿四周墙壁拾级而上。
走进今天的观澜古墟，赫然可见一座“成昌楼”鹤立鸡群于东门街的一排古旧建筑中。成昌楼建于民国初期，又被称为文昌古炮楼，楼高30米，共8层，是目前古墟中最高、最醒目的建筑。楼顶护墙外装饰着一圈黑红双色彩带，像巨大的冠帽，四面各设两处“口”形瞭望孔，东西两面各设一鱼形排水口，西北角、东北角各设一瞭望台。雕楼的东面墙体上仍清晰可见密集的坑洞，那是在抗日战争时，东江游击队与日本作战时留下的弹孔，斑驳的历史遗痕里隐藏着多少热血与悲壮。
而要论观澜最老的炮楼，则当属桂花社区庙溪老村的文秀公炮楼。此楼建于清朝嘉庆或道光年间，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被称为“宝安第一碉楼”。而它外表看來虽与观澜其它炮楼并无不同，但整体散发着更加古朴雄拙的沧桑感。此村原住民以陈姓为多，修建的炮楼就以陈氏族长的名讳命名。“文秀”是族长名，“公”是敬称，文秀公炮楼代表着族长的身份。这些碉楼，讲述着从清朝至民国的历史，也成为众多离乡者回溯寻根的节点符号。一座碉楼一卷史。那一座座矗立百年的碉楼，它们守候苦难，守候严寒，守候风雨，也守候希望。它是客家先辈种在这里的一个梦，从未动摇的梦。这些遗落在村口和田野里的碉楼群，是耸立着的凝固的乡愁。
情满大围屋
客家人，生而为客。自晋唐以至明清，他们从北方中原地区辗转流落南国，一个“客”字道尽他们身份的尴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成为所到之处的“客人”。“客家人”的称谓起于宋朝。北宋开始将户籍分为“主”“客”之别，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从此客家人便成为南迁群体的代称。从他称到自称，既有辛酸无奈，也有包容豁达。客家人不是少数民族，是汉族人，是唯一一个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也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他们都有故乡，但皆不能回，那里已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但客家人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扎下根来，融入进去，繁衍壮大。据统计目前全球客家人大约8000万，约5000多万在中国，他们主要聚居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云南、香港、台湾等19个省的180多个市县，其余的客家人散居于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美洲、欧洲、澳洲、非洲皆有，总体上还是以东南亚居多。
客家人是一个不断逃亡的族群。在客家人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哪里荒凉便迁向哪里。 “山高皇帝远”的广东向他们张开了宽厚的怀抱，故而客家人有三分之一便落到广东，并与广府人、潮汕人三分南粤。世世代代的迁徙、流离，锻造了客家人聪慧、低调、情商高的集体性格，他们具有天生的族群认同和自我保护意识，这从他们的建筑风格上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客家建筑的三大代表是：碉楼、围屋、排屋。碉楼完全是军事性建筑，高点攻击，立体防卫;围屋则是同宗家族群居之所，世代同堂，封闭式建筑固若金汤，集御外凝内于一体;排屋虽然已经开始以家庭分居，但家家户户并排建屋，左邻右舍墙瓦相连，依然具有很强的联动性。这三种建筑往往是互相依存的，无论是围屋还是排屋，都离不开碉楼的拱卫。 如果说围屋是航母，那么碉楼就是护卫舰，排屋就是驱逐舰。客家人最懂“抱团取暖”的重要。我曾经站在“大万世居”门前的月形池塘，透过深邃的大门朝里望去，一眼仿佛看不到底。这座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古堡式建筑，历经风雨，如今依然巍然屹立。这座庞然大物，占地2.5万平方米，共有房屋400余间。居住在这里的是曾姓家族。该曾姓家族自明永乐年间开始南迁，先迁江西吉安、后迁福建汀州、继迁广东潮洲，至十三世始迁坪山，十五世时曾传周开始兴建大万世居。
围绕此楼曾流传一个故事，大万世居原地曾是一片沼泽地，曾传周每天靠牧放鹅鸭和推独轮车赚钱，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盖房子。但后来曾传周建房心切，想迅速致富，竟沉迷于赌博，渐渐地他输光了“血汗钱”。为了回本，曾传周来到亲戚家借钱，亲戚不但不肯借，还教训了他一番。这一顿教训让曾传周幡然醒悟，于是回家后斩断了右手大拇指，以示戒赌决心。自此之后，曾传周戒赌归正，勤俭持家，兴办实业，成为坪山一带的富裕人家，并筹足资金建起大万世居。
走进大万世居，你会惊讶于古人建筑格局的精妙。围屋以四圈回字形建筑构成，内有九条大街、十八个天井、八个楼脚，外加四周相互贯通的走马楼串联成一个整体。围屋内的街巷走廊，互相连接，四通八达，南北格局对称。围屋四周为厚约80公分的院墙，墙外有护城河，围墙的四个角分别建有四座三层的碉楼，这样一座铜墙铁壁的大围屋，无异于一座兵营。因此建成二百多年中，经历过太多次兵荒马乱和土匪攻掠，大万世居仍保持原有面貌，不怒自威地蹲伏着。
深圳的围屋目前尚存20多座，除了坪山“大万世居”以外，还有龙岗的“鹤湖新居”“龙田世居”“新桥世居”等等。深圳围屋造型上基本都为方形围屋，这与福建地区的圆形围屋有较大差别。一直追踪研究客家围屋的张一兵研究员认为，形成方与圆形态差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礼制”。“围”和“寨”“城”同源，早期的寨多数为圆，城则有方有圆，多数为方。圆形的城寨，从古到今一直延续，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比起方城，圆寨节省工料、防御无死角，但不合周礼，总体上只有河南和闽南有一点遗存，但河南明代以后就没有再建圆寨了。所以闽南由于地处僻壤，严谨的礼制尚未完全覆盖，加上俭省和古风依存，所以建筑上才留下了这么一点圆形围屋，也叫土楼。
由此可见，客家人虽也流落僻壤岭南，但中原的礼制法度让他们在建筑上留下了自觉的约束。其实，客家围屋除了功能强大的实用性外，它的审美功能也不容忽视。凡亲眼见到过围屋的人都会用“震撼”“叹为观止”来形容第一印象。围屋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整体造型上，它不是随性地杂乱无章地建起来的，而是规划严谨、布局合理、均衡对称。木石细节的精雕细刻、屋脊山梁的优美弧线、祠堂内外的牌匾书画，工艺运笔精湛，都让人如览艺术品。围屋以中轴线纵贯其间，与上堂、中堂、下堂一道构成建筑的脊梁，左右环绕的多圈房屋构成建筑的骨架，纵横交错的巷道如建筑的血管，这样的围屋本身就是跃然灵动的生命体，住在这里会让孤独的人不再寂寞，胆怯的人不再懦弱。
客家大围屋，是客家人独有的建筑形式，它既是一种物质遗产的留存，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当你注意到“大万世居”整座建筑物后墙筑成半圆弧形，与前面半月形的风水池塘遥相呼应时，你会叹服于这座建筑体现了深刻的天圆地方、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理念。每座围屋都有一个“心脏”，这就是祠堂，他们都被包裹在卷心菜式的中间，是一个宗族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它将列祖列宗和当下的所有个体生命紧紧联系起来，于是处理内部事务便游刃有余。祠堂在所有的围屋内都居于群体建筑的核心之中。
一座围屋就是一座城堡。一座围屋就是一个小社会。几十乃至数百个家庭居住在一个闭合的环境，如果没有清晰的秩序建构，以及极高的磨合机制，那是不可想象的。仍以“大万世居”为例，大围屋建筑群由于是全封闭的，所以在三堂的前后又发展出两个横向铺开的露天内院，又称上天街、下天街。上、下天街是族人休闲、孩童玩耍的公共活动场所，还有公共厨房、厕房、仓库和完整的排水系统。除了公用水井之处，家家户户屋内还设有水井。族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客家人以他们的智慧与情商，再造了一个世界，他们在自我管理的宗法社会内幸福而安乐地生活，这在今天看來都不禁让人羡慕不已。
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客家围屋里的人大都搬出去了，剩下的老屋在岁月的冲刷下，有些残破不堪，有些损毁几尽，还有些成为养鸡场。很多人都在呼吁要抢救这些文物，不能让客家的历史只剩下传说。每到夕阳西下，看着这些沐浴在金辉下的辉煌围屋，回望那些并未湮灭的客家人迁徙之旅，让人不禁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第二章 城史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众所周知，深圳是移民之城。从秦朝开始，深圳经历了六次大移民。这六次迁徙的浪潮，让北方的移民从黄土地移居到这块靠近蓝色海洋的大陆南端。前六次移民浪潮都是被动的，都饱含着难以计数的血泪，而二十世纪末开始的这次大移民，是自觉自愿的，是满怀希望的，是一个梦幻的开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歌叫《春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记录了一个改变国家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先倒回一点说，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场新的“逃港”潮再次席卷而来，而且这是建国以来继1957年、1962年、1972年之后最大的一次逃港潮。这次外逃风潮被很多当代史学者称之为“大逃港”。封闭的国门开始露出一丝缝隙，一河之隔，却是上百倍的收入悬殊，于是偷渡者们开始用脚做出了选择。他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子弹击毙的危险，拼命游向对岸。一旦他们觉得机会来了，便不惜铤而走险。其情可叹，其状可怜，但人在新生活的诱惑面前，谁又能保证能够抵挡呢？
深圳经济特区就在“杀出一条血路”的悲壮中出生了。1979年，因此被称为“深圳元年”。说来神奇，深圳特区诞生的消息，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让一直难以根绝的“逃港风”骤然停止。建特区需要勇气，但光有勇气是建不成特区的。当时因为中央的态度是“只给政策不给钱”，所以深圳最缺的还是钱。那年冬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了。那时的深圳连一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吴南生对谷牧总理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至少要修一条好路给人走。”谷牧问：“你大概要多少钱？”吴南生说：“我也说不清楚，眼下最急用的要几千万。”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这贷来的3000万，造就了后来的深南大道。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从法律意义上，“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来到了深圳。当邓小平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他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一口气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共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深圳不再是孤军奋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快车道。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春天的故事》依然在讲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深圳已经悄然崛起，做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创举。深圳引进了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次进行土地拍卖，成立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深圳在一路高歌中飞跑。人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毫无阻挡地飞跑下去。然而，春天过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姓社姓资的争论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套住人们的头脑，对改革开放事业冲击很大，深圳作为前沿阵地首当其冲。
中国该走怎样的道路？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还能否走下去？很多人开始困惑起来。1992年，邓小平再次南巡。他先来到了皇岗口岸。站在皇岗口岸，邓小平面朝香港方向默然站立很久，这也是他一生中离香港最近的一次。从次日起，老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巡遍深圳。这一次与八年前南巡时显著不同，老人不再沉默，而是一路走一路说。也许老人觉得有些话需要抓紧说出，不说就来不及了。在国贸中心大厦的旋转餐厅，老人讲道：“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的面貌就会很不同了。”
在将要离开深圳的22日下午，老人没有外出，就在迎宾馆里接见来访者。正是在这天下午的谈话中，老人说出了那段分量极重的话：“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我说不争论，一争论，就把时间都争掉了。要敢闯，没有一点敢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干劲，干不出新事业……现在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现在又搞这个东西好不好？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看对了，就放开，错了就纠正，关了就是了。关的时候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
并且在回答“现在有人说我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疑问时，老人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据亲历者回忆，当此话刚刚落音，现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1月28日上午，在拱北口岸的粤海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小平讲了一句带有调侃的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1992年，中国选择了一条继续改革下去的正确道路。接下来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都与改革开放有关，都与深圳有关。深圳没有辜负历史给予的机会，不断刷新着城市发展的记录，并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足以让人惊叹的奇迹。1979年建市之初，深圳GDP不到两个亿。2019年，全市GDP已经超过2.4万亿，跻身亚洲城市前五。
难舍难分城中村
“城中村”这个词，最初起源于深圳。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前，还叫宝安县的深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县。1987年深圳有1500多个村落。1992年普查时，深圳还有1200多个村落。深圳的本土村落奠定了如今深圳城中村的整体空间结构布局。
早期闯深圳的人，几乎没有不住城中村的。我在1992年底来到这座城市，刚来就发现深圳的城市中心和边缘常常混在一起。这些城中村，距离那些闻名遐迩的CBD只有咫尺之遥。高楼大厦与城中村相依相偎，像一对身份悬殊的恋人，看起来很不般配，但仍然如胶似漆。这一千多个城中村，掩映在现代化都市的霓虹灯影里，构成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很多人的深圳梦都从城中村出发，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很多人像蒲公英一样飘飞过来。他们在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找到各自安身立命之所，他们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中心。
当年我还在做记者，每天都在巴登街的各种市井嘈杂声中醒过来。下楼时看见热气腾腾的小吃摊，便坐下来点一份客家肠粉。我因为常年熬夜写作，早餐是基本不吃的。但肠粉，我屡吃不厌。用米粉做成的粉皮包裹着油条、豆芽、韭黄、青菜，当然也有肉末的，但不太荤。吃肠粉更不能在大酒楼吃，夹杂在各种早点之间的肠粉似乎做得过于精细，吃起来反而没有味道。在城中村的小餐馆里略好些。真要想吃到口感正宗的，必须在街边小摊子上，看着厨师在一格格铝合金的小抽屉里蒸米粉。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炉火，师傅拉出蒸熟的米皮，熟练地包裹上一根油条和其它蔬菜，最可期待的是最后浇下去的那几勺子酱卤，卷起、盛好、端上，一气呵成。自己在本身就很浓郁的酱料之上拌上辣椒酱，一边吃得满头大汗，一边看着那些从“亲嘴楼”里涌出来匆匆忙忙地赶着去上班的年轻人，一边闻着巷子里不同的小餐馆飘出的不同的香味。袅袅交杂在一起，才能真正感受到鲜活的热腾腾的生活。
夹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吃完这顿便宜的早餐，便从这里各奔东西，走进各种高档的写字楼，开始一天的白领生活。每个人都充满热情地工作，憧憬有一天能在那些体面的商品房里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到了晚上，他们仍然会回到自己城中村里的农民房，继续着自己的梦想。
最繁华热闹的城中村要数蔡屋围了，我当年住的巴登街也属于蔡屋围范畴。蔡屋围，深南大道最初的起点，深圳最高的几栋摩天大楼都在那儿，地王、京基、深交所、中信广场……每到入夜，直刺星空的激光灯和令人目眩神迷的霓虹灯，让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蔡屋围的城中村改造是成功的，既成为气宇轩昂的金融中心，又没有彻底消灭“握手楼”“亲嘴楼”。当然，“亲嘴楼”只是个说法，在两栋楼之间真的接吻大约只能存在于电影里，但握手却是真切的。居民常常在炒菜时缺葱少蒜又懒得下楼去买的时候，喊一嗓子对面楼的邻居，对方一伸手，姜、葱就轻松地递过来了。 如果把城中村稱为“都市里的村庄”，“亲嘴楼”也不失为一种都市现实主义的浪漫，虽然有那么一丝酸楚。现代“吃货”们都知道，到一个城市要吃地道的美食，不能去高档的大酒楼，而是要去街边的大排档。在深圳，要找好吃的大排档，就必须走进城中村，在那些“亲嘴楼”“握手楼”的缝隙里，美味正在等着你。这是日常烟火气的浪漫。这里的村民基本已经不住在村里，而是选择回迁到旁边KKmall上面的“老围花园”，他们每年的个人平均分红能达到十万以上，过上了高端社区生活。但在村里，依然可以吃到便宜的客家肠粉，初来深圳闯荡的人，依然可以在这里继续做属于他们的深圳梦。
论规模，深圳最大的城中村非白石洲莫属。原来的白石洲村更大，被华侨城买去了一半，建成了旅游景点。现在的这一半村子，因着相对便宜的出租房和便利的交通，不愁让农民坐收房租。每天，每个时刻，都有从白石洲里走出来的人在楼下的广场上坐着，也许在等人，也许在感受近在咫尺的城市繁华。早晨，从白石洲里匆匆步出的白领，衣着光鲜，神色自信，有的在附近的华侨城、科技园上班，有的从这里乘地铁、大巴转往不同地方。
城中村是一个容易让人陷进来的地方。它包容着形形色色的人，而为这形形色色的人服务的各种店铺也档次参差。生活在里面就像一个小社会，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现在，白石洲已经拆了，但曾经的生活和曾经有过的梦想是拆除不了的。用不了多久，“亲嘴楼”“握手楼”乃至“城中村”都会消失，蜕变成为一个个历史名词，或许会作为城市的历史被保留下有限的一点点，成为历史的废墟，记录下一段故事。
第三章 山川与河流
莲花山的守护者
曾有人对中国的山名做过统计，发现重名者众多，前三名为“莲花山”“笔架山”“马鞍山”。究其原因，大约一是象形，二是寓意。莲花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甚高。几乎所有的诗家、文豪都不惜笔墨赞颂它，视它为“出污泥而不染”的典范。莲花是人类生存的象征，原始人类发现荷花的果实和根节不仅可以食用，而且清香甘甜，味美可口。渐渐地，莲花成为原始人类最初的粮食来源。莲花还是佛教的象征物，所谓“花开见性”，在佛经中，莲花代表着智慧的境界。如此之多的美意，造就了华夏南北众多的莲花山。在这些莲花山中，最著名的也许就是深圳的莲花山了，到过这座山的除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外，还有多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莲花山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北端，占地面积166.14公顷，由七个翠绿的山头蜿蜒相拥，从空中俯瞰形状如蓝天下盛开的巨大莲花瓣，得名不虚。这座山其实并不高，海拔只有93米，山势也不险峻雄伟，却万众瞩目，真应了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莲花山山顶上有一尊青铜铸造的塑像，一个老人身披风衣，气宇轩昂，步伐坚实，身体微微前倾地大步向前迈进。他是邓小平。邓小平站在莲花山顶，向着南方望去，南方便是香港。他曾经希望在有生之年访问香港，他说：“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但是在1997年2月19日，离回归还有130多天的时候，他不幸逝世，没有等到那个魂牵梦绕的时刻。现在邓小平站在莲花山顶，永远地守护着这个新城，也守护着深圳河对岸那个他未能去成的东方明珠。
邓小平塑像矗立在山顶广场的中央，高有6米，重达7吨，另有高约3.68米的花岗岩基座。铜像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白澜生等4位雕塑家创作，上海造船厂铸造。塑像原想赶在九七香港回归日竖立，但塑像在1997年6月25日从上海运抵深圳后，因为尚未得到中央批准，因此同月向公众开放的莲花山公园并没有这尊塑像。2000年11月，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20周年时，人们才见到这尊传说已久的邓公塑像。这是全国第一座以城市雕塑形式竖立的邓小平塑像。从那时起，莲花山公园便一刻没有冷清过。“过节了，我们来山上看看小平！”这已成为许多深圳人的一种习俗，深圳人对小平的特殊感情，通过他们的每一次登临、每一束鲜花，不厌其烦地表达着。
莲花山的南面山坡，植有一万多株凤凰木。当夏天来临，凤凰木花开，满山红遍，一片迷醉。缓步进入东南角，藏着一泓 “漾日湖”。湖边花草摇曳、蝴蝶纷飞，湖水系雨林溪谷的溪流汇聚而成。两股溪水从山谷中跌宕而下，溪水流经生态净水湿地、雾谷、生态体验通道等处，植满了藤蔓植物和气根植物，形成藤蔓交错的热带雨林景观。山下有巨大的风筝广场，儿童欢呼雀跃着竞放风筝，成人也手牵丝线，一日重返少年，心情和风筝一起向蓝天放飞。
梧桐烟云与禅院钟声
梧桐山是深圳第一高峰，海拔974米。在国内，像梧桐山这样与繁华市区如此邻近的高峰并不多见。进一步是车水马龙，退一步是山高林幽。登临极顶，东眺大鹏湾，西看东深水库，南望香港新界，北达特区边际。视野内，你的眼睛会被目及之处的绿色填满。最早记述梧桐山名的是明朝的《广东通志》，当时深圳属东莞县管辖，书中明确写道：“又南七十里曰梧桐山（其木多梧桐）。”此书为黄佐所著，黄佐是明朝中晚期岭南重要的思想家和史学家，父祖两代也均为岭南名儒。他生长、治学于此，写作了一批地方志。由此可见，梧桐山的名字来源于“其木多梧桐”，既合理也合情。在中国文化中，凤凰皆与梧桐紧密相连，梧桐山自然也被赋予了诸多美好的寓意。
梧桐山是南亚热带野生植物的天堂，各类植物有1419种，其中刺桫椤、红皮油茶、土沉香、白桂木都是濒危的珍稀植物。另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蟒蛇、赤腹鹰、穿山甲、小灵猫等196种。深圳河的发源地就在这座山上，山溪自龙潭洞飞流直下，溅起千堆雪，八条谷渠如八道白练垂挂而下，汇聚成一道轰鸣的水流。让人想不到这道起初并不起眼的水流，竟会成为让深港一衣带水的母亲河。
深圳是国内最早开启登山运动的城市，众多的“驴友”均以登梧桐山为第一选择，虽然山中建设了很完善的柏油登山主道，但他们往往会选择一条自然山路。有一条自然山路备受青睐，它叫“泰山涧”。走在藤蔓植物旁逸斜出的山路上，可闻谷底水声潺潺。继续往上，会遇到登山途中最为险峻的一段，不少人望而却步，故被称为“好汉坡”。这段线路几乎垂直，加上两边视野开阔处均为悬崖，稍欠定力的人往往会头晕目眩。山顶上，也有一个天池，虽不及天山和长白山的天池那般浩淼，但也十分写意。放眼望去，朦胧的雾气飘荡山间。从天池向含笑谷走去，不远可见一方奇石，此为“试剑石”。国内名山不乏试剑石，较为出名的是安徽天柱山和苏州虎丘的试剑石。梧桐山的这块试剑石足足比苏州虎丘的试剑石大了二十多倍。二者体积虽不同，形状却惊人相似，巨石从中裂开，断面齐整，裂处如剑砍刀劈，让人不由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自山上俯瞰下去，西面山脚下是一大片翡翠似的绿地，那是深圳人引以为傲的仙湖植物园。这个始建于1983年的植物园，早已声名远播海内外。2017年来自全球的3000多名科学家在此召开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国际植物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被誉为植物科学界的“奥运会”。自1900年在法国巴黎首次举办以来，百年后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便选择了仙湖。这里的植物种类多达8000多种，不乏国家级珍稀濒危种类。这里的“苏铁保护中心”，内有苏铁类植物共计3科10属240余种，位居世界第二。除了这些难得一见的珍稀植物外，仙湖还有一座不同凡响的寺庙—弘法寺。
弘法寺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改革开放后，国内宗教场所逐渐恢复，深圳位于开放前沿，为满足海内外佛教信众的期待，在深圳兴建大型寺院的计划开始落实。1983年，弘法寺开始筹建，1985年7月1日，弘法寺破土动工。弘法寺完全是一座新建寺院，有别于国内其它寺院均为维修或复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题写了“弘法寺”牌匾。开山方丈为南禅临济宗第44代传人本焕，本焕长老为蜚声海内的高僧大德，23岁出家。本焕长老俗姓张，名志山，1907年出生于湖北新洲。因家境贫寒，本焕长老读了六年私塾就辍学到武昌当印刷徒工。他在碧山寺修行期间，曾用自己的血液书写了《普贤行愿品》等19部佛经，共计20余万字。由他出任弘法寺开山方丈，实至名归。本焕长老一生出任多处禅院方丈，包括五台山碧山寺、韶关南华寺、丹霞山别传寺、广州光孝寺等禅院方丈。1992年，弘法寺对外开放。自深圳弘法寺建成后，本焕长老即以此为固定道场，相守终生。每到晨昏，弘法寺的暮鼓晨钟缓缓敲响，梵音袅袅远达天际，为这座年轻躁动的城市送去安宁祥瑞的空灵。
小河弯弯向南流
城市如人体，水如血液。倘若没有血液奔流，多么伟岸的身躯都只能萎顿。从空中看下去，绿色的大地上像蛛网一般密布着三百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它们缠绕交织着从山丘、绿地、高楼间蜿蜒穿过，像晶莹剔透的血管一样，让深圳的城市肌体始终充盈着饱满的能量。它们无论从何处出发，终点只有一个—南海。这些河流纵横开合，滋润着被摩天大厦和沥青水泥覆盖的土地。它们时而写意、时而工整地勾勒出一幅氤氲弥漫的水墨画长卷。在这所有的河流中，最值得写上一笔的还是深圳河，她是深圳的母亲河。
据清代《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水深且急，遇到下雨，必发洪水，居民来往十分困难，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当地人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桥”。此桥以石头建造，是今日“人民桥”的前身。不过县志里所记载的深圳河，只是深圳河的一个枝杈。深圳河发源于梧桐山，全长37公里，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出伶仃洋。深圳河流域的上游植被良好，草木丰茂，水流清澈。中下游因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污染情况一度比较严重。汽车从鹿丹村通行时，乘客因为异味难闻都会捂住口鼻。沿岸市民更是叫苦不迭，甚至影响到长期驻守在界河的武警战士。
深港于2004年起合作进行深圳河水面保洁。深圳建有专门的水面保洁码头，保洁员每天8小时水面工作，确保深圳河水面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异物漂浮。随着城市治理，深圳河水质逐年提升。日积月累，如今的深圳河已经“改头换面”，河水变得清澈，异味也基本消除。每到假期，落日红霞、万鸟齐飞的深圳湾畔再次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深圳河还有10条支流，从东到西依次为：深圳水库排洪河、布吉河、福田河、新洲河、凤塘河、皇岗河、笔架山河、小沙河、大沙河、双界河。在农耕时代，这些河流注入阡陌纵横的水田、河沟，使农夫一年的播种得以收获。在都市时代，它们为流域内的人们输送着清冽的甘霖，使这片紧绷的热土不至龟裂。阳光下，这些恣意汪洋的河流成为这个城市的筋络，使得深圳的躯干富有弹性，曲张有致。
第四章 古怪的地名
到处皆是“围”与“坑”
在深圳时尚的城市里，有很多拗口甚至土气的地名。有些街道名、社区名让外地人一时难以明白。这是深圳快速发展留下的历史痕迹。农村、渔村倏忽间变成超级大都市的证明。刚来深圳时候，我和朋友开玩笑说：“深圳地名有点蒙，到处皆是‘围’与‘坑’。”蔡屋围、沙田围、白灰围、水浸围、草围、基围、海围、上围、下围……在其它城市，假如你拦住一位姑娘问：“请问您三围在哪里？”迎接你的可能是一耳光。但在深圳，你可以光明正大这么问。宝安区西乡街道有个三围社区，以前叫“三围村”。三围村里不但有三围街，还有三围码头，处处都有“三围”。
“围”字的来历有两种。一是基于一种水利工程。因为深圳地处沿海，历史上就有“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的说法，水网密布、滩涂交错，因此必须“围垦造田”，这些在近水地带筑堤构成的封闭圈就叫作“围”。在北方的江淮地区一般写作“圩”，在汉语字典上“围”与“圩”是相通的。第二种，来源于客家围屋文化，客家人因为战乱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入岭南，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只能聚族而居，建起了一座座庞大而封闭的堡垒式建筑，这种或方或圆的封闭建筑被称为“围屋”，很多村也就以最大的围屋命名。
深圳的“坑”与“涌”也多。带“坑”的地名如：杨梅坑、大水坑、白泥坑、老虎坑、料坑、甘坑、塘坑、坑梓等等，甚至还有万年坑。因为在粤语里“坑”带有“低洼地”的意思，这些带有“坑”的村、街、路，大都处于地势较低的位置，大雨一来，很快就成了水坑一片，稍不留神就掉进坑里。好在今天有了完善的市政排涝设施，即使在雨季，这里也不再被水淹。深圳帶“涌”的地名如东涌、西涌、葵涌、溪涌、塘下涌等等也很多。这个“涌”在粤语里必须读作“冲”，而不能读作“勇”，深圳人靠这个地名的读音，立马就可以判断你是“老深圳”还是“新深圳”。“涌”其实就是河汊的意思，是指河流中因河间小岛或沙洲使水流分成两股或多股的河床，是一种冲积平原。
当然，深圳地名也不全都是土得掉渣，观澜镇、鲤鱼门、灵芝村、通心岭、百鸽笼等等，也都非常文艺雅致。深圳有个重要的关口叫“文锦渡”，本来是个乡间渡口，在深圳河畔，后成为香港与内地之间最早的大型公路口岸。“文锦”语出《汉书》，意为文彩斑斓的织锦，这面锦绣通道曾经铺就多少人的创业梦。在南山区西丽有个村子叫“留仙洞”，具体地名来由已不可考。村里老人都笃信一个传说，清朝初年，每到傍晚时分，村中都会出现一名年轻女子，她用两枚钱向村民购买灯油，然后飘飘走向村外的一片竹林，消失不见。村中人大都因为卖灯油而渐有收益，再想向女子道谢，却遍寻不着。人们认为是神仙龙母下凡显灵，于是在村边建庙供奉，现在留仙洞仍存有一座“龙母古庙”。 此外，深圳还有“民主村”“共和村”“民治村”等。这其实并不奇怪，深圳是名副其实的反封建策源地。深圳因为地处中西文化交集点，地名也无可避免地呈中西文化交互性，俗称土洋结合。甚至在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有个村就直截了当地叫“土洋村”。这里有古老的岭南民居，也有罗马风格的天主教堂，抗日战争时还成为东江抗日游击纵队的司令部，土洋村此名不虚。地名是解读历史的密码。在深圳的这些或土或洋的地名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八卦岭没有八卦
八卦岭，什么时候叫这个名字的？谁也说不清。“八卦”这个词神秘莫测。“八卦”是一个哲学概念，是相生相克的阴阳学说。“八卦”也是最早的文字符号，是推演时间、空间的万能工具。但广东人另有解释，粤语里的“八卦”指一个人喜欢搬弄是非，到处打探个人隐私。人们把娱乐新闻一概称之为“八卦新闻”，把好管闲事的长舌妇称之为“八婆”。八卦岭，既无“八卦”，也不“八卦”。史料遍查无着，在古地图上这里是一片无名丘陵，改革开放前这里尚是沟壑纵横的田地。“八卦”应当源于此处纵横交错规划的街道，是现代人的起名。这里的规划格局与深圳所有的城区迥然相异，四横九纵的街道像棋盘劃线一样规整，东西向与南北向垂直相交。
八卦岭始建于八十年代初，属于福田区，与罗湖区交界。按规划这里是个规模巨大的工业区，带着鲜明的老式香港工业建筑的风味，一幢幢的框架式工业厂房，货柜车在四横九纵里自如穿行。近二十年，八卦岭在新发展思维下，从一个傻大黑粗的工业区蜕变成花枝招展的商业物流区。现在的八卦岭已经布满设计公司、时装公司、IT企业，有最为庞大的文化产品批发市场，大楼也从单一的灰色调变得有了丰富的色彩。每到初春时节，种在八卦岭大街小巷旁的火红的木棉花齐齐盛开，在蓝天白云下与各种色彩的楼房相映成辉，给这片过于整齐的园区增添了几分灵动的味道。
最初的八卦岭，是印刷基地。大大小小的印刷厂都群聚于此，包括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可以印刷钞票的国宝金币铸造厂也在这里。最高峰的时候八卦岭进驻了一千多家印刷企业，形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印刷产业群。几乎国内所有出版设计业、包装业都知道，“中国印刷看深圳”。印刷业的发展，自然也带旺了图书发行业，深圳最大的民营书刊批发市场便位于此处。在那些灵魂无处安放的周末，我最喜欢的去处就是八卦岭512栋“书刊批发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最新出版的图书，书籍像菜市场里的萝卜白菜一样堆在地上，这让酷爱读书的书虫子欣喜若狂。很多人都推着小车，一买就是几十本。毕竟是批发市场，即便是零售，也能享受极低的折扣价。这里从对折书到一折书均可能买到，就看你和老板的砍价功夫，与在东门服装店里砍价无异。
八卦岭像黄埔军校，很多年以后叱咤商海的老板，都曾在这里摸爬滚打过。有个叫吴长明的年轻人，他是江西九江人。当他闯深圳时，因为没有文凭，找工作异常艰难，几乎弹尽粮绝时，找到了一份报纸投递员的工作。因为常常到八卦岭批发报纸，慢慢摸到门道。辞了投递员，自己做起了书刊批发。从一个摊位到一个柜台，再到一个门店，自己开起了独立书店，最终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出版公司，这个文化本来不高的年轻人最终成了出版社董事长。这样的故事，在八卦岭相当平常。这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创业神话。
八卦岭在给人们提供了足够的精神食粮以后，它还能满足大家不可或缺的胃口需求。八卦一路的美食街是深圳第一条荟萃华夏各地美食的食街。走在这条街上，每天换一家饭店挨个吃过去，三个月都不会吃重。经常困扰吃货们的一大难题就是“今天去哪吃？”往往一句“去八卦一路美食街”便立刻得到答案。在这条街上，你能从岭南一直吃到东北，能从大陆一直吃到台湾，甚至从国内一直吃到东南亚。无论你是重口味还是清淡控，都能一解舌尖之欲。当然，海鲜和与河鲜仍然是特色中的特色。八卦一路的食街后来又扩展到二路、三路。不单在八卦岭一带上班和居住的人喜欢到这里吃饭，这里也吸引了许多远在关外的美食爱好者。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八卦岭食街如同八卦路上的木棉花一样红火依旧，成就了不少老字号和连锁店。
随着城市空间的更新改造，当年的印刷厂和其它工厂均已陆陆续续搬出了八卦岭，这里不再听闻机器的轰鸣声。书刊批发市场依然还在，但红火不再，见证了纸质书籍日益边缘化的现实。经过了蝶变的八卦岭，已经成为很多游客的目的地，他们愿意迷失在这样的气息里。
不眠的巴登街
巴登街是我在深圳最初的租住地，这里离我工作的《深圳特区报》只有六百米。它虽然身处绝对的市中心，但这里的房租很便宜。这条街位于南园街道，西边紧靠繁华的蔡屋围，地王大厦和深圳大剧院都矗立在旁。一般人所说的巴登街实际上是指以这条街为核心的整个城中村，如今叫做“巴登社区”。这个社区由两个村组成：巴登村、埔尾村。改革开放之初，国人鲜有机会去香港，一踏入深圳就被告知：“去巴登街看看，那里最像香港。”走进这条处于闹市中心的小街，便会被耀眼闪烁的霓虹灯迷醉。街道似乎并不长，但你好像永远也逛不到头。在夜色中完全辨不清犬牙交错的街巷中，究竟走进了哪一条小巷。这种复杂如蛛网的格局，将城市演化成变幻无穷的魔方，也让初来者体验到某种隐秘的兴奋感。
巴登街的楼房与楼房是紧挨着的，站在下面向上望去，到处都是“一线天”，最早关于“握手楼”“亲嘴楼”的称谓就发源于这里。在本已狭窄的“握手楼”之间，居然还能挤出一栋“指缝楼”，这栋楼被命名为“埔尾康乐楼”，八层高的楼，却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从握手楼的指缝中漏下。地面一楼都无例外地成为各种饭店、商场、菜场的门面。这里有最丰富的服务业，港式茶餐厅乃至各色大排档、小酒楼，是这里的主角。绵延不绝的流水席，让各路食客永不满足。酒足饭饱之后，舞厅、发廊、洗脚屋、卡拉OK厅便承接了夜场。
在巴登街，我才懂得什么是“港式理发”。走进一家发廊，一个洗头妹便会迎上，她让你坐直靠在椅背上，各种洗发液、清水朝你头上招呼，手指在头上一寸一寸地按摩。这个过程让人昏昏欲睡，很多人会趁机打个盹。洗完头，剪完发，你顿觉一天的疲劳灰飞烟灭。如今这样的理发方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都早已普及。在那段时间里，朋友或者生意伙伴间“请你洗头”是拉近感情的重要手段。 巴登街的上午基本是沉睡着的，中午开始醒来，下午逐渐躁动，各种服务行业开始准备工作。到了夜晚，万家灯火组成的光带和各种音乐组成的声波，刺激着人的眼睛和耳朵，空气中飘荡来刺激味蕾的饮食和水果的香气。巴登街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活色生香地存在着。直到有一天，一切戛然而止。1998年，随着中信城市广场的兴建，埔尾旧村被全部拆除重建，巴登街还在，但已经度过“青春期”了。虽然人非物也非，但巴登街的传说却依然强劲。
中英街：特区中的特区
这是一条又短又窄的街，只有250米长，三四米宽。但它应该称得上中国最著名的街道之一。街心立了一块方石，不是普通的石头，它是一块界石。它将原本相连的国土断然分开。这条小街便与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越南的贤良桥，一起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4条民族与地区的分裂线。它像一道深深的伤痕，勒在国土的躯体上。中英街的属地在盐田区沙头角，沙头角的名字粗听起来好像很土，其实是“日出沙头，月悬海角”的意思。中英街本名叫“鸬鹚径”，可以想见当年这里一定是条美丽的水洲。“中英街”以街心的界石为限，深港双方各在街两边做自己的生意，店铺门对门，几米之遥，经常可以隔街聊天。据记载，平素雙方人员可以自由走动，但凡中英关系紧张时，两边均不能越雷池一步。
在不断地“触摸”现代文明过程中，中英街两边一直在发生变化。九龙海关洋关分厂也建在附近，海关是座单层的欧式建筑。1905年前后，有人在4号界碑旁边西侧，盖起了房屋，挂上了“同裕木厂”的招牌，做起了木材生意。此后，历年均有房屋盖起，逐渐鳞次栉比。东泰源杂货店、东和隆米店和济生堂药店相继开张。有些商铺利用地理优势开始经营洋货。惠新隆就专营各种洋布，新界新楼街的逸生昌专营“火水”（煤油），永乐园茶楼设有经营中西食品和饮料的茶餐厅，街边还出现了梁心牙医和新时代理发店等一批旧时代的时尚门市。后来，乡绅、士人们合作在文武庙里办起了东和学校。1923年时，东和学校至少有五位教师。教授英语和生理的陈谨章是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教授新知的陈重浪是广州学校的毕业生，加上教授语文和音乐的刘焕光，三人都属于本土“十约”的知识分子。学校还聘请了两名外地教师，香港元朗的李渭流和韶关的胡范伍。直到1941年，日本侵华，占据了中英街，年底又经此攻占香港，港英当局无力抵抗，遂举白旗投降。日本人侵占中英街后，将街名改为“中兴街”。直到日本投降，中英街又恢复原名。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沙头角的中英街重新苏醒过来。本来进深圳经济特区需要办一张“边防证”，而要进中英街还需再办一张“边境特别通行证”，所以中英街被称之为“特区中的特区”。从1983年起，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游客因而逐渐增多，但当时不允许国内游客到港方一侧的商店购物，几步之遥也许是最难以企及的距离。访客呈井喷状涌入，观念在不断更新，从1985开始，不再限制游客到英界的香港商店购物，游客进入中英街也更容易。此时用“摩肩接踵”来形容，已经不堪其用了。人们多来此处购买服装、电子表、进口录音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女士的连裤袜和香皂，是绝对的畅销品。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购买黄金首饰。中英街的金铺是名声在外的，因为金价便宜，加工精良，所以每家金店几乎都被挤破。此时的中英街成了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去不了香港的国人，在这里一样可以买到各种港货和洋货。
进入新世纪之后，深圳自身发展太快了，港货洋货也不用削尖脑袋去沙头角了。中英街的黄金时期逐渐结束了，人们一度再次遗忘了这个角落。近些年沙头角又开始重振旗鼓，对中英街进行了规划和升级，游客又一次掀起了入街的热情。这回不完全是为了购物，也不用去花钱买那张通行证，只需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免费进去潇洒走一回。今天的人常去 “中英街博物馆”，摸一摸粗砺的界石，逢上年节还可以欣赏到已列入省级文化遗产名录的“沙头角鱼灯舞”。
街的尽头有棵超过百年的老榕树，树干斜斜地生长着，根须在深圳，枝叶开在香港。人少的时候，在树下坐一坐，和这棵沧桑百年的老榕树互相打量。微风吹过树叶的飒飒声，是一个世纪前的回声。在中英街走一圈，等于上了一堂近代史课。曾经深港警察剑拔弩张的对视，已经成为紫铜浮雕定格在墙面。中英街不再繁荣，它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沉浮太久了。此刻，它需要安静。
我的东门，我的老街
深圳的东门老街既老，又潮。说它老，是因为它已经有300多岁了。明朝即已存在，延至清康熙年间，新安县的“深圳墟”即已声名远播。说它“潮”，是建立特区以后，老街是深圳最早的商业中心，游客必逛之地。大家都觉得不到东门老街，就不算到过深圳。东门老街成为从明清直垂下来的历史天梯，让今天的人还可以用脚步和远去的时空做一次重叠，意会一下不同时代的繁华。
从空中俯瞰，东门老街的解放路和人民路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大十字，被老深圳称为十字街。当深圳还是新安城的时候，郊外的农民打赤脚挑着咸菜咸鱼、鸡鸭鹅蛋、青菜萝卜从十里八里外聚集到此叫卖。今天的十字街上高楼迭起，各种新潮时尚的店铺和大超市取而代之，而十字街还是一横一竖那个十字。在十字街的那两划里，许多国际商业品牌都纷纷抢滩。今天的“麦当劳”已经遍布中国，当年大陆的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便开在这里。那个红黄相间的麦当劳叔叔就端坐在光华楼西华宫的顶上，咧着大嘴笑容可掬地俯瞰着路边的人山人海。队伍从一楼排到二楼，再绕着整个光华楼转了一圈。餐厅第一批员工实在忙不过来，公司不得不从香港临时调来500员工相助，每人每天要忙10个小时，还不能满足顾客要求。麦当劳旋风此后刮遍了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小县城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新新人类都是经过麦当劳的“速成班”成长起来的。这家洋快餐，与历史颇为悠久的“新安酒家”遥遥相对，“老”与“潮”在十字街上泾渭分明，碰撞出中西餐厅对视的火花。
“深圳戏院”隐藏在老街街口的大厦里，看来并不起眼。它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是当时岭南一带最豪华的戏院，拥有一架德国原装“依巴赫”三角钢琴，据说当时广东全省仅有两台。这里时常有东方歌舞团、中国京剧团等国家级剧团的演出。对岸的香港人喜欢来这里看粤剧，看马师曾、红线女。他们坐着火车到罗湖站，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戏院。往事如烟，五十多年过去，戏院外貌不断在变，不变的是戏院门口不息的人流。 去逛东门老街，最爱到当时还在解放路上的古籍书店，那里有比北京、上海也毫不逊色的线装书，还有不少港台版繁体字书。不过书价也是不敢看的，有的书一本近20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至于线装书，上千乃至几千元就更多了。记得在这里只零星买过两三本书，还是咬着牙的。买不起书，便站在书店看，无事找个角落席地而坐，大有席卷天下之感。好在，那时喜欢看书的人多，书店亦和时装店一样人潮如涌，所以也不感到孤单。老板也极好，书店虽然既小又挤，却也从未撵过人，连白眼也没见过。只是有次去看书，看着看着钱包看丢了。转念一想，就当作买了一本高价书，心里立时平静了。
九十年代初开始流行唱卡拉OK，老街遍布卡拉OK厅。一个下雨天，我和朋友在东门一家西餐厅吃饭。夜半尽兴后起身准备回家，才发现外面已经“水浸街”，无法及时排放的雨水已经淹到二楼的楼梯口，只得退回楼上。结果唱了一夜歌，下了一夜雨，天亮时分，嗓子唱哑了的几个人望“洋”兴叹，花了几十元钱雇了一个“澡盆船”才得以脱险。
那几年，每当暴雨倾泻，“水浸街”的戏码就在东门一带上演，催生了昙花一现的水淹老街之后用大澡盆来当渡船的行业。船家一边划船（实际是划盆），一边还唱起广东民谣《落雨大》：“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读书人信奉“书中自有黄金屋”，生意人信奉“水为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常被水淹的原因，在东门老街做生意，确实比较容易赚得“盆满钵满”的。
后来老街经过不断地改造，终于变成一片崭新的街道，再也没有“水浸街”。我去得少了，我的周边老深圳们也去得少了。总觉得这个老街确实新得有点不像话，变得愈发陌生了。大家还是怀念那个旧石板铺路的老街，人们在两边的旧商铺往返穿梭，摩肩接踵。那条你挤我、我挤你的老街翻篇了。
地标：上海宾馆
深圳的酒店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高级。但如果问名气最大的宾馆是哪家？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它，甚至不用想，就是它。上海宾馆！它太著名，太著名。然而当你看到它时，说不定会有点失望，这就是那座被称为深圳地标的上海宾馆吗？用广东话说，有冇（没）搞错啊？冇错，就是它。你的惊讶在今天看来十分合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中心地块，这座宾馆只有区区十层，而且只有163间客房，实在是貌不出众。它究竟是靠什么著名起来的呢？那还得请您把时针倒拨回35年前。
请先闭上眼，从脑子里把上海宾馆周边的所有建筑都抹去，把那些高它一头乃至好多头的高大威猛的建筑统统抹掉，但是它还是今天的模样，一点也没变。岁月对它并不如刀。这时候你也许还是会惊讶，惊讶于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大工地一样的城市里，这幢建筑像个海派少女一样优雅地坐在你对面。尘土只不过是她的面纱，在一片灰尘里，她的容颜实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为什么深圳当年最高大上的宾馆要用“上海”命名呢？
1982年，时任深圳中航首任总经理的李国富接待来深考察的美国希尔顿酒店总裁小希尔顿，李总向小希尔顿提议，在深圳投资建个酒店绝对是个好商机，但彼时的小希尔顿哪能看上具有小县城气质的深圳，遂以条件太差为由直接拒绝。李国富不甘心，洋人不投资，中国人不能盖吗？自己势单力薄，便又找来了上海石化和香港深业投资，当时因为上海石化所占股份最大，而且筹建组的组长也是从上海国际饭店派来的，所以“上海宾馆”的名字便顺势而来。
從1985年开业之后，由于处在市中心繁华地段，位置极为优越，刚抵达深圳的人，从深圳火车站出发，沿着建设路向北步行 900 米，在建设路公交总站，人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公交车都途经一个地方—上海宾馆。到了上海宾馆又发现，从这里往东的路边，矗立着一块大牌子，上书“进入市区”，于是，人们便把上海宾馆称为深圳的“坐标原点”。
彼时有句话流传甚广：“如果你在深圳迷了路，就坐上任何一辆能够到达上海宾馆的车，在那里，总有一辆车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一句话道尽上海宾馆作为城市地标的作用。朋友间如果有事相约碰头，往往脱口而出：“上海宾馆见”。每天多少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同时又有多少上班族从这里辐射到城市的四面八方，上海宾馆见惯了城市人群的穿梭吐纳。深南路在上海宾馆门前也便到了尽头，以此为界分为两个世界：东边是城市，西边是郊区。向东是刚铺好的水泥路，向西是颠簸不平的泥土路，有人戏称是“颠脏线”，取了“滇藏线”谐音，意思是颠得你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
上海宾馆的建筑风格确实带有鲜明的上海滩的欧陆印记，海派玻璃印花、哥特式的圆顶，一切都带着旧时光的贵族气息。即使到了今天，身边崛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厦，但它在其中仍旧不卑不亢地端坐着，俨然老贵族对新贵们不屑一顾。
上海宾馆公交车站也许是深圳最繁忙的车站，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公交车排队进站。起初这个站名叫“福田路口”，宾馆的一名员工在这里被公交车擦碰，出了交通事故。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中，上海宾馆与公交公司协商、配合十分默契。上海宾馆顺势和公交公司协商，出于方便市民和住店旅客的要求，将该公交站命名为“上海宾馆”，方便定位。1987 年，“福田路口”公交站正式改名为“上海宾馆”公交站。从此，写着“上海宾馆—火车站”的中巴车，成为深南路上最活跃的交通工具，夹着各式公文包的人们从车里上上下下。横贯东西的几十条公交线路都在这里交汇，来往于宝安机场、蛇口码头的专线大巴每天都会运营到深夜。
老深圳依然还记得上海宾馆旁边有家免税商店，常常顾客盈门。而在宾馆后面的天虹商场，当时也算是深圳百货商场的龙头之一。宾馆对面的“老大昌”酒楼，也以上海菜为招牌，搭了宾馆的顺风车。此后的若干年中，上海宾馆的所有者数次想拆除重建，再建一个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五星级宾馆。市民闻之纷纷反对，认为上海宾馆已经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深圳不缺大宾馆，但是缺少像它一样有历史厚度的建筑。雪片一样的挽留信件飞向报纸、电台、电视台，一向尊重民意的深圳企业最终尊重了市民的记忆，这个只有163间客房的宾馆得以在寸土寸金的地段原样保留着。如今，在流光溢彩的深圳，上海宾馆静静安坐于闹市一隅，像留声机和老照片，勾起人们对往日时光的无尽回忆。 深圳的天际线
曾经有个外国记者采访深圳，写过一句有意思的话：“这座城市虽然没有农民在种田，但他们仍然在耕种，耕种的是大楼。”深圳曾经是中国第一座摩天大楼诞生的地方，并且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中国建楼史的新纪录。以国贸大厦为起点，中国的城市开始了一场高度竞赛。此后不断有城市以超越“深圳高度”为目标，冲击着各自城市的天空。但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赛，深圳仍然保持着中国300米以上的高楼数量第一，成为300米以上大楼最多的城市。在这座不大的城市，已建成的300米以上大楼16座，最高楼已达599.1米。
深圳的每一座高楼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它们不舍昼夜地向太阳和月亮讲述着自己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当然还是国贸大厦的故事，因为它是楼群王国中的绝对群主，即使今天已经有一座又一座高楼超过了它，但是它的位置岿然不动，像一个尊贵的国王在威严地巡视他的王子。1981年，在罗湖区人民南路与嘉宾路的交汇处，还是一片灰色的沼泽地，周围是低矮杂乱的房屋。谁也想不到这里会崛起一座伟大的建筑。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实力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三天一层楼”就此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享誉至今。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建三局一时名声大噪，随后又承建了同样著名的发展大厦和地王大厦。此后，国贸大厦的璇宫迎来过历届国家领导人，并先后接待过国外600多位首脑政要，也一直是国内外游客造访深圳的必到景点。
深圳一直在自我超越，11年后，又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再次刷新了深南中路的天际，这就是灵秀青翠的地王大厦，它除了68层的超高高度，其造型也独树一帜。地王大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它的顶层，这里主题性观光项目“深港之窗”，是亚洲第一个高层观光区。360度玻璃视窗，缓缓旋转一周回到原地，站在384米的顶层“南望香港”“北瞰深圳”，可以将深圳河南北的香港与深圳尽收眼底。除了空中观景，还设有15个游乐区，在游乐中了解深港历史与现状，无异于一个小博物馆。这会让初到深圳者缩短与这座城市的距离。它让你意识到，大楼不仅是冷冰冰的建筑，还承载着人文的内涵。
深圳人建楼的热情一直都未消退过，城市高度一再被刷新，地王大厦之后是京基100大厦，高度达到441.8米，整整100层。第100层的钢铁框架极富后工业时代的艺术气息，宛如艺术馆。城市拔节而起的脚步仍没有停止，摩天建筑的冠军被又一座大厦占据：平安国际金融中心，599.1米。作为平安集团总部的这座庞然大物，迅速成为中心区令人瞩目的新地标，“深圳第一”实至名歸。
当然，随着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各种质疑也从未停止。很多人诟病为“炫富”，也有认为曾经优美疏朗的城市天际线正在消失，代之以崎岖险峻的天际线。曾经举头望明月的天空也正在一点一点被蚕食，无限地向天空要高度，是需要遏制的。反思与质疑有极大的价值，但城市建筑不断向上的趋势依然没有放缓的意思。深圳乃至中国人建楼的冲动，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比阔的行为，实际上这也是由中国城市人口的总量与密度决定的。与其说是一种追求，不如说是一种无奈。日益拥挤的空间，让城市决策者和建筑师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解决建筑的最大容量，又要尽可能多地给市民留一点绿地空间。因此，不断瘦身并长高的建筑成为无法摈弃的选择。这也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梦想，从农业社会的田野、山川，到钢筋水泥的再造山川，这也许是一个既无法回避又歪打正着的螺旋式上升。
第五章 风俗志
恭喜发财，利是到来
每每年关将近的时候，广东的孩子们嘴里就开始念叨一句：“恭喜发财，利是到来。”在江南老家过年，小时候一到年三十父母就会给自己“压岁钱”。一般就是一毛两毛，钱多钱少没概念，但钞票是新的，心里窃喜。晚上睡觉把红包放在枕头下，一觉醒来红包不翼而飞。向大人询之，回答是放在小孩手里怕丢了，爸妈代为保管了。自己做父亲后亦开始年年春节给孩子压岁钱，不过压岁钱都由孩子自己买零食吃，支配权归他。来深圳第一次过年，报社的领导和年长的同事竟然也封了红包给我派“利是”。我吓了一大跳，拿着红包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在广东，除了父母给自己以及亲戚朋友家的孩子派利是之外，已婚人士也必须要给未婚人士派利是。大抵同事们见我长相年轻，便把我列入未婚人士的行列了。
既有“派利是”，便有“逗利是”，这一“派”一“逗”，是利是文化的妙处所在。新年期间孩子们见了大人便蹦着跳着高喊“恭喜发财、利是逗来”，说完便伸出小手，大人无法拒绝。年后开工第一天，员工们见老板的第一句话必是：“恭喜发财”，老板的回答也早准备着：“利是逗来”，然后便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红包，递给员工，二者皆大欢喜。利是既有“利”，便也不在于金额的多少。在广东人看来，利是不过就是一张红纸，取其意头，图个吉利。大家派的利是大多是每封10元、20元，多则50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逐渐上涨，普通利是也便上涨到100至200元不等。若是数目过大，反倒变味了。
深圳的企业无论大小，年后开工必发利是，几乎形成了竞赛，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员工们都到得特别整齐，几乎无缺勤。老板与员工都心照不宣，皆为利来利往。上班第一周，朋友见面也会问起各自公司发了多大的红包。比较之下，有人欢喜，有人失落。
很多城中村里，在派发利是的同时会有隆重的舞狮表演。岭南地区在新春期间流行醒狮表演，在正月初六、初八这些吉利的日子里开工的店铺、公司，会请来醒狮队进行舞狮仪式迎接新春。醒狮舞动，热闹非凡。狮子从睡梦中被舞狮人逗醒，然后欢腾跳跃，通过眼花缭乱的套路表演，猎取悬挂于高处或置于盆中的“利是”。因“利是”往往伴以生菜，故名“采青”。采青是醒狮表演的最高潮，一般包括操青、惊青、食青、吐青等套路。当彩礼用竹竿挑起高悬时，舞狮人会搭人梯登高采摘，人梯搭得越高，则技艺越高，挂“青”者越高越多也就越吉利。利是的高潮很快会过去，正应了老古话：过了三天年，还是原还原。 大盆菜吃了700年
有朋友请我到下沙村里去吃大盆菜。未入村，心里便生了一丝好奇，都说广东人食物量少、精致，为何独独来了一个大盆菜？到了村里才知道，不仅仅是大盆菜大。每张桌子上仅摆了一只巨大的盆子，里面满满当当地盛着各式各样的香气四溢的菜。吃大盆菜的阵仗也大，村祠堂前的小广场上，红红火火地摆了几十桌，几百个村民欢聚一堂，庆祝村里某太公的百岁寿诞。一顿盆菜吃下来，齿颊留香，感觉味道足以媲美满汉全席。
大盆菜的来历，一说是南宋末年。宋少帝落难到如今的香港元朗，村民得悉，为表心意，纷纷将家中最珍贵的食物贡献出来，木盆充作器皿，盛载佳肴。因此大盆菜如今也被称作“皇帝菜”。另一说文天祥兵败被元军追杀，凄风苦雨中过伶仃洋，狼狈逃至新安县的滩头。船家们同情忠臣义士，用自己储备好准备过年吃的猪肉、萝卜，加上现捕的鱼虾做成菜肴，拿木盆一齐盛出犒劳将士来。
如今大盆菜成了深圳和香港的原住民的重要民俗，于岁时祭祀、大时大节、乃至婚嫁庆典等礼仪时作为招待客人的佳肴。今天的人们吃大盆菜时，更多的是欢乐、喜庆和热闹，时间已经洗去了伤感的烟尘。若论当下大盆菜做工、配料、烹饪方式保存最完好的，首推深圳下沙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聚族吃盆菜就成了村民们庆祝元宵节的特殊形式。
我算得一个“吃货”，对大盆菜的做工以及配料亦充满了好奇。做记者时曾经采访过做大盆菜的老厨师，得知大盆菜其实并没有严格的食材用料规范。加上客家人的支系众多，各有发展，所以大盆菜也是千姿百态的。老厨师告诉我，大盆菜的食材是一层层叠进大盆之中的，最易吸收肉汁的蔬菜和豆制品等通常放在下面，鸡鸭鱼肉海鲜都放在上面。这样上面产油，下面吸油，一层一层吃下去，汁液交融，味道馥郁而香浓。我的老家在徽州，也有类似的大杂烩叫“一品锅”。同样是大杂烩，“一品锅”到底是江南菜，很有点儒生的秀气。而“大盆菜”却要粗放得多，颇像个壮士，而且更具乡土气息。做大盆菜必须的食材猪肉，从一大早就要开始炆的。要拣半肥半瘦的猪肉出水、上色、入味、风干后用柴火灶猛火出油。再慢火炆十多个小时以致入口即化，放置在大盆菜的最上端。
大盆菜看起来简单粗放，但烹饪方法十分考究，不同的食材要经过多种烹饪手法。按摆放顺序层层装盆，内有乾坤。大盆菜的吃法也极其符合中国人传统，一桌子食客只吃一盆菜，寓意团圆，祥瑞氤氲。每桌都见竹筷、汤勺齐飞，那是一种别样的情趣盎然。越是在大盆深处的菜，味道越鲜美。
如今各大粤系酒楼里也随时可以吃到一些改良版乃至迷你版的“大盆菜”。传统的大木盆多已不见，悉数改用不锈钢盆，亦有餐厅采用砂锅的，可以随时加热，兼有火锅的特色。这些大盆菜看上去做工精细，其中鲍鱼、龙虾之类的配料也十分高端，但和围村里真正的大盆菜比起来，终究是差了一些味道。
凉茶非茶也
在深圳不能轻易与人说“饮茶”。深圳人饮茶实际上就是打发时间，“叹茶”既不是对着茶杯唉声叹气，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喝茶解渴。粤语里的“叹”字是慢慢享受、细细品味的意思。“叹”是需要工夫的，不能与消暑解渴的牛饮相提并论。深圳人的“饮茶”，其实不仅是饮茶，甚至主要不是饮茶，而是吃点心、小吃。没有觥筹交错，没有推杯换盏。坐在一起，天南海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深圳人受广府人影响，饮茶时的礼数确实较内地讲究得多。在斟茶和饮茶的时候，都得互敬互让，颇有古风。每当对方给自己斟茶，无论是多熟悉的老友，也都会食指、中指弯曲，两指轻叩桌面，表示谢意和敬意。服务员倒茶，也概莫能外。这种茶礼早就成为了岭南的一种习俗。在深圳，还有一样与茶有关的独特饮品—凉茶，为人所称道。不过，“饮凉茶”和“饮茶”是两回事。因为凉茶不是茶。我好奇试喝过一口二十四味凉茶，当场就原样吐出了。饶是如此，嘴里也还是苦了好久。多数的广东人，喝起不加糖的二十四味来如同喝白开水一样，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在深圳的时日久了，便明白了，岭南地区湿热，身体易聚火。岭南人特别讲究食疗养生，为了避免将来形成湿热的体质，传统的广东人在月子里就开始给孩子用金银花泡水洗澡，并给孩子饮用煮得很淡的凉茶。所以，从小就“吃苦”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再喝二十四味根本就不在话下了。我第一次吃苦瓜也是在深圳，只是待久了，为抵御热毒被迫吃苦瓜。逐渐从习惯到喜爱，最后舌尖竟然苦尽甘来了。这与喝凉茶的经历如出一辙。
凉茶和粤剧、粤语、粤菜一起，形成了岭南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深圳街边的凉茶铺很多，到过深圳的外地人说：“购物中心里是茶社的世界，街头巷尾是凉茶铺的江湖。”里面叹的是品味，外面喝的是良药，各花入各眼。
凉茶铺里的凉茶如今也丰富了，除了二十四味中草药熬成的传统凉茶，还有五花茶、夏桑菊、茅根竹蔗水、金银花露、苦瓜干等凉茶新饮。当然，不同的涼茶铺出售的凉茶配方也不尽相同，亦不是每一个“热气”“上火”之人都能喝一样的凉茶。传统的凉茶铺子会根据客人的症状、面色乃至胖瘦推荐饮用不同的凉茶。龟苓膏、酸梅汤，虽然不是茶，但也是凉茶铺里的招牌饮品。它们和凉茶组成了梯队，共同为暑热中的人们发挥着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祛火除湿的功效。凉茶铺子里还有各种“送口凉果”，专供吃不得苦的饮者“送口”，大多是九制陈皮梅、话梅之类的果脯。
现在日子好过了，拣二十四味里的几味与猪骨等食材煲汤喝，味道不苦，却也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因此便流传开来，成为一道享誉世界的风味佳肴：生熟地煲猪骨。深圳人都明白，凉茶虽然不是茶，常喝身体不会差。
文豪也喜沙井蚝
深圳人吃东西有几样讲究。吃乳鸽要去光明，吃狗肉要去观澜，吃海鲜要去大鹏，吃生蚝要去沙井。如今，除了狗肉已少有人吃，其它几样美食却还是要去拜那几处吃货圣地的。说到沙井蚝便不能不提苏东坡。我一向自认为是俗人一个，好吃喝玩乐，也算得吃货一枚。文人中我最爱宋代文豪苏东坡，我爱他的诗文字画，爱他狂傲旷达。最佩服的，还是东坡先生对美食的高度热爱和无穷创造力。 苏东坡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是个超级“吃货”。他不但吃得地道，还吃得优雅。据苏东坡在诗文中记载，在他被贬惠州期间曾到过宝安附近观看海市蜃楼，友人专程请他去吃沙井蚝。老苏是动手能力极强的吃货，不仅会做东坡肘子，亦把鲜蚝做得美味无比，一吃之下便迷上了沙井蚝，隔三岔五地请人买了去吃。俗人无论吃了什么，吃了便是吃了。文豪则不然，吃了不单会回味，琢磨，还要写下来。宝安的沙井蚝文化博物馆至今还陈列着苏东坡当年吃蚝上瘾后一挥而就的《食蚝》：“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阅之让人垂涎。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老苏专门写信给自己的小儿子苏过，叮嘱他千万不要让别的官员知道了，担心众大夫为品鲜蚝美味争着要求贬谪南来。”
大文豪作诗著文对生蚝大加赞美，几百年后的后人仍对此心驰神往，晚明官员也知道这段掌故，因之觉此有趣，亦写下其食蚝的趣闻以佐证：“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徒，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乐南徒，则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谓东坡此言，以贤君子望人。”可见沙井蚝不但有千年美味的历史，更有诗情缭绕的文化气息。
我曾到过沙井蚝养殖场参观，据养蚝人介绍，传统的养殖方法和野生蚝的生长无甚区别。从开始养殖到蚝肉上桌，至少要历时两到三年，真应了那句“好食不怕晚”。在岭南文化中，“蚝豉”与“好事”是谐音，因此，逢年过节，桌上有一道蚝豉，便能给人带来一份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如此看来，苏东坡喜欢吃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若是苏东坡能够活到现在，大抵不会拒绝做沙井蚝的代言人。
基围虾和基围人
虾的历史相当悠久，基围虾最初不叫基围虾。
人的历史也很悠久，而基围人最初也不是基围人。
虾是在广东近海的田地里生长的虾，它们喜欢在田地周围建成的堤围里猎食、繁殖，渔民便专门修建了“基围”来养殖这些虾。
基围人最初也不是基围人，他们大多是从外地到宝安来讨生活的渔民。在一百多年前开始，陆陆续续地从附近的海丰、陆丰、东莞、番禺、珠海、中山、南海、惠阳等地迁到宝安。他们在宝安的海边上建了鱼水围，养殖鱼虾蟹，搭建窝棚住在海滩边，过着“无门闩”的日子，成了“基围人”。其中一部分是随着季节迁徙作业，被称为“水流柴”。
我在吃素之前，热衷于吃基围虾，尤其是在海水干净处养殖的小麻虾，壳极薄，只简单地白灼，不用蘸酱，肉质嫩滑爽脆，入口清甜鲜美，半点腥味没有。
从前基围人因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海盗、恶霸的抢劫日子过得很苦，后来生活稳定下来，勤劳依旧，日子愈过愈红火。基围人多继承了疍家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民谣唱出了生活的变化。三十多年前他们唱“入门大围谷，出门两只辘，手上圆碌碌，衣车补衣服”，三十多年后则变成了“家家新楼屋，出门四只辘，手拿大哥大，身上穿西服”。
基围人在深圳被历史的“车辘”推着前进，洗脚上岸，再也不用“水流柴”一般四处漂泊，也告别了骑着单车“两只辘”的年代，从此“出门四只辘”，成了移民城中幸福的一群。
我的一位忘年交陈先生是基围人的后代，祖籍在汕尾，他的先人于一百多年前在蛇口上岸，定居在蛇口渔二村。他算起来是“基三代”，自小便在蛇口出生长大，深圳早已成了他原生的故乡。
陈先生从南头中学毕业后去参军，转业回到深圳，便把自己满腔的热爱回报给了深圳故乡，把自己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深圳。
像陈先生一样的“基围人”其实不少，他们早已走出了“基围”，海阔天空，都是深深扎根于这片热土的深圳人。
粤语难于上青天
中国的方言多不胜数，但被所有讲不同方言的外地人一致称为“鸟语”的方言大抵只有粤语。虽不大尊重，但确实表达了对粤语难懂的慨叹。对于大多数的内地人而言，初识粤语应该都是来自八十年代初期刚开始传入内地的香港歌曲了。一些人明明不会说，甚至也听不懂粤语，却能把一首首粤语歌唱得字正腔圆。进了卡拉OK厅，仿佛都是本地人。
其实粤语本身就分三大类：白话、客家话、潮州话。通常人们口称的粤语是指广府话，也就是“白话”。相对于早期到广州和香港不懂粤语寸步难行，深圳的语言环境就相对宽松多了，大部分的移民都使用普通话。他们在说普通话的同时，也还是有很高的热情学习粤语的。我曾经也是努力学习粤语者中的一员，而且还正儿八经地报过粤语培训班。但除了把从一到九学得字正腔圆以外，一到具体会话就蒙擦擦（粤语：不明白），当然也因此闹了不少笑话。有次去朋友的办公室小坐，朋友是广东老板，他的小助理很热情地烧水泡茶接待我。烧了没一会儿，朋友问小助理：“水滚咗未呀？”（粤语：水烧开没有。）我一听，倒也听明白了三个字：“谁”“滚”“坐”。我刚坐下，应该不是让我“滚”。小助理答道：“滚咗了。”（粤语：烧开了。）于是我心里又犯嘀咕了：此间无他人，到底是让我滚？还是让我坐？为了一雪前耻，我还真的认真地研究过一段时间的粤语，但除了多认识几个港星之外，收效甚微。
比如“机”和“鸡”，普通话明明是同一个音，粤语却是两种不同的发音。类似这样的音，用普通话说可能会弄错，用粤语说，却一听就明白。粤语除了发音与中原大不同，词汇语法也独辟蹊径，但倒反而因此显得既洋又古。说它洋，是因为有很多外来语混杂在粤语中，比如出租车叫“的士”，就来源于TAXI，今日此称谓已为全体国民接受，人人都学会“打的”了。公共汽车叫“巴士”，也来源于英语，并延伸到大巴、中巴、小巴、校巴。说它古，是因为在词汇乃至语法方面，粤语保留了一些古词、古义或古文搭配。广东人说“喝水吃饭”特别文雅，叫“饮水食饭”，几乎是书面语。语法上的倒装句比比皆是，例如“我先走”会说成“我走先”，“给我钱”会说成“俾钱我（给钱我）”。
广东话还常会用“有”来强调一种完成了的动作，比如“打了电话”会说成“有打电话”，“花已经开了”会说成“花有开啊”。最要命的是粤语的声调之多，令人瞠目结舌，漢语的声调现在只有四个，但是粤语却有九个声调，而且相差无几，拿捏不好就荒腔走板。
广东人对别人的称呼很亲切，常常在人名前加“阿”表示亲昵，比如阿珍、阿芳、阿陈、阿张等等，姓或名前加“阿”皆可。如果陌生人第一次见面这么称呼，那就意味着你们很快就会熟悉起来。这也是广东人释放善意的一种方式。
客居粤地久矣，虽然粤语仍不过关，但粤语情结却越来越浓烈了。伴随着方言的存废，争论数十年如一日地延续至今，方言也就一路式微着，普通话也就一路高奏凯歌地前进。刚来深圳的时候，在电视上还能看到白话、潮州话、客家话的频道，虽然基本上听不懂，但越是不懂越想看，除了想尽快融入岭南文化外，也与方言本身具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音韵美分不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粤语频道一个一个消失了。粤语非我母语，但我却站在保卫粤语的队列中。
交际不是语言的唯一功能，语言还有很多其它同样重要的功能。方言里有太多的历史信息，方言对自身历史文化进行记录和传播有重要作用。两种方言相似的读音，可能就暗含着某些语言密码。假如方言被完全消弭，历史的源流可能就再也没有了答案。不过深圳与其它城市比较，倒有个方言上的优势，因为这是国内方言最全的城市。移民社会造就的丰富种群，连同他们的方言、饮食以及所有的生活方式汇聚一起，将深圳锻造成一个事实上的方言博物馆。方言快死了吗？未必。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廖晨）